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桐城籍民族英雄姚莹授任台湾兵备道180周年

桐网小乌龟 · 发表于 2017-12-5 10: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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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勤文武堪大用抗英保台垂青史——纪念民族英雄姚莹授任台湾兵备道180周年

文/徐峰

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又号东溟，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他出身封建士大夫世家，自幼受学于从祖、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善文章诗词，嘉庆十三年中进士，是近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署海防同知、噶玛兰（今台湾宜兰）通判。道光十七年（1837年），升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长期在台湾供职，使姚莹对台地势了如指掌，他又是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积极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自嘉庆年间即多方了解西方情况，“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和阅历，使姚莹走在同时代官员的前列，使其自觉地挑起了抗英保台的重担。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的抗英主战派，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篇章。今年正是姚莹始授台湾兵备道180周年，故再次把他抗英保台的丰功伟绩整理出来以飨世人。

勤政爱土广聚民心

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更在于他经常深入台湾民间实地考察，在充分掌握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等知识基础上，采取了多项有益于广大民众的务实举措,赢得了广受赞誉的民心，奠定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一是体察爱民。凡是建造城垣、衙署等公营事项占用民众土地的，他都坚持给民众置换等量田地。其中所需费用开销，他严格按规定予以核发。对于置换得到一般田地农户，他主动上请暂免或缓报税赋。在农地考察中，他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另外，对于一些关乎民生的工程，只要一有缺坏，他就要求随时修补；对于项目浩大而又不急用的工程，他坚持要求暂缓建造，较好保证台湾有限财力的集中使用。

二是宣导安民。台湾社会风俗极为迷信鬼神。凡民众得病均认为是五妖作崇，家中要供养妖像，设坛祭祀，敬拜求救。姚莹只要听到这类事，会立即派遣衙役前去劝说，砸毁焚烧妖像，宣谕不要迷信鬼神，并对民众说“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对于水患、风灾等，台湾民众也认为是鬼神降祸所致，一旦发生必惊恐之至。为改变这种认知，姚莹一方面教育民众此为正常自然现象，不是鬼神作怪；另一方面只要灾害发生，他必亲赴现场，积极带头捐款，组织抢救善后，“倾者扶之，贫者周之，请于上而缓其征，制为药而疗其病”，于是“民大悦，乃进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对于地震，有民众认为是奸民作乱造成。姚莹知道后，详细梳理台湾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嘉庆九年的9次地震，分析解说与社会动乱均无关，以充分理由让民众认清地震“足见非乱征矣。”姚莹及时澄清台湾民众这些错误认识，较好地稳定了台湾社会民心。

三是重教化民。姚莹非常注重台湾民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为了勉励士民读书习礼，他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聘请同乡左石硚主持，拿出家藏书目给院方抄出公布，以做诸生学习内容，使海外学子咸知向学。以后，姚莹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考核名实，是以士气丕振。”当看到台南府学、台湾县书院、宜兰仰山书院等荒陋后，他一面延请台优秀人士主持，一面自己带头和劝富民捐款修理，以供祭奠和学习之用，营造浓厚台湾尊师重教氛围。

四是尊礼和民。姚莹一向注意各族人民相互团结，坚持“锄除强暴，教以礼让，民番大和”。他秋季在郊外设厉坛祭祀开台以来死者，以平等身份邀请汉族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在左列漳籍之位，右列泉粤二籍之位，地列社番之位，以从其俗。“是日文武咸集，率各民番，盛陈酒醴牲祀之。至者二千余人，社番亦具衣冠，随意跪拜，如汉人礼。祀毕，又使民番互拜，莹乃剀切诵以和睦亲上之义，陈说五伦之道。使善番语者，逐句传译之。环听如堵，多泣下者。”。另外，台汉族民众之间常因不团结械斗，汉族高山族也因垦地时有争端，严重时甚至致人死亡。姚莹知道后，专门建坛祭祀这些无辜死者，希望“汉睦番和，可以无怨。如果仇忿两释，自然厉气潜消。汉乘风而内渡，速返乡园；番超脱于沉幽，各登善地，从此人鬼相安，民番永乐。”由于姚莹极其重视各族人民团结，对安定台湾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

整饬军务巩固海防

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接近大陆水平。但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地高度集中，失业人数剧增，海盗奸商横行，社会危机四伏，尤其是军备严重废驰。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上升期，它们为开辟国外市场，疯狂向外侵略扩张，既垂涎地大物博的我国大陆，更跃跃欲试“地沃而民富”的我国宝岛台湾。姚莹赴任后，敏锐洞察到战事不可避免，积极谋划筹备战守事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台湾防务。

一是严军风肃恶习。当时台湾守兵有水陆一镇十三营，共有14000千余人，都由福建调来更戍，三年一次。他们借住民家，包娼聚赌，挟械殴斗，横行不法。姚莹对这些军内恶习深恶痛绝，力主整顿军队，严正纲纪，禁赌禁斗，戒奢戒淫。如有一次他看见士兵白天在街上赌博，当即严惩数十人，自此兵皆畏惧避赌。另外，他治军“务在简、严”，要求士兵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较好提高台湾守军战斗力。

二是解矛盾促团结。台湾历来镇道不和，官员间协作共事一直是个难题。加上台湾总兵达洪阿是满洲镶黄旗人，性格固执，傲慢自大，难以相处。姚莹初至台，彼此“亦有龃龉”，提督王得䘵与达洪阿关系也很紧张。为顾全大局，姚莹多方忍让，委曲善全，以诚相待，终于感动达洪阿，一日其谒谢姚莹时说：“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同时，他还努力化解达、王之间嫌怨，终于使两人“弃嫌敦好”，使他们“各矢公诚，顿忘前怨，得禄自募精兵三百，出驻澎湖。”两军对阵，最难得的是人和，姚莹排纷解难，终于促成台湾官员集团精诚团结一致抗敌局面。

三是增武器建设施。为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姚莹预先采取了多种措施。增筑炮台。全台17处口岸，先后共修筑添设炮台50座、炮墩127座、炮位175个。添加兵器。重点防守的安平、基隆、沪尾等3个海口,安置了6000斤和8000斤的大炮,备制了铁筒、钉板、钩连枪棍6400件,铁蒺藜13000余筒、竹签132000余支。加固城池。安平是沙地土城，作为台郡治台南外围屏障，战时难经炮轰。姚莹命人用竹蔑编为夹墙,中填沙土,城外挖长壕深沟,下埋钉捅；港内横列大木数排,木上放有千斤重炮4门,港门外置有沉船、石块，附近各支港内钉有梅花桩，郡城西面围有木栅,安有炮台3座,添壮勇分守。建造战舰。姚莹深知所属战舰“不及夷船之高大,欲求必胜,自当更造巨舰。”他坚持呼吁当局重视此事,指出“此时夷务关重,制造大号战船,实为著”，并连船体式样、船厂地址、造船经费一一为之规划好。

四是筹经费克困局。台湾海岸线长，防守任务重，所需守军、战船、器械、装备很多，军费开支庞大，一府之力实难承担。为解决急需经费，姚莹积极设法劝谕绅商捐资助饷。在他奔走下，台湾“急公好义”的绅商纷纷响应、踊跃捐献，如淡水贡生林占梅一人就捐银一万元。为进一步鼓励绅商捐助，姚莹请求朝廷对林占梅“破格奖励，以为后来者劝。”朝廷即从姚莹所请，“着加恩赏给道衔，以示优异。”另一面，姚莹更主要还是请求中央拨款及各省协饷。根据台湾筹防所需，姚莹“奏请筹拨银五十万两”，拟请“拨福建本省春拨存地丁银十万两、封贮银十万两、湖南省封贮银十万两、芜湖关税银九万两、北新关税银四万两。”并请求“由臣部行文各该督、抚、监督等，将指拨银两，迅即委员解闽，并令闽浙总督照数收贮，以备台湾陆续提用。”朝廷深感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快准姚莹所请，较好解决台财政拮据困局。

戮力抗击完胜英寇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鸦片战争由此正式爆发。接着,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不断骚扰,战争日益升级。台湾作为我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情况。随着战局发展，台湾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面对内忧外患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抚剿游民。台湾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收养游民、辅导就业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或趁英人入侵抢劫作乱，或与敌勾结充当敌人内应，或为虎作伥当敌向导，实一大隐患。姚莹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查获的汉奸，一律捕斩之；对啸聚作乱的，也渐次予以平定。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二是团练乡勇。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未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正规军，这无疑为抗英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三是激励士气。为了激励军民士气，姚莹一方面广泛进行宣传，揭露英国侵略者奸淫烧杀的暴行，一方面严明赏罚，“颁发示，擒斩逆夷、击沉贼船者，赏格自数千至巨万不等。”“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从而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如大安港大捷中，即先有义勇蔡丽水和渔民周梓诱引敌舰搁浅，然后我守军才得以围歼的。

四是灵活用兵。姚莹认为:“用兵之道 ,气不可馁 ,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 ,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 ,贵协力同心。”按照此用兵思想,他结合抗英保台斗争实际,采取“设伏歼敌”、“坚壁清野”、“诱其搁浅”等用兵之策，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辉煌战绩和重大胜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采取“坚壁清野”、“凭险埋伏”之策狠狠还击，英国军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国“阿纳”号等5艘军舰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搜获夷书图册多件。另还有三次小胜：第一次是1840年7月，英国1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极大提振了台湾军民士气；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3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蒙冤入狱举国呶呼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同意下被“就地正法”。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入侵者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

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冤入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让英国人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折磨。

对于这些遭遇，姚莹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考察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姚莹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1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心系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本文摘自“两岸视点”微信公众号，作者为桐城孔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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