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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人] 纪念桐城籍民族英雄姚莹授任台湾兵备道1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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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5 10:47: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桐网小乌龟 于 2017-12-5 10: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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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L, x" e5 R. Q, f; [5 X( n忠勤文武堪大用 抗英保台垂青史——纪念民族英雄姚莹授任台湾兵备道180周年
文/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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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又号东溟,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他出身封建士大夫世家,自幼受学于从祖、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善文章诗词,嘉庆十三年中进士,是近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署海防同知、噶玛兰(今台湾宜兰)通判。道光十七年(1837年),升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长期在台湾供职,使姚莹对台地势了如指掌,他又是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积极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自嘉庆年间即多方了解西方情况,“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和阅历,使姚莹走在同时代官员的前列,使其自觉地挑起了抗英保台的重担。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的抗英主战派,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篇章。今年正是姚莹始授台湾兵备道180周年,故再次把他抗英保台的丰功伟绩整理出来以飨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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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爱土 广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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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更在于他经常深入台湾民间实地考察,在充分掌握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等知识基础上,采取了多项有益于广大民众的务实举措,赢得了广受赞誉的民心,奠定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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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体察爱民。凡是建造城垣、衙署等公营事项占用民众土地的,他都坚持给民众置换等量田地。其中所需费用开销,他严格按规定予以核发。对于置换得到一般田地农户,他主动上请暂免或缓报税赋。在农地考察中,他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另外,对于一些关乎民生的工程,只要一有缺坏,他就要求随时修补;对于项目浩大而又不急用的工程,他坚持要求暂缓建造,较好保证台湾有限财力的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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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宣导安民。台湾社会风俗极为迷信鬼神。凡民众得病均认为是五妖作崇,家中要供养妖像,设坛祭祀,敬拜求救。姚莹只要听到这类事,会立即派遣衙役前去劝说,砸毁焚烧妖像,宣谕不要迷信鬼神,并对民众说“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对于水患、风灾等,台湾民众也认为是鬼神降祸所致,一旦发生必惊恐之至。为改变这种认知,姚莹一方面教育民众此为正常自然现象,不是鬼神作怪;另一方面只要灾害发生,他必亲赴现场,积极带头捐款,组织抢救善后,“倾者扶之,贫者周之,请于上而缓其征,制为药而疗其病”,于是“民大悦,乃进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对于地震,有民众认为是奸民作乱造成。姚莹知道后,详细梳理台湾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嘉庆九年的9次地震,分析解说与社会动乱均无关,以充分理由让民众认清地震“足见非乱征矣。”姚莹及时澄清台湾民众这些错误认识,较好地稳定了台湾社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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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教化民。姚莹非常注重台湾民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为了勉励士民读书习礼,他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聘请同乡左石硚主持,拿出家藏书目给院方抄出公布,以做诸生学习内容,使海外学子咸知向学。以后,姚莹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考核名实,是以士气丕振。”当看到台南府学、台湾县书院、宜兰仰山书院等荒陋后,他一面延请台优秀人士主持,一面自己带头和劝富民捐款修理,以供祭奠和学习之用,营造浓厚台湾尊师重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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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尊礼和民。姚莹一向注意各族人民相互团结,坚持“锄除强暴,教以礼让,民番大和”。他秋季在郊外设厉坛祭祀开台以来死者,以平等身份邀请汉族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在左列漳籍之位,右列泉粤二籍之位,地列社番之位,以从其俗。“是日文武咸集,率各民番,盛陈酒醴牲祀之。至者二千余人,社番亦具衣冠,随意跪拜,如汉人礼。祀毕,又使民番互拜,莹乃剀切诵以和睦亲上之义,陈说五伦之道。使善番语者,逐句传译之。环听如堵,多泣下者。”。另外,台汉族民众之间常因不团结械斗,汉族高山族也因垦地时有争端,严重时甚至致人死亡。姚莹知道后,专门建坛祭祀这些无辜死者,希望“汉睦番和,可以无怨。如果仇忿两释,自然厉气潜消。汉乘风而内渡,速返乡园;番超脱于沉幽,各登善地,从此人鬼相安,民番永乐。”由于姚莹极其重视各族人民团结,对安定台湾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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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饬军务 巩固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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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接近大陆水平。但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地高度集中,失业人数剧增,海盗奸商横行,社会危机四伏,尤其是军备严重废驰。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上升期,它们为开辟国外市场,疯狂向外侵略扩张,既垂涎地大物博的我国大陆,更跃跃欲试“地沃而民富”的我国宝岛台湾。姚莹赴任后,敏锐洞察到战事不可避免,积极谋划筹备战守事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台湾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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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严军风肃恶习。当时台湾守兵有水陆一镇十三营,共有14000千余人,都由福建调来更戍,三年一次。他们借住民家,包娼聚赌,挟械殴斗,横行不法。姚莹对这些军内恶习深恶痛绝,力主整顿军队,严正纲纪,禁赌禁斗,戒奢戒淫。如有一次他看见士兵白天在街上赌博,当即严惩数十人,自此兵皆畏惧避赌。另外,他治军“务在简、严”,要求士兵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较好提高台湾守军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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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解矛盾促团结。台湾历来镇道不和,官员间协作共事一直是个难题。加上台湾总兵达洪阿是满洲镶黄旗人,性格固执,傲慢自大,难以相处。姚莹初至台,彼此“亦有龃龉”,提督王得䘵与达洪阿关系也很紧张。为顾全大局,姚莹多方忍让,委曲善全,以诚相待,终于感动达洪阿,一日其谒谢姚莹时说:“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同时,他还努力化解达、王之间嫌怨,终于使两人“弃嫌敦好”,使他们“各矢公诚,顿忘前怨,得禄自募精兵三百,出驻澎湖。”两军对阵,最难得的是人和,姚莹排纷解难,终于促成台湾官员集团精诚团结一致抗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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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增武器建设施。为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姚莹预先采取了多种措施。增筑炮台。全台17处口岸,先后共修筑添设炮台50座、炮墩127座、炮位175个。添加兵器。重点防守的安平、基隆、沪尾等3个海口,安置了6000斤和8000斤的大炮,备制了铁筒、钉板、钩连枪棍6400件,铁蒺藜13000余筒、竹签132000余支。加固城池。安平是沙地土城,作为台郡治台南外围屏障,战时难经炮轰。姚莹命人用竹蔑编为夹墙,中填沙土,城外挖长壕深沟,下埋钉捅;港内横列大木数排,木上放有千斤重炮4门,港门外置有沉船、石块,附近各支港内钉有梅花桩,郡城西面围有木栅,安有炮台3座,添壮勇分守。建造战舰。姚莹深知所属战舰“不及夷船之高大,欲求必胜,自当更造巨舰。”他坚持呼吁当局重视此事,指出“此时夷务关重,制造大号战船,实为著”,并连船体式样、船厂地址、造船经费一一为之规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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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筹经费克困局。台湾海岸线长,防守任务重,所需守军、战船、器械、装备很多,军费开支庞大,一府之力实难承担。为解决急需经费,姚莹积极设法劝谕绅商捐资助饷。在他奔走下,台湾“急公好义”的绅商纷纷响应、踊跃捐献,如淡水贡生林占梅一人就捐银一万元。为进一步鼓励绅商捐助,姚莹请求朝廷对林占梅“破格奖励,以为后来者劝。”朝廷即从姚莹所请,“着加恩赏给道衔,以示优异。”另一面,姚莹更主要还是请求中央拨款及各省协饷。根据台湾筹防所需,姚莹“奏请筹拨银五十万两”,拟请“拨福建本省春拨存地丁银十万两、封贮银十万两、湖南省封贮银十万两、芜湖关税银九万两、北新关税银四万两。”并请求“由臣部行文各该督、抚、监督等,将指拨银两,迅即委员解闽,并令闽浙总督照数收贮,以备台湾陆续提用。”朝廷深感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快准姚莹所请,较好解决台财政拮据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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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力抗击 完胜英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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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鸦片战争由此正式爆发。接着,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不断骚扰,战争日益升级。台湾作为我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情况。随着战局发展,台湾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面对内忧外患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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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抚剿游民。台湾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收养游民、辅导就业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或趁英人入侵抢劫作乱,或与敌勾结充当敌人内应,或为虎作伥当敌向导,实一大隐患。姚莹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查获的汉奸,一律捕斩之;对啸聚作乱的,也渐次予以平定。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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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团练乡勇。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未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正规军,这无疑为抗英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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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激励士气。为了激励军民士气,姚莹一方面广泛进行宣传,揭露英国侵略者奸淫烧杀的暴行,一方面严明赏罚,“颁发示,擒斩逆夷、击沉贼船者,赏格自数千至巨万不等。”“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从而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如大安港大捷中,即先有义勇蔡丽水和渔民周梓诱引敌舰搁浅,然后我守军才得以围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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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灵活用兵。姚莹认为:“用兵之道 ,气不可馁 ,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 ,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 ,贵协力同心。”按照此用兵思想,他结合抗英保台斗争实际,采取“设伏歼敌”、“坚壁清野”、“诱其搁浅”等用兵之策,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辉煌战绩和重大胜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采取“坚壁清野”、“凭险埋伏”之策狠狠还击,英国军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国“阿纳”号等5艘军舰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搜获夷书图册多件。另还有三次小胜:第一次是1840年7月,英国1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极大提振了台湾军民士气;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3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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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入狱 举国呶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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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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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同意下被“就地正法”。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入侵者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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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冤入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让英国人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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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遭遇,姚莹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考察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姚莹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1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心系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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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两岸视点”微信公众号,作者为桐城孔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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