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五）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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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立了恰当的对应（lock and key）关系时，沉睡者效应指的是有暴力倾向的个体，如独裁者、暴君或者恐怖主义者的潜在的个性特征。沉睡者从他的行为模式的规范阶段中被唤醒，蛰伏的、暴力倾向的人格特征被激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⑩

不过明白无误的是，让齐姆巴多及其同事大吃一惊的对残酷的纵容并非源自参与者的邪恶，而是源自邪恶的社会安排。假使实验中的被试者被分配在相反的角色上，整个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真正重要的是一种两极性的存在，而不是谁被分到了它的各个部分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一些人被赋予了施加给其他人的完全、惟一和没有限制的权力。如果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沉睡者，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他就将永远沉睡下去。那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沉睡者的存在。

看起来，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在所有有名的实验中，“堕入角色”的惊人频次使得沉睡者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来解释集体性的变得残酷。不过，涉及到那些相对稀少的个案，其中的个体一旦发现权威的命令与自己的信念有所冲突就有力量与勇气去抵制并拒绝完成的时候，这个概念确实有它自己的意义。一些普通人，平常遵纪守法、谦虚有理、循规蹈矩，也不善冒险，却勇敢地抵抗那些掌权者，忘却结果而优先考虑自己的良心——很像那些极少而分散的、单独行动的人，他们反抗无所不能、寡廉鲜耻的权力，冒着最后遭惩罚的危险竭力拯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而要从社会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决定因素”来探究他们的独特性是徒劳的。他们的道德良知，在非战争的状态下蛰伏不动，现在却被唤醒了，确实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和个人的所有——跟不道德不同，后者必然是社会性的产物。

他们敢于抵抗邪恶的能力是在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中的沉睡者。它可能会继续沉睡下去，直至永远，那样我们对之将无知无识。但是这样的无知也许是好的消息。P220

我们已经知道在弥漫开来的异类恐惧症与纳粹设计并执行的集体屠杀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另外，不断积累的历史资料也有力地表明，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不是（或者说，完全有可能不是）蛰伏的个人倾向的醒悟、释放、提升、变得强烈或者突然爆发的结果。从任何其他意义上讲，不管个人的面对面的关系可能会偶尔变得多么 酸楚与痛苦，大屠杀也不会是由 此产生的敌意的延续。这样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仇恨的延伸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更多的情形中，它拒绝被推到超出由对他人的基本责任所划定的界线之外，这些责任必定就内在于人的接近、“与他人相处”之中。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

这种弱化、隔离与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切，大屠杀将变得无从想像；没有这一切，那种没有犹太人的欧洲、彻底灭绝犹太种族的夸张的想法，将在众多大大小小的由精神病患者、虐待狂、狂热分子或者其他痴迷于无缘无故的暴力的瘾君子们所制造的屠杀里渐渐逝去；不管有多么残暴与血腥，这些行为都很难与这一目的相匹配。而以一项理性的、官僚一技术的任务，以及需由一群特殊的专家与专业化组织操作的针对一群特殊类型的对象的事务一也就是说，以一项不依赖于感情和个人效忠的非人化的任务——来当做“解决犹太问题”的设计，最后证明投合于希特勒的想法。然而就是到了官僚行动将来的对象——犹太人——已经被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抹去，从人际交往的圈子中隔绝，在实践中被转化为一种范畴、一种典型——成为形而上学的犹太人的抽象概念——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直到他们已经不再成为正常情况下道德责任延伸可至的那些“他者”，并失去了这种自然的道德提供的保护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仍然可能不如此设计，也当然可以不被执行。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为“解决犹太问题”而操纵这种仇恨遭到连续失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犹太人越是被强制 地赶出社会生活，看上去越是与宣传（这种宣传颇为悖谬地强化了它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中的原型相吻合，在德国自身内部真正的犹太人就越少。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的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⑩

如我们已在第三章当中提到的那样，那些当“隔壁邻舍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受害人时确实反对冲锋队的无赖们进行掠杀的德国人（甚至那些找到勇气表现出他们的反感的人），却带着冷漠与常有的满足接受了强加在“犹太人本身”之上的法律限制。当关注的是他们所认识的人时，他们的道德良知会被激发出来，而当目标是抽象的、归为原型的范畴时，就无从在他们的身上唤起任何情感。他们在静默中注意到，或者没有能够注意到犹太人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消失。这个时候，因为年轻的德国士兵与宪兵队队员肩负了“清洗”这么多人的任务，犹太人就“只是一批‘博物馆展品’，是以猎奇的目光看待的东西，爬行动物的化石，在它的胸膛上有黄色之星，是过去的时间的见证人，但不属于现在，是必须跋涉远行才可见到的东西”⑩。道德走不了那么远，它偏好于留守在家，留在现在。

用莫姆森的话来说，

海德里希在社会与道德上隔离犹太少数民族与大多数人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受到大众的广泛抗议而得以实施，是因为一些与其德国邻居已经关系极其密切的犹太入既没有被包括在渐次严峻的歧视之内，也没有被逐步地与他们相分离。只有当渐增的歧视性法案已经使德国犹太人被逐步地压制为社会贱民之后，完全剥夺了他们与大多数人的一切常规的社会沟通之后，驱逐与灭绝才能够在不动摇社会统治结构的基础上付诸实行。⑩

希尔博格，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头号权威，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消灭过程的全部形式将按此表所示那样建构：

定义

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

集中

剥 削劳动与饥饿措施

灭绝

抹杀个人的影响

消灭过程的各步顺序就是这样决定的。如果试图把最大的伤害施加在一群人身上，那么 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官僚体制——不管它的机构怎么没有中心或者它的行动多么没有计划——来推着它的受害者们经过这些阶段。⑩

希尔博格指出，这些阶段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构成了一种理性的序列，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序列。这种标准鼓励我们寻求用最短的路径与最高效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力图揭示集体消灭的理性解决方式所包含的指导性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前后相续的各个阶段是按照从道德职责的范围（或者用费恩④提出的概念，从义务的领域）驱逐出来的逻辑来安排的。

定义就是把受害的群体作为一个不同的类别区分开来（所有的定义都等于是把总体分成两部分一做上记号的与没有做上记号的），因此施加在这个群体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落在所有其他人的头上。恰恰是这个被定义的行为，使得这个群体已经被当做了特殊对待的目标；对“普通”人适合的所有方式对这个群体而言必然就不再适合。另外，群体的个体成员现在成了一个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某些性质会渗进他们个别化的形象当中，而危及到原本单纯的接近，使其作为自我维系的道德领域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开除与没收则撕毁了绝大多数常规的契约，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取代过去的接近。这下受害群体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

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不再与其他人相遇，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再交汇，沟通也慢慢减少并突然停止，现在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当中把那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

剥削与饥饿上演的一幕是更进一步而且真正惊心动魄的场面：它们将野性乔装打扮成人性。大量的事实说明，地方的纳粹头目请示过他们的上司，要把在他们权限之下（就是在集体屠杀开始的信号给出之前）的一些犹太人处死，使他们免受饥饿的痛苦；由于对大量早就被掠攫了财产与收入并被圈进犹太社区的人来说，食物的供给不能维持他们的需要，因此杀戮似乎是仁慈的行动一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昭示。“法西斯的政策险毒地在循环，‘故意创造出无法忍受的紧急局势和状况，然后用它们来使甚为极端的步骤变得合理，。”@

这样，最后的行动一灭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突兀的变故。就是说，先前采取的多个步骤合乎逻辑（即使我们记得，一开始并没有被料及）的结果就是灭绝。虽然已经铸就的事态并没有使其后的每一步变得不可避免，但是在毁灭之路上，每一步行动都使得下一步的选择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的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地被理性一技术的考虑所引导，它也越少地必须考虑到道德自抑问题。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当中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加大了被指定的受害者与其他人之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一与刽子手是这样，与种族灭绝的目击者也是这样。站在终点看，它们的内在理性，以及它们在完成消灭任务时所具有的效力都在于上面所提及的这种性质。很显然，道德自抑并不是远不可及地存在着。它们不可分离地跟人与人的接近连在一起。相反，随着社会距离寸寸增加，干不道德的事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莫姆森把“内在于当今工业社会中那种变得习惯于对与自身经验范围元直接关联的行动持道德冷漠态度的过程中的危险”，作为大屠杀经验的“人类学层面”田 单列出来是正确的话——那么他所警示的危险就必须在今天的工业社会将人际距离拓展到道德责任与道德自抑之声变得无法听见之处的那种能力中去寻踪觅迹。P251

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P268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ⅡH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大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教训，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如果说第一个教训包含的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教训则呈现出了希望；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有不断被提及的价值。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干，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一个选择。有人间，为了使邪恶被囚禁，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肘戛然而止？P269

所有的话语都界定了它们的主题，都要守护其界定的独特性以保证话语的完整，并通过对自己的反复重申再生产它们自身。倘若不是继续沉默下去的风险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止步于这种毫无价值的观察之中，并让社会学在它习惯于选择的语言与僵化当中继续走下去。这种风险实在已经被奥斯维辛、广岛和古拉格逐渐并且无情地提升得太高了。或者，还不如说，是当奥斯维辛那些失败的迫害者被审讯、惩罚和判刑的时候，古拉格和广岛事件的那些胜利的加害者所面对的问题把这个风险加大了。阿伦特，以她最佳的洞察力和敢于挑战的精神，对这些问题的蕴涵进行了阐述：

在那些被告因“合法的”犯罪而遭到的审判当中，我们的要求是，当人们用来引导他们的一切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恰巧完全同那些他们必须当做是周围人之一致观念的想法相抵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辨别是非。并且当我们知道了少数“自大”得仅仅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的人，无论如何不同于那些坚守旧有价值或者受宗教信仰引导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肃了……那些极少数仍然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真的仅仅依凭他们自己的判断行事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自如；没有应该遵守的可以把他们面临的特殊事件纳入其中的规则。

因此，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那些现在被押上法庭的人打赢了战争，他们中有人会因为良心的负罪而感到痛苦吗？最恐怖的发现就是答案一定会是断然的“不会”，而且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答案。既然那种没有被社会所认可的所谓善与恶的区别已被勒令消失或者不予理睬，那么我们也不能严厉地要求个人采取道德的主动。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肩负其道德选择的责任，除非这个责任事实上已经在社会规定的选择中预先就确立了。而我们一般不希望这样做（就是说，要求个人把他们的道德决定建立在自己的责任之上）。毕竟，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容许有削弱社会立法权力的道德责任的存在；而且，除非被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给罢黜，否则什么样的社会愿意放弃自己意志的权力？那么，对于那些保守着古拉格秘密的人和那些秘密地准备轰炸广岛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去旁听审判奥斯维辛的刽子手的话，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P273

吴砺

201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