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11月份,父亲走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是那个叫做天堂的地方,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父亲的老家,位于今天的桐城市孔城镇长岗村,一个叫做“石壁”的自然村庄——因为村后有着连片的山崖石壁,故而得其名。
爷爷1937年参加新四军游击队,1942年春在吕亭叶家湾英勇牺牲。这一段悲壮的历史,《桐城县志》有着详情介绍,爷爷王仕宏的名字就赫然列在其中。 爷爷牺牲时,父亲王永胜仅有八个月大,姑母王永华也才两岁多一点。那时的农村非常贫穷,而奶奶又是我国最后一批的成年裹足女,她头顶共匪家属的帽子,无人敢于亲近和同情;面对需要耕作的田地,还有两张嗷嗷待食的幼儿……奶奶的苦,堪比黄连,然而缺少父爱、无人悉心照看的一双儿女,则更是可怜和苦难。 父亲幼年时期,在经过屋后的山崖石壁时,不慎从崖上摔滚下来。后来听负责照看的小姨奶奶说:“当时你父亲浑身是血,尤其头顶部位有一大片头皮被掀翻;我既害怕又慌张,仓忙之中便将头皮连同砂石、杂草一起附在头上进行了包扎……”
谁知这个错误的举动,差点断送了父亲的性命,并且在日后的好多年里,他头顶受伤的部位仍然流脓流血;后经多方治疗,直至成年以后,他头部的伤疤方才痊愈。伤疤虽好,然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伤疤部位毛发甚少,于是很多人公开叫他癞痢头。好在他生性豁达,从不因为护短而与人发生争吵,淡然处之。平时有人喊他癞痢头,他认为没有恶意所以毫不在意;但若是与他发生争执时再喊癞痢头,他则认为是侮辱,所以绝不轻易放过。
渐渐长大的父亲,后来进入了离家四五里的王祠学堂。解放后,国家在省内巢湖地区(巢县)创办了一所烈属军属子弟小学,该校免收学费和伙食费,父亲因为符合入学条件,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父亲在巢县的子弟小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本地最好的学校——桐城中学。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学习相当刻苦并考入了省轻工业学校;只是临近毕业时,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参军入伍,成为南京军区工兵部队的一名战士。
在部队时期,父亲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光荣加入了党组织,而且还荣获多张喜报——《五好战士》。父亲对这些荣誉非常珍惜,因为在我的幼年时期,曾在自家的墙壁上都有见过;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珍贵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
六十年代后期,父亲从部队转业至安庆市第五纺织厂,时任厂保卫科干事。在单位工作期间,父亲的表现尤为出色,其中有两件事情可以作为佐证:
首先,在姐姐和我出生后,单位曾奖励父亲一份指标:可以将全家人的户口,迁往安庆市区。然而,奶奶因为乡土情结深厚,竟是坚决不允,并数说家乡的好,所以此事只好作罢。
至于这份户口的指标,父亲转让给了邻村的一位战友。再后来的1984年,我曾随父亲前往安庆,他的这位战友此时已经是市里某个大厂的厂长了。两位老战友见面,倒还是热情不变;唯有对方的爱人和女儿,却是一副城里人的装扮,对我们父子二人有些不理不睬;说句心里话,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父亲非常豁达,说只要老战友之间感情好,就比什么都强!
因为奶奶的特殊经历,父亲对她很是孝顺,于是七十年代初期,父亲不顾单位领导的诚恳挽留,毅然调回了桐城县粮食系统,直至工作退休。
其次,父亲在安庆五纺厂期间,单位的党委书记冯伯伯和爱人,都是南下的军转老干部。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他们夫妇二人均受到了冲击和调查,后来父亲多次进行外调,终于为他们洗清了冤屈。
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冯伯伯与父亲成了最好的兄弟和朋友,并且一直保持着来往。
对于父亲与冯伯伯的交往,我有着一些清晰的记忆:一,父亲每年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前往安庆拜访对方。二,对方若是途径桐城,也必定绕道父亲的单位进行看望。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每当冯伯伯夫妇乘坐的黑色轿车前来,我都是一脸的开心,毕竟当年的轿车还是稀罕之物。三,在此期间,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父亲前往冯伯伯的家中,偶尔也会带上我。下面就说个搞笑的故事:
1982年的前后,父亲带我前去拜见冯伯伯一家。记得当天的中餐是安排在厂部食堂,对方的热情和饭菜丰盛自是不必细说;只是其间我上了一趟卫生间,顿时充满了惊奇和感叹:但见卫生间内,全是铺有洁白的瓷砖,以及自动的冲水设备…要知在当时的老家,多是茅草土坯房;两下一对比,我不由心生羡慕,眼珠子都差点掉落下来!
03.父亲印象
父亲身材颀长而挺拔,面部棱角分明且阳刚帅气,但他脾气耿直,却是严父的代表!下面且说说,父亲给我最初的温馨印象:
一,七十年代中期,我家现在的老屋场地,便是当年多数族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其时的房屋分为三进,每家约有两间左右的茅草房,总共住有十多户的人家;而我家住在最后一排,是靠近山崖石壁的地方,穿过狭长的弄堂,便可直抵家族的正门。
正门很有气势,门头青砖黑瓦;大门宽有三米,有两扇厚厚的木门;尤其值得称道的,却是那无比光滑的青石门槛,泛着油亮的光泽;更有那门前的三级青石台阶,一直在诉说着这个家族的历史和过往!
家族的正门,承载着族人们太多的悲欢与离合!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待的地方。大家静静坐于石阶之上,环顾村里的每一个动静和热闹;更有大年晚上的鞭炮声声,在这里响彻云霄!
在我五六岁时的一个除夕之夜,天下着毛毛的冷雨,父亲将我背着,轻放于正门的一侧;然后,给我一挂“伸手响”(很短的鞭炮,约有50至100个的小鞭炮)、一根香烟和一包火柴;记得当时我嫌香烟少了,此时的父亲倒是大方,又给我补加了一根…
二,奶奶对我的爱,那是疼在心里、挂在脸上,所以人人皆知、毋庸置疑。而父亲对于我,也应该是内心喜欢,但在表面上看,我却是受到惩罚最多的一个人!
七十年代初期至1987年初,父亲一直工作于大关区粮站,像卅铺、新店、吕亭和大关这四个分站,我均有着清晰的记忆!记得当年的我,或迎着晨晖,或沐浴斜阳,坐于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在单位和家的途中快乐穿梭、洋溢着浓浓的幸福!
04.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我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但父亲对我们姊妹四人的教育方式,可谓有些特别:
第一,从不轻易打骂。在我的记忆里,每每看到许多的同龄人因为犯错,而被自己的父母追着打骂;像这种现象在我们姊妹四人的身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二,很少给予表扬。我在小学时期,期中或期末考试中常常会有不错的成绩;或许因为骄傲希望得到父亲的表扬,也可能存在着一种讨好的目的;然而父亲总是面无表情,而且常常会问:“总分明明是一百,可你这次才考了九十八,请问另外的两分哪里去了?”……
第三,允许孩子犯错,但必须能够自己认识错误并予以改正;尤其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方面的错误,绝对不允许发生;而且一经发现,决不轻饶!譬如撒谎、偷盗等等。
第四,惩罚的措施有些特别。或许是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又在部队服役多年,所以他早期对于子女犯错之后的处罚,一般分为罚站和罚跪两种。
若是一般的小错误,会让犯错人自己靠墙壁站好,其站立的姿势,有些类似于部队的军姿;若是严重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去指定的地点进行罚跪;而且无论哪种惩罚,都有着时间的规定!
罚站的处罚,好像我们姊妹四人都曾有过经历,只是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相对调皮些,所以接受处罚的机会也就多些。至于罚跪的处罚,好像仅是我一个人的专利,而姐姐和妹妹们似乎都没有经历过。
另外,还有两个细节不能不说:一是当事人经过处理之后,此事便已翻篇,而且从此不再提起。二是犯错人在接受惩罚期间,任何人的说情都是无效的!每当有人说情,父亲总是笑着与对方打着哈哈;当然被惩罚的人,也是深知父亲的脾气秉性,只要他不发话,总是乖乖受罚、直至时间结束!
……
综上所述,大家对于我父亲教育子女的方式,应该有了一些了解。但随着我们进入初中以后,他的教育方式却有了一些改变;或许是他认为孩子们长大了,于是取消了罚站和罚跪这两种处罚的措施;而是根据犯错人事后的态度来决定,或进行交谈指正,或予以关注!譬如我在初中时期,曾与同学打赌,结果剃了个光头;深知当年剃光头,可是一个不好的忌讳;结果父亲见了,仅是鼻孔轻轻“哼”了一声,终是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尽管父亲对我们少有打骂,并且后来也改变了教育方法,但我们姊妹四人对于父亲,永远都是充满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