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一）

吴砺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一）

生活在 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

                                                     ——巴巴拉‧W‧塔奇曼

    我现在明白，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盲人摸象”。我记得一个著名历史学家说：只要你能提出一套关了历史观点，你都能从历史上找到足够事件,证明你的观点正确。

巴巴拉‧W‧塔奇曼在这本书前言中，也表达了同样意思。

我所在福州市的鼓山，你在不同远近、东南西北的不同方向构成的不同的观察不同位置看到鼓山的形象，你在数十条鼓山登山道上感受到的鼓山，则完全不同——你永远不能说那个位置看到鼓山的形象，就是唯一鼓山的形象。

    前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向世人发出警告：现在的世界形势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十分相似，甚至更严峻。这本书就是写一战前夕的故事，这是我想看这本书的动机。这是我一直想读的一本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我的知识就是零。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稀里糊涂和莫名其妙的战争。只是世界一切事物发展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的，我能通过看这本书对这个二十世纪了解更多一点吗？尤其对一战前夕人类的精神和生存状态了解更多一点吗？

我本应当去修改我的云南之行的游记，事实上，我却想要逃避这一工作，我太渴望学习新的东西，当然这种新东西，对很多专业人士只是旧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自然对于我来说，就是新知识。

看了这本书作者的前言，深得我的心。这样女历史学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很难设想，中国什么时间也能培养出这样有独立想法的出色女历史学家。

在看完本书之前，我看了一个只有三分钟的纪录片，论题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片中主角认为，现代人滥用了“爱”这个词：“如他们说，我爱我的国家，然而这种爱，却是要杀戮别人。”

我要仿造作者的文笔写一句话：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学识的象征，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知识大湖的了解，充其量不过是湖边只能喝过几滴水的青蛙——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赞美自己“天下事无所不知”。

我十分惊恐的发现，我与八十年代以后的学生之间，对社会认识存在巨大的鸿沟。

我对自己现在热衷于看历史书，多少带着一种嘲笑的态度。我并不具备对这个领域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我却总像孩子向往着迪士尼乐园去一趟一样，想读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这是很有文采的历史学家。不过前五十页让我看的真的很累。

这论述十九世纪末英国政坛，是贵族文化和贵族统治为特点，并不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政治，失去了活力。

我读这本书才知道十九世纪末还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才知道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想。通过读这本书，我再次感到了自己对近现代社会史无知。

只是知道这些社会历史知识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阅读他们，自己又不能创造一点什么的话。毕竟不是二十岁年龄，能分配给学习的时间，真的己经十分有限了。

从这本书看，无政府主义者太理想化他们要构建的社会了，这肯定是无法长期运行机制。但是，我猜想，它可能是推动西方国家变成小政府社会的动力之一。

拿到这样一本书，就是一个吸时间的小黑洞，我很想放下这本书，但是这像一条老狗，啃上了有一半压在大石块之间的肉骨头，一时啃不下来，又舍不得走。

这本书表明十九世纪末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精英阶层有一种使美国成为帝国的冲动——我似乎也看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或许是基辛格先生说现在世界上状态，很像一战前的气氛，甚至更危险，因为人类已有了可毁灭自己的核武器了……

这本书通过将历史人物一个个肖像，使历史变生动有趣。

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我好像看过另一个版本，也是被大书特书。表明这个世界人类两种力量可怕的斗争。

这本书表明，有德皇和沙皇这样的人，主持这样德国和俄国大的国家力量，世界一定会出大问题。

读这本书，我才知道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本质性含义。

一个女历史学家竟然能够把文字组织得这么幽默，真是罕见。

在海牙，国际社会尝试限制战争爆发，尽管可笑，至少有这个想法了。然而，那些新生的帝国，却完全不愿被条约束缚。

作者花大笔墨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艺术家作品，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二十世纪初时代的精神面貌——对于血腥破坏的渴望，对粉碎一个旧社会的渴望，对大闹世界的精神渴望。

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初，实现了政治权力结构向民众分享的平温转变。

通过这本书我也初步了解了第二国际的一点历史。

然而，在一战前，当各国政府决心参战时，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摧枯拉朽般的消灭第二国际中的所谓国际主义情结，各国工人拿起枪，立即开始热情高涨准备相互射击。

人类每个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人。当这种情绪带到大国关系之中，人类会因为这种极为愚蠢的骄傲，而从高塔上摔下来——这就是我们应当从二十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

我们现在世界，是不是又被这种愚蠢地妄尊自大、誰也不能说我不是的情绪所绑架？

吴砺

2020.4.5

附录一《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摘录：

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  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  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拋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  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 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GrossePolitik)里。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y)对埃伦塔尔(Ahrenthal)、爱德华。格雷爵士( Sir Edward Grey)对普恩加莱(Poincare)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奧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赛奇。萨索诺夫（SergeiSazonov)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一一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人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本书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的顶峰时期。好战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井喷，此后工业和科学革命转变了整个世界。  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 12世纪甚至公元 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 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  工业社会给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新的压力：贫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人与自然分离，个体工作缺乏满足感。科学给予人新的福祉与新的眼界，却带走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所知体系的确定性。告别19世纪时，人们的忧虑与安定一样多。尽管世纪末(fin de siecle)常常意味着颓废，但实际上，世纪之交的社会却进发着新的张力和累积的能量。1914 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岁，他相信战争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 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我坦承，在描绘战前世界景象的尝试中，已精挑细选、淘汰了许多材料。如今此书将成，我可以针对完全不同的题材，用同样的书名再写一本。  然后还可以写出第三本，也仍然不会重复。我可以增加关于这个年代的文学的章节，或者关于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科技、关于商贸、关于女性、关于王室、关于医疗、关于绘画，关于可以引起个别历史学家兴趣的任何主题；还可以有关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契诃夫、萨金特、马匹、美国钢铁公司的章节，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原计划中。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一个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遴选材料的过程。首先，我将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欧世界中，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我舍弃了东欧，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传统。在选择题材时，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对1914 年以前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象，而不考虑其后的情况。  因此，我排除了汽车和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我也排除了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  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巴巴拉‧W‧塔奇曼 P'4                                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于1895 年 6月在英格兰成立。  当时，英帝国正处于巅峰，大获全胜的保守党所组成的内阁也符合帝国光彩夺目的形象。  内阁成员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世代承袭对国家的统治。  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  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P001

在公众面前，对着一群他毫不关心的人讲话，索尔兹伯里是笨拙的。但在上议院和同僚对话时，他却如鱼得水，应对自如。  他声音洪亮，间或改变语调，从冰冷的嘲讽到令人畏惧的挖苦。  当一位新近加封的辉格党成员走上上议院的讲坛，做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演说时，索尔兹伯里问边上的人说话者是谁，对方耳语着告之身份后，却得到响亮的回答：“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听别人讲话很容易令他厌倦，一无聊他就开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还有的时候，他会从地上抬起脚跟，不停地抖动膝盖和腿，一次可持续半小时。如果在家中被访客打扰了清闲，他甚至会抖得震动地板，令家具嘎嘎作响。而在议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这种抖动令他们产生晕船的感觉。假如腿是闲着的，他修长的手指又会动起来，不断地旋转或反转裁纸刀，咚咚咚地敲击膝盖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从不外出吃饭，除了在他伦敦阿灵顿街的房子里举行的一两次政治招待会、偶尔参加哈特菲尔德的游园会外，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不去保守党的官方俱乐部卡尔顿，而去一个叫青年卡尔顿的地方，那里为他单独提供了午餐桌，藏书室里还挂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保持安静”。他从早饭后工作到凌晨 1点，吃完晚饭又返回办公桌前，仿佛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衣着乏味，经常还很邋遢，裤子和背心都是沉闷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绒长礼服却油光锃亮。  不过虽然在衣着方面不太在意，他对修胡子却特别讲究，会在理发店的座椅上细心指导理发师：“这里再刮一点儿就好了”，于是，“艺术家及其创作对象对着镜子凝视良久，品评成果”。
索尔兹伯里尽管伶牙俐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私下里和身份相当的同辈交流时，却颇有个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辈的话来说就是：“很懂处世之道。”他很关心党务细节，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孤傲。有一次他竞接受众议院领袖的邀请，参与为保守党支持者举办的传统晚宴，这令所有人震惊。他提前要求对方提供每个客人的详细资料。  在晚宴上，首相凭借对轮流栽种和畜牧业的专业知识倾倒了他的邻座——一位有名的农学家。之后他又依次和每个客人愉快交谈。快要走时，他还把私人秘书叫了过来说：“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说的那个做芥末的人，我没找到他。”P006
奇怪的是，“主导的影响力”并非保守的《泰晤士报》的原话，而是格莱斯顿自己的。  他也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家庭，他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也不曾丢弃与生俱来的意识——财产就是责任。他在哈登( Hawarden)拥有7000英亩土地、2500个佃户，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万到 1.2万英镑之间。在一封给孙子的信中（他的孙子是这份产业的继承人），这位大革命者力劝晚辈收回前人因为债务而丢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为郡县“领导力量”的昔日荣耀。因为，正如他所说：“失去主导的影响力是一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没有哪个公爵能把话说得更好。这正是保守党地主们的意见，他们是格莱斯顿的死对头，却又在骨子里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权使贵族“特别适合”( superiorfitness)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而国家也需要他们。这一信条和新兴的美国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里，出身贫寒反而是额外的优势；只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别着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恶，甚至两样都占。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府都是由有产阶级掌权，英国人当然也就认为长期维持的教育、舒适和社会责任感是自然的营养品，哺育着“特别适合”的领导者。P010
统治阶级不只培养统治者，也产出和其他阶级同样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人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  除去首相和帝国功臣，还有粗鄙莽撞、言谈乏味的丑角。  这些人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只会谈论马甲和领饰；双腿修长的近卫兵，对话内容仅限于“呃、嗯”的支吾声；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自毁于酒精、赛马和牌戏。  当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们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就连伊顿公学也有“讨人厌的蠢材”，用一位伊顿校友的话说，“这些男孩举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恶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许还退化堕落”。  尽管在伊顿是个蠢材———可别和书呆子混淆了-30 年后没准就是枢密顾问官，不过也有当一辈子蠢材的。  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尔·贝尔福( Cecil Balfour)，因伪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亚，最后死在那儿，听说是因为酒精中毒。P012
每个参加聚会的客人都有一个铜框镶嵌的名牌，放在卧室门上，还有一张名片卡放在食品储藏室的电铃指示器旁。在分配房间时，众所周知的私情要被考虑在内，即便肇事男女没有承认。  只要愤怒的妻子或戴绿帽的丈夫不引发公开的丑闻，这些组织内部的不忠就可被默许继续。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下层社会知道任何不端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有严格的准则。在封闭的统治阶级，把任何成员的信息泄露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绝对不能出现离婚法庭的上诉，任何对本阶级名声不利的宣传都无法容忍。如果，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丈夫完全拒绝在此事上妥协，并以行动相逼，整个上流社会的权威人土——甚至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威尔士亲王（尽管他这方面的履历不佳）——都会集体出面，阻止事态发展。他们会提醒这位丈夫，他绝对不能以这番暴露来牺牲阶级的利益，在庸俗大众的凝视下保持体面和清白是他的责任。被慑服的丈夫只得顺从，即便代价是20 年不和他的妻子私下交谈（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P026
在特权的哺育下，权贵们茁壮成长。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官员中至少有五位重要的大臣身高6英尺（约1. 83 米），远远超过当时的正常身高。  内阁中的19人中，只有两位没有活过70岁，有七位超过了80岁，还有两位超过了90岁，而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如果从出生算起是44岁，从活过21岁的开始算起也只有62岁。  特权供给的饮食给予了他们优良的品质，用沃里克夫人的话说：“这就是气度！”P027
但沃里克夫人是个例外，并非潮流。1895 年的英国有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激起邻国的怨恨。“光荣孤立”的态度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既成事实。  英国没有特别担心潜在的敌人，不承认结盟的必要性，也没有朋友。  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7月20日，索尔兹伯里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战，来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国。  此事关系到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长期争议的边境。  委内瑞拉宣称英国的领土扩张违背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刺激美国撑开她著名的保护伞，并坚持仲裁。  尽管美国总统格洛弗，克利夫兰( Grover Cleveland)拥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断力及足够的常识，他的国民却自信心膨胀。  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冲着德国，英国冲着俄国，美国冲着英国发泄沙文主义情绪——英国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让美国演说家践踏”的国家。7月20日，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 RichardOlney)照会大不列颠，说，对门罗主义的漠视将被“视作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  而且，他不加掩饰地把美国描述为“控制局面的大师，在所有挑战者面前都几乎无懈可击”。P028
吴砺
20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