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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西方纪录片中的耶稣和圣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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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2 16:35: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西方纪录片中的耶稣和圣经(六)


附录四   周翔:“‘同始殊途’基督教与佛教的对比”摘录

至于后来为何西方由基督教神甫负责人神对话,而中国由非宗教代表的皇帝负责人神对话,则是由于中西方宗教走上“殊途”后必然产生的现象。

基督教和佛教都经过艰难的磨难,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外来宗教,替代了本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两者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走向了不同的未来。基督教成了与政府相匹敌的一支精神力量,甚至能与政府相抗衡,真正影响了西方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中国的佛教却最终发展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其影响力仅仅限制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方面。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对人们的统治权问题,是由宗教统治人们还是由国家政府统治人们,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权”与“教权”的问题,即“王权”高于“教权”还是“教权”高于“王权”。基督教在此问题的争夺,主要是在中世纪时期,“王权”与“教权”上各有胜负,但最终虽没有说哪个在真正意义上胜出,但却使基督教与国家政府拥有了平起平坐的资格,基督教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教会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类政府”组织。中国的佛教与政府之争主要在于“沙门拜俗问题之争”,佛教最终选择了“神权绝对服从于王权”,正如东晋名僧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结果是佛教被纳入政府的管辖,失去其相对独立性,成为政府的附庸和统治工具。

1.历史背景。众所周知,在西方,民族林立,且各民族的力量势均力敌,因此各公国、小国林立,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均势”,各公国、小国都能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即使是后来的罗马帝国虽基本上统

一了欧洲,但最终仍然走向了分裂。因此,宗教势力相对比较强大,能够与政府相抗衡,甚至在某段时期政府屈服于教会。最典型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欧洲各国皇帝登基都必须由教皇为其行加冕之礼,否则其政权将不予承认。

在中国,虽也有许多民族,但汉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其他民族几乎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上,几乎都是汉族“一统江山”,并且自秦朝开始便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如此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势力与之分享政权。佛教要想与这样的政府分享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佛教要想在中国这个异域扎根发展的话,就必须与政府妥协,成为政府的附庸。

2.宗教自身特点。在“王权”与“教权”争夺中,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结果还在于各自自身的特点。基督教理论中有一“原罪”说,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被逐出伊甸园,人类便有了“原罪”,人的今世就在于“赎罪”,而基督教的责任就在于“救赎”。很显然,基督教以“解救全人类”为己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基督教要干涉世俗生活,而要干涉世俗生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政权。佛教虽然也强调要“普渡众生”,似乎也以“解救全人类”为己任,然而佛教却又同时采取了“出世”的方法,超脱世俗生活,追求个人的“解脱”。相比之下,佛教比基督教少了份积极参与世俗事务的心态,当然在“王权”与“教权”争夺中佛教会处于相对弱势。

4.宗教战争。宗教战争自宗教诞生以来,几乎都未停止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仇怨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到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世界的“圣战”,这些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佛教自传人中国,也不断受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还有儒家思想的诘难,但并未引起宗教战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必须归功于政府对宗教的控制。由于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就不会允许宗教战争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相反,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强大,反使政府成为其工具,由此基督教依托政府很容易发动宗教战争。

附录五  郑学檬:“印度佛教向东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摘录

佛教之所以向东而非向西传播,原因之一是兼通梵汉语文的厕宾、大夏、大月支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厕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旱被

佛教,这一地区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儒、佛思想有文化上的“类同”因素,能够和儒、道思想“通解”。而西方的基督教,则与佛教有着更为本质和明显的文化差异,佛教西传至小亚细亚,遂受阻于基督教。

印度佛教为什么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也就是印度佛教为何能传人中国,而后“道源东注”,流被韩、日;或经斯里兰卡,东播东南亚诸国,就是不能传人欧洲呢?这是笔者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也曾就此请问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施教授认为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曾被基督教部分吸收,并说:“佛教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联系早期佛教自身的发展历史。佛陀自己在他临终时曾预言说,他的学说要从印度传播到东方。这是十分著名的预训并被广泛传颂的。事实上,早期佛教也曾传到波斯,后来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的早期制度,或许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值得注意”。他还举出艾塞尼派为例。据说艾塞尼派是存在于公元前3至2世纪基督教派的早期雏形。它实行集体生活(有类出家),一切皆平等分享;没有富人或穷人;不吃肉饮酒,也主张人世轮回等,可视作接受佛教影响。在施氏所作解答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佛教东传虽然是佛陀的遗训,但传播仍需有客观条件和文化上的因素。

公元545年,波斯王居鲁士曾俘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将其带到印度。波斯帝国鼎盛时,其统治区域东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进,征服了波斯帝国,也到达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亚细亚和南亚的通道。据学者研究,自亚历山大王来过以后,“希腊文化的因子就此深深植人中亚和印度的土壤”。印度自此便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大规模的交流。按理说,佛教应该首先向西方传播。但是,就在佛教传播到波斯、埃及甚至希腊时,在接触早期基督教之后,似乎被基督教这堵墙挡住了。笔者认为,随着基督教合法化和壮大,并成为罗马国教,佛教再传欧洲已无可能。此后顺丝绸之路经巴米扬东传,又顺张骞通西域的路径,悄然于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达洛阳。那么,促使佛教东渐及佛教未能西传,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因素呢?

1.兼通梵汉语文的中亚、西域是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

2.宗教信仰的“类同”是佛教东传的文化因素。佛教传人汉朝初期,人们当作黄老之教供奉。汉代人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套用老子的“无”来理解;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亦与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近似,这样佛教就易“混淆视听”,易为广被儒学影响的官民所包容、接受,使这一“异教”能在中国流传。“类同”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异质”向“同质”转化。细究之,佛道与佛儒有很多区别,佛学家冉云华指出:佛教的宗教方向以出世为主,“无论是早期的部派或是后期的佛教经典,都是为出家人写的,多是以出家修道为解决烦恼的最后法门。因此之故,佛教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领导过社会运动”。冉先生举出中印佛教徒对大乘名著《维摩诘经》的态度,说明印度佛教徒注重的是《维摩诘经》的经义,中国佛教徒则注重维摩诂居士此人,“前者重点是智慧,后者的重点是人,自然也是以人的社会为主”。可以认为,佛教重点在人的主旨是融人中国社会后的变化,是和儒家思想交融后,

“异质”向“同质”转化的结果,从而成为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3.佛教未能西传的文化因素。施舟人教授指出:佛教传到小亚细亚,当地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被早期的基督教部分吸收了。所以佛教西止于此”。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的教义讲“十诫”(《出埃及记·传十诫》),原罪和赎罪(《出埃及记·赎罪银》、《利未记·代罪羊》等),信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信地狱、天堂。《圣经·箴言》教人“智慧、仁义、公平、正直”;但其处世讲聚妻生子、种地养羊、生生不息。而佛教(尤其禅宗)没有这种强烈赎罪感、入世感;汉魏两晋南北朝儒、道也无这种强烈赎罪感。随着欧洲工业化和社会制度变革,清教徒非常注重个人的良知。清教徒所说的良知即灵魂的花园,与禅宗精神难说一致。清教徒很顾家,世俗化,与佛徒空灵化思想大不同。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共同点,都很人世,讲仁义,但儒家无“神”主宰观念。佛教与基督教没有前面所说的“异质”向“同质”转化的“文化因素”,至少可说不明显。何况,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后基督教又自行分蘖出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诸派别总的来说,佛教传东不传西,有其文化差异原因: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神”。与佛不同;基督教“原罪”与佛教“轮回报应”不同;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思过、“禅”以及儒家的“自省”不同;佛教空观与老子的“虚”近似;佛教的“法相”与老庄的“道”,儒家“仁”、“礼”近似等等。

附录六 汪天文:“三大宗教时间观念比较” 摘录

由于教义不同,三大宗教在时间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是关于时间的形态问题。佛教的轮回说基本属于循环时间观。伊斯兰教认为时间是无限的,现世不过是无限时间长河中的有限循环,可以说伊斯兰教也是持循环时间观的。而基督教反对循环时间观,认为时间是通达未来的路途,在时间中历史事件得以衔接,社会发展得以延续。第二是对时间结构的取向问题。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现世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命运。因此,佛教徒的修行不是简单地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来生的幸福,这种时间观应该属于未来取向的。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末世审判说强调,由于人类的祖先犯下的原罪必须由后人来偿还,因此只有积极面向未来——末日审判之前才有赎罪的可能。因此,所持的也是未来取向的时间观。伊斯兰教认为未来属于真主安拉,因此伊斯兰教文化属于现在取向的时间观。在基督教教义中,时间是线性的,其形象是清晰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佛教中时间是循环的但又是进化的,任何生命都可以凭借自身的修炼,进身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其时间形象是模糊的。伊斯兰教计算时间完全依赖人们对月亮阴晴圆缺的观察,所以说伊斯兰教的时间观念是清晰的、非线性的时间观。

附录七  叶 华:“从中土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角度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摘录

到此,不难看出佛教与基督教在人生问题上的各自路径:佛教和基督教都首先给人生以“苦”的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分别对人生之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最终提出了各自的解决苦的途径。但途径及侧重点的不同使得佛教和基督教的最终落脚点截然不同:佛教最终落脚于世人自身的个体作用;基督教则强调了上帝的万能。为此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佛教主张去除杂念、清净自心、一心向佛。认为世人所需做的就是要顿悟佛法、把握内心以恢复“真如”本性。这一切都归于自心。而基督教则认为,人要向着上帝、信仰上帝、给予上帝无私的爱以希望得到上帝的救赎。当这样的人生观被转化为人的日常行为的指导时,客观上产生出特定的文化、塑造出不同气质的人,从而影响着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上所述,佛教经过对人生问题的阐述之后,突现出了个体的“顿悟”。这一内涵“个体性”和“主观性”的顿悟转化为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时,客观上产生出注重“个体”的文化,在其影响下使得中国文化和在此背景下的中国人具有了“个体主义”气质。这与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伦”文化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人注重人伦与人情关系的气质并不矛盾。这种“个体主义”的气质是内涵在重人情、人伦关系这一显形气质下的一个隐性气质。虽是隐性气质,但一直存在。如中国历史上早有“涂人可以为禹”“人人皆可以为舜尧”的说法。其实质就是强调个体的作用。而且“个体主义”这一气质在传统儒家文化逐步弱化的情况下,还会显得尤为明显。具体为:自晚清之后,一直到现今为止,儒家文化一直处于逐步递减的运动轨迹当中。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及文革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致命性的撞击。加之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得原本处于隐性状态下的“个体主义”浮出水面。同时儒家的重人伦、人情的思想仍有着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的气质又具有不完全性。一方面,在家庭及与自己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中保持着这种重人伦、人情关系的传统。另一方面,除家庭和联系着的人际关系外,个体主义却成为主导。而基督教经过人生问题的一系列的阐述之后,最终强调了个体对上帝的依赖和忠诚。这客观上产生出人对上帝的依附和归属情感。在这一依附性和归属性的情感基础之上很容易使人产生出相互关心的集体性的气质,因为同作为上帝的子民,人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也就产生出了相互关心的集体性的气质。从而使得西方文化中也内含着这种“集体性”的特征。这与大多

数人所普遍认同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独立、崇尚自由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西方人注重个体的的气质(一般这样认为)并不矛盾。重个体及个体的气质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且这一气质在面临着重大的灾难和共同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时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在9.11事件之后,在存在着基督信仰的西方国度里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一切,更加关爱他人、关注社会。使得内含着的集体气质得以显现出来。本文只是从一个角度来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但在这一角度下的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在此基础之上塑造出的不同的国民气质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附录八  陈立旭:“佛教生根中国原因探析”摘录

近代以前, 为什么佛教能够成功地适应中国本土文化, 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而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为什么在中国影响很弱, 或不能进入汉文化圈的中心地带这是十分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学者相信, 基督教景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三、四世纪, 比佛教只晚三、四百年, 但到会昌灭佛, 景教同时并禁, 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据考证, 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亦在隋唐之际, 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向来没有深入到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 只是在汉文化影响很弱的中国边缘地带发生了作用, 而佛教在中国厉史上却长盛不衰, 源远流长,并与中国本土上产生的儒道两教相互融合鼎立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甚至于在隋唐时期, 中国文化就是以佛教为代表的。这种现象应怎么解释呢对对佛教特质、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过程和中国本土儒道两教文化特质的分析中, 我们将会发现, 佛教正是一种特别适应于中国本土文化结构的文化, 其内容的某些方面与中国原有文化的某些方面直接吻合当然不是无差别的吻合, 因而能够顺利地被中国本土文化吸收, 进而直接转换为中国主体文化结构的内容, 成为中国化的佛

教, 并与儒道相互吸收, 融合在一起, 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本质上特别是从深层次的角度上说与中国本土文化并不是同构的。

我们可以把佛教文化象通常的文化那样分解为两个部分, 即深层的和浅层的在中国历史上, 先是佛教的浅层内容为本土文化所接受, 找到了双方的相似点, 尔后则在佛教的深层方面与本土文化产生对话、碰撞, 因文化同构而共鸣, 从而真正扎根、开花、结果。诚然, 中国的主体文化儒教对鬼神抱着一种回避和存疑态度, “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敢问孔。曰‘未知生, 焉知死。”“务民之义, 敬鬼神而远之, 可谓知矣”又“ 子不语怪、力、乱、神” 。用儒教的眼光看, 佛教的“神通” 、“灵魂不灭” 、“ 因果报应”等是颇有信鬼、神、怪、力、乱味道的。因而佛教浅层方面非但不能与儒教共鸣, 而且还可能与儒教发生冲突而受到排挤。但是, 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机遇就恰恰在于, 佛教传入中国时,正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势力减弱, 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和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从第二, 佛教的深层内容, 例如对于空、非空、卜卜空的佛性的体悟, 破我执、人执、法执以及诸如色不异空, 丝不异色等等其它佛教的奥深的理论等等, 之所以能被中国主体文化吸收, 主要是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教和道教一样, 都属于内在超越形的文化。更何况, 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起佛教来, 是更通俗易懂, 更生动活泼, 对人们许诺更多的宗教文化。但是, 基督教、伊斯兰教从深层上来说, 是与中国本土文化根本不同质的。而佛教能生根于中国的另一个机遇, 也是最重要的机遇恰恰在于它遇到的是同质的文化, 即同属内在超越形的文化, 因之, 佛教之进入中国就象回到了自己的真正家园。

这种内在超越形的文化, 与外在超越形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中, 上帝或真主是超越价值的源头, 人们不是从内心而是从外面、从上面、从上帝或真主那里得到行动的准则, 道德的律令。人们只有听从主的盼咐, 才能完成从世俗世界到上帝之城的超越。因而人的行动的鞭策力总是从万有创造者那里来的。

应该说, 儒、释、道的超越世界或价值源头是各有分别的。儒教的价值源头是天, 是仁、义、礼、智、信诸端的善心。道教的超越世界即是悟道成仙, 明心见性。佛教的超越世界则是达到空、非空、卜非空的佛的境界, 是成正觉, 即对一切法的性质相形, 无增无减地如实地觉了成等觉或遍觉, 即不仅自觉, 而且能平等普遍地觉他, 使别人觉悟, 圆觉或无上觉, 即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己达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境界。但是, 尽管有上面的分别,儒释、道三教在追求超越世界的方向上却是一致的, 即都是反身内求, 以发明本心作为各自努力的鸽的。正是这一点使佛教文化能够生根于中国并与儒道两家能够相互融合。

可见, 佛教能够生根于中国, 甚至与儒道合一, 就是因为其与儒道一样都是以发明本心性为鹊的向内心超越的文化。正是这一点最重要的契合之处, 是佛教这一外来文化能够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兼容并蓄的重要原因。

吴砺

20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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