《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二）

吴砺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二）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处理相同的主题上，‘我把这种连带称为“基本群体认同”，并列出其本质性的特征，作为本书的主题。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的重点并不是放在群体认同如何影响新的政治局面上，而是放在新的政治局面：……一变迁中的权力关系一如何影响各个认同有别的群体。通过长长一系列的具体个案研究——全都在其他地方做过详细的报告’——这方面的体验又直接引导我产生一种需要，对“基本群体认同”做更贴近的考察。

在目前众说纷纭的用法中，最常碰到的就是“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或“族群”（ethnic group）。而在一堆模糊含混的词汇里面，“族群”一词的含混偏偏更甚。但在这里，我所处理的认同，是埃里克松取自弗洛伊德只用过一次的那个字眼，亦即核心族群意识里面的认同，也就是席尔斯与格尔茨所指的原乡感情或依附感所形成的族群认同。

在后面的篇章里，我将尽量爬梳并描绘这种原乡的情感与依附，并说明如何把它们在形成个人的基本群体认同上串联起来。我也将尽量说明这些连带与联系为什么会如此深人人心，它们履行了哪些功能，满足了哪些需求，它们在人类的经验中为什么始终如此强烈。然后，我将举例说明，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族群，经历了当代政治中触目皆是的权力起伏，在这种经验中，基本群体认同的这些特色又是以何种面貌呈现。总之，我将尽量为“雪人”描绘一幅完整的面貌，使他不再神秘，而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不再是陌生人，甚至就像住在我们家里。狰狞，或许吧，但却有一张脸孔，是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一直钟爱的。

到头来，如果族群认同的本质竟然是我们一向都知道的东西，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下过了工夫，总算发现复杂的东西竟是如此简单；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过去不够关注，对于它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形式与角色未能充分认识；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向以为族群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今天总算可以跳出这个窠臼了。现在，就当我们从未正眼看过它一眼，好好地正视它，一切从头开始。P077

个人之归属于他的基本群体，说到透彻处，就是他在那儿不是孤立的(alone)，而除了极少数的人，孤立正是所有人都最感到害怕的。在基本群体中，一个人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只要他选择留下来并归属于它，就没有人能够否定或拒绝。那是任何人无法予以抹杀的一种身份，即便他自己想要掩饰、放弃或改变，也属徒然。套用弗罗斯特(RobertFrost)的诗句，那儿就是家，是那个你已经置身其中、别人也已经接纳了你的地方——是姆庇之家，是子宫，是童年的感情支柱，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物质世界本身。‘而在这个大迁徙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东飘西荡，身体与文化都离乡背井，归属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所奉持的神殿，是“传统”，是“道统”，是某种形式的信条或信念，对于无法回答的问题，自成一套解答。

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有些人不假外求，单凭自己的人格特质，就能取得足够的自尊。大部分的人却非如此；在人格上，他们有所不足的地方，就有赖所属的群体提供支撑。大部分的需求，他们都可以从各种资源中取得。源自群体认同的自尊，有如健康与金钱，本身并不是问题；族群认同及其所产生的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是一种天性，是一个生而具有的前提，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矛盾的来源。在一个紧密结合的同构型社会或群体中，或是在一个层级分明、各安其位的社会里，情况就是如此。所有的人，从最上层的统治团体到最下层的低阶群体——例如印度教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大家都接受既定的安排，接受信仰体系为他们所设定的人生条件；如此一来，主从与优劣关系就此确立。群体提供给个人的归属感与自尊心，其必要的条件未必需要来自上层；只要接受既定安排的人承认并相信这种现实，不提出质疑，下层照样能够提供。就心理学的层面来说，在各种社会里面，不论其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渊源，都有所谓“快乐的”奴隶；这种冻结的社会位阶( frozenpecking orders)，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始终都是存在的。至于在当今的时代与世界，这种冻结的位阶已经在过去几个世代中分崩瓦解。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更高或至少是平等的自尊，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触、受、爱、取、有，颠覆了所有这类形式的位阶，并成为政治火山的主要动能之一。这种动能所强调的族群尊严，点燃了民族主义的运动之火，冲决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为民族与种族的沙文主义加添了燃料，在俄罗斯与中国革命的前后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力量，打破了美国社会白人的优越性。

对侵略者的认同，其间不乏自我否定( self-rejection)与自我厌憎(self-hate)，是强势族群把负面群体认同强加到弱势族群身上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一旦弱势族群不再屈服，对加害者与受害者来说，族群认同都将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迟早会爆发成为社会与政治的冲突和危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基本群体认同与政治相遇。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与历史，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正是从这个起点上出发的。P089

许多口耳相传的道理与宗教理论都主张，人的灵魂或精神只是暂厝在身体里面，当肉身耗尽，仍然继续存在——其实是最后获得解脫——并悠游于另外的世界，一个为了满足永生需求而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古印度宗教，一概把身体视为一个受苦的过渡；一部古老的佛经这样说，身体是骨骼架构起来的堡垒，“覆以血肉，里面住的，无非老、死、痴、慢”。佛教传到中国，禅宗说得更辛辣也更具体，说身体只是“一副臭皮囊”。身体的形象如此，于是又有了苦行以忘身的理念，凡此种种，在印度人的宗教虔诚中都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到了中国，却行之不远。在中国，正如在许多其他地方，入世的观念还是更胜一筹。日本的中村元(Hajime Nakamura)‘引述中国古典中的一段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柏拉图来说，爱达到一定的高度时，身体就可有可无了，这时候，人的精神已经提升到超越身体，超越世界，进入完美的境界。亚里士多德则带着几分中国的味道，认为心灵与身体共存于一个可知的世界，在那儿，完美——完人一是不可求的。再往后，甚至始终他思故他在的笛卡尔也一度承认：“我不仅只是安厝于我的身体，（一如）水手之于舟船，而且同它紧密相连，融之合之，仿佛生而一体。”’p094

“他们”——那些威胁族群整合的非我族类——的概念，在许多文化中，多少都有抹之不去的不洁意味。不洁的人，在圣经时代，是要在营地外面用石头砸死的。在其他地方，例如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与某些别的文化，不洁的人是受到诅咒的贱民，永世不得翻身。在某些比较不那么严厉的地方。，例如美国社会与其他文化，这种族群之间的偏见照样触目皆是：他们是“肮脏的”——肮脏的黑鬼(niggers)、肮脏的犹太人、肮脏的外国佬(wops)，、下流的杂种，不一而足一要不然就是，他们都有股难闻的异味。几乎跟这种偏见一样平常的，是一种充满嫉妒与惧恨的想法，他们都有特大的生殖器以及超强的性能力；西方文化对黑人与犹太人常有这种想法，中国人与日本人对欧洲人与黑人也是如此。‘

说真的，身体特征的明显差异实在好用，以致某些族群，没有什么特征足以让他们与其他族群区隔开来，便故意制造了一些。如此一来，就有了割包皮，文身、刺青、编牙、穿鼻，或改变鼻子、耳朵、舌头、嘴唇的形状，这些无一不是要制造标记，借以识别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有时候还真能产生高度复杂的效果。‘p097

谈到身体特征，中国人十分在意，对自己、对别人皆如此。事实上，中国人是个非常表象的民族；肉身来自土地，而土地又与中国文化大有关系，这种认知形之于外，则是一种中国式的沙文主义，总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在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关系上。

在中国人标准的自我形象中，深信汉民族的优越，并视非我族类为“蛮夷”。这种心态可以直溯远古。约2500 年前，孟子就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此以后，对于非我族类，中国人在用词遗字上大抵都是极尽贬抑之能事，在身体特征或属性上，将之归为禽兽或非人一类。P112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创世记》第ll章第4-9节

语言的口音存在孩子最初听闻的声音中。精神分析学家席尔德所谓“语言的旋律”，早在小孩能够分辨字词之前，就已经开始听闻，并自其中开始体验和学习最初的感受、情绪与意义，而且早在他能够讲出字词之前，就已经懂得某些语句；再过不久，随着开始讲话，他有了自己的字词。于是，他得到了一种语言，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一种最独特的能力。他所学到的语言又成为一种工具——有人说是最具决定性的工具——靠着它，他发现自己、家庭、文化与世界观。P166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有名的萨丕尔一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基本上仍是承继赫尔德学派的遗绪。这两位美国学者力主，语言不仅是沟通经验的工具，实际上也在定义经验。兹引述萨丕尔( Edward Sapir) 1929 年所说的一段话：

人类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仅是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活在一个社会活动的世界，更是身不由己地活在个别的语言中，活在那个表达社会的媒介中……事实的情况是，“现实世界”有极大部分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上。  同一个社会现实，用两种语言来表述，结果绝不可能完全相同。不同的社会所营造出来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即使是同一个世界，  由于所贴的标签不同，也会成为两个世界。‘

再引1958 年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所说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以声音复制观念的工具，  更可以说是观念的塑造者，对个人的心理活动、知觉分析、心理交换的综合机制，语言也是一种程序与指南……沿着母语所画出来的线条，我们把自然切割开来……世界有如万花筒般呈现千变万化的图形，必须经由我们的心识予以组织——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心识中的语言系统。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把自然切割开来，再把它组织成概念并赋予意义，  因为我们的言说共同体(speechcommunity)根据我们的语言模式形成了一项共同的协议，而我们全都是这项协议的当事人。p171

由于欧洲强权的扩张、殖民的经验，以及三四百年来的大迁移，语言层层堆积的效应发生在无数人的生活中，所造成的人种与语言混合，可能是巴别“大分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一经验所带来的结果涵盖人类整个近代史，充斥于当代人类的舞台，在美洲、亚洲与非洲，欧洲人所烙下的印记，既深且广，远远超过许久以前希腊人与罗马人在那个小得多的世界里所留下来的刻痕。从此，人类搞出来一块巨幅的百衲被，既联合又斗争的文化，既共享又冲突的观念、信仰与价值，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所拉出来的巨大落差，所有这些把不同的民族与地区割裂开来或结合起来。

这段历史或许不无可取之处，似乎为某些人带来一种信念：整个潮流所带动的知识扩张，将可大幅提升人类的生存处境。殊不知同样也是拜此所赐，却是文化的支离破碎，传统主义的困顿，现代主义的无根，当权者与受害者皆不成人形，牺牲与混乱，异化与脱序，全都随着所谓的现代化应运而生。如今，为逃离这种痛苦，无数的人民涌出，遍寻避难之所，或重返各自已成废墟的姆庇之家，为此，其中不乏诉诸自己过去的语言，想要找回生命中发生了变化的“变量”，或诉诸原乡的母语，认同那个不变的“常数”。P186

在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嫌隙极深，同样的，读华语学校的华人，与那些在殖民后期或后殖民初期进英语学校的人，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隔阂。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华人，都在华人自设的学校接受中文教育。好几个世代以来，这些出生在半岛马来西亚的华人后裔，在学校里，学的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读的是中国的语文、历史、地理与文学。这一代的成年人中，在南洋地区，中国的国语几乎通行无阻，虽然他们也都继续使用各自家乡的方言。老一辈的读书人始终把中国当成故乡，中国的传统也一直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从殖民时期到 1949 年，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归属感根本是天经地义。但在1949 年之后，认同哪里，却在不同世代的华人中间成为一种相当大的矛盾，冲突也在所难免。

一般来说，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大多在幼年通常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一就进入了英语的世界，读的是教会学校或政府办的学校。不少务实或看得较远的华人家庭，至少会把一个或好几个孩子送去赶这股潮流。到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时，受过英语教育的，大约占华人的1/4。这些人把英文当成主要的语文，英文也成为他们在家庭以外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到了中学阶段，他们甚至发现，自己只能用英文“思考”，那些与中国无关的事情，他们脑子里的中文已经不足以应付。

其中还有一些华人，根本不识中文；这些被称为Babal的家庭多是更早的移民，早已放弃中文，许多个世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马来语或英语。但一般而言，华人的小孩都会说家乡话———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大都用于家庭事务、柴米油盐之类，在学校里也就无用武之地了。之所以如此，跟“西方”或殖民英国的教材有关：从大英帝国的历史到莎士比亚、丁尼生的文学（“也只到此为止！”一位教育当局的主事者如是说），在课堂中，精读两三幕莎剧，或背一两首英诗。（一位华人知识分子告诉我，直到 1947 年，前往中国接受更高的教育，他才初次接触俄罗斯、法国与美国文学）但是，不论受到多少的栽培，学的都是英国的东西，从书本、报纸到 电影；正如受中文教育的，学的都是中国的东西，从书本、报纸到 电影。结果，所学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快乐的Baba说得好，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对某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最重要的，对另一个人来说，中国什么都不是。

1957 年之后，这两种华人群体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刚独立的马来西亚由 马来人统治，马来语被定为国语，华人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二等国民。从此，这也成了马来西亚内部分裂与冲突的根源。至于新加坡这个华人城市，1965 年独立之后，展开一场新的实验，建立4种语言的教育体系，学生可选修中文、马来文、英文，或为10%印度人而设的泰米尔文(Tamil)，4种课程的分量相同，目的不在于教出小格局的华人、马来人、英国人，而是要培养出大格局的新“新加坡人”。

同一时期，在马来西亚，无论在脆弱的新政局上或是在问题重重的教育体制上，语言的问题依然继续发酵，事实上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无论受中文教育的或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显然都很难接受另一种远不如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知识传统。但是，有一位华人知识分子却对新马来西亚寄予厚望，他拍着自己的额头，激动地说，：“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我们一定要当马来西亚人，但在心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做中国人！”一个完全英国化的Baba，不愿意他的小女儿像自己一样“受到排斥”，特别为她请了家教，不是教马来文，而是教中文。P197

“上帝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过去。它与生俱来，没有它也就无从出生。这个新生命的细胞与组织，包括构成那个小脑袋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其问的成分怎么会有那么多往昔的生物回忆。或许正是这些东西，作用于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打造了他的心灵、精神与个性。是否如此，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过去之为物，纵使不是来自遗传，却一定是来自谱系。在母子之间那条脐带剪断的那一刻，人与过去的联系就被另一条脐带接上。过去化成姓名、符号、标志、传说，刻在琳琅满目的牌饰上，马上挂满了新生儿的颈项，或绣在襁褓上，密密包裹着他，温暖有如刚离开的母体。在孩子能够了解这些东西之前，从过去继承过来的种种标签已经团团贴在他的身上；在他能“听”之前，有关他是从哪里来的起源故事，已经有人告诉他；他将往何处去，这个世界的“真相”，先人的“历史”，以及为这一切赋予意义的“传说”，也都已经传给了他。启蒙、开示完备，行李中一应俱全，他刚展开的新生命将如何打造、成就甚至结束，都已经在里面了。这些东西，不论以后他将如何处理，但在起步的阶段，每个新生命对这种绵延香火的需要，并不亚于他的身体对母乳的需要。所有这些东西，丰足或缺乏、强或弱、复杂或简单、甜或苦、纯粹或驳杂、较好或较差，就在呱呱落地的那一刻，他全都接收了下来。P201

吴砺

201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