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二）

吴砺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二）

没有谁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憎恶了，以至于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催化剂。  他始终迫切地要强调自己和德国的重要性，要起作用，要亮个相，要扭转历史的轨迹，他从不错过任何机遇。  他渴望拥有重大影响力，事实通常也正是如此。P029

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注意到的，英国人即便作为反对派在野，深信台上的人在毁坏国家时，也自认为是全世界管治得最好的公民。  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他对政治家的正直清廉也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奥斯汀正反映了那种舒服的自豪感。1897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 周年的光辉的夏天，一位访客发现奥斯汀在他乡下的家中，穿着亚麻衬衫、戴着巴拿马帽，坐在柳藤转椅上和佩吉特夫人、温莎夫人亲切交谈。  他们决定轮流说出各自心目中天堂的模样。奥斯汀的想法很高尚。  他希望能坐在花园里，不断收到电报，交替地宣告英国在海上战场及陆地战场获胜的消息。P033

很少有人见他直起身子坐着，他总是懒散地斜躺着，几乎与地面平行，《笨拙》杂志上说，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找到利用肩胛骨坐下来的方式”。他身上结合了所有特权阶级的天赋。他有钱有血统，有帅气的相貌，又充满魅力，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头脑最好的人”。此外，他还是个严肃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兴致勃勃”地读了贝尔福1895 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信仰的基础》，还写信给他弟弟亨利o说：“这本书里真正的哲学比50本难以捉摸、充满技术细节的德国书都要多。”P043

26岁的贝尔福从家族控制的选区进入下议院。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愿望，不如说是作为塞西尔家长子命中注定之事。他在1895 年作为第一财政大臣及下议院领袖，代替他舅舅人住唐宁街（后者更愿意住在自己家中）。此时，他血液中潜伏的政治才华与他的技能和权力一样在不断增长。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天生的超然态度。  他把对自己的批评当作有趣的甲虫，进行观察，而不是表示反感或厌恶。“这个人很有意思。观点奇异，不乏趣味。”他会如此评价一位政敌。在内心深处，他不仅是个想留住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的保守派，也是个“同情进步的”自由派，正如他的弟媳所说。人们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天然的青春活力”，这是一位朋友的原话，以及“清新，沉静和开朗”，这是另一位朋友所说。  后来，他会成为在位的首相中第一个乘汽车去白金汉宫、戴洪堡帽去下议院的人。P047

在遇到现实的考验时，贝尔福从未完全信服于上述措辞严整的论证，就连兰道夫勋爵自己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贝尔福相信民主，认同扩大投票权、改进工作条件、增加工人的权利，但这么做的代价不能是打破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权之墙。这正是保守党式民主的根本困难所在。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满足工人期望的同时，特权的堡垒也可以维持，但贝尔福意识到了令人痛苦的历史真相：伴随一个团体的进步和收益的必然是另一个团体永久价值的损失。但他仍然认为“假使台上的人表示愿意……为符合情理的抱怨做出改善”，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取得工人阶级的心。但要说到具体的改善措施，他就不那么积极或关切了。  他曾问过一个自由党朋友：“‘工会’到底是什么？”马格特。阿斯奎斯说，贝尔福和他的舅舅都很有幽默感，文采非凡，也都关注科学与宗教。  这两人之间有何不同呢？  “不同之处是有，”贝尔福回答，“我舅舅是个保守派，而我是自由派。”但是既然他舅舅并没有因为他早年与保守党“激进派”的来往而感到不安，这两人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这就说明他们之间基本的认同还是比区别更多。P048

那个时代的至尊与安全快要走到尽头，贝尔福的弱点也会在世纪之交变得明显。  他从个性和气质上可说是权贵最后的精华，这也是他的弱点之一。普鲁斯特去世时，他的管家希莱丝特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贝尔福身上：“只要认识普鲁斯特先生，就会觉得其他人都太俗了。”P051

张伯伦是一位魄力超群、能力出众且极具野心的人，可惜他的野心从未被满足。他并非出身贵族，但他表现出完美而独特的权威仪态。他的相貌优雅，轮廓分明，眼神空洞，漆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他的脸是一副装饰着单片眼镜和黑缎带的面具；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纽孔上每天都有一朵兰花装点。在伯明翰做螺丝制造积累了足够财富后，他38岁退出商界，当上了所在城市的市长，继而，他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改革上的成就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他没有浪费一丁点儿时间，40岁时代表伯明翰进入下议院，成了激进派热情的演说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谴责贵族与财阀，很快就以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格莱斯顿1880 年的内阁。  有闯劲，头脑清醒，又有领导才能，他在中部地区席卷了大量选票，显然是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元素，他也自视为格莱斯顿的接班人。  可惜“大长老”并不急于挑选接班人，张伯伦也懒得再等，于是借口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还带走了一批追随者。1895 年筹备竞选的保守党对于他的加入既高兴又有点儿紧张。他并不认同权贵们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但他又在言谈举止和衣着上迎合贵族，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公众来说他是“斗志昂扬的乔”，是“帝国的大臣”，也是新政府中最出名的人物。

只有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为所动。“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任何信念，”他在1886 年写给贝尔福的信上说道，“在这一点上反映出的正是格莱斯顿式的无限优越感。”贝尔福的个性更谦和但也更直接。他给埃尔科夫人写信时讲：“虽然我们都喜欢乔，但他不知怎么的，无法完全和我们大家融合，似乎就是和我们不太投缘。”这并非怪事。张伯伦既没有进过公学，也没上过大学（即牛津或剑桥），那可是“任何一个拥有他这番能力的人学会自我克制的地方”，伊舍勋爵说道。他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如此，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在他的新同伴中周旋，还被看见参加在下议院的阳台上举办的大型聚会，和包括三位公爵夫人在内的客人们饮茶，言谈甚欢。  他显然不会像贝尔福那样，因为过于冷漠而受到指责。张伯伦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信念，在他相信这个观点时，非常热情、执着。  但是他却没有永久、根深蒂固的观点。尽管他只比索尔兹伯里小3岁，比贝尔福大12岁，他却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和方法。  贝尔福说：“乔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和老人的不同，我是老人。”贝尔福身后是对于上层的归属感，长久而稳定；乔则是匆忙而来的企业巨头。他们之间之所以不“投缘”是有本质原因的。P054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幻灭感——幻想破灭后将一去不复返。1 899 年 1 1月过世的索尔兹伯里夫人，在临终前对一位年轻的亲戚说：“随便年轻的一代怎么批评我们，他们能给出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好的东西吗？”P055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  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 年之前的20 年内遭到暗杀。  他们是1894 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mot)，1897 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 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 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 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 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 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  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  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  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  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锍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汛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于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 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  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一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  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P058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  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 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 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P060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P063

在哈姆斯密，这个伦敦郊外体面到沉闷的住宅区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鲁泡特金在此继续为《反叛》撰写暴力的热情颂歌，为地理学期刊以及《十九世纪》撰写学术文章，用五种语言招待前来访问的激进分子，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处地窖给无政府主义俱乐部讲演，还弹钢琴、画画，并以他温柔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吸引了所有与他见过面的人。“他的友善亲切到了圣洁的地步，”萧伯纳写道，“他那把络腮胡子、可爱的表情，好像是愉悦山 o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有预测两周内爆发战争的习惯。  最后证明他是对的。”这个缺点其实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乐观，因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期待中的灾难，摧毁旧世界并为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开路。  国家的“飞速堕落”加速了这个胜利的进展。“它不会在远方，”他写道，“一切都使它越来越近。”P065

1893 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P066

自信正是这些领袖们的突出特点。他们坚信无政府主义会因为正义赢来胜利，资本主义体系会因为堕落而走向灭亡。在19世纪走向终点之际，他们感受到资本主义神秘的死期。“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秩序的诞生，”邵可侣写道，“这个见证了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的世纪一定会在离开之前留给我们更重要的战利品。恨了这么久，我们渴望互相关爱，也因为如此，我们是私人财产的敌人、法律的鄙视者。”P069

在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让·格雷夫和邵可侣等人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在世纪末达到了“闪亮而庄严的道德高度”，用他们自己人的话说。但这一成就的代价是与现实的明显脱节。  这些人也都因为自己的信念不止一次被关进监狱。  克鲁泡特金就曾因为在监狱里患上坏血病而牙齿脱落。他们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他们的头脑长在那里。他们之所以能描绘出万界和谐的蓝图，是因为忽略了人类行为的证据和历史的证言。他们对革命的坚持直接扎根于对人类的信念，他们相信，只要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场猛烈的打击，就能推动人们进入黄金时代。他们大声宣告自己的信念。后果往往是致命的。P070

以上事件正在展开之际，炸弹时代在西班牙爆发。它在那里，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来得更猛烈、更狂野、更过分，时间也更长。西班牙是国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种悲剧感。它的山峦是裸露的，它高耸的大教堂愁云惨淡，它的河流在夏天干涸，它伟大的国王中有一个生前就住在陵墓里。  它的国家运动不是游戏而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危险仪式。被废除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曾概括过西班牙的特殊品质。  她在1890 年访问首都时写信给女儿：“悲伤的马德里啊，一切都格外异乎寻常。”

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为争取工人运动控制权的斗争中，最终获胜的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出现在西班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一切都更严肃认真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现代。西班牙和俄国一样像个汽锅，革命元素不断沸腾，冲撞着锅盖的紧紧压迫，教会、地主、宪兵( Guardia Civil)都在把锅盖往下压。尽管西班牙有国会和民主进程的门面，工人阶级其实并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发起改革和变化的法律途径。  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感染力，以及它爆炸性的做法更受欢迎。但和“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不同，西班牙的形式更为集体化，因为必须如此。压迫太重，个人行动是没有希望的。P079

当国家的威望陷入低谷，无政府主义就相应地蓬勃起来。  知识分子对它眉来眼去。  大多数人心中都埋藏着对政府的憎恨，而此时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发了。好比胖子心中总有个瘦子闹着要冲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里也藏着个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个小人的哭喊声在90 年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中则更常听闻。  因为写作才华而多次担任公职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在《法律的敌人》（l’Ennemi des Lois）和《自由的人》( Un Homme Libre)中大唱无政府主义哲学的颂歌。  诗人骆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将无政府主义社会吹捧为“神赐的时光”，使贵族成为知识分子，“普通人亲吻诗人的脚印”。文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响应了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象征主义。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因为害怕权威，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职业军官、信差、门房、仆人。  据他的朋友莱昂·都德( Leon Daudet)说，他视房东为变态，部长为小偷，律师和金融家令他呕吐，他容忍的只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画家以及非常年轻的女人。“他坚定地相信，这世上无须任何痛苦。而使他暴怒的东西却始终存在。”一位朋友说道。  在画家之中，毕沙罗为《悠闲老爹》杂志画画，几位卓越而野蛮的巴黎插画家（包括泰奥菲。史丹林）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杂志中抒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有时法国总统身穿脏兮兮的睡衣，出现在讽刺漫画上，以至于报刊次日无法刊印。P083

由于没有与行为相关的证据，陪审团宣告除了三个强盗以外的所有人无罪。  只有那三人被判了刑。法国人再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常识。

陪审团理智的判决使无政府主义失去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讼案( causecelebre)，但它的衰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被自身造成的无力感困扰，它无法引起注重实际的法国人的兴趣。  恐怖行为结不出果实，这一点已  96经被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邵可侣甚至约翰·莫斯特认识到了。在寻找其他方式推翻国家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被自身固有的悖论绊倒：革命需要组织、纪律和权威，无政府主义不允许这些元素出现。它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尴尬的处境。P089

但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拒绝仍然有一种悲剧意义。正如接受耶稣会教育的萨巴斯蒂安，弗雷在某个认清现实的瞬间所说，“所有革命的结局都是新的统治阶级的重现”。P090

首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898 年 9月10日，  日内瓦勃朗峰桥( Quai MontBlanc)的一艘大湖汽轮上。这是致命的汇合点，两个在真实世界中毫无关联释。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佛朗兹·约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意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 Lucheni）。P092

刺杀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奥地利皇后，以及刺杀德国皇帝未遂的杀手都是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内部，一个叫皮耶特罗·阿西尔里托（PietroAcciarito）的无政府主义铁匠在1897 年的一天试图刺杀翁贝托国王。他挥动匕首冲向翁贝托的马车，像卡斯里奥刺杀卡诺总统一般。但国王在面对类似职业伤害时比卡诺机警多了：他往边上一闪，躲过一击，对他的随从耸耸肩说，JJ工作还是有危险的，，（Sono gli incerti del mestiere），并命令车夫继续前进。阿西尔里托告诉警察，他更想“刺穿那只老猴子”一一教皇利奥十三世，但是进不了梵蒂冈。  于是他选择了排在教皇后的下一个祸害人手。P096

公众们彻底激愤起来，而组成公众的除了有钱人以外，还有冒牌的有钱人。  普通人、小资产阶级、靠薪水生活的雇员，都把自己和雇主联系起来——正如向终点咖啡馆投炸弹的埃米尔·亨利所想的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依赖于财产。  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无政府主义者意图摧毁日常生活的根基——国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选举、法律，这尤其令他们恐慌。无政府主义者们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他们罪恶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恶和颠覆性力量的同义词，正如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哈泼斯周刊》上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纪杂志》在麦金莱死后说道，无政府主义“给世界带来的邪恶影响是以往任何有关人类关系的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吴砺

20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