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三）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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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对“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的分析中得到的最让人不安的教训就是——在最后的办法中——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一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如果说得更尖锐一点——这个选择就是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变动的环境中时，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理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它也受到了被广泛提及的官僚体制的目标替代趋势的影响——在所有官僚体系中跟它们的例行化行动一样正常的一种折磨。担负了各种专门任务的下级官员的出现导致了进一步的行动，使原初的目标继续扩张。专家技术再次展示了它的自我推动能力(self-propelling)、它扩张和丰富提供其自身存在理由的目标的倾向。

仅仅是犹太人专家的存在就给纳粹的犹太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官僚制度的动力。甚至在驱逐出境和集体屠杀过程中的1942 年，还颁发了禁止犹太人豢养宠物、禁止雅利安人为他们理发、禁止他们接受德国的体育勋章的法令！这无需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只需要这项工作自身的存在来表明那些犹太人专家们跟上了歧视措施的进展。@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我们知道许多离种族灭绝相去不远的残杀、屠杀和集体屠杀，它们都是在没有现代官僚体系以及它所掌握的现代技能和技术以及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官僚体系的话，大屠杀是无法想像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但这并不表明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不过，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摈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P025

在汉娜，阿伦特一段有名的话中，“最终解决”的发起者碰到（也可以说令人惊奇地成功解决了）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动物性的同情，这是所有的正常人在看到肉体折磨时都会产生的”@。我们知道那些加入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务的组织的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我们可以假设，他们都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的痛苦，当然也就更加普遍地反对攫取生命。我们甚至还知道，例如，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和其他同样与真实的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清除——禁止或开除——所有异常急切的、性情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我们知道个人的积极性不受鼓励，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的框架之中。个人获利和个人动机一般而言是要受到责难和惩罚的。不是听从命令并且以一种组织的形式来杀人，而是出自欲望或者高兴而杀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至少在原则上会）招致审讯和判刑。）希姆莱也曾多次对他众多的、终日参与惨无人道行径的下属们维持心智健全和坚守道德标准表示了深切的，而且完全可能是真心的关注；他也对在他的信仰中，心智与道德经检验都未受到损伤而表示自豪。我们再次引用阿伦特的话来说：“纳粹党卫军依据其自身的‘客观性’，与‘情绪化’类型的人，如演奏员(Streicher)之类‘不切实际的傻瓜，，划分了界限，也与条顿日耳曼党的要人保持了距离，这些人表现得好像他们头上有角、身上生有毛皮一样。”@纳粹党卫军头目（似乎是肯定地）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于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对血腥任务的忠诚就是——也确实是一对组织的忠诚的一个衍生物。

通过释放其他基本的动物本能是无法获得和达到“克服动物性同情”的效果的；而这些本能的释放如果按照组织能力支配的行动来说完全就是功能紊乱。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然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敌的。因此杀害的本能是否确实曾在成千上万普通职员和专家的内心中出现根本就无法弄清，而仅仅就大屠杀这项事务的规模而言，这些人无法不在行动的不同阶段中被卷入进来。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

德国的刽子手并非德国人中的特别一类……我们知道，管理计划、司法结构和预算系统的特性排除了将全部人员进行特殊选择和特殊训练的可能。秩序警察部门( theOrder Police)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成为一个犹太人隔离区或者一列火车上的警卫。帝国安全总局的每一个律师都被认为胜任领导机动屠杀机构；每一个经济管理总局的财政专家被派往死亡集中营服务都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所有必需的行动都是通过周围随手可得的任何类型的人来完成的。⑨P029

再次引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必须牢记（种族灭绝的）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⑦。他们知道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害处的忙碌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吗？——这些知识最多只会存在于他们思想遥不可及的深处。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道德谴责几乎不再依附于人的自然禀性，以避免担心无需担心的事情—-并因此放弃检视整个因果联系环节直至其最深的一环。要想理解令人惊骇的道德盲视怎么可能发生，想一下这一点是有所启迪的，即为工厂得到了“缓期执行”而喜悦的军工厂工人在对一张新的大额定单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在为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之间互相杀戮而感到悲戚；或者也可以想一下怎么会有“物价下降”被当做为一个好消息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同时，“非洲儿童的饥荒”也得到同等普遍并且真诚的惋伤。

几年前，约翰·拉赫斯挑出行为的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作为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

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对这些行为是为了他们而做的那些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口头上或者想像当中；他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们。而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则会把它们看成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

由于对其自身行为缺乏直观的认识，即使最睿智的人也要坠入一个道德空白：抽象的邪恶感既不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动机……我们不应该对善良人的大量且多数出于无意的残暴感到惊奇……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看到错误的行为或者严重的不公平时却无法辨认出来。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每个人做的都是无害的行为，怎么会产生这些错误行为和不公……要承认谋划或者促成这一切的人和群体常常不存在是困难的。而通过我们行为的遥远结果来判断它们怎样有助于制造痛苦则是更加困难的。@P034

同样的效果是（在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范围内）通过对受害者本身变得心理盲视而达到的。在对现代战争中人类的代价不断增加负有责任的各种因素当中，这无疑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卡普托注意到，战争的精神实质“似乎就是一个距离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地把人杀害，你根本不会出现问题”@。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这是一个单单由结果与其直接起因之间的规模差异就能极大助长的趋势——即一种不一致性，它轻易地否定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解）。因此下面的一切都变得可能了：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一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对受害者的盲视，可以说，也是米格拉姆那不太为人所知的实验里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了看不见受害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更能够理解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在特别行动队行动阶段，被围捕的受害者被带到机枪前面，然后被近距离扫射而死。虽然尽力把武器和被击毙者跌人的壕沟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但想让射手忽略射击与杀害之间的联系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的管理者觉得这种方法原始、低效，对刽子手的土气也非常不利。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一些屠杀技术——那些能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他们的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一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一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人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P036

换句话说，笼统地把反犹太暴力，尤其是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是苍白无力的，也缺乏坚实的历史或者现实的事实基础。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更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仇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让人满意的对任何屠杀的解释）。就算反犹主义对大屠杀概念的产生和具体实施起了作用或者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大屠杀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所持的反犹主义与它的执行者、合作者和温顺的目击者所持的反犹主义（如果他们有的话）也应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使大屠杀成为可能，无论何种形式的反犹主义也必须与一些特征完全不同的因素相融合。我们要做的不是探究个人心理的奥秘，而是要弄清能够产生这些其他因素的社会与政治机制，并检视这些机制同群际敌对(inter-group antagonisms)的传统混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的爆炸性反应。P04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是从其他的隔离事例中把犹太人的隔离挑选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意义的特例来进行理论化的。前现代欧洲的知识精英——基督教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跟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积极地探寻蕴涵在生命历程之自生自发性当中的随机性和逻辑性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犹太人是一种怪人，是无法清楚地去认知并赋予宇宙之道德和谐的实体。他们既不能被归人尚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也不能被归入堕落的异端，这两类人标志着两道基督教世界狂热守护着的并且也是能够守住的边界。因此可以说，犹太人尴尬地跨坐在屏障之上，对它的不可逾越性构成了威胁。他们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同时又是其心怀不满与怨恨的诋毁者。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抵制也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没有严重危害到基督教真理的异教徒的无知的表现而不予理会，也不能当做——从原则上说／-一一只迷途的羔羊可以弥补的过失而一笔勾销。犹太人不是简单的皈依之前或者皈依之后的异教徒，而是被给了机会去承认真理却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的人。他们的存在对基督徒论据的当然性构成了永久的挑战。要击退这个挑战，或者至少降低它的危险，就只能把犹太人的冥顽解释成恶意的蓄谋、不良的企图和道德的败坏。让我们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论述当中作为反犹主义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要被再三提及的因素：就是犹太人与基督教是相生相伴的。正因为如此，犹太人跟基督教世界里所有其他令人讨厌和无法被同化的群体不同。与任何一个异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因此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基督教实质性的他我(alter ego)。

因此，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共存并不是一个冲突和敌对的实例。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基督教如果不维护和强化使犹太人分离的基础——一个本质上既是希伯来人的继承者又是其征服者的观点——就无法再生产自己，当 然也就无法再生产使全世界达到基督教团结的统治。这样，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成了对犹太人的疏远。它产生于犹太人对它的抵制，又从犹太人的抵制 当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它的生命力。基督教可以把它自身的存在理论化为进行当中的对犹太人的敌视。犹太人继续的顽固不化让基督教有理由认为它的任务尚未完成。它最终的胜利模式是要犹太人承认错误，向基督教真理低头，如可能的话在将来大规模地皈依。再次以真正的他我的形式，基督教指派给了犹太人一个末世论的任务。这个任务提高了犹太人的能见度( visibility)和重要性。它赋予了犹太人一种强烈而邪恶的魅力，一种他们难以以别的途径获取的魅力。

因此，犹太人存在于基督教世界之中，存在于它的土地之上以及它的历史之中，既不是无足轻重也不是无关宏旨的。他们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群体的特殊性；它是基督教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没有止步于对排斥的实践进行归纳，它也不仅仅是对起源于等级式分化的过程并反映这个过程的模糊而又分散的独特性的历程进行系统化的尝试。这样，与其说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反映了草根社会、邻里交换或者冲突，还不如说它倾向于一个不同的逻生产基督教及其普遍统治的逻辑。因此，“犹太人问题”在大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经历等方面就出现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也就相对便利地把犹太人间题从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分离出去而使之免受日常经验的检验。对他们的基督教主人群体来说，犹太人既是日常交往的具体对象，同时又是此类交往中具有独立定义的一类人的范本。从前面那种特征看来，犹太人后一种特征既不是必不可少，也不是必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可以相对容易地把它从前者中分离开来，并在与日常实践只有松散联系的活动中作为可利用的资源。这样，在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中，反犹主义取得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它可以在此形式中“几乎无视犹太人在社会中的真实境况而存在……最令人惊奇的是，它可以在未曾见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们和多个世纪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存在过的国家当中存在”⑩。这种形式被证明能够在基督教的精神统治衰退以及它对大众的世界观的支配削弱之后很久仍然恒久不衰。现代性时代所继承来的“犹太人”是早巳与居住在城镇和山村的犹太男人和女人们断然隔绝的“犹太人”。在成功地扮演了基督教之他我的角色后，犹太人准备被放置到类似的与社会整合的新的世俗动因有关的角色当中去。

关于基督教会努力建构的“犹太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概念内在的不合逻辑性。这个概念将互不相宜又无法调和的要素糅在一起。它们的合并丝毫不存在内聚性，这标志着一个虚构的实体，它被认为是一个魔鬼般的强大力量来对这些因素加以调和。它是一个强烈地让人迷恋同时又强烈地让人反感，而总的来说又令人恐惧的力量。概念中的犹太人(the conceptual Jew)是一块战场，为争夺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及其清晰的时间与空间界线而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斗。概念中的犹太人是语义上超载的实体，它把本应彼此分离的意义包容和混合在一起，因此它是任何关注划清并坚守界线的力量的天然对手。概念中的犹太人是粘性的( visqueux)[用萨特的话来说、粘的( slimy)[用M.道格拉斯的话来说l-它被塑造成威胁和藐视事物秩序的形象，是这种藐视的缩影和体现（至于划分界线的普遍文化活动和同等普遍的粘性之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在第三章作为《作为实践的文化》中做详细阐述）。这样来理解的话，概念中的犹太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他使得侵犯界线的行为、没有完全恪守教规的行为、缺乏绝对忠诚和明确抉择的行为招致的可怕后果一目了然；他是所有的不合规范、异端、越轨和异常的典范和原型。作为导致越轨的令人迷惑、不可思议的不理智的一个证据，概念中的犹太人预先就使得已被基督教会限定、说明和实践的事物秩序的可能替代者名声扫地。由于这个原因，他是这种秩序之边界的最可靠守护者。概念中的犹太人带着这样一个信息：此时此地这种秩序的可能替代不是另一种秩序，而是混乱和毁灭。

我认为，作为基督教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之副产品的犹太人之不协调(incongruity)的生产是使得犹太人在其他“欧洲内部的恶魔”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N.科恩在他令人难忘的欧洲迫害女巫的研究中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些恶魔。在他的发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对女巫的恐惧以及非理性的担忧的强度与科学知识以及日常理性总体水平的进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在大量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事实上，在现代历史的早期，现代科学方法的激增以及朝着日常生活理性化的大步迈进与历史上最凶残、最恶毒的迫害女巫的插曲恰巧是同时出现的。巫术神话和迫害女巫的非理性同理性的延误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与由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所产生和激起的焦虑与紧张却有极度密切的关系。原有的保障消失了，新的保障又迟迟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有原来的保障那般牢固。长期的差别被忽略了，安全距离缩短了，陌生人从他们的留置地冒出来并搬到了隔壁，稳定的身份也失去了它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旧界线存留的一切要做殊死的抵抗，新界线则不得不围绕着新的一致性来建立——更何况这个时期还处在世界运动和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实施这两个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同“粘性”进行战斗，即同破坏界线与身份的清晰度与安全性的原型敌人进行战斗。由于任务本身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因而战斗也就必然会空前激烈。

吴砺

201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