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二）

吴砺

                        《曹寅与康熙》（二）

                           （三）

让我们先看“北京日报”  2003年10月7日“从《日本灯词》看清代中日文化交流” 一文。

                        从《日本灯词》看清代中日文化交流

                         （ http://japan.people.com.cn/2003/10/7/200310795216.htm）

　　《日本灯词》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著杂剧《太平乐事》中的一出。它完全是曹寅新创作的作品。其曲调是依照吴昌龄的《北西游灭火词》而作，剧中的日本语，则主要是从《万里海疆》、《日本图纂》和《四译馆译语》等有关记述日本的书籍的“寄语”部分中，挑出来的单词填合而成。
　　《日本灯词》是清初记述有关日本国简单情况和日本歌舞在中国大陆流行及其表演方式的重要文献资料。当时曹寅也与当时一些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了解多来自传闻，误认为日本的九州的萨摩藩的地方诸侯就是日本国王，故在该剧题记中记载：“其都会萨摩州也。”这说明曹寅当时还不知道设在江户（今东京）的德川幕府与萨摩藩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往来于中日间的船只，多在萨摩州与日本人进行贸易，所以许多人把此地当成了日本的国都。
　　《日本灯词》所描述的日本民间歌舞，在清代前期就传到中国，这说明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往更密切了
　　从《日本灯词》的内容与用语来看，显然曹寅的意图是表演日本形式的歌舞，以及用日本语言来表达唱词内容。所以从“日本国王”的自我介绍开始，接着就是他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登上花床；随着所谓日本形式的歌舞也开始表演，且边歌边舞与传统的中国歌舞形式大不相同，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形式的歌舞，仍然是以江浙一带的民间舞蹈为基础，仿闽粤地方曲调，稍加改编而已。其中主要舞蹈有灯舞、扇舞、花篮舞等三种形式。至于其中的用语、曲牌共有五支，除起首的一曲“金字经”是用汉语和当时所谓“倭语”（即日语）填谱之外，其余全部是用当时所谓的“倭语”发音填谱的。这些“倭语”发音，据曹寅自己说主要出自《万里海疆》、《日本图纂》和《四译馆译语》的“寄语”部分。这些书籍的“寄语”，因其大部分是记录当时往来于两国间的宁波一带商人所说、所理解的日本语言，已经有不少错误与误解之处；《日本灯词》中又用这些“日本语”来填词，因此今天难以还原或译出，就是在当时恐怕也无法全部译读出来。至于《日本灯词》中所谓萨摩风俗，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好在曹寅写这出戏的目的，并不是真想介绍日本的情况，只不过是要用一种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新歌舞形式为其主子歌功颂德而已，同时也想给人们一种新鲜感。曹寅这种新的尝试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虽然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两国的民间往来和贸易，已十分频繁，否则决不能连日本的语言和民间歌舞都传到曹寅那样的高官耳目中的。
　　早在明代中叶以后，日本的民间娱乐，如将棋、诗文和山歌之类，就已传入到中国大陆。但是歌舞形式的娱乐，还是到清代前期才有的，这说明当时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比以前更加密切，更加频繁了。
　　中日间的贸易往来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曹寅长期担任江宁织造和巡盐御使，这些职务看起来虽然不大起眼，但实际上却十分重要。他控制着以江宁、苏州为中心的四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三十六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是清朝的经济命脉之地，著名的鱼米之乡，是漕粮的重要产地；同时也是清政府赋敛税收最重要的地区。此外，它还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许多沿海港口，更是与日本等国往来的要地。明末清初之际，这一带是中国与日本进行丝、铜贸易的主要吞吐地。
　　曹寅通过江宁织造的特殊地位，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并兼作皇商与外国商人做生意，采办洋货（其中主要是西洋的钟表、呢绒、香料等物以及日本的洋铜）。据说当时英国商人温斯顿就曾是曹家的座上客。正因为曹寅经常与西方人接触，所以他能在《太平乐事》杂剧中写出《西洋舶主》这样的场面来。与日本的交往，就是组织人员到日本采办金、银、铜等清朝缺少的贵金属，尤其是铸造钱币的铜。洋铜的贸易，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清政府光铸钱一项每年就需要铜料一千几百万斤，仅京师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每年就需要铜料四百四十多万斤，因为国内铜产地主要集中在云南，且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铸钱需要，故一直依靠从外国进口，即所谓“采办洋铜”，而洋铜又几乎全部来自日本。曹寅利用官方资本，派商人到日本采购洋铜。在与往来日本进行贸易的商人接触中，曹寅渐渐了解了日本的风俗、语言和民间娱乐形式等，因此他能在康熙年间写出《日本灯词》这样的杂剧来。
　　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除了商人外，还有僧侣、学者、船员和漂流民等。清朝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日本的人很多，除了商人以外，还有僧侣、学者、船员和漂流民等，他们对日本的文化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清朝的考据学曾风靡日本的学术界，其次，明清的文学、书法、绘画和诗歌等，也都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当然，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也是有反馈的。中日文化交流正是如此。不但中国文化给日本以巨大影响，同时日本的文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对江浙、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更大。例如，曹寅《太平乐事》杂剧中提及的日本著名史书《吾妻镜》（又名《东鉴》）就是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从明朝后期开始，研究日本的著作也逐渐多起来了，如嘉靖年间出版了薛俊的《日本考略》、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和《筹海图编》等书。万历年间出版了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李言恭与郝杰合著的《日本考》、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等。天启年间出版了茅元仪的《武备志》等。此外，还有一些介绍日本情况的书籍，由于年久已经失传。这些著述有的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所写，有的则是依照旧史、传闻进行排比、分类、编纂而成。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在传播有关日本的知识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在《日本考》一书中就记述了一些有关日本人娱乐的事情，其中包括文辞、诗歌、山歌、琴法、琴谱和棋格等。这说明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人研究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曹寅在编写《日本灯词》时，便参考了这些书籍；再有，他在与赴日商人、船员的接触过程中，一面了解日本情况，一面对日本的语言、歌舞产生了兴趣，这促使他独出心裁地写出了这一出有关日本的杂剧。在曹寅接触的人员中，有的长期生活在日本，有的曾多次到过日本，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很可能许多人学习了日本的歌舞与戏剧。曹寅在《日本灯词》中提到了日本男女的打扮、装束：“洋舶人云，倭国惟妓女始着彩衣，所唱与粤东采茶歌音调相近，亦涛洧之属也。灯则以布机、春盒之类为戏。男以腊扌然须，剃顶发；女黑齿，着木屐……”这说明“洋舶人”的口述和歌舞动作就是曹寅编写《日本灯词》杂剧所依据的素材。（作者冯佐哲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北京日报      2003年10月7日

我从2013 年第2期（第28 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 “‘倭语’之戏：曹寅《日本灯词》研究”一文中做了一点摘录：

“如前所述，创作于康熙四十年代初的《太平乐事》的特色之一在于突显日本的存在。作为皇帝的腹心熏臣，曹寅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花费大量心思去创作《太平乐事》这样的作品呢？在写于康熙四十八年的臼序中，曹寅主要怀念了新故去的两位友人，即酷爱陈大声作品的表兄东皋（甘国基）和击赏己作的武林稗畦生（洪升），表示把这部杂剧急切付梓的缘由在于“存故人之余意”，但对于涉及日本的有关事宜，则避而不谈。曹寅显然有意隐瞒了一些不欲人知的事实，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曹寅的官宦生涯与日本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其具体活动主要包括两件事，即派遣间谍和接办铜斤。“

“由此折可知，派遣莫尔森之赴日侦查，是在康熙亲自主持与过问之下，由江南的三个织造奉命具体实施的机密行动，曹寅正是其中的策划者之一。其后就莫尔森出发的具体时间以及利用港口等问题，三织造再次聚会商议，同年六月李煦奏云：“臣煦等恐从宁波出海，商舶颇多，似有招摇。议从上海出去，隐僻为便。奠尔森于五月二十八日自杭至苏，六月初四日在上海开船前往矣。”康熙朱批：“知道了。回到日即速报。”当年十月莫尔森自长崎回国之后，李煦第三次向康熙上奏：“切照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于十月初入刚川繁宁波，十一日至杭州，十五日至苏州，十六日即从苏州起行进京。”朱批：“知道了。”

上述经过，在当时属于清廷内部的绝密事项。因此有关派遣的起因以及莫尔森的具体活动、所获情报的内容等重要项目，皆缺乏清晰完整的记录。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莫尔森回国后的报告对康熙皇帝的对H认识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20多年后，雍正皇帝于1728 年在一份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当年圣祖曾凶风闻动静，特谴织造乌林达麦尔森，改扮商人，往彼探视。回日复命，大抵假捏虚词，极言其懦弱恭顺，，嗣后遂不以介意，而开洋之举，继此而起。”由雍正的朱批回推，莫尔森报告的内容主旨似乎是强凋囤内有关日本的风闻乃是“假捏虚词”，以及日本人“懦弱恭顺”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乐事》的创作与莫尔森的赴日，在时间上相当接近，前者大致稍晚于后者。作为派遣间谍的策划者之一，曹寅无疑掌握了莫尔森赴日的前后经过，同时他也了解莫在长崎所获情报的内容。作为结论，我认为《日本灯词》题记中出现的那个身份不明的“洋舶人”，指莫尔森的可能性最大。曹寅摈弃《日本图纂》中邪恶野蛮的日本人形象，借日本国王之口，着重强调当代日本人“礼佛拜天”，顶祝巾华圣人“无疆圣寿”的恭顺态度。他对日本人的这种描绘，正与莫尔森报告的主旨相一致。”

“把曹寅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最为关键的纽带，是一宗日本商品，即红铜（日本出口的红铜为长条状，又称为棹铜）。清朝前期是以铜钱为通货的时代，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国内的铜开采量不能自给，因此铸钱所需的大最铜材，皆依赖海外进口。安南产的铜在17世纪时曾进口我国，18世纪初英国商船也曾运铜至广东，不过两者皆不长久。实际上只有从日本进口的洋铜，因其产量大且质量佳，才真正起到了填补缺口的作用。清代前期仅北京的两处铸钱局（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平均每年所消费的日本铜就多达2 246 000 余斤。”

“曹寅《太平乐事》的创作，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剧中对日本题材的刻意突出，以及对日本知识的炫耀乃至费力自制“倭语”唱白，毫无疑问，不能看作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必然性。我推测蒋寅的真正目的，是期待以间接而委婉的手法，在讨取康熙欢心的同时，展示自己比竞争对手更加了解日本，以此争取在经营铜斤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曹寅在创作这个剧本时，或许仍然没有舍弃独占十四关铜斤交易的念头。”

“尽管在现实世界里曹家两代人的野心先后受挫，但故事仍然在继续。多年之后曹烦之子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风藻宫秦鲸卿大逝黄泉路》描写贾府准备迎接元妃省亲的场面时，插人了赵嫫嫫和王熙凤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影射的是康熙南巡以及曹家当年的荣华富贵。不过从下面的引文中，我推测曹雪芹应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让他的先人全面掌控中国的对外贸易，最终美梦成真。

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驳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 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嫫嫫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嫫嫫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请来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吴砺

201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