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四）

吴砺

                        《曹寅与康熙》（四）

皇帝驻跸衙门时，曹寅做了一件受汉族官员和学士称赞的好事，就如同昔日他在苏州显扬孝道、树立官声的典范。当时，总督阿山参江宁知府陈鹏年贪腐、违反仪典，依律处以极刑。某日，皇帝过行宫庭院，见到曹寅之子曹连生（后来改名为曹颙）嬉戏，问他江宁有好官否？曹连生回说知有一人，便是知府陈鹏年。这个回答说明了曹寅必定不同意对陈鹏年的判决，曹寅随即恳求皇帝宽宥陈鹏年。由于曹寅的恳求，康熙饶陈鹏年不死。时人认为这件事尤其要得，因为曹寅和陈鹏年并无深交，而曹寅为求公理，显然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P148

是日稍后。皇帝驻跸宝应县，下了一道谕旨：

因江苏织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江宁织造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

然后，就如起居注官员记载：“两人谢恩，先回。”这是曹寅官宦生涯的巅峰，不难想象他骑马领着官员返回时的心情。一个家产万贯的人，受皇帝公开褒扬，又有三品的新头衔，奉命编修钦定的文集。这对传统中国官僚体系中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全是重要的目标；曹寅虽非这个体系中人，却一一实现了。P149

关于曹寅公开参与南巡事务，正史和野史都没有更多的记载。若是曹雪芹没有写下《红楼梦》，是无从了解南巡对个人造成何等的影响。《红楼梦》第十八回写的是元春回贾府省亲。这一回细腻铺陈省亲的细节，贾府里大手笔筹备元舂省亲，元春随扈的阵仗，形同将皇家巡行写入小说。

贾府的辉煌精准反映出曹寅为康熙安排一场又一场的宴筵与演戏。虽然曹雪芹从未清楚交代贾家如何积累家产，这份空白或许可以从曹寅身为康熙家臣经营丝、铜、米来填补。曹家虽然没有出皇妃，但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郡王，皇帝还亲自过问这两门婚事，命正白旗包衣佐领主持曹家长女的婚事，并赐御宴。所以，贾家的社会地位和财产都在提升，并为皇帝所垂顾。

曹雪芹必定听过家人说起这些事情，而把昔日的辉煌写入小说里。曹雪芹当 然也会用自己在家里亲历的事情作为小说题材，极有可能他那嫁给镶红旗郡王讷尔苏并产下子嗣的姑母，回曹家省亲时给年幼的曹雪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有时，曹雪芹的描述也会如实反映往事，显示除了家族相传和个人亲身经历之外，也可采撷史料。比方说，曹寅在第五次南巡前上了一道奏折，“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只，预备年内竣工（在康熙抵达之前）”曹雪芹在《红楼梦》某一回里如此描述南巡：“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如果我们把下面的描述看成史实、家族传说以及后来个人经验的混合，并经过小说家可能会用到的手法，加以夸大渲染或是轻描淡写，或可从中窥见南巡对曹家的影响。为求慎重起见，此处讨论的省亲主要是用曹雪芹笔下的元春回贾府省亲的情节，而不是史家所载的康熙驻跸曹家。P150

《红楼梦》里关于贾妃省亲最重要的部分，大概是对安排接驾事宜的描述。但仔细推敲其中细节，却会得到显然不太可能的结论：对曹寅而言，接待南巡所费不赀，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并不像某些作者所讲的那般可怕。《红楼梦》中提到特别花销用了五万两银子；这个数目对读者来说虽然是笔巨款，但检视曹寅家产的结果显示，这个数目完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曹雪芹也指出，只要稍稍整顿家产就可以匀出款项，而所需的人力则从家中仆役调遣。再者，营建省亲别院的花销，只需一次支出；建成之后，只消隔一段时间修缮即可。既然皇帝在1689 年曹寅视事织造前驻跸江宁织造衙门，而营建的费用可能已由曹寅的前任桑格支出了。无论如何，南巡的花用是由公费支借，尽管皇帝反对这样的做法。至于古玩、奢侈之用的开销，正如小说中的人物所说的：“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140最后，曹雪芹还提到，元春回宫后，奏闻皇帝家人如何尽心接待她。皇帝龙心大悦，谕令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赐贾家。这些赏赐形同现银。康熙可能也是以如此的方式奖赏曹寅；这类奖赏不见得为人所知，也和南巡记载中的马匹、诗句、扇子和笔墨等御赐颇为不同。P153

1705 年 4月12日，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时值第五次南巡。142于是，康熙开启了清代编纂大型文集的先河，清代以此闻名；由此可知康熙的自信心和稳定感：镇压吴三桂、噶尔丹而获致“武”的威名，如今他要树立“文”名——一文治的皇帝，尽管康熙不是汉人，但他要证明自己有能力鉴赏汉人的诗作传统。选择曹寅承办这件差事，而非知名的儒士或官吏，也有其意义，曹寅正可出入不同的身份：他是特派至地方办差的满人包衣，也是汉族文士颇有声望的赞助人。选择这样的人来主持这项计划，显示即使康熙在位了四十年，还是只重用真正称得上是心腹的人。

曹寅署理苏州织造时，属于一个文人圈子，其中包括多位著名汉族学者，即使他调升江宁，也还是持续文艺生活。他写了许多诗文，也造福地方，留下可供人传颂的事迹：他修建江宁的学塾、修缮寺庙，应人之请撰写碑文，甚至出资修建水闸，这被认为是儒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1705 年奉旨之前，曹寅从未经手过任何大型刊刻工程，不过他曾协助顾昌搜罗、刊印顾昌的父亲顾景星的作品，而有一些经验，并与施瑮协力编纂施瑮的祖父，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著作。曹寅怀抱极大的热忱投入这项新任务，从他留下的奏折即可追索卷帙浩繁的《全唐诗》从最初构思到刊印付梓的整个过程。P154

1706 年10月21日，第九、十套印本校勘完毕，并进呈皇帝，余下两套印版也已刻好。L63虽仍有不少小问题，但 1706 年春有段出奇的好天气，这或许有助于印好的书页在户外晒干，随后在6月14日的奏折里，曹寅奏报，已令众翰林散归返京，咨覆吏部。在曹寅的主持之下，总计九百卷，包括四万八干九百首诗作，逾两千两百位作者的《全唐诗》善本165以将近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版的工作。

曹寅在奉命刊刻《全唐诗》之前就薄有文名。一旦他办完这份差事，自然是声名鹊起。他博得刊刻家的美名，十九世纪的藏书家还在搜寻他所刊刻的几种珍本的宋版书；据传他“竭力以事铅椠”。167曹寅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棟亭五种》、《棟亭十二种》的稀世宋版书。以他的书房“棟亭”为名。

细看这两部集子则可见，这两部作品没有想象中那般耗费曹寅的银两和时间。这两部集子刻印精致，《棟亭十二种》是用上等双层白色插页薄纸，《棟亭五种》则有曹寅自己设计样式隽雅的透明扉页，不过每册的最后都有扬州诗局独特的窄手印。想来曹寅是利用了在扬州主持刊印《全唐诗》的资源，为自己的私事而“借用”一些纸张、人手也不无可能。三部集子似乎都是在1705 年构思，而在一年多之后完成。168《棟亭五种》第四卷末列有三十二名“同校”。其中可稽考者，似乎都只是稍有名气的文人，他们参与了这件事，不是为了沾光，就是想要挣点钱。在整部集子的最后，开列了两名“全校”。

曹寅除了可利用扬州的刊刻材料和当地文人的协助之外，也经常得到朱彝尊的协助。朱彝尊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他为《棟亭五种》写了短跋，就《全唐诗》的疑义与曹寅商榷，受曹寅之托，为两淮盐区作史[译注：该书并未付印，但所列的参考资料颇为知名，这部书即为《鹾志》，  又名《盐书》，是以研究盐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专著，并将自己的文章交由曹寅刊刻，但曹寅在完成之前便告辞世（这部文集即《曝书亭集》）朱、曹两人常赋诗唱和，来往密切。得此翼助，曹寅在学识上就不会犯大错。

这并不是否定曹寅编修《全唐诗》的成就。康熙或许很清楚这件差事有多艰巨，因为在编纂《佩文韵府》的时候，谕令三织造前去扬州书局督导印务。曹寅遴选匠手百人，孙文成釆办纸张，李煦经办刊刻。三织造无须操心辞典的材料，此事是由大学士张玉书主持，花了超过八年才编纂完成。

1707 年 6月，曹寅进呈最后一批《全唐诗》集印本，并散归众翰林。他一直要到 171 1 年才从翰林院得知，皇帝谕旨确立参与编修者的官衔及先后顺序。于是，曹寅在4月27日上了一个谢恩的折子：

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名，  刊刻款式到臣，  谨遵旨补列入刊刻。但臣系何人亦得列名其上，永垂不朽，  臣不胜感愧无地，不知何幸得至于此…

这是皇帝一种勖勉的姿态，曹寅在奏折里恭谢天恩虽然夸张，但也说得过去。因为，曹寅被赋予中国文学传统上独特的不朽地位。虽然曹寅只是个包衣，只是编修工程的监督和刊刻者（诚如他在谢恩折里所表明的），收录其中的诗作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荣光，而他却在《全唐诗》卷前编修者中列居首位。P159

终十八世纪，两淮盐商似乎越来越有钱。“不过，根据曹寅与李煦的盐课奏折，尽管他们有所谎报欺瞒，但要说兴旺，那还是以后的事。康熙朝的盐商自然不是赤贫；他们在康熙南巡至扬州时以豪奢的排场来接驾。64不过，他们的处境也不是那么稳定，也绝非只赚不赔。巡盐御史亦无法指望年年顺利达成盐引的定额。雍正 即位后第一位派任的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或许最能捕捉这种时代的氛围；在视察完其凌乱的辖区之后，他只能写道：“两淮重地，课额繁多。”P184

表面上看来，提拔织造出任两淮巡盐御史乃是平常之事，但背后却是一笔极为秘密的交易。几乎可以确定的，这桩秘密与康熙皇帝决定指派曹寅、李煦两位包衣经办两淮盐税长达十年一事有关。这步棋史无前例，皇帝借此既可稳定两淮税政，又能握有更多的权力和银两。他的秘密、他的指派心腹包衣，决定了日后的曹、李轮流管差。

11月4日，曹寅接奉敕令。三天后，他离开江宁织造衙门，于11月10日抵扬州到任。曹寅当日就上了谢恩折，披露新的规定：“除照巡盐衙门旧例，具本投进外，合先具折谢恩……为此具折谨叩头手书上奏。”同一天，曹寅又上了一道折子，以作为他谢恩折的补记。第二道折子提到他到任办差时所遭遇的难题；通过上书呈奏折，曹寅已牢牢与两淮地区纠缠不清的财政、贪腐牵连在一起了。他在到任的头一天就上了这么一道奏折，显示他的莽撞和在政治上的天真。曹寅写道：

窃臣寅由苏州调补江宁织造，历任十有五年，  即闻巡盐御史于每年额引之外，有盐二十斤，名为院费，故御史与笔帖式有三十万两之羡余，因此条充织造衙门钱粮。其承差发收，系近年漏规，  于二十斤之外，又多增七斤。其中委由难逃天鉴。  臣寅前请密奏，亦为此项，  因未到任，不敢越次。臣寅今日履任，随将无院札承差及发收等项，一概裁革，从此众商可苏一分。但浮费之革，必清其鸿，上自督抚，下及州县，内外过往官员尚属众多，前总督阿山名为禁革浮 费，独不自禁及所属，实恐臣等内员广遇事件即行入告，故于臣末到任之前，先为计之。

曹寅总结，阿山开列禁革的所有浮费中，有一两项应保留，以怜恤贫苦百姓。

假使曹寅指望得到康熙的美言，嘉许他对上层伪善、贪腐的通透和大胆剖析，那么康熙的答复对他不啻是当头棒喝：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只管为目前之计，  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

然而，政治现实的森冷并未遏阻曹寅；事实上也不容他却步，因为他对盐政的初步调查显示必须速谋补救，否则他自己也会受牵连。就如他在1704 年 12月6日的奏折所言：

臣于前月十三日到任视事，  访得运司库项钱粮亏空八十余万两，  臣系家奴，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即应飞章参，尽法穷治。  以警臣工。

曹寅继续说道，既然亏空是历年积累，此策并不切实可行。营运不善的盐商已先从盐官取得盐引（“预投”），好让他们可以先贩盐再纳税；但万一这些盐商破产，而有钱的盐商又不愿出面代纳，那盐官就征不到银两。

他和新任盐运使李灿细查近两年的积欠，限期两个月还清，曹寅奏报，但他们对此并不寄予厚望。他们发现积欠逐年增加，皆因巡盐御史怠玩职责，互相掩盖；人人但求一年任期安然届满，不顾藩库银两的虚实。更有奸商借此谋利，他们贷借给盐官，使盐官可以征足税负于一时之间。自1701 年满普视事巡盐御史以来，每年欠税二三十万两白银，这笔欠款尚可由续任的巡盐御史代征。但1702 年，巡盐御史罗詹每引增加一半的税，导致盐满库，税收短绌。1703 年，巡盐御史噶世图减少盐引的运盐量和发放的数量，结果税

牧减少，仅能课征到四成的定额税收。曹寅的结论是：

臣本庸材，膺此重任，  日夜忧思，务求满全，使良商不致困乏，积欠可以顿完。

这或许是陈腔滥调的官话，但也是足以概括应做之事。随着商人长期受到剥削而财源空虚，官方的亏空又因操纵盐引的定额和恣意贷借而节节攀升，确实需要大刀阔斧整顿。但康熙只批了“知道了”，满心困惑的曹寅还是不知如何是好。P188

后来困扰曹寅、李煦处理两淮盐政的问题，可能就是源自康熙这个不经心的批示。这笔款项确实不大，但这个时期两淮地区的财政困窘，显然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随着1701 年到 1704 年出现小笔的拖欠，就有可能出现大笔拖欠。康熙这个皇帝难为，既要满足封疆大吏，又要使得府库充盈，干脆乐得眼不见为净。他对曹寅在同日奏折所奏报的事不再感兴趣，曹寅在折子里提到 1703 年两淮商人匀借库银一百万两白银，仅实得八十万两。而且很多分到这八十万两的根本不是商人，而是假冒商人身份的人。康熙对于贪污异常宽容，而曹寅会以任官之初的这些奏折为训。他不再扮演推行革新的角色；但毋庸置疑，他会愈来愈富有。P190

所以，1710 年冬，曹寅在此不祥状况下展开他巡盐御史的第四个任期。而皇帝在其谢恩折上的冷冷朱批，也不能让前景变得更乐观：

知道了。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曹寅在巡盐御史最后任内的奏折看起来颇为沮丧，也就并不意外了；从这些奏折来看，他已经束手无策了，甚至指望下属盐运使来解决两淮亏空的纷端。P196

李煦的奏折并未得到批示，但我们觉得在这个节骨眼如此的反应本是正常。康熙皇帝与李煦彼此太了解，根本不用再多所评论。来年皇上驾崩，而迫使七十岁的李煦去适应周遭更为严峻的世界。雍正皇帝没有理由善待李煦或曹家。在他无情的眼里，他们没有价值，甚至比没有价值更糟的是，他们没有起码的能力和忠诚。不过，康熙皇帝的标准比较宽松：只要曹寅和李煦可以遏阻颓势，如期课征余银，他们大可在两淮地区自行其是。综观曹、李的整体记录，有理由相信他们犯了欺瞒之罪，然而对康熙皇帝而言，这非至关重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坚持严格区分责任与利益的人。P208

在康熙朝，各省官员与京官就行政问题以“本章”向皇帝奏报，而“本章”主要是通过通政司或内阁递呈；本章在进呈皇帝阅览之前，其内容已经摘简，格式也经过检核。不论是攸关公共事务（“题本”），或是事涉个人（“奏本”），本章多是通过这些管道。这样的制度要让事情秘而不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康熙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奏折直接进呈至宫中，仅由皇帝一人亲览。

雍正则进一步扩大奏折这种保密措施，并予以制度化。他使得这种君臣之间快速且保密的沟通制度有效运作，而这套制度被认为是雍正臻至“极权主义新阶段”的首要工具。‘不过，奏折制度在康熙朝的运作还是属私人性质、充满弹性。现今所知，最早运用奏折制度的两个人，就是身为包衣的织造曹寅和李煦。P219

曹寅和李煦所从事的密探工作，本是康熙皇帝治理手段的一环。他们的传信、他们的奏折，一样都是他个人统治不可或缺的要素；康熙为了查核常规的官僚体系，需要纯属私人的消息来源。基于这点考虑，他擢用的这两人兼有满，汉色彩，同时具备包衣、文人角色，其知识、背景横跨这两种文化。在经济或政治史家眼里，曹寅和李煦的时间大都耗在琐事上；不过，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他们处理的问题却并非琐事。事实上，正是这种细节的精准程度，让皇帝不断催逼更多消息，亲自阅览、亲自批示。每石米价两钱上下的浮动，强贼在各省界的啸聚，身体违和的大学士，粮船离开扬州的时间——这都不是琐事，而康熙知道，掌握这类事情的准确情报乃是完善治理必备条件之一。因为两钱的浮动，就是安居乐业与民不聊生的落差，强贼可能揭橥明旗，大学士见闻广博，粮船则攸关税收。

只要皇帝能找到他熟悉信得过的人，这里所描述的制度自然可行之有效且成本低廉。曹寅是完全可信之人，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曹寅在生前的最后一批奏折里，奉命奏报康熙朝最棘手的难题一171 1 年的科场弊案。P240

吴砺

201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