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派初萌：戴方刘的贡献

远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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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T" h/ h/ N( F戴名世《南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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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画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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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 m/ v- N8 g$ Y# E刘大櫆书法(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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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群贤蜡像图(资料图片)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或称之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自康熙年间初创，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向衰微，几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桐城派以其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余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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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 i( _, N( z4 ~9 `6 X　　桐城派以地域而得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桐城人，戴名世被视作桐城派奠基人，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三祖”。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尚未形成“桐城派”这一名称，虽然方苞古文于其时已经广为传诵，享有极高的声誉，再经刘大櫆的传承和姚鼐的躬行创作与书院教育，桐城古文声名传播开来。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写到“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天下文章出于桐城”，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开创了桐城派兴盛的局面，虽有开宗立派之意，但他却并未明确言“派”，而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更是声名远扬。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和《桐城文学撰述考》记载，桐城派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达1200余人、著作2000多种、数以亿字的资料，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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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s* V' H- t( j5 k% z　　桐城派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博学鸿儒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等桐城学者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派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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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文风昌盛，“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创作，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著《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史记》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为文取法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创作提供了示范。1644年明朝灭亡，清王朝入关、问鼎中原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程朱理学的策略，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同时大兴文字狱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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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桐城派的初创即在清朝前期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是戴名世、方苞和刘大櫆。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产生导夫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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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B4 r3 C' e. k- ]　　方苞，祖籍桐城，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他自幼聪慧，24岁入京师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动公卿，大学士李光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32岁时举江南乡试第一。康熙四十五年(1706)参加会试，中第四名。闻母病即刻返乡，不应殿试。44岁时因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下江宁县狱。不久，被押解至京城，下刑部狱，论罪当死。在狱两年，仍坚持著述，完成《礼记析疑》与《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帝惜其才，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白衣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文学侍从，后奉命入蒙养斋，编修《乐律》。此后近三十年，历康雍乾三朝，以在朝廷编纂图书为务。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方苞被授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成为特授馆职的翰林官，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1733)擢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1735)充《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再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1742)，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辞世。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专治古文，首倡“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其关于“义法”的完整论述见于《又书货殖传后》一文。义即内容，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即形式，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从而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后来桐城派散文理论，即以方苞所倡“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弟子中刘大櫆最有建树，为桐城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幼时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二十多岁的时候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赞其为韩愈、欧阳修之流人物，因而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之交往。雍正七年、十年曾两应乡试，皆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又因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而落选。张廷玉后来知悉刘大櫆乃同乡，深为懊悔。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至60岁后方授黟县教谕，几年后便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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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櫆师事方苞，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偏重于古文创作的艺术性探讨。他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音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将我国古典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在散文领域加以运用。

　　刘大櫆在肯定文章思想性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文章的艺术性的体现。他认为，探究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成为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为桐城派作家所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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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g! ]! o, n. u& g　　刘大櫆开门授徒，弘扬师道，其弟子姚鼐，才华横溢，多所创获，为桐城派兴盛厥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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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部分散文在思想上虽为“阐道翼教”而作，但绝大多数作品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就其文风而论，大都较为平易近人，清新可读，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派特色，在艺术风格方面又各具个性特征。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故其文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亦颇具风格。方苞深于经学，“以义法为宗”，为文静重博厚，出语朴重，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剪裁精当，笔墨简洁，绘形传神，真切生动，被后世一直选入古典文学教材。刘大櫆兼重古文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波澜壮阔，才气雄浑，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独特文风。在“义法”基础上，他拈出“神气”作为自己论文的极致，“以品藻音节为宗，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所作《答吴殿麟书》，气充势足，挥洒自如，辞采华富，表现了其文“洋洋乎才力之纵恣，无所不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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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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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

作者：宋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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