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二）

吴砺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二）

从秦朝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之后，帝国的统治区域基本可由两条大河的水利系统确定边界。在“内部”区域，人们过着以农业和城市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地区外面，北方和极西的部落（今天的内蒙古、甘肃和苏联的中亚部分）依靠游牧迁徙过活，新疆地区从事绿洲农业和贸易，东北部的部族采取农牧业混合经济，并进行山林采集。中华帝国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一个依赖于粮食和布匹税收收入的城市网络，这意味着“外部”绝不会和“内部”牢固地结合。朝廷不能从这些非农业地区获取足够的收入以支持驻军和管理的成本。

很早就有文章描述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别。直接统治的内地对应着经典的《禹贡》所描述的世界，《禹贡》可能是公元前400多年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文本把两个大河流域按特产划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州”，“九州”逐渐等同于全中国。《禹贡》结尾处提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体系，天子位居文明中心，人民生活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同心圆上，与首都距离越远，则愈加野蛮。

这一同心圆体系在战国晚期和西汉遭遇了来自一个扩大了的世界观的挑战——九州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大陆的一角。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接受了这种扩大的世界观，以此来合理化他们的扩张。然而，在汉代，当朝廷把包括《禹贡》在内的儒家经典确立为正典之后，文人和廷臣对军事扩张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因此，九州体系被普遍接受，即文明的中心直接由帝国治理，半文明的民族环绕四周，再向外则是真正的蛮夷。P023

大多数文人学士认同这一理想化的世界观，很多对中国保持疑虑的胡人也赞同这一点。不过，有些重要的唐朝政治家，例如著名的太宗皇帝，提倡一种包容性观点，即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和一些后继者们试图让突厥人和其他部族融入帝国。但即使包容性观点的支持者也认为汉人和异族之间的基本差异将会保留，尽管事实上他们都居住在帝国的疆界之内。这一看法使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天可汗。这条信息清晰地显示：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华道德政治体系不适用于突厥人，他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实施统治。虽然两者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单一帝国内，但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他们的统治者为同一人。君王因能力超群，足以超越中华帝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明确界限而同时受到双方的称颂。P025

当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于626 年发动政变杀死兄弟、囚禁父亲后，北方边疆的形势开始改变。李世民曾在平定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过程中展示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他（其谥号唐太宗广为人知）起初延续其父亲的纳贡政策以阻止突厥入侵。但在627 年突厥人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内部发生了反对可汗的叛乱，同时一场严重的暴风雪杀死了突厥人的牧群，这是唐朝的福运，给了太宗可乘之机以摧毁东突厥帝国，并把唐朝自己的突厥盟军安置在边疆。630 年，他们尊太宗为“天可汗”，明确承认太宗在汉人边疆之外有权仲裁争端。太宗很快把投降的东突厥人安置在鄂尔多斯高原，实施了鼓动控制着从玉门（今天甘肃的玉门关）到萨珊波斯大片疆域的西突厥帝国内部发生内战和叛乱的政策。 642 年西突厥可汗臣服唐朝，唐朝宣布了其对中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太宗对突厥的胜利是他在位期间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他最被称道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在位时的表现，不如说是因为唐朝之后的历史。P029

中国历史学家因太宗展现了卓越的儒家美德而纪念他，这是他为了抵偿夺取王位的血腥不孝行为而采取的政策。他早年献身于高度勤勉与节俭的政治统治，选拔了大批文武官员，重视并采纳他们的谏言。太宗统治期的年号“贞观”( 627-649)，故史称“贞观之治”，在后来中国历史上成为“好的统治”的同义词。然而，到 7世纪30年代，太宗开始自觉皇位稳固，便停止了对德行、节俭及其他优秀品质的倡行。太宗统治的最后20 年充满了与官员的争吵，甚至他自认为最为成功的外交政策也因对朝鲜半岛高句丽政权发动的几次战役中遭遇的灾难性失败而黯然失色。649 年太宗的及时薨逝使他免子重蹈上一位入侵朝鲜半岛的皇帝隋炀帝的覆辙。P030

虽然这一阶段的朝廷政务保持不透明的状态，但仍旧能够通过公开活动进行探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迁都洛阳。太宗统治时期朝延至少三次暂时迁往东都，原因是长安的食物和其他供应紧缺。657 年，洛阳被设为永久性的东都，在高宗皇帝治下朝廷曾至少七次迁往洛阳。684年，寡居的武后控制了其子的朝廷，为自己的祖先建立七庙，这是从古至今只有皇室才有的特权。她大赦天下，宣布洛阳为神都。废黜儿子睿宗后，她正式在690 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迁都洛阳，直到 705 年李氏家族的支持者推翻她之前，洛阳一直是帝国首都。

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迁都洛阳：第一，把朝廷从唐朝统治中心迁出，离开李氏的支持者。第二，从与全国交通和贸易的方面看，洛阳的位置比长安优越。坐落在大运河畔，洛阳较容易与向南的贸易路线和向东北的交通线联系起来。相反，长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唯一联系是常常淤塞和干涸的河道与运河航线。虽然唐朝再次把长安定为首都，但之后的皇帝仍然经常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R13I唐朝崩溃之后，长安（今天的西安）衰落成为省会级别的城市，几乎不具有政治重要性。P032

对玄宗统治的传统论述不仅建立在仇视女性的道德立场和文入学士自我吹嘘之上，而且对玄宗统治的两分法也不是最好的分析方法。一个更合适的框架把这一统治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玄宗712 年登基直到 720 年左右，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大体上是武后时代的延续；第二个时期，720 年到 736 年，以关中大族在朝廷中的再起和官僚体制之外的专使的首次出现为特征；最后一个时期，从736年到 756 年“安史之乱”爆发，除了传统史书描述的皇帝不理朝政，先后两位宰相独掌大权，派系兴起之外，还有军队完全职业化，军事长官获得高位，唐朝的对外政策逐渐转为防御。P035

朝廷上独裁权力的集中与北方省份藩镇的崛起同步发展。在8世纪30 年代中期，牛仙客和李林甫都曾被任命为都城西北和北部的节度使，但并没有实际赴任。然而，李林甫很快就改变了政策，只任用非汉族人担任节度使。他希望通过把军队交给和朝廷没有瓜葛的人来消除任何通过军功赢得政治权力的潜在竞争者。但这一政策意味着真正在外掌权的人变得逐渐和中央政府疏远起来。有这样一位将军，安禄山，在东北部地区起兵叛乱，终结了盛唐，并给予王朝破坏性的打击。P037

虽然李氏家族宣称自己是灭亡的汉朝的真正继承者，但唐朝更多是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所谓夷狄或半夷狄王朝北魏、北周、北齐、隋的很多元素的结合。早期唐朝在很多方面是这两个世纪以来制度史的总结。这个模式可以从它的军事制度、半世袭贵族制、法令、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合并的体制看出来。所有这些制度共同的目标是将社会分成地位和功能不同的世代沿袭的群体。P038

除了权力逐渐集中在节度使手上，唐朝廷还改变了这一职务的性质。及至8世纪40 年代，大多数节度使同时是高官阶的行政官员，他们把军事生涯当作在中央政府里面获得更高职位的方式。安禄山前任的所有东北部地区节度使在其仕途中至少一次在京担任宰相，担任节度使的时间也相对较短，最多不超过四年。他们通常不与部属发展强有力的人际纽带。唯一的例外是在遥远的西部，中亚和吐蕃边境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但在747 年李林甫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即今后所有的节度使应由胡人职业军人担任。I31‘施行政策的借口是职业军人是更有才干的指挥宫。虽然政策变化有助于防止朝廷上出现李林甫的对手，但首个受益人是在西北指挥军队的哥舒翰，而最大受益人则是河北的安禄山。安禄山长期在东北部地区统率军队，拥有广泛的地方行政权力，在扶持他的李林甫死后处于挑战唐朝的有利地位，他和帝国朝廷的联系解体了。P042

“安史之乱”后，修订族谱的热情迅速降温。9世纪重要的族谱不再出现全面的排序，而只有用韵句编写的冗长且无官阶的大族谱录，这相当于按照字序排列。I35，到继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宏大的中世纪贵族政治落幕。P044

唐律有三个特征使之区别于以前的汉律：对贵贱不同法律地位群体的区别；以官僚体系或家族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严格刑罚等级规定；有关官员组织详细的法律关注。高门第的贵族阶层，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可以自动获得五品官阶，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嗣同样如此。他们享有的特权包括免于刑讯，在一起案件中对其定任何罪都需要三个证人，有权通过交还爵位或缴纳钱财来免刑。此外，三品及以上官员自动减刑，并且在会判死刑的任何罪案中得到特殊办理程序的待遇。P046

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756-763 年间的“安史之乱”既是以均 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为标志的唐朝早期制度架构解体导致的结果，也是促使其彻底瓦解的原因。“安史之乱”是藩镇节度使和具有垄断权力的专使控制地方权力的新纪元的开端。这些变化反过来带来了贵族制社会秩序的终结，也标志着创造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经济革命的开始。P051

德宗也逐渐依赖翰林院学士和宦官的帮助进行决策及实施政策，排除任何来自官僚群体的干扰。虽然学士和宦官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根本相反，但这两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只听命于皇帝，而皇帝此时并不信任朝臣。通过陆贽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对大臣的敌视。作为一名学士，陆贽和德宗关系密切，并且成为德宗最重要的顾问，在幕后出谋划策。但一旦陆贽成为宰相，他所有的抗议和劝诫都变得公开，他和皇帝的关系便完全疏远了。当时皇帝只从朝臣之外的人那里听取建议。P055

唐朝前期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汉朝类似，把行政区划设得很小，以致没有地域能够威胁国家的安定。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拥有25650 户或14.68万人口的平均规模。州以下为县，平均人口数大约3万。这些行政区的长官直接向帝国政府负责，且在其职权内无军事部队可供指挥。赋税送往中央政府，拨还被认为足够满足地方需要的钱财。那时候不许地方官员任职于原籍所在的州，家族纽带和个人联系会影响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他们也被定期调离，以防止形成自己的新地方势力。地方官员的直属下级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对王朝效忠，获得朝廷的官职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唐朝大部分时间里，在都城之外担任官职，即使是重要职位，也被认为是一种放逐。

地方管理的连续性依靠的并不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官员，而是那些很少离开当地的地位卑微的吏。这些人虽然宫阶很低，但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由他们来处理，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地方知识，熟悉典章和惯例，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这么说绝非夸张，因为法律和习俗的变化在唐代是相当大的。在很多地区，地方官甚至不能理解他所管理的民众所说的方言，所以他完全依靠他的吏。吏对于地方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但看起来他们代表的并不是地方的真正利益。吏的职位往往变成世袭，由于要求能书会写和对以前案例的充分了解，吏经常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小群体。他们要依靠地方官来获取声望和权力，因此不参与任何寻求地方自治的图谋。

和吏相比，真正关心地方利益的是居住在州府城镇之外的强大农村地主家族。不像下级官员，这些家族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完整部分。他们的社会网络不仅包括其他强有力的宗族，也包括小农、佃农和手工业者。鉴于州刺史只有一个57人的班底来治理14万人民，他必须依赖这些大族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仲裁争端和维持秩序。这些大族更能代表地方利益，但他们一般并不因此而反对中央集权。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财产，把税负转移给比他们穷的邻居。此外，刑罚的威慑通常足够约束这些地方权贵。

总之，整个唐朝地方制度的设计是用以防止任何代表地方利益的权威的形成。只要唐朝政府保持有力的控制，制度就能运行如初。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年里，军事组织的变化使地区权力可以在边境地域得到发展，并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为了平定叛乱，政府不仅在边境也在整个黄河平原设立藩镇。P065

此外，“安史之乱”后不久政府设立了盐铁使管理自己对这些必需品的专卖，后来试图对酒施行专卖，但因为制造贩卖私酒相对容易而失败了。因为盐的生产限于极少的特定区域，专卖不难强制推行，只有今天的河北、四川、陕西等地控制在节度使之手的盐池除外。8世纪70 年代之后，专卖成为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以盐的专卖收入为主的来自南方的税收维持着“安史之乱”后失去对华北大部分地区征税能力的唐帝国。P071

节度使、财政机构、地方政府，甚至宦官群体，为按照传统的家世相传方式不能在朝廷任职的人们提供了入仕之路。这些科举制之外新的仕途，真正宣告了朝廷里贵族统治的结束。从五代到宋朝头百年里崛起的高度多元化的精英，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晚唐。同时，后世通过联姻、结义亲和土地积累来构筑地方权力基础的行为，其源头也在于此。这种精神和这些方法是中国宋朝新出现的乡绅阶层确立自己地位的方式，他们的活动在12世纪时最为明显。因此，从晚唐时代新兴势力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晚期乡绅阶层产生的历史进程的最初形式。P073

唐朝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从以前几个世纪中继承下来的。这些特征包括：政治、居住和商业不同部分的分区；区别帝国都城和其他城市的祭祀用建筑；寺庙和花园提供的半公共空间。但唐朝城市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城市结构，并把它们连接为更大的网络。P074

大兴城（唐代改称长安）刻意的古典风格备受争议。对努力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隋帝国而言，迁都长安是否明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汉代关中地区已经供养不起一个首都，输往帝国的人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漕运也发生了困难。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隋朝定都关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王朝是北周政权的继承者，其精英集团立足于这一区域。同样重要的是，国都长安的重建标志着汉隋之间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时期的结束和统一华夏国家的理想之回归，后者的代表就是西汉。隋朝坚持新都按文献记述建造，也是其通过重现代表了中华帝国最大成就的古代体制，而否定近代历史政策的一部分。P075

636 年开始，坊门的开启和关闭以沿着每条大街持续不断的鼓声为信号，给人们足够时间在黄昏回家或是准备清晨出门。这几百个鼓点固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节奏，正如在李贺( 791- 817)的一首诗《官街鼓》中的戏剧性描写：

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

只有送官方文书的人员、特许的婚礼、找大夫的人，还有报告死讯的人，才被允许在夜间行走主要道路。任何其他人如果被发现走在主道上，都会先给予弦声警告，接着射箭警告，再接下来就会把入射倒。只有农历元月的十四、十五、十六，即元宵节期间是例外，那时人们被准许夜晚在寺庙间自由 地逛街看灯。P078

城市的花园很茂盛。宫廷里辟有由专门受训过的官员为水果、蔬菜和医用药草生产而经营的园林。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人修建了私家花园，传奇逸事展示了花卉栽培成了一种生意。职业园丁受到高度尊敬，这种地位犹如刘禹锡所描述的：

（郭橐）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  皆争迎取养。

此外，和现在一样，栽培花木和修整花园主要与城市中等阶层有关。唐代城市居民，特别是那些能读会写的人，渴求城市缺少的“自然”，但喜欢的只是人造的景观。对于住在城市里的精英来说，“自然”始终和真正的自然环境有所区别。虽然君主、贵族和大宗教领袖通过设计大型风景园林来表达这种渴望，日子过得不错但并不真正富有的城市居民家庭，不得不满足于装饰了小丛灌木和盆栽花卉的更小的封闭庭院。，43‘因为空间有限，庭园主人集中精力于有美丽花朵的植物，并且努力培养出形状、色泽和香氛特异的花卉，在这方面，唐朝的牡丹热和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热极为相似。P099

吴砺

20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