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三）

吴砺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三）

新上任的总统是个内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锐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动力，又极端平庸，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一个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危险”、更“堕落”。他在1901 年 12月3日给国会的演说词中称：“无政府主义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所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或政治不公正的产物，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抗争是“蛮横无理”的。  总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制度“为每一个诚实聪明的本土人”提供了公平开放的机会。  他敦促将今后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演讲、出版物和会议以煽动罪论处，不能允许无政府主义者逍遥法外，已经在美国的将被遣返，国会应当“无条件驱逐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信奉者，以及参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人”，而且，各国应当签订条约，将鼓吹杀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视作违反国际法，以使联邦政府有权打击他们，就像打击海盗一样。P101

在俄国，革命的传统古老而深远，绝望与希望并存。  造反者与专制者之间有着漫长的战争，每一代人中都会有新的斗士加人其中。1887 年，干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执行绞刑，5 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试图炸死亚历山大三世而被绞死。  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 AlexanderUlyanov)在法庭上辩护说，警察国家里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恐怖行为。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都是革命者。其中一个弟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Vladimir Ilyich)，发誓要为他报仇，把姓氏改为了列宁，动身投入革命。

19世纪90 年代愈加动荡不安，革命者们深信暴动的时机即将来临。最危险的统治者、能力很差的独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 年登基，随后驳回所有要求立宪的恳求，认为这些要求是“荒谬的梦话”，这样一来，民主党人绝望，极端分子欢呼。  城市中，刚刚工业化的劳动者罢工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总体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动力在世纪之交逼近俄国，就像月亮之于潮汐。人们感受到一种结束，一种开始，一个“打破沉默的时刻”。

所有对现状不满的团体都感觉到需要为行动而备战了，他们要壮大所在党派的力量，提出他们的计划。  但是冲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顽强地坚持组织和训练，而民粹派传统的继承者则信仰恐怖行为引起的自发革命。因此，两个政党在1897 年和1898 年逐渐成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的几个团体在1901年合并成一个明确的党派。P103

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在抗议的世界中，它传递能量给工团主义，在工会组织的权力斗争中加入了暴力和极端的元素。  这是一个吸引人们追随的理念，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人们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协调一致，展开行动。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不久之后，国家、政党、工会、组织就要包围过来了。P106

美国独立后，汉密尔顿设计的以统治阶级利益组织国家的方案被否决，这就是富人们之所以放弃政治的原因。杰斐逊的原则和杰克逊的民主取得了胜利。  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大多是有财产和地位的，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反过来成了阻止这类人进入政界的因素。成年男 子普选权确立后，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从第七位总统开始，就没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了（除非把哈里森家族也算上）。他们退却到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各自的爱好当中，治理国家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了野心勃勃、从底层打拼的新人身上。有钱人将精力投人到银行业和贸易中，以赚取更多的钱，而逐渐放弃了祖传的土地。  纽约州的荷兰殖民大庄园是最先衰败的；南方的种植园跟着内战一起没落了；波士顿的古老家族虽还兴旺，却已淡出政坛。作为骄傲的“中心”城市，自两位亚当斯之后波士顿就再没有诞生总统了。  爱默生在他的政论中写道：“最有价值、最温和、最有能力和教养的美国人却是胆小怯懦之辈，只知道保护自己的财产。”

40 年过去后，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 James Bryce)为“上层阶级的冷淡情绪”所困惑，在《美国国民》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论述“为什么最优秀的人不从政”。  他们缺少的是贵族的责任感。他认为，“有教养的富人之所以冷漠”部分原因是由于大众不尊重他们。“既然大众不指望他们的指引，他们也就不会站出来给予了。”

没有土地，就无法发展世袭统治阶级，缺乏这样一个受传统道德法则规范的阶级，美国便充斥着“投机者”( plungers)、掠夺者、创造者、罪犯和投机倒把的奸商，在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他们也导致了政治腐败问题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后迎来了产业大发展，前所未有的扩张开始了。  美国人口从1880年的5000万增加到 1900 年的7500万，增长达50%。  既然机会到处都有，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国家的安全，好让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利润。政府就好比受雇于资本家的经理人。  到处是无耻的丑闻与交易，愤怒的人们开始要求改革。  但与此同时，绅士们并没有“降低身份，参与政治”，这是伊迪丝·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的评论。她那些“最优等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公共服务。美国“在浪费而不是利用这个／／，．，

美国的富人既不担任政府职务，也不能从土地上获得安全感，因此很容易惊慌失措。  当 1893 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约翰，亚当斯的财产时，“他彻底崩溃了，”亨利写道，“似乎波士顿的整个精神系统都坍塌了，他以及其他不少领袖人物都垮掉了。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中有人比他更坚强。我自己的神经很久以前就崩溃了。”事实上，‘那个阶层的不少人都比亚当斯一家更坚强些，但他们还是比不上莫里斯安尼亚( Morrisania)的庄园主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  当他的兄弟劝他别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因为会威胁到他的财产时，他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后果呢，把笔拿来！”P109

里德总是在每个关键时刻清点人数，重复惯用的法则，毫不手软：“在场人数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可以继续。”民主党人的愤怒和挫败感持续升级。一群嘴里骂骂咧咧的人走上来，威胁要把里德从主席台上拽下来，一位旁观者感到：“他们像土匪一样要上去围攻议长。”里德仍然纹丝不动。受台下气氛的感染，旁听席上的参观者和通讯员也倚着栏杆，冲议长晃拳头，加入到谩骂和亵渎中。  一位记者感慨：“礼仪都被抛到脑后了。议员在会场乱跑，横眉怒目……破口大骂，喊叫声不受控制地向外涌出。”他们说里德是专制暴君、独裁者，贬低人的绰号像石头一样砸过来。  在这些变体中“暴君”和“沙皇”用得最多，表现了那个年代放纵的独裁政体的形象。这位议长后来也就被称作了“沙皇”里德。  民主党人越气急败坏，里德就越坦然，巨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宁静得好像夏天的黎明”。  虽然他的秘书注意到，里德回到私人房间里，紧握住桌子，因为忍着愤怒而颤抖，在大厅里，他从没有表现出异常，好像那些恶毒的语言对他毫无影响。他坚强地控制着自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冷酷而坚决”，《纽约时报》如是说。P118

马汉发现的是制海权的重要性，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局。就像莫里哀所讽刺的茹尔丹先生9，说了一辈子的散文，自己却不知道一样，制海权的重要性是一个存在了很久却被领导者们忽视的真理。马汉的系统构想令他们震惊。  他的第二本书接踵而至，巩固了第一本书的理论，《海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发表于1892 年。  一开始，马汉的想法是“自内心”油然而生的：他在读蒙森e的《罗马史》时，“突然想到，如果汉尼拔从海上入侵意大利……或者，在他到达意大利后通过水路与迦太基保持联系，战事会如何发展呢？”一时间，马汉意识到“制海权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考察、详细论述的历史要素”。  它是“照亮内心黑暗的光”。1885 年休假期间，担任校长职位之前，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斯特广场分馆读了几个月的书，追寻历史的线索，热情不断高涨，每个感官都在“活跃、跳动”。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建设超过海岸防卫功能的海军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与美国作为一个没有侵略野心，代表世界新未来的国家形象相悖。欧洲那些掌控制海权几个世纪的国家一下子通过马汉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署名为“诺特库斯”( Nauticus)的评论员说，制海权就像氧气一样，影响了世界许多年，但直到普利斯特里o，人们才意识到氧气的性质和力量，“如果没有马汉，人们也不会了解制海权的重要性”。

1893 年，马汉被任命指挥“欧洲站”号旗舰（他其实更愿意待在家里写书，是不得已才去的），在英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荣。女王邀请他在奥斯本参加国宴，与威尔士亲王共进晚餐。他也是皇家游艇俱乐部招待的第一个外国人，俱乐部以他的名义召开了一场百人规模的宴会，受邀的都是高级军官。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伊(John Hay)正在伦敦，他写信给马汉说：“所有聪明的人都等着来欢迎你。”当时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爵士只邀请了他和约翰·莫利参加私人晚宴，三人一直聊到午夜。  他与贝尔福和阿斯奎斯会面，在哈特菲尔德造访了索尔兹伯里，在白金汉宫又一次与女王共餐。他在制服和佩剑上套着红色的学术袍，接受了牛津大学的民法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据说他是唯一一个一周内在这两所学府获得学位的人。

他暂时逃往欧洲大陆，带着旅游指南、伞和望远镜追溯汉尼拔的行军路线。但他很快被他最热切的门徒——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抓住了。威廉在寇兹周帆船快艇大赛(Cowes Week)时，邀请马汉去他的私人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赴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了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的信念，这在世界历史上将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的命令下，马汉的书摆在了每一艘德国军舰上，而德皇自己的英语和德语版本都满是勾画、旁注和惊叹号。“我不是在读马汉上校的书，而是在贪婪地吞食它，想要记住所有东西。”1894 年，马汉还在欧洲的时候，德皇给一位朋友去了电报：“这是本一流的书，每一点论述都很经典。我的每艘船上都有这本书，我的军官们也常常引用它。”日本人同样很感兴趣。《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成了日本军事院校的教材，马汉后来出的所有书都被译成了日文。

发展海军是绝对必要的，这是马汉的必然结论。  而此时，美国的海军因为一直被忽视而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正如克利夫兰的海军部长威廉． C-怀特在1887 年所说，美国海军既没有打胜仗的力量，也没有逃走的速度。根据马汉的判断，美国海军连智利海军都不如，更不用说和西班牙比了。1880年，关于巴拿马运河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人们认为，在缺乏海军力量的情况下，占有这个地方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而非优势。  马汉写道：“兼并巴拿马运河之后，必须立刻开始组建力量至少与英国持平的海军……他们会这么做吗？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不要谈什么门罗主义了吧。”

从那以后，他就这个议题不断纠缠朋友、同僚和联系人。他的热情在于海军的实力，而不是船本身，所以他并不喜欢在海上执勤，看上去也不像个水手。他身高超过6英尺（约1.8 米），体形瘦而结实，身板笔挺，脸形细长，淡蓝色的双眼距离很近，鼻子像）9一样笔直，黄棕色的唇髭与仔细修剪过的胡子掺和在一起，覆盖在不起眼的下巴上。这张脸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分，在眼睛和前凸的头盖骨上，在眉毛上方的象征着智慧的隆起处。他比里德小1岁，1890 年刚好50岁。  尽管矜持而内向，据其妻子所言，他有时也会突然爆发，以“海军军官式的嗓音”咆哮。他的哥哥叫他阿尔夫。他没什么幽默感，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和有身份的人一样憎恶左拉的小说，并禁止他的女儿阅读。  他的原则感很强，以至于在战争学院居住期间，禁止他的孩子们使用政府提供的铅笔。

他的朋友和相识很少，除了因公出国之外，几乎没什么社交活动。他不怎么对外表现自己的性格，他的生活是内在的。就像是一个蒸汽锅，他在封闭的空间内沸腾，水变成气之后才从一个喷嘴中释放出来。  和里德一样，他思路清晰，果敢决断。  一次他在亚丁上岸，造访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时写道：“我没有反犹主义情绪。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他用十几个字就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困扰人类19个世纪又在他那个年代全面复发的恶疾。从在安纳波利斯的学生时代就与马汉成为朋友的塞缪尔·阿什( Samuel Ashe)说过：“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知性的。”P124

汹涌澎湃的好战情绪震惊了那些仍然以开国元勋的方式看待美国的人，他们认为美国反对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常备军以及所有与旧世界君主国家相关的坏习惯。  这一传统在新英格兰最为强烈，老一辈人——粗略估计，是在1890 年超过50岁的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与杰斐逊相似，后者曾说过：“如果有一条原则埋在每个美国人内心最深处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当远离任何征服。”这些人认真地看待《独立宣言》及其原则——公正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赞同，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扩张美国的统治破坏了这项原则，是对美国意志的亵渎。  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火炬，是理想，是美丽新世界的楷模。他们坚决反对旧秩序的一切：贵族头衔、勋章、膝盖下方束紧的短裤……任何君主制的诡诈的装饰物都不要。首次提议在海军中使用“上将”( Admiral)头衔时，一位军官火冒三丈：“叫他们上将？想得美！下回他们就想当公爵了。”P127

还有一个人大方撒钱给里德的一位对手。  俄亥俄州的老板马克·汉纳(Mark Hanna)曾认为里德有当总统的潜力，但是他的讽刺、过分“东部”的演说方式不太讨喜；在他看来，里德个性独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响。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说，里德“太聪明、太顽固、太喜欢嘲讽”，不适合当政党的领袖。  汉纳转而和一个与里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好脾气、说话圆滑、相貌堂堂的麦金莱，据说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别人的喜爱。麦金莱天生顺从、服帖，从未树过一个敌人，在重要的通用货币问题上“为了避免不受欢迎，从未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一位传记作家机智地说。所以无论是倡导银本位的，还是金本位的组织，都不反对他。里德现在应该懊悔当初任命麦金莱为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麦金莱关税法案的支持者。在第五十一届国会上，麦金莱曾冒险反对过议长在法定人数上的一些做法，里德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在他看来，麦金莱是个没骨气的人，“脊梁骨还没有巧克力松饼硬呢！”O-这句话成了“没骨气”的最好诠释，名垂千古。P133

与死硬分子的斗争是艰巨的，但埃利奥特还是成功地开设了现代研究的新课程，引进了选课制，招聘了大批优秀教师，带领哈佛进入了黄金时代，使法学院和医学院声名远播，并且通过他自身的影响力，革新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制。1894 年，60岁的他庆祝当上校长25 年的业绩，而原先反对的他的人也对他表示尊敬和钦佩。  忽然问，他被视为哈佛最杰出的校长，“美国的第一个普通公民(private citizen)”。  据说，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波士顿交响乐队。他那红润的胎记也不再是瑕疵，而成了“战胜人生缺陷的象征”。P137

麦金莱总统在自我反省和祈祷了好一阵后，终于遵循顾问和政党的主流意见，决定保有菲律宾。在巴黎，西班牙专员被告知，讨价还价的环节结束：现在讨论占领事宜。  他们必须服从，否则重燃战火。美国象征性地支付2000万美元，让接受必然结果的西班牙颜面上好看些。12月10日《巴黎条约》签订，菲律宾归属美国，美国将在条约批准后支付2000万美元抵偿金。“我们买了1000万个马来劳工，2美元一个，不给挑，”里德尖酸地评论道，接着说了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话，“天知道我们挑选的时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尽管事到如今，局势已不难预料，阿奎纳多和他的军队闻悉这项协议后还是充满仇恨，痛苦万分。许多人无法相信他们的解放者和盟友会变成新的征服者。  在缺乏有组织的军队和现代武器的情况下，他们准备再次反抗，同时等待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况。  他们知道美国国内的反帝情绪强烈，仍然期待参议院会拒绝批准条约。P148

“美国一经诱惑就唾弃古老的原则，真叫人恶心。”威廉。詹姆斯在私人信件里写道。在公众场合，他又是这么写给波士顿《晚抄本》的：“我们现在公然践踏人类世界最神圣的东西一长期被奴役的人民试图”重获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放弃美国梦对于詹姆斯这样的人是最伤心的事。  诺顿写道，美国“失去了她在文明进程中领导者的特殊地位，沦为今天贪婪自私的国家之一”。P151

菲律宾的军事行动规模扩大，情形越发残暴。为了镇压当地人顽强的游击战，美军派出大量队伍到菲律宾群岛，团、旅、师共计7.5万人，比古巴作战人数的四倍还要多。  菲律宾人焚烧、埋伏、突袭、残害美国士兵，有时甚至把战俘活活烧死。美国人的报复手段同样残暴，一旦发现美国土兵被杀，就焚烧整个村庄，除掉所有居民，此外还用“水刑”和其他酷刑获取情报。他们离家3000英里（约4800 千米），受高温、疟疾、热带降雨、泥泞和蚊虫的困扰。  他们唱着“该死，该死，该死的菲律宾人，要用来复枪开化……”军官有时下令不要再捉拿更多的战俘。  他们赢了所有的小规模冲突，但敌人不断卷土重来。  在一次突击队行动中，美军没有抓获阿奎纳多，但捉住了他年幼的儿子，这成了报纸的标题。里德那天一进办公室就装作惊讶的样子问他的合伙人：“咦？你怎么今天也上班？我还以为你在庆祝呢。我在报上看到美军抓获了阿奎纳多的小宝宝，说还要紧急迫捕他妈妈呢。”P153

和贝弗里奇同时代的一些人却觉得美国的新形象很恶心。听见“卑鄙的战役”的声响“阴郁地降临太平洋的海面”，威廉·沃恩。穆迪( WilliamVaughn Moody)写下了《犹豫年代的颂歌》，1900 年 5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  我们还是“鹰之国”吗？他问道，或者说：

要不要剔除不太尊贵的鸟？

那些在沼泽里觅食的涉水禽？

那些太阳下的吞食者？

和蝙蝠一同徘徊的小偷？P整个美国倾听了无数演讲，阅读了无数篇报刊专栏，翻遍了每一个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理由，涉及菲律宾战争的每一个方面。多亏了反帝国主义者的努力，美国人了解到美国军队的种种作为，这些一般是战时公众无法获悉的。  比如，有证据表明，达姆弹 e一——这个在前一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被彻底禁止使用的武器（英国除外）一被分发给了美国士兵。到最后，就像英国同年进行的“卡其选举”o一样，美国人也认可了在位者。要想知道一国人民在任何时刻的想法，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怎么做了。麦金莱和罗斯福以53%的支持率获胜，净胜票比1896 年的选举更多。  国民接受了扩张和征服，美国与过去的割裂也因此确认。于是，，还在与菲律宾打仗的美国进入?20世纪。‘

吴砺

20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