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五）

吴砺

                                 《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五）

1 9世纪90 年代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自行车强势来临。第一次有了一种廉价且高度灵活的个人交通工具波及大众层面，而博物学这样的事业——一贯涉及对偏远地区的短期突袭一也是主要的受益方之一。P285

汽车的洪流带来了一股精力丰沛的躁动。不同于一百五十年前追寻如画风景( Picturesque)的旅程，如今，探索山野的冲动不再事关心灵安宁，而是事关体力与肌肉，这一过程更近运动，而非美学。哈罗德，约翰·马辛厄姆(H．J． Massingham)所称的“二次出埃及”——撤离开发区域，撤离城镇，重返大地一很大程度上所指的并非安稳地坐在车厢里的旁观者，而是那些马背弓形、风吹日晒的人们，相比轻柔平静地描绘或研究自然，他们更愿意亲自在山石陡坡上攀行。

漫步、远足、露营、登山、车队等：这些追求如今都走到了视野前方。它们对于逃离的彰显和对于自由的向往呼应了时代的氛围。尽管有些是集体追求，有些强调独处，但他们共同的徽章宣告了一种背后的心态认同：宽松自在的短裤搭配结实的睡袋和旅行背包，这是对于候鸟运动( Wandervogel)的反叛者制服与早期登山装备的巧妙混搭。

外表的暖昧也反映了态度上的暖昧。一方面，它代表了与过去的决裂，代表了年轻世代的反叛；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一种卢梭式的渴望，追求自给自足的原始性和对于永恒真理的复兴。这基本是一个浪漫主义式的矛盾。博物学天生就容易暴露在此类影响之下，因此在这两个方面也都深受波及。P288

相比下来，身体与自然的密切接触往往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了奔放的热情。它超越了狂欢的感官性质，同时抵达了一种灵性确认。许多人相信，乡村．一-这一不可言喻且近乎神圣的场所——中供奉着许多被视为“真”和“善”的东西，但深浅程度不一，连贯水平也不一。

总体来看，这不过是对浪漫主义的一项重要主题的重演，它在大西洋的两岸重新表现为了荒原伦理( wilderness ethic)的形式。它之所以会一再出现，归功于它所具有的元气( vigour)，这元气让它有幸在爱默生以及之后的梭罗手中收获最初的表达。梭罗的《瓦尔登湖》写于很早的19世纪40 年代（但到1854 年才发表出来），直到现在，世界才开始接收到它的讯息。梭罗是一位认真而超然的观察者，不再是自然神论者，也不只是情绪的司库，梭罗最早达成了不可思议的学理与情感的相互渗透，这也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博物学家的终极目标，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自觉将之作为信条提出之人。他为20世纪的博物学留下的遗产是一种新的节制的抒情，远比如今已被丢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愁善感更透彻，同时经由直觉的源泉带来了强健与活力。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更加自由的载体，以更好地传达出那些极易迷失在个体细节之下的核心现实。于是，田园散文应运而生。

虽然梭罗是最早以此种方式描绘自然的作家，但当他的笔记在1 88年受到公众注意时，已经有另一些人也开始了类似的实验：在活力论的激励之下，力求捕捉到核心现实，同时忠于实际的科学情况。其中最知名的是一位威尔特郡农民的儿子理查德。杰弗里斯( Richard Jefferies)，他作为乡村事务的诠释者辛苦维生。虽然成功找到了一种新风格，但对于大众喜好而言过于超前，因此杰弗里斯终其一生也未能从中获利。直到另一波更晚期的浪潮，作家们才终于享受到了不限于创作层面的成功，这就是被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称为“梭罗主义者”的田园散文家流派，最佳示范则是英国的威廉，亨利，赫德森( W. u． Hudson)和美国的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赫德森在这方面的成就更引人注目，因为他下笔描绘的并非他的祖国。他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一家牧场里长大——这本身就是博物学在这段时期从新世界吸收养分的一个象征——成人后才有机会读到怀特的《塞尔彭博物志》，并马上感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向往之情，急切地渴望亲眼见证到书中所描述的英格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海外背景孕育出了其文字中典型的新鲜视野和丰富意象。的确，有人称从中隐约感受到了西班牙式的抑扬顿挫，他对于简洁性的捕捉构成了其风格的核心，而采用非母语写作或许帮助他构建了这样的风格。曾有人不友好地、或许心怀嫉妒地说，“赫德森的写作就像青草的生长”；但实际上，他所呈现出的天然去雕饰的效果是通过不尽的苛求与磨砺才得来的。他追求的是一种举重若轻：一种“散漫”的气息，完美呼应着他每年夏天在平缓的南部乡间漫步时，脚下悠然、漫长而从容的步履。他在途中与人谈话，观看飞鸟，为一路上的风景和往往琐碎的经历留下一份心灵的笔记。而那些由此产生的文章被恰当地称为了“城里人乡村一日游的典游的典范”。这些文本也成为了特殊的历史档案，特别会让人怀念起英格兰人通过徒步、骑行和驾车，重新探索多半被人遗忘的风景的那些岁月。P291

下一步自然是系统性的回响。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标记鸟类，或是作为一种占有的标志，或者仅仅好奇它们都消失去了哪里。但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从未产生像样的科学价值。而如今，两项不谋而合的因素重新提振了以严肃研究为目标的流程。这两项因素即：普遍苏醒的对于候鸟的兴趣，以及最适宜的原材料（铝）的价格大跌。1890 年左右，丹麦教师H.C.C.莫滕森(H。c．c。Mortensen)开始尝试采用锌带。到了1899 年，他已经发展到使用易弯曲的铝制作脚环，并压印上一串代表场所和日期的关键数字。一些相应的期刊，甚至地方媒体，都对他制作的脚环做了报道。这些脚环的效果十分显著，很多回收的脚环上面都做了标记，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国度。科学界对这些结果大为震惊，不久，很多地方都开始效仿莫滕森的样板。P299

。这一趋势也出现在了植物学中，最著名的体现即《海沃德的植物学家口袋书》（Hay Ward，， Botanist，身 PocketBook）的尺寸，尤其是德鲁斯编辑的那些后期版本。简言之，田野手册经历了一段“精简”的过程。它们展现出了真正的20世纪色彩，成为了十足的实用之物：手到擒来的工具性取代了备受珍视的工艺性。P302

这两项高度原创性的行为学贡献从爱尔兰传播出去，是对这些年爱尔兰的博物学元气的辉煌致敬。从莫尔和巴林顿的时代起，爱尔兰就人才辈出。罗伯特，劳埃德，普雷格（Robert Lloyd Praeger，已经是该群体中的公认领袖）将无与伦比的渊博知识、组织能力、卓越的文学天赋、丰硕的工作成果、坚定不移的学理目标集于一身——}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非常稀缺；而在爱尔兰这样的小社会中，他们的影响力只会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因此，迄今最具野心的集体事业（某种反向的网络研究）会从爱尔兰脱颖而出，并不奇怪。P303

到头来，还是活力论一而非任何有意的科学努力——在英国催生出了真正的生态学。这种以哲学为主的驱动力表明，英国的生态学源于一种独特的历史根基，而这一根基仅仅强化了旷日持久地对于一种在欧陆流行起来的传统——与苏黎世—蒙彼利埃的植物社会学学派呼应的繁复的分类系统一的厌恶。P306

尽管如此，生态学的到来还是带给了博物学一些好处，虽然它在功能性上令人失望。首先，它提供了一种一直以来都需要的全方位视角。事实证明，另一批伟大的整合原则——进化论一不足以领会整个自然世界。它涉及的太多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它的运作过于难以捉摸；过于缓慢，而不易展示出来。相对来说，生态学更直接明了，也更明显地关联着一个总体的逻辑框架——此前则是零散和破碎的。另外，不同于进化论，它强调彼此的相互关联。就此来看，它构成了——虽然依稀难——对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伦理的学理支持。P308

初看上去，对博物学而言，一战结束后的十年并非令人鼓舞的一段时光。一开始，抗拒收藏的“钟摆”令博物学严重失去了平衡。虽然观鸟群体依然庞大，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却迅速减少，且后继无人。昆虫柜、化石抽屉、标签细致的标本室等都不再代代相传；相反，后辈们拿起了照相机或望远镜，或是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将古板的维多利亚主义彻底拋在了脑后。在博物学的大量领域中，先前充沛的专家资源都已灾难般地消失殆尽。

战争本身也加剧了这一青黄不接的局面。在大英帝国，本应在1925年前后迈向成熟的年轻人中，有不下六分之一都死于战场。其中许多都是有望崭露头角的博物学爱好者。如今，他们透过自身的缺席仅仅向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事业一直以来是多么仰仗于少数杰出人士的能量与倡议。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古老协会的会员数量急剧萎缩，以至于有些协会的存亡本身都成了问题。P311

在这种对于自然的放任采样之中，存在着某种非常贵族的元素：浅尝辄止、不做深究，以及一定程度的颓废。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科学层面的理解，而是一种对于乡 村的欣赏。而这一微妙的社会特质绝非错觉。正如在1 8世纪，一种新近到来的、一时备受推崇的机动性将上层阶级引出了他们通常的僻静之所，带领他们踏上了发现之旅，深入到了旷野深处。如今，上流社会再次爱上了“乡 村生活”，而对博物学的喜好则构成了这一乡 村热情明确而体面的组成元素。P313

如此广大的一片土壤也产生了光怪陆离的爱好者：凶猛的退役海军少将、穿凉鞋的波西米亚人、消沉的助理牧师、身穿管状长裙头戴钟形帽的典雅女士，等等。而一些难以想象的友谊也由此萌生。亨利·索尔特( Henry Salt)本人，一位突出的进步分子，一生都在谴责各种形式的暴力，却和孟加拉警方的头子，一个一生都在观看人们接受鞭刑的人，组合了起来。有一天，两人遇到一片盛放的野生紫罗兰。他们希望这些花朵完好无损的心情是共通的；不过，我们并未得知，当索尔特的同伴突然激动地宣称“摘这些花的人都要拉去鞭打！”时，索尔特究竟作何反应。P315

如前文所述，他们有幸掌握了天时和地利。同时，他们还有另一点幸运之处，即同辈中有大量具有类似倾向之人。这些因素足以在1921年催生出了一家牛津鸟类学协会( Oxford Ornithological Society)——顾名思义，这家协会宣告了对过去的广义博物学的有意背离。与近百年前另一家由进取的年轻人小圈子组成的协会——爱丁堡植物学协会—一一样，这家协会也将会产生远远超出其规模和年龄构成的巨大影响。因为在一个没有专业人士的领域，任何有幸在其最热情和最空白的生命阶段投入其中的人，都必定会斩获到一份宝贵而生动的蓝图。如果这些将共同的思维与信念投入在对此的构建之中的人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自视为某种重要的新事物的守护者，那他们的主导力量就势不可挡了。P321

牛津鸟类学协会主要是塔克的贡献。从一开始，他就担任了荣誉秘书一职，之后的三十年里，该机构所迈出的新步伐也大多归功于他。虽然非常害羞和谦逊，但他身上集合了众多闪光的美德和天赋：感染人的热情、对于工作的贪恋、对鸟类学的全方位投入、担任委员的才能等等。早期，他也从其中一位最伟大的爱德华时期的能手那里吸取了经验，即令人敬畏的乔丹，非常幸运的是，当时乔丹就住在阿宾登的附近，担任乡 村牧师，两人来往起来非常方便。有乔丹作为协会的联合编辑，基本保障了相当高的标准；两人在随后的年份中打造了《牛津鸟类年报》，同时在更广义上，这家协会本身为所有不久后成立的专业鸟类学协会打造了一个样板，它大大提升了出版记录的整体精确水平。P322

。所谓“新博物学家”的轮廓正浮现出来：伟大的田野传统的拥护者们决定运用新颖的知识形式，以获得对于自然更为透彻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科学目标的达成。如今，随着私人收藏的退潮而消失的方向感重新显现在了这一充满希望的再融合中。P332

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的另一位后期秘书对这个问题可能给出了最好的表达：

市面上存在一种纯娱乐性的对于自然的强烈兴趣，这未必同田野研究有什么相干……要达成科学目的，  需要一种自我强加的纪律，并且要认识到，在终极层 面上，平凡的要比非凡的更令人兴奋，只有当 正常的得到了充分了解后，从正 常之中出离的反常 才有可能被领会。P336

最显著的体现即群众对田野的入侵。1 955 年夏天，有不下1 000人前往了萨塞克斯的一处沙坑，参观在那里栖巢的一对食蜂鸟——甚至出现了一些特别组织的巴士团。四年后，超过1.4万人来到苏格兰西北部的偏远水湾，探视50 年来在这个国家发现的第一窝鱼鹰，人们在为此设立的高倍望远镜前排起队来，只为张望它们一眼，由此引发了大量车流，A.A.不得不为此竖起专门的路牌。此时，社会上已经流传起一句俏英国，鸟类保护基本就是要保护鸟类不受爱鸟者的骚扰，观鸟者的数量已大大超出了鸟的数量，局面变得非常滑稽。P340

受欢迎程度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如今，博物学不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市场，而且会员招募也手到擒来，以至于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保障学科本身的经济利益。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Birds)便是这方面的—个突出的倡导和受益方。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刊登广告，该协会轻松将会员数量翻了十倍，而且买下了一座乡村大宅，又配备了大量各司其职的员工。由此带来的管理负担十分艰巨，但其他方面的好处则完全抵消了这些负担。如此，一种新型的大众组织便诞生了。绝非所有博物学协会都能够（或想要）在这方面一试身手；但这种形式的存在本身就为它们带来了挑战，让它们不得不重新检视自身的一些基本信念。

而如此快速的成长所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或许是，它打乱了成熟者和稚嫩者之间的平衡，以及在一种更深的层面上，打乱了专业人土与业余人士之间的平衡。这些不同团体之间长期而丰硕的协作记录对于英国博物学的提振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太容易视之为理所当然，而低估了一个因素，即它是多么巧妙地建立在了一种不知不觉的对立妥协的传统之上。缺少了最低限度的积极研究者（不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的万发酵，一家协会会丧失目的性，变得平庸乏味；而过于沉重的专业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掏空志愿者的积极性，从而容易陷入舶来的学术竞赛之中。每一方都需要彼此，而将它们混合在一种持续的轻微张力之中，则会使协会受益。但如果某一方的涌入过于强势，一家协会——以及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兴趣领域——则可能会长久地、甚至不可挽回地被淹没。

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单向的。专业人士的数量也呈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快速增长。战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以及政府研发（包括研究生教育）投入的大量跟进，已经大大改变了现状。短短二十年间，大学数量已经翻倍，学生数量则几乎翻了三倍，其中相当比例都拿到了生命科学或地球科学的学位。他们的涌入为博物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大大提升了这门学科的严谨性，另一方面引入了一条复杂技术和深奥术语的洪流，哪怕最高明的业余人士也很难跟进。情况并非像有人不假思索宣称的那样——业余人士“碰到了天花板”，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依然可以在许多方面做出有益的科学贡献，而很长一段时期内，其中一些方面对于专业人士而言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还是有一项真实存在的风险，即在这样一种深奥的新知识洪流的压力之下，这门学科将变得碎片化-一学术意义上如此，社会意义上亦如此。而但凡在意这门学科长久健康之人，都难以平静地设想这样的后果。

然而，我们真能确定，成长——所有形形色色的好处与坏处的载体—一从此以后就会成为该领域的长久特征吗？只因为眼下没有转瞬即逝，我们就认定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样想是否太天真了？如果说可以从以往的博物学研究中学到一条教训的话，那一定就是：其发展轨迹远非一条顺畅的上升曲线，而是一系列周期性的抽动，在公众的关注圈中进进出出，仿佛处在一位中风患者手中的放大镜下方。而且此时，随着影响公众喜好的方式大大强化，上当受骗的风险也大大提升了。此时的膨胀越惊人，未来可能出现的收缩就会更极端、更旷日持久。对于英国在博物学层面上新受到的尊敬，我们最好保持一定的审慎欢迎。P342

吴砺

201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