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二）

吴砺

                            《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二）

“虽然没有一位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赢得像托马斯·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比利·怀尔德、玛琳，黛德丽、汉娜·阿伦特或者赫伯特·马尔库塞那样的世界声望，但是总的看来，他们在英国生活得比其在美国的同伴更幸福。他们之中回德国的人更少，他们让自己更顺利、更彻底地融入了英国生活，最终占领了传统“权力结构”的高层——英国广播公司、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诸如科芬园和大英博物馆这样的主要文化机构。这是因为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更容易被他们所理解吗？这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以某种方式进行战斗，或者说他们离战斗更近，从而有助于他们适应吗？海伦·弗里的《国王最忠诚的敌国子民》一书讲的是为英国而战的德国人，没有一本美国人的著作与之相似，尽管毫无疑问，有许多在美国的德国人为战时的努力出力颇多。被拘禁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净化作用吗？因为尽管它在持续时令人不快，但它是一个公共体验，人们可以从英国的视角理解它并非全然不合理，并且重要的是在心理上意识到，当拘禁结束时所有的苦难就终止了。许多流亡者在1940 年前就抵达了英国，他们与这个国家的主人共同经历了最黑暗的时日——“安然度过”的体验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调整和忠诚吗？

我们永远无法下一定论。不过确定的是，流亡人士比大多数英国人所承认的要更具影响力。P210

“欧洲大陆的枪声在1945 年 5月沉寂下来后，德国一片废墟，数百万人颠沛流离，无家可归。1945 年 3月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时在科隆，他写道，步行穿过被毁的城市“就切实感受到对文明存续的怀疑”。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1947 年 8月的一次访问中回到柏林，他发现这座城市几乎是“一个僵尸”；他建议美国人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建造一个新首都。其他人认为，应该让废墟作为废墟保留下来，作为“废弃第三帝国的纪念碑”。德国人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修建新住宅——据说，大约有650万个单位被损毁。正如沃尔夫冈，席费尔布施所言，不单是需要居住之所，还需要一个新视野。这个国家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再造和恢复已被毁损之物，还是重新开始？

他们两者都干了。在一些区域一一慕尼黑、弗赖堡和明斯特——他们重建了失去之物。在其他地方——杜塞尔多夫、汉堡、科隆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一他们有了新的开始。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到处使用阿尔伯特。施佩尔为“被轰炸城市重建计划工作班底”草拟的规划。除了住宅，剧院、音乐厅、大学和体758育馆等都从废墟中拔地而起，争相让人更赏心悦目，比如本斯贝格的表现主义市政厅（戈特弗里德·伯姆[Gottfried BohmJ，19 62-1967]，或者是柏林自己的爱乐厅（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J，1956-1963]。最值得注意的建筑是密斯·凡德罗(Mies vander Rohe)用玻璃和钢筋构建而成的新国家画廊，它有着简洁的线条，画作被陈列于地下。

在这种废墟和重建中，柏林的精神生活在战争结束后立刻有了一个短暂而急剧的复兴，因为流亡者回来了，曾经躲藏在地下的人们敢于露出他们的脸庞，而且盟军把文化生活作为比砖石构成的断壁残垣更容易重建之物来鼓励。布莱希特对此的简练格言是：“柏林：根 据希特勒的想法而成的一幅丘吉尔的蚀刻画。”p214

对哈贝马斯而言，批判理论的目的是促进对交往行为的理解。交往行为就是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往往无意识地、无计划地彼此连接的方式，以使文化进化（这是一个核心理念）成为可能。在《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中，他开始着手考察使马克思主义变得不合时宜的四个历史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再像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样从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在规划和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意味着现在需要对国家的运作给予谨慎的批判性关注。第二个关键的考察是，先进社会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已经以某些方式改变了压迫的模式，马 克思没有预见到这些方式，而正在经历压迫的那些人也没有充分领会到这些方式。新的约束条件是心理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而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尤其适用于这一领域。特别是，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真正的人类解放变得更加困难，科学与技术很大程度上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决定了我们思考的方式。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上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密切结合起来。对他而言，他不仅仅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视为一个受青睐的方法，而且还视为对他想要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看到之物的一个隐喻。在这个更广泛的社会里，深刻的反思揭露了许多（通常无意识地）施加在个体上的隐藏约束条件，导致了自我洞察与解放。他关于反思本身深思熟虑的反思是《认知与旨趣》(Erkenntnis and Interesse)一书的主题。他指出，我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重新发现“和谐且相互依赖地共同生活、同时尊重个人自治、但不牺牲现代技术之进步的道路”。哈贝马斯从来没有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反科学。在他看来，我们不得不找到途径来“支撑（一个）道德共同体以面对猖獗的个人主义”。②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有效地互相交往。

哈贝马斯相信，现代在关键之处不同于所有之前的时代。尤其是理性的概念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所扭曲。启蒙哲学家的动机是要发展对一个时代流行的设想做出评价和评论的批判；这些以经验为基础并且导向更好之自由的批判，相当于扩大人类自我意识的反思形式。然而，科学——在此他同意韦伯的意见——提供了工具理性，这里的理性成为了控制和操纵自然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他把传统的学术定义为人类通过增强的反思能力而实现的解放，而文化科学正是在令我们更多地意识到反思的成就这一点上起作用。P245

因此，我们今天有一个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虚假意识”( falseconsciousness)大相径庭而且更为普遍的“虚假意识”形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彻底扭曲的现实中，或者像哈贝马斯所表述的那样，生活在“被系统扭曲的交往”条件下。事实上，这如今已是一种被接受的状态，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实和价值观“不能不加批判地作为‘既定之物’而被接受”，没有任何被告知之事能够在表面上被接受：晚期资本主义依靠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获得了繁荣，结果是我们被交往行为包围在大众媒体中，这些交往行为说一件事，却意味着另一件事——不是完全不同，但是有着未宣之于口却当下存在的它们自己的动机。

哈贝马斯主张，解决之道是“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政治脱离“专家”之手，创建某种“公共领域”，一种共识能够基于共同关注而在该领域内出现。这种共同体的天然家园或许是大学（尽管哈贝马斯也考虑过意识不断提高的团体），但是迄今为止，公平地说，这样一种机制尚未出现。哈贝马斯指出，当代大学更多地恢复了18世纪教学机构的理念，而不是将自己当作批判性反思的家园。

另外，哈贝马斯指出，世界上所有的科学进步很少促进我{门对苦难、忧伤、孤独和罪行这些传统的宗教关心之物的理解。科学已经摧毁了信仰的基础，它没有提供任何替代品，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过没有慰藉的生活”。P246

在拉青格看来，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心事件是启蒙运动；他认为，它发生——也仅可能发生——在欧洲这样的基督教环境下。启蒙哲学家所如此重视的理性的发展本身就是启示的一方面，所以，只要我们继续维持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分裂，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地享有这个世界——这种分裂是我们的核心困境。拉青格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秘在此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也是古老的——三位一体，也就是美、善和真之间的连接。他说，这些连接向我们显示，现在就有永恒且无限的价值标准，而上帝让我们知晓此事为真的途径，是通过“希望”现象，希望是一种礼物。尼采曾说，希望是上帝对人类开的最后一个玩笑，但是拉青格坚持认为，希望是蚀刻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那些“上帝的记忆”的其中之一。

拉青格说，只有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天主教——才能提供信仰与理性的恰当结合，因为它独力负责识别这种被感知到的二分法，独力建立将帮助我们“邂逅耶稣”（这是拉青格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要素）的传统——不仅有智识的传统（奥古斯丁、阿奎那），而且还有礼拜仪式的传统。

对拉青格而言，基督教就是那个主叙事；在他看来，当后现代世界在宣称主叙事原则上是错误的、实践上往往是危险的时候，完全是束手无策的；而且他强调，当代世界“进化的精神特质”意味着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基督教与虚无主义之间二择其一。他对虚无主义者的回答是，他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他们“需要被给予一些东西”。②作为证据和类比，他在此举了婚姻的例子。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需要爱，但是我们无法控制性欲之爱，我们无法控制会爱》-----在拉青格看来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礼物。性欲之爱不可避免地会消逝，然而，通过教会、教会社区和教会传统的帮助，性欲之爱转变成了另外之物。“爱中未经我的允许就发生的性的维度，只有在无偿自我奉献的神圣维度中才能的现象———也就是自我奉献——帮助我们超凡人圣，赋予我们“精神上的骑士风度”。“因此，今天我们经常在年轻人的脸上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怨恨，一种屈从……这种悲哀最深的根源是缺乏任何伟大的希望，达不到任何伟大的爱：人们可以希望的一切都是已知的，所有的爱都成为了对一个世界中有限性的失望，这种失望的巨大替代品只能是对深亥0绝望的可怜伪装。”在某种意义上，正如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制止了欧洲身体上的分离。“教皇本笃十六世可能治愈了这个大陆历史的创伤。”p264

1945 年后的一段时间，无处不在的外部世界的废墟曾强烈地影响到作家的想象，但是，所谓的废墟文学毕竟没有产生很多持续的成果。除此之外，如果说1945 年后德国的文学生活中没有直接的彻底决裂，没有创新的爆发，也没有鲜明的停顿，是令人吃，晾的  3事吗？可能有人会期望这样一个分水岭，直到他想起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著作也花了很多年 才出现（参见前文第三十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延时更久。20世纪60 年代对文学的精心改造表明，甚至连所谓“四七社”-19 47 年成立，本应是年轻德国作家的代表——的成就都被太过高估了。P269

正如米切利希夫妇所说，德国——包含两个德国——力图“摆脱”旧的身份认同，取而代之的是向胜利者——前苏联或者美国二一看齐（日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都开始着手一种重建的目劳动，这在西德创造了康拉德·阿登纳的“经济奇迹”，在东造了“苏联集团最成功的经济”。

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出现了三位并不特别年轻的作家（他们都是“1945 年人”，都是“怀疑的一代”的成员），他们是战后世界中最早认真对待刚刚过去之德国历史的人。P270

首先是来自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的一系列警告和抗议。伯尔出生于科隆，在战争中四次负伤，他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纳粹时代在道德上的失败（他抗拒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且投人了很多精力来记录当时的混乱、暴行、黑市、饥饿和无家可归。P270

毫无疑问，伯尔的书看来确实对资本主义的病理进行了细致论述，为此，他的作品在东欧总是广受欢迎。他在1972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 奖。P271

三巨头中的第二位是君特·格拉斯(1927-)，他在1999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铁皮鼓》(DieBlechtrommel，1959)—一一有时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猫与鼠》(Katz und lVIaus，1961)和《非常岁月》(Hundejahre，1963)，三部作品都针对但泽市内及其周边纳粹主义的兴起。P271

1949 年，提奥多· 阿多诺引人注目地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在战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诗。负罪、悲痛和羞耻的状态是私事也是公。而用私密的术语来对此加以表述是战后德国诗歌的一个特色，就像它的另一个特 色是为以德国之名的所作所为而愤怒一样。P283

还是像帕特森和赫胥黎指出的那样，这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戏剧在德国大体上代表的是“文化”而不是“娱乐”。在德语中没有“娱乐业”( show-business)的等价概念；在德国戏剧中，虽然有几所剧 院专门从事喜剧表演-----它们被称为“林荫 道 剧 院”( Boulevardtheater)-但没有百老汇的等价物。在德国戏剧中，观众们大体上期望一些反映欧洲文化传统的严肃的高雅文化表演。这就需要远远超过在别处可以获得的经济资助帕特森和赫胥黎提供的数字表明，21世纪初，在德国，国家和地方对剧 院的补贴数额大约是美国对所有艺术提供的公共资助额的七倍，而柏林歌剧院单独获得的补贴几乎与英国艺术委员会为其资助的所有剧院的花费一样多。德国剧院倾向于有自己的场地，内部设计更加精心，作品更加雄心勃勃，这样的结果是，戏剧在德国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比在其他地方更为重要。

在20世纪80 年代的东德，戏剧与诗歌一样也成为了政治的一个辩论场所，尽管像上一节所提到的那样，这种辩论隔着一定的距离并且是隐晦地提及。事实上，在20世纪80 年代，只有教堂和剧院为政治辩论提供了空间。P293

在西德，虽然战争一结束也拍摄了“废墟电影”，但是德国人自己的作品被大量美国电 影——通常是译制片——所淹没。另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乡土影片的流行——安全的、逃避现实的浪漫故事，不会唤醒历史的幽灵。

关于美国电影对德国的影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电影令德国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而另一种则认为德国人把美国文化视为与纳粹历史决裂的一种手段欣然接受。P295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音乐在第三帝国中没有像绘画和学术等其他领域那样遭到损害。不管发生了什么，战后德国在废墟之外仍然难以置信地拥有大约150家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拥有无以伦比的音乐教育学院，一种未被冲淡的音乐学传统生产着举世无双之品质和创意的音乐学术，而且，比起任何其他国家，它有更多数量的专门刊载音乐的专业期刊。

在西德，一旦“经济奇迹”开始显现，乐曲和音乐作品就迅速重新获得了之前的地位。1948 年，理查德·施特劳斯曾言“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次年他就创作了极为流行的《最后四首歌》( Vier  letzte Lieder)。②柏林爱乐乐团很快恢复了在戈培尔时期之前的杰出声誉，1947-1954 年它由威廉·富特文勒(Wilhelm Furtwangler)负责，之后转归钢琴神童赫伯特·冯，卡拉扬领导。德国留声机公司也重新振作起来。卡拉扬的纳粹历史紧紧纠缠着他，他自1935 年起一度是纳粹党员。他在1942年与第二任妻子结婚时发现她原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于是纳粹党让她成为了德国五位“名誉雅利安人”之一：这一事实强调了卡拉扬的优厚待遇。由于他的纳粹历史，诸如伊萨克·斯特恩和伊扎克·佩尔曼等一些音乐家拒绝与他同台演奏。1946 年，他被苏联占领当局禁止指挥。

压力是否开始折磨他呢？他求助于卡尔· 荣格的精神分析。不过，1948 年，卡拉扬还是协助创办了新组建的伦敦爱乐乐团；1955 年，他接替富特文勒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音乐总监；两年后，他又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①他还密切参与了萨尔茨堡音乐节。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他作为“经济奇迹的天才”发掘了好几位艺术家（比如安妮—索菲·穆特[ Anne-SophieMutter]和小泽征尔[Seiji Ozawa]），并且成为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古典音乐唱片艺术家，卖出了大约两亿张唱片。P300

在某种程度上，最令人印象深刻、最美丽，也呈现出一个我们前所未见之德国面貌的建筑计划（或者它更是雕刻品），是冈特·尼希(Gunter Demnig)设计的“绊脚石”(Stolpersteine)。这在科隆开始嵌人人行道的石头是略微凸起的混凝土石，它们铺设在一些房屋前，这些房屋正是被杀害的犹太人在赶往集中的居所。每块石头上都钉着一块黄铜板，上面包含着人物的基本信息：“莫里茨·罗森塔尔( Moritz Rosenthal)曾在这里生活，他出生于1883 年，1941 年被驱逐出境，1942 年 2月28日遇害于罗兹。”德姆尼希铺设第一块石头时曾是非法的，但是这个想法逐渐流行起来并且在1992 年得到了官方认可。现在，在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已经有超过1000 块这样的石头。P310

典型德国人最为细腻的特征，也是尽人皆知并令其自尊心自817鸣得意的，就是他的内在性。

                                       ------托马斯·曼

1939 年 1月，英国诗人奥登抵达美国。他说他之所以移民，是因为在美国更容易“以机智而立足”。P315

他曾经将诗作《周五的孩童》(Friday’s Child)题献给了迪特里希，邦赫 费尔(DietrichBonhoeffer)，也为1939 年去世的弗洛伊德撰写过悼诗。诗中强调了弗洛伊德影响力的性质与程度：

致一位在敌人当中生活了如此长久的人：

即便他时常谬误，间或荒唐，

对我们而言，他已非凡人

而是孕育一切见解的土壤。

在他指引之下，我们构造不同的人生……p316

奥德拥抱德国的文化与观念，而无视在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一切。正因如此，他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英美文化圈的名人。然而，正如接下来要澄清的那样，奥登所追随的道路并没有错。他自己或许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人们赖以构造不同人生的土壤来自德意志，即便人们不想接受这一事实。

吴砺

201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