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二）

吴砺

                       《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二）

像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理论能够保留得如此旷日持久，真是十分稀罕的事。或者它也有其深层原因？人类文化为了保持自身发展和走向未来的能力，需要资源、舞台和空间。这一常常看上去笨拙的表述涉及的却是一个合理的基本情感。里尔(Riehl)写道，“认为每一块地都要经过人类双手改造的想法”，“在每一个自然人的想像中都是极其残酷和令人恐惧的”。⑥恐怕甚至从完全理性的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正确的。

此外，名符其实的环境史不仅涉及到人类和他的劳作，而且也包括羊和骆驼、沼泽和荒地。人们必须注意，自然有它自己的存在，它决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组件和人们商谈的引文。恰恰在人类行动的意外的链式反应中，人们可以发现自然的相互联系，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P005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杜绝环境史研究中的偏见而在环境史讨论中只趋谈高雅而不愿意屈就平庸的话题，环境史也有可能陷人困境。粪堆和粪坑是现实的环境史中的重大主题之一。因为农田的肥沃取决于它们。饮食和繁衍方式是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根本所在。土豆和避孕措施是18世纪具有重大环境意义的主要创新。一部只注重阳春白雪的环境史否认最关键的，却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饮食男女的事实。而对“生物主义”的指责的过分恐惧虽然深受社会学家的欢迎，却给思想套上了枷锁。人与环境的联系的首要因素，正是因为人是一个生物的有机体。

很久以来，环境史常常以色彩斑斓的大杂烩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而环境史的内在统一，最终将因为外在自然和人的自然之间存在着的亲密的内在联系，以及人对这种联系的感知而得到保障。“环境意识”的核心，主要的还是“健康意识”并且作为健康意识而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疾病属于某种基本经验，它总是以危机的方式让人们感觉到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密切联系。希波格拉底( Hippokrates)，就曾经十分重视作为疾病病因的环境，他对“空气、水和地方”的观察奠定了延续几千年的“地理医学”的传统，它在近代早期的医学地貌学以及现代居住和城市改革的光和空气饥饿中继续保持生命力，并在暂时中断后又在环境运动中再次复活。对疾病的恐惧是世界史上最可怕的恐惧症之一。它的影响从宗教史一直延续到文明进程。而把疾病与人和环境关系的状况相联系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疯狂。伴随着人的定居和群居开始了许多疾病的历史。大规模的传染病如疟疾、瘟疫、霍乱、伤寒和肺结核标志着确定的环境条件和环境史的阶段。有迹象表明，对癌症的恐惧是现代环境意识产生的根源。一部关于环境史的“非人本主义”的构思将可能掩盖真实的人与环境的联系。P007

亚瑞德。迪阿蒙特<Jared Diamond)断言，“以往文明的生态毁灭的基本模式”是“众所周知的”，“几乎是老一套”。⑨由于在毁灭中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这种形式的同一也并不令人惊奇。P007

两位中国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几千年的中国环境史的主题简而言之即人口的增长。它起初较为缓慢、继而迅速地导致中国土壤的退化。田这种人口繁育方式在罗伯特·萨拉斯(Robert Salares)看来也是古代希腊历史的秘密。萨拉斯的研究利用了生态学家在对动物种类研究中发展起来的r模式和K模式模型：所谓r模式就是通过大量繁殖后代而保障集体生存的方法；而IC模式则是在有限的食物圈里，保存和小心培养少量后代。K模式适合于那些生活空间明显有限的地区。因此，持续的世界失控可能是一个受人口压力、战争、贫困以及大量的死亡所威胁着的过程。萨拉斯在古代希腊的殖民时期发现了r模式的所有特征。但是，它在持续中导致了生态危机，原因是殖民的膨胀很快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萨拉斯列举了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的事例。约翰·梅克纳尔(John McNeill)断言，地中海地区的环境悲剧，如人口过剩、过度开发、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等，在这期间仍然在热带山区重蹈覆辙。自然，他把悲剧的主要情节转移到了很晚的时候。P008

随着世界的共同发展，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日益超越空间的距离。技术也从其诞生和相适应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同时带来了新形式的环境危险。沉重的犁耕耘在不该它耕耘的土地上，结果导致水土流失。来自于水源丰沛的西欧和中欧的耗水量大的技术被引进到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可以肯定，面对不同的地区条件，这些技术转移并不总是盲目的。技术史绝不只是技术扩散的历史，也是技术与环境适应的历史。只是这一历史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它不是伟大技术思想的历史，而更多的是许多具体细节的历史。所以它还处于开始阶段。清除核污染的技术尤其必须与特殊的条件相适应。就如1925 年埃姆希( Emscher)同盟会的主席写的那样，煤泥的清理必须基于对不同泥品种的特性的透彻研究。@同样在技术史上，环境问题的引发总是远远地走在根据确定的标准模式提出的环境问题的答案之前。P012

难道没有一个又大又简单的主题能够概括自耕作以来的全部环境史吗？人类越是逼迫自然屈服，自然就越是不可遏止地恶化？难道这就是隐藏在所有具体的摧毁力后的基本过程吗？大部分流行的生态方面的文献都接近于这样一个结论，即环境史是一个原罪及其尚未结束的后果的历史。在这里人们习惯于将经验和原则的思考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使得分析变得更困难。最初人们的基本信念常常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对自然的干涉和毁坏同样重要。今天我们早已知道，生态系统本身即使没有人类的介入也处于一个不断的转变之中，一个可能是被人类破坏了的自然的永久和谐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人们得小心，避免滥用这一论据，以至于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能被人类毁灭并最终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平衡。人们应该更多地严肃思考，为什么生态恶化的黑暗基调伴随着全部人类的历史？虽然全球性的空气和水资源的危害相对来说还是发生在新近的事，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环境中的第三大媒体——土壤的危害却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这也正是环境史研究为什么不能局限于现代的原因。否则的话，环境史中的基本问题就不能全部进入人们的视野。

早在古典时代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信念，以为土地经过长时间耕种以后，就慢慢丧失了它的肥力。赛内卡(Seneca)‘，’就曾写道：“土地在没有耕种的状态下更肥沃，它慷慨地把自己交给那些没有掠夺过它的人民使用。”⑩罗 马农学家考卢麦拉( Columella)在他的农业著作的一开始就对这种申诉进行了总的反击：“那种把土地看作是神的载体，是永远不会苍老的年轻人，是万物之母的观点是愚蠢的。土地就像人一样会老化。”但是他也承认，收成的下降是人类“滥用土地”的结果。不过人随时都能改变这种糟糕的状况。他借此论证他的农业理论。近代农业改革派继续保持了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对应，他们对欠收的哀怨也更强烈。P014

李比希的理论至今也很难检验。因为几千年来也有过土壤贫瘠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微生物的比例和几百至几千年的漫长的时间使人们很难了解土壤形成的过程。至于它的形成速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养分流失的速度相关，今天已很难查明，更不用说过去了。李比希生前曾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早期李比希理论的热烈追随者、今天被誉为森林危害研究先锋的农业化学家斯杜克哈德(Stoeck-hardt)也曾嘲笑过这一“吮吸土壤的幽灵”。李比希的理论还遭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反击。他们认为，李比希的关于德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相比，把人的粪便糟蹋了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如此而来，李比希理论便失去了它的核心论据。但是，这一相反的论断也不是无可非议，因为弄清在黑暗的茅坑中流失的粪便的处理历史，并非易事。⑩P015

。由于30 年代美国的沙尘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美国的一位研究土壤侵蚀的学者甚至极端地指出：“侵蚀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它甚至超出了任何一次战争和革命。它使强大的民族屈服……并且封锁了通往几年前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天国的道路。”⑨

问题是：如果“土壤的悄然退化是人类使用土地的结果”这一理论正确的话，那么，人类不是早就毁灭了吗？自从耕种发明后，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和巨大发展不是证明了必然存在持续发展的因素，而这一点在这一理论中并没有提及。很明显，土壤的悄然退化不是惟—的历史，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与之交织、并存。当然不能肯定，它们是否来自于类似的自然基础。肥料和“下水道问题”成了环境史上的一个敏感的问题。P017

。我们只要看看庞培的壁画就可以想起，对茂密的含苞欲放的自然和对鸟的欢歌的醉+Co已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rad von Bingen)认为，有一种绿色的力量( viriditas)，它既能使花草和树木，也能使人和动物兴奋。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生物自爱(Biophilie)倾向。环境史是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的。P020

哲学史著作中，涉及“自然”这一概念的论述主要在性爱、医疗、生活艺术和自然权利方面，在论述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著作中涉及自然概念的，假如说有，大部分也只是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与大部分极其重要的、规范的和有实际作用的内涵失之交臂。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自然概念在历史上极其矛盾和混乱，而这种混乱在近代更有所加强。@自然是本质，自然是荒野；自然是老师，自然是不可制服的；自然是善良的，自然又是可怕的。从这种意义的混乱中人们能够得出什么定义？人们可以把作为规律的自然和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轻松地分开。令人疑惑的只是，关于自然的理想怎么从来不能被摧毁？自然概念是怎样从每一个混乱的旋涡中冒出，继而又恢复它的原始意义？这些现象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如何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概念肯定包含某种生活意义，不管它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践意义上的。

根本的错误显然在于，人们受哲学家的影响把“自然”误解为只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指的是另一回事。诺伯特，埃利阿斯( NorbenElias)称这个词是“一个符号，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的综合”④，即长期集体的经验和反思的综合。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抽象，但本身又不断被具体化并且被证明是对生活有益的指导。谜底也许就在这里。怎么才能简短地概括隐喻自然的经验基础呢？这一经验就是，我们自身的幸福在许多方式上与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生长、与潺潺而流的源泉的清澈和不倦相联系；这也是一种直觉，即一切都必须服从由它确定的规则，人们不能随意反抗。理想自然的作用早已不总是和自然的概念相关。大部分人日常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一般来说以一种默然的方式发生。

事实证明，与自然相联系的想像世界总是有用的，甚至是生活必须的。理由很简单：人是一个生物的有机体，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必须服从同样的规律。没有水人会渴死，没有植物和动物人会饿死，没有阳光人会萎缩，没有性交人种会灭绝。“自然”并不只是商谈的资料，它归根结底是人的动物本质的源泉。企图忽略人的生物性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讨论，亦如否认精神与身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荒唐。自然的活力一再证明它是人造的、由人发明的规则和约束的对立物。@所以，“自然”并不特别指向原始和谐，因为它不需要这样的表达，而是指向古老的人的存在的危险区域。

从远古时代起，强烈的对自然的感受就常常产生于孤独，包括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独处或沉默，最容易听到鸟的啼鸣。在中世纪的欧洲、古代中国和印度，常常是那些隐土或流浪者和自然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那么，是作为个体的人和自然有一种特别直接的关系呢，还是和自然的关系总是要通过社会这一媒介？社会科学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当然是通过社会”。但是每个人与自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身体只属于自己，它是生命和生活的载体，是一个比任何社会体系都要完整的整体。社会可能会错误地认识自然的必然性。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和包罗万象，对社会事务的投入就越多，就越是可能变得没有能力应付自然必然性的反应。环境史和社会历史无疑紧密相连，但它们却不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同样，生物自爱——假如说有的话一也不是可靠的保护环境的直觉。可是保护环境的直觉应该从哪儿来呢？一个人的行为本身并不会对环境有害，但是一群人的行为就会有害环境真／甚至那些平素热爱自然的理性也有其极限：许多现代人甚至没有能力充分认识雨水的作用。而没有雨水就没有生机勃勃的自然。认识的片面和偏执的危险不仅存在于环境政治中，而且存在于对自然的感觉中。P023

同样，德国的历史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子：当德国人保留他们的森林并且致力于改善它们的状况时，正是“木器时代”走向衰亡、木材作为能源需求日益减少的时候。里尔(Riehl)警告道：“如果你们砍伐森林，也就毁灭了你们的历史市民社会。”⑩他指的显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这不是仿古风格的社会浪漫派可笑的修辞不当吗？可是他的警告的确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森林为农村的下层农民提供了一个压抑不满、促进不同阶层和平相处的社会生境。而对上层来说，一方面它为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自由空间，并使它摆脫了日常过多地来自各方面的监视，另一方面使它在承受工业文明日益增长的精神压力时有一处安静之所。里尔十分正确地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尽管森林的经济价值已经下降，而它的社会作用却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强大。

很显然，“野生”自然并不具备超时代的价值，它的魅力逻辑上来源于一个它的周边地区被过度开发的社会。只有当某一社会阶层不再了解什么是饥饿的时候，它才会欣赏荒野和岩石的美。因此，期待发展中国家能够同等程度地理解荒野的意义，显然值得怀疑。

与“强硬的”生态系统理论截然相反，提出“环境”这一概念的雅格伯·冯·乌克库尔(Jacob von Uexkuell，1864—1944 年)非常重视每一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生存环境。当今的生态学无法接受这样的环境概念，但对历史环境的研究来说，这一概念却很适用。为了准确理解历史文献，必须考虑到森林在护林员眼里与在农民、牧羊人和从城里来的休假旅游者眼里完全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推论，最好任每一个文化的微观世界保留它自己的生态小生境，以尽可能让更多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觉到幸福。如果不不仅工厂希望利用河流，渔民、船民、游泳的孩子、农民的草地浇灌和城市的饮用水供给都得利用河流，那么，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利益恰好使一个良好的环境得到保障。这一点也适用于整个世界。一个好的环境在于它使得许多小世界成为可能：这些小世界包括各种心理的和生态的单位。乌克库尔写道：“环境理论是某种外移的精神知识。”⑩环境史也是精神心理的历史。

因此，环境史可以建立在生态小生境——由自然，但也由人建立的小生境——的哲学基础上。这些生态小生境不仅保障了自然的丰富多彩，而且也保障了人类的文化和幸福。因此热爱自然的人常常在花园中找到最大的幸福。

然而，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应该怎样，而首先是怎样，是现实的存在。所以它不应该变成一种道德理论，一种无休无止的对罪孽的认识。尤其是如果人们真正地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活动者，那么人们就必须理解自然的不可预测的影响之链。因为自然不具有同人一样的人格，所以人类对自然的逼近就不是什么对自然的伤害，并 由 此而引起“自然的报复”。即便工业时代碳氮元素的大量排放，对植物来讲也不只是带来损害，它更多地起到了抑制几千年来森林土壤中的氮元素的贫瘠的作用。⑩另一方面，与人的活动无关的气候转变却能够创造历史。在环境史中始终抱守道德的标尺将会把环境史引入歧途，并阻碍人们对未曾预见到的发展的客观观察。p032

只有当环境史不仅被作为人的活动的生态后果的历史，而且还作为对历史进程的阐释时，它才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只有这样，自然才能被同样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活动者。但是草率匆忙地从事生态阐释会陷入轻信的危险。在有些科学活动中，生态解释早已成为时髦；环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种阐释原因的地位，就好像它是一个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和早已存在的东西。像这样的环境决定论常常比它作为某种经济的和生态的决定论的新版本更容易出现；而与这种决定论相反，格尔格斯。贝尔特朗德(Georges Bertrand)曾呼吁将环境史变成一个驱灾除难的念咒术。从1950 年起，“生态误论”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确定的概念，它指那种将区域性的伴随现象作为某种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的研究方法。还在1969 年萧约西(Scheuch)就认为，社会学中很大一部分错误的经验知识是建立在这样的“生态误论”的基础上的。⑩

问题是人们有什么权力将生态的既成事实作为最终的原因？从易斯特利u‘半岛到印度，蚕食幼苗的山羊被认为是山区植被和土壤摧毁的原因，但是山羊只是吃那些人们有意让它们接近的嫩枝。大批山羊的游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组织的行为。安德斯。希约特( AndersHjort)在他的一篇关于非洲牧场经济衰败的生态阐释模型的批评性评论中强调，生态学有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如果生态学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却只有“很少的阐释价值”。⑦如果环境问题的原因很容易让参与者清晰地认识到它的解决仅仅是社会组织的问题，那么环境现象也只有作为政治的和社会历史的解释的一部分才有意义。p033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世界上最伟大而稳定的文化在近代会落后于欧洲？雅瑞德·迪阿蒙德(Jared Diamond)—位普遍生态阐释学派的捍卫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屈就于从政治阴谋的微观层面来解释历史。他认为，在15世纪时，一直在宫廷内院统管一切的太监的反对者们成功地终止了航海大船的建造，使中国从海上回到陆地，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从此与欧洲相比一落干丈。尽管当时欧洲也有许多王侯由于害怕而退缩，但是由于参与竞争的权贵的数量众多，使得哥伦布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的资助者。@可是，权力的争夺真的有可能改变历史吗？中国近代的落后的确是由于当时政权的反对者的错误所致，而不是更多地由于自己造成的环境退化所导致的吗？这是环境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还将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p038

坦率地说，人们必须承认在环境史中还有许多未知的和尚未认知清楚的问题。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古典时期和前现代时期的环境史似乎还隐藏在艺术的表象和困惑之中，而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不是十分有说服力和确切的资料。文献诚然是越来越多，但是，在浩瀚如海的资料的海洋里，人们却很难找到一片坚实的土地。谁要是对文献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谁就必然要经过一个怀疑的不可知论阶段。林，怀特(Lynn White)在1966 年所作的纲领性的报告中虽然让人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但是他自己却仍然摇摆在现代的大众消费和中世纪前期的耕犁的引进，以及培根(Bacon)的“知识就是力量”和《旧约全书》中上帝的指令“让土地成为你们的奴仆”之间。⑩这正是许多环境史概况的缺点所在，它们掩盖了环境史中存在的巨大的知识空白。而环境史研究只有承认和准确地描述尚未解决的问题，才能有所推进。

最难认识的恰恰是那些环境史中延续几千年的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是土壤的退化。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曾经间或成为人类最大的环境问题。即便在当代它也十分棘手，因为土壤比水和空气更容易长时间地聚集有害物质。由于土壤保护通常都是由耕种的农民而不是由整理和记载这些文献的国家机关所承担，所以这些文献和研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人们再考虑到土壤的多样化和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对它的重大意义，就会发现土壤本身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一把富有腐殖质的花园泥土所包含的微生物的数量就相当于目前地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总数。”所以理论家将土壤看作是一种肮脏的物质并不奇怪。1962年，拉赫尔，卡松(Rachel Carson)指出，“每一块土地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没有一块土地彼此完全相同”。但是“很少有像研究土壤中蜂拥的各式各样的微生物那样的研究工作，它们既吸引人，同时又常常被人们疏忽”。还有一篇新的关于土壤历史的论文强调了“土壤的隐秘的特点”。@

吴砺

201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