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三)
“除了市场经济与自然选择之外,当代的观念世界是——广而言之——由下列的人物与事件开创的:依时间顺序大致是伊曼纽尔·康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卡尔·马 克思、鲁道夫·克劳修斯、弗里德里希·尼采、马克斯·普朗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贝特·爱因斯坦、马克斯·韦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而另一位德意志人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观念自21世纪伊始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已经探明的是,基因左右着各种行为的一切方式,从暴力的某些特定形式、到抑郁、再到乱交——然而这些并没有与上述那些德国天才们所创造的图景粘连在一起。
在说德语的人当中,除阿道夫·希特勒之外,卡尔·马克思应该对刚刚结束的20世纪,以及当下世界的塑造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且远甚于其他任何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列宁、斯大林等,也不会产生任何或者只会有少数几个有悖于时代的当权者。没有马克思就不会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或者不会有马克斯·普朗克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会有冷战吗?会有德国的分裂吗?这些都可能吗?殖民地的自治化还是这样的进程吗?以色列可以建国吗?中东能成为问题之地吗?“9, 11”会发生吗?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其他观念无可比拟的。
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在其传记性著作《资本论》(Das Kapital)的结尾一句中断言,马克思“还可能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援引了一系列人物作为佐证,而一般人则会把这些人视作右翼人士、保守的大商人,他们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乃至罗莎·卢森堡的人——的对立面。问题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对垄断、全球化、不平等及政治腐败的断言,一百五十年后听起来仍然都是切中要害的,更在于人们至今受益于马克思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人都察觉不到了。从内心讲,人们接受经济是人类发展驱动力的观点,接受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想法,接受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观念,同样接受资本正在破坏它所创造之成果的结论,特别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在2008 年的信贷危机与股市崩盘之后,《资本论》的销量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德国。
惠恩援引那些人物作为论据,目的是想借此指出,自柏林墙的拆除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倒向资本主义以来,马克思的论断越来越显性化。是不是两个德国的存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激起的对抗,使得资本主义看上去比另一种选择更健康,以至于根本就不存在可选择性?然而无论怎样,德国人和德国都处于论争的核心。P31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灾难性影响力仅次于马克思,而由 其所导致的重大结果却毫不逊色。考查弗洛伊德对后世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对其本人进行单独研究,将精神分析如何影响所有人生活的种种方式清晰地加以勾勒;另一条则是将他与同时代的人(如尼采和马克斯。韦伯)联系起来一起加以研究。而接下来的考查将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赏鉴德国思想家大军所形成的全部冲击力的不二法门。
美国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 Alfred Kazin)在其 1 956 年发表的纪念弗洛伊德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强调,“弗洛伊德甚至影响到对其从未有所耳闻的人”。卡津认为,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弗洛伊德主义偶尔会成为这些人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每天每时”,人们无论是在对一个名821 字挥之不去之时,或是陷入某种消沉,抑或结束一段婚姻之刻,都会为此询问“弗洛伊德式”的原因是什么。在卡津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人的生命中,人之情欲是比社会认可的道德更为强大的推动力”,为小说和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托马斯·曼、托马斯。艾略特*。、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料、巴勃罗。毕加索、保罗·克利、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弗洛伊德主义中“最显著的成效”是,将童年“视为对人格发展施加独一无二影响力”的觉悟在不断地增长。卡津认为,强调个人的幸福——精神分析疗法的目标——是现代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它是自我实现的现代形式。
再来看弗洛伊德对后世影响的另一方面。用弗兰克。富里迪的话来讲——转引自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著作《治疗的胜利》( The Trium ph o/the Thera peutic),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治疗社会”当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富里迪认为“存在一种向内的转向……个人通过自省的行为对自我理解的诉求是现代性的遗产之一……自我通过内心的体验——情感生活——而获得了意义……”特别是在那些不再信仰宗教的人群当中,存在着对另一种自我的广泛信念,它在内心的某处,与之相伴的实际上是治疗的信念:只要人们能与这种内在的、另一种(更完美且“更高层级的”)自我“建立联系”,人们就会找到 幸福感、满足感、成就感。而“灵魂”也就降落凡间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笃信弗洛伊德。理查德·拉皮尔认为,他称之为“弗洛伊德式的伦理”应该对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不满情绪与虚假路径负责。“在弗洛伊德式的观念当中,人并没有与生俱来地去与生物性的动力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动力无法自由地获得表达,而是将人置于与其所处社会之间持久—[皮尔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必须要为“松散的家庭”、“进步派的学校”、“对犯罪的纵容”,以及“政治上的婆婆妈妈”(现在简称为身份政治)负责。其实他自己对此全不予关心。
克里斯托弗。拉斯克(Christopher Lasch)本人就是一位精神分析师,他的意见更为刻薄。他曾经开诚布公地说,人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一种他称之为自我陶醉的文化,被经济所决定的人(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人)必须让位于被精神支配的人。他还说,人们已经进人了一个“对治疗很敏感”的时期;他认为,治疗将自身定位于“承继粗略的个人主义与宗教”。这种新式的自我陶醉意味着,人们对于个性的改变比对政治上的变化更感兴趣,群体之间的遭遇以及其他形式的认知培养助长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私人生活的废止——私密通过“亲密意识形态”(ideology of intimacy)变为了公开。这就使人远离个人主义,不再有真正的创造性,加重了对时尚与流行的狂热。拉斯克还认为,持久的友谊、恋爱关系、成功的婚姻越来越难以获得;反过来,当一切重新开始时,人们又被一下子推回到了自身。拉斯克的结论是,现代人实际上是被禁锢于他的自我意识当中了。现代人渴望“已经失去了的自然进发出的情感中所饱含的纯真。他在表达情感时,无法不估算对其他人会产生的影响,他会质疑别人所表达出来的真实性,由 此,他只能从听众对他自己的表达所做出的反应当中获得有限的慰藉”。P322
如果把上述一切都推卸给弗洛伊德看上去有些过分的话——那么好吧,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必须要把弗洛伊德与同时代的德国同胞们(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克斯·韦伯)联系起来一并加以解读。P323
尼采最知名的——也有人会说是最恶名昭彰的——警句是“上帝已死”。与马克斯,韦伯相类似,尼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通过感情的暗示去思考并直面这种暗示,总结出在他看来属于现代性所引发的结果中的惊人细节:一个由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群体所组成的世界,大众交通,大众传播——以往的确定性荡然无存。在现代性世界里,宗教所给予的慰藉与安抚对很多人而言已然消失;科学获得了权威性。但在尼采看来,它既枯燥又空洞,亦如它的非人性化与蔚为壮观。正因如此,马丁·海德格尔将尼采称为现代性的“顶峰”。也就是说,尼采比任何人都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所失去的以往,又以生动的色彩描绘出了失去的一切。
正统的观点认为,尼采的影响力仅次于古希腊哲人和康德。即便如此,也未必称得上是对他公允的评判。简言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尼采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罗伯特,穆齐尔( Robert Musil)将尼采的思想视为“20世纪最重大的成就之一”。P324
卡尔‧雅斯贝尔斯视尼采为“或许是已逝的最后一位哲学伟人”。正如恩斯特。贝勒在将西方思想史分为两个时期时所注明的那样:“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逻各斯(logos)的主导地位以及对‘认知自我’的警示,巅峰人物是黑格尔;另一个时期的特征是对理性自信的理想彻底破灭,所有的界限全部消融,一切权威全都倒掉,这个时期就始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贝勒认为他们与马克思一道,“就站在现代思想的人口”。P325
这种文化就是“现代性”,而尼采在探求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告诉了人们,“绝对真实、普遍价值、纯粹自由”是可觅而为,现代世界的人在内心深处的心理或者说哲学状况,是长久以来一直笃信那些古老的、传承下来的确定性;然而,人们无能为力的是,已经在科学发现中陷得太深,也就是说破坏了古老的信仰,但用来取而代之的却是——虚无。进步、哲学的前行,都陷入了僵局:“……破坏原则给我们的时代打上了烙印。”
尼采称这种状况为道德的目的地乃至方向的缺失,即“虚无主义”。它导致了——至少——三个严重的后果:事情的结果不具有意义,人们丢掉了对任何事都会有所成就或者能够完成的信念;历史不存在连贯的模式;不存在任何人们意见统一或者一直渴望的普遍性的东西。世界主要是被人自己的内在心理需求所主宰,而不是被任何“真理”所驱动(对一件毫无意义的、可制造的物品而言,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增强人们对权力的感受)。尼采认为,人的主要心理需求正是举世闻名的“权力意志”;对于人自身而言,既然所有的根基都已经消失无踪,一切判断力的唯一依据就只剩下了审美一项。
即便是在做出审美判断时,由于人们在任何“深邃的”或者普遍的意义上都缺少共同认可的理由,再加之对于意义而言不再有任何依据,那么可以用来判断原创性、创造力,或者美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看它们是否具有“新颖性”。然而即便如此,新颖也将会或多或少地马上被抛弃,因为除了它是新的这一事实之外,别无意义。这不但适用于人的变化,还可用于通常的艺术作品、历史的发展,抑或时尚当中。人的个性发展当中不可能有方向,只存在无意义的变化,不过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而已。
无须说明,这是有史以来对人之状况的最为绝望的分析,而这正是尼采的用意所在。(尼采的著名格言就是:“我是到目前为止尚存的最糟糕的人。这并不妨碍我将来有可能成为最有益的人。”)尼采认为,他——所有人——都生存在历史的某个独一无二的时间点,无可遁逃;当哲学和心理发生突变的时候,才能诞生一位“新人”。这则冷酷的断言响彻了20世纪,只有马克斯·韦伯的825意见才使其略有缓和。
就像尼采的名言是“上帝已死”,韦伯的名言则是人们现今生活在“祛魅”(Entzauberung)世界 之中,也就是“破 除 魔力”( disenchanted)之后的状态。韦伯对现代生活做出过两个主要的断言。其一,正如劳伦斯·斯卡夫( Lawrence Scaff)对此的解释:现代生活的诸多不满是由 资本主义、科技、经济的理性主义以及玉具主义的制度化所带来的一换言之,现代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一种抽象的、知性的模式当中去控制世界,而不是以一种审美的或者感性的方式去享受世界。现代世界的状况是人必须在——用韦伯的话形容是“不合时宜的和使人困扰的”——知识与忍受一次“知性牺牲”之间做出选择,亦如我们投入到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个封闭的哲学体系当中,例如基督教、马 克思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人们相信通过计算就能够掌控一切——现在有一种“浪漫主义存在于数字当中”;还相信科学能够维护生命。而与此同时,科学不能“回答这个被维护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品质是否值得去拥有”拥有一个“统一的自我”的观念纯然凌驾于人所领会到的现代世界之上。
韦伯的另一个论断是,现代性包含着一种对“内在自我”的高度专注,它使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创造自己的理想与价值。“人无法在探究出来的结果当中读懂世界的意义,无论其结果多么完美,取而代之的是人必须准备好去创造意义……所以,最高的理想,也是对人最有力的驱动,一直以来只在与其他的理想进行抗争中才被激发出来,而这些其他理想对人而言也是同样神圣的。”韦伯认为,只有在西方,人类才发展出了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去理解自身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原则上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所有人——这在本质上是科学的目标所在。而在其他的文化当中,人们并没有这个目标,他们满足于将自己解释为自己,他们在历史中某个特定的点上,在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西方人为何对此那么专注,难道这不将我们判归了空虚且冷漠的存在?韦伯认为,对于很多人乃至多数人而言,这样的结果便是,生命的唯一意义成为了追逐享乐、消遣、自我欣赏或者金钱。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全无任何宗教的或者伦理的意义,它获得了体育竞赛的特征,由此使它取代了对救赎的追求。西方人受知识过于丰富所累,而知识并没有告诉人们如何生活、为何生活。
在韦伯看来,钉在现代文化的棺椁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是如下事实:大多数人工作得过于辛劳、工作时间过长,以至于他们无暇——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也没有意愿——去把握现代世界的状况,去为他们自己清理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体验世界,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接下来会怎样?”
显而易见,韦伯与尼采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他们的共通核心是,二人都道出了构建于现代世界之中的恐怖,又相互扩展了对方的论断。韦伯的悲观态度只是以最低限度略轻于尼采。他的论著暗示了,现代世界至少可以被终止;相反,尼采总体而言认为人类已经无能为力了。海德格尔的向世界“屈从”的概念——也就是接受世界的样子或者“关爱”世界而不是去控制它,是在接受韦伯观点的挑战,亦如马尔库塞的“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观念。
至此,应该已经明朗的是,在多大程度之上人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后尼采的、后韦伯的虚无世界里。例如,在当下高雅艺术的领域内,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新颖性,大型的拍卖会具有体育竞赛的一切特质,而艺术收藏对于很多人而言变成了救赎的一种形式。时尚界是现代世界中的另一个虚无的侧面,其一锤定音的标准更是纯粹的新颖性。在所有这些界域之中,金钱都是主角。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很肤浅。人们或许会问,既然虚无主义者无视世界的道德目标,也无视他们将残酷所施予的对象,20世纪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虚无主义者所引发的呢?汉娜·阿伦特就认为,恐怖根源于极权主义,而虚无主义则肯定是恐怖的极致。
此外,在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等所产生的虚无主义式的惊骇之上,人类生活还被另一种方式所感染——也仍在受其影响,这就是尼采和韦伯所认为的冷酷、空洞、荒凉的景象。这就又回到了弗洛伊德。几乎可以肯定,绝大多数的人从未读过尼采或者韦伯。不过,正如艾尔弗雷德·卡津所说,即便是对弗洛伊德闻所未闻的827人也在受其影响;对于从未听说过尼采或者韦伯的人也是同样的情形。
除却在2008 年夏秋之交所发生的经济大地震之外,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空前繁荣与舒适的世界里——至少很多西方人是如此。即便是情况最差的发达国家,也以福利国家的形态掩盖了物质上的绝对堕落。但我们又被暴力犯罪、滥用毒品、虐待儿童、高校血案、黑帮仇杀、海上强盗、卖淫组织、沦为性奴等所包围——而这些却已经是老生常谈。监狱和精神病院里的人数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四处泛滥着破坏行为,酗酒在疯狂滋长。不过分地说,这些都是对现代生活中虚无存在景象的回应——虽然尚属早期。做出回应的那些人尽管从未读过尼采或者韦伯,却还是认识到、或者体会到、抑或感知到,他们自身已经陷入这些由德国大师们所指明的空洞、冷酷、荒凉的地带。人们做出的无条理反应恰是现代世界状况的一部分。
这肯定有助于解释为何弗洛伊德造成了冲击力。近些年来,弗洛伊德广受攻讦。而这些批评不失公允,因为他杜撰证据,歪曲早期的“疗法”,总体而言,他是错的。不过,就本书的讨论而言,并不存在对他的曲解。弗洛伊德与尼采采及韦伯是同时代的人(这一点很少被人们注意到)。当他们在为现代生活的困境下诊断时,弗洛伊德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抑或偶然发现了对此困境的一种解脱。精神分析、治疗、“谈话疗法”,如果将它们只理解为或者主要理解为治疗神经病或者其他形式精神疾病的方法,那它们都会被人误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什么它们在治病方面被判断为无效的原因)。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出版年恰是尼采去世之年。弗洛伊德在书中正是要阐明一种方法,即人们可以用其各自的历史为生命重构意义。这种方法具有偏见性、假定性、抽象性、临床的不确定性。人们可以用它去关联现代世界中围绕在身边的碎片以及纯然的无意义。治疗是我们(即便是年轻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凸显出了,我们正居住在尼采的虚无世界里。P331
再次强调:康德、洪堡、马克思、克劳修斯、孟德尔、尼采、普朗克、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韦伯、希特勒,无论他们善恶与否,是否有任何其他民族国家能够组成这样一支足球队的11人(乃至人数更多的)阵容,与上述这些人对现代思维方式所施加的持续影响力相抗衡?我认为没有。然而,事情并非只是德国涌现的天才数量多那么简单。本书在导言中就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过,令很多人——而且依旧使人——着迷乃至无法自拔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的历史是否走过了一条“特殊道路”( Sonderweg),这条独,一无二之路径命中注定的必然结果是否是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大屠杀的恐怖和极端。就我所从全方位的视角探索过,政治史与文化史之间是否存在系统关联?然而,看看本书对于德意志文化的回眸(此处的文化是指法兰西—盎格鲁—美利坚意义上的,而不是德意志的文化[J( ultur)含义],对于让文化史赶上时代步伐的提携——书中关注了德意志文化在大屠杀之前以及之后的成就,对待希特勒也是如此。或许有读者会得出如下结论:也许可以这么看待德意志文化中的数个人物,即便他们不是必然会导致灾难发生,但他们至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生在德国的那些事情偏偏只在德国发生。
当然,任何解释都不是完满的解释。本书就此阐明论点:在现代的德意志文化中,有五个鲜明而又环环相扣的方面,它们组合在一起,可被用来解释德意志文化中同时具有的眼花缭乱之显赫成就与令人震惊之覆灭结局,p332
吴砺
201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