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四）

吴砺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四）

对于阿奎纳多来说，这场选举过后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逃往山区，坚持战斗，直到 1901 年 3月中计遭捕。4月，仍被囚禁的他签署了忠诚于美国的誓约，以及一篇要求人民放弃抵抗的宣言：“血流得够多了，泪流得够多了，废墟也够多了。”P156

“法国的魅力是永恒的。”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人——德文郡公爵的秘书，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土( Sir Almeric Fitzroy)。他觉得每个西方文明的产儿都要感激法国——这个国家“在痛苦中有毁灭旧世界的冲动，赋予今天生命与热情”。在1897 年夏天到 1899 年夏天这两年间，那种瓦解一切的能量回归了。道德的热情撕裂了旧时的伤疤，社会被打散，思想、能量、荣誉被吞噬。法国纵身跳人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之一。

在这“没完没了的两年”当中，人们为了一个蒙冤的囚犯诉请再审而努力着，“命悬一线”，未来的总理莱昂，布鲁姆( Leon Blum)说，他当时才 20多岁。那个“喧嚣的年代”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内战……所有东西都集中于一个问题。最亲密的感情和个人关系也被打断，世界被倒了个儿，一切要重新分类……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人类危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猛烈，虽然时间没那么长”。

“天堂也会因此事分裂，”在这个事件中与布鲁姆观点相反的沃古尔（Vogue）子爵写道，“受那场可怕的冲突刺激，法国最美好的灵魂互相攻击，但他们高贵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动机和兽欲。”

冲突的参与者在摧残他们的风暴中感受到崇高。他们剧烈的情感驱散了颓废，他们再次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无穷无尽的能量”。包围他们的除了勇气和牺牲，也有仇恨、邪恶和恐惧。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史诗，其结局将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论辩双方都为了一个理念而决斗，即他们对法国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国，一方是1 789 年的法国：一方想抓住最后一次机会逮捕社会进步人士，重振古老的价值体系，另一方想捍卫共和国的尊严，保护其不受反动力量的控制。  支持再审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视法国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国家、理性的老师、法律的编纂者，所以，法国走向邪路、默许误判使他们难以忍受。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另一派的人则以祖国( Patrie)之名而战，为了维护军队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护者，教堂作为国家灵魂的导师和领路人。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名号集结，在这个队伍中，真诚的民众与卑鄙下流、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伍，不惜采取鲁莽残忍的举措，整个世界惊奇而轻蔑地注视着法国的苦难。  双方被凶猛的对抗和最后的承诺锁住，无法脱身，而他们的斗争造成国家分裂，给国境线上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后者每天都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

“我们是英雄。”夏尔·佩吉( Charles Peguy)宣告。  他从圣女贞德那里承袭神秘主义术语，变换、提升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在1910 年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用英雄主义的需求来解释。  这种需求过一段时间就会占据这个民族，这个人种——占据我们整整一代人。其他伟大的考验也一样：战争……伟大的战争或者伟大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需要爆发，正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和平。这总是意味着伟大的群体感受到一种暴力的需求，为了一种伟大运动的神秘需求……对荣誉、战争、历史的突然需求，这引发了一场爆炸，一次喷发……”如果说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价值观和力量无比强大，那是因为当时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番经历。德雷福斯事件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传奇感。

一位犹太裔军官被以向德国出售军事秘密为由判叛国罪，成为双方开战(casus belli)的理由；战斗的一方想阻止再审，而另一方要争取再审。  当时的政府十分软弱，把宝全押在了会摧毁它的力量上——支持原判。法国政府没有英国的那么稳定、受人尊敬、结实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没有多少公信力，备受轻视，处于防御状态。1789 年后，共和国经历了两次王政复辟。1871 年后以第三共和国的名号出现，法国才逐渐恢复元气、繁荣兴旺，成为一个帝国。它滋养艺术，以最有文化的首都而自豪，并在大革命的百年纪念日建成了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一一不可思议的埃菲尔铁塔，高耸在塞纳河畔，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活力与天才。

然而，法国的政治总是充满分歧。  在内部，不甘失败、无法抑制的旧制度(ancient regime)与第二帝国的支持者怀恨在心，在外部又受德国强力的压迫，觉得和德国的仗还没打完，渴求报复( revanche)却又无力为之。1889年，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布朗热将军的政变中达到了紧要关头，所有反革命因素都是他的支持者——教会、200个商业和金融家族、流亡的贵族、保皇派，以及这些团体的追随者、同情者，他们共同构成了右翼集团。布朗热的政变彻底失败了，总理夏尔·弗洛凯( Charles Floquet)的评论令人难忘：“以将军的年纪，拿破仑已经死了。”即便如此，布朗热政变撼动了共和国，激发了右翼的挫折感和期待。P160

叫嚣声也被维也纳《新自由报》的巴黎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Herzl)听见了，他当时就在人群中。“这是哪里？”他后来写道，“是法国。共和政体、现代、文明的法国，《人权宣言》百年之后的法国。”受此刺激，他对旧问题的思路清晰了，回家之后便写下《犹太国》 (Der Judenstaat)一书，“重建犹太国家”是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18个月之内，他就在全世界最散乱的团体中组织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有200多个人从15个国家赶来参加。  德雷福斯推动了世界事务中一个新因素的发展，而它已经等待了1800 年。P171

第一个支持德雷福斯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及记者伯纳德，拉扎尔，他编辑一份小型文艺批评杂志《政治和文学对话》，并在天主教的保守刊物《巴黎回音》工作，以赚取生活费。  他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上是象征派，还是个犹太人。  他近视的双眼上架着副远近两用眼镜，那灼热的目光，在一个友人眼中，“就像被5000 年前的烈火点燃一般”。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判决，并从监狱指挥官处得知德雷福斯一直喊冤，从未招供。  后者的哥哥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yfus)也相信弟弟是无辜的，在他的帮助下，拉扎尔花了很长时间搜寻证据，尽管时常面对缄默、是非混淆和闭门羹，他还是冲除阻力，终于公布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发送了3000份副本给部长、议员、编辑、记者及其他舆论制造者，但没有人理他。  拉扎尔和马蒂厄还拜访了有影响的人物，也一无所获。“他们老是拿犹太问题来烦我们。”克列孟梭说。著名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阿尔伯特，德，芒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拒绝见他们，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态度冷淡。  社会主义报纸《小共和国》在评论拉扎尔的小册子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结论：“罢工者没有叛国，但每天都受到不公正的谴责，他们比德雷福斯更值得我们同情。”社会主义者觉得德雷福斯事件不值得关注。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不幸是冷漠的。他们的传统是反对军国主义，而德雷福斯除了是资产阶级以外，还是个军官。他们更愿意享受而不是谴责法律对统治阶级的不公。P172

“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然是巨人。”福楼拜如此描述左拉。左拉虽可说是法国当时读者最多、书卖得最好的作家，却因为小说中残酷的现实主义而受到不少人的憎恨和唾弃。他毫不留情地挖掘、揭露社会各阶层的阴暗面，无限放大丑恶堕落的细节；从贫民窟到参议员，从农民、妓女、矿工、资产阶级商人、酒鬼，到医生、官员、牧师、政客，他都不放过。更糟的是，传说中乐善好施的19世纪美好形象被他笔下的图景——工业化带给民众可怕的贫穷——颠覆了。  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从未向他敞开。  他在《崩溃》 (La Debade)中对1 870 年普法战争的描述使军队大为震怒；《萌芽》发表之后，他亦被归类为拥护工人阶级反抗既有秩序的斗士。左拉是个不可知论者，认为科学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工具。  然而，反抗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以及“科学的破产”当时已经开始。P183

雷恩是事件的高潮。  雷恩之后，为了正义的斗争以及右翼同共和国的斗争都没结束，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了。在事件持续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时一样，展现出了最好斗的一面。那是个全无节制的年代。人们全力投入斗争，亮出能力与信念之剑。他们不留余地，破釜沉舟。  在新世纪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惊人的能量与残暴为期不远。P216

这个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为此前 10 到 15 年间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也成为和平运动的来源。  科学的长足进步把人类带人了物质财富的新阶段，已做好准备来证明这个19世纪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优裕，就越没有攻击性。现代社会已经有了自来水、路灯、公共卫生设施、腌制和冷藏的食品、缝纫机、洗衣机、打字机、割草机、留声机、电报、电话，以及不久前(19世纪90 年代)刚出现的非凡的礼物——没有马的马车，从此个人出行更方便了。  如果说这么多物质上的好处都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转变，新的世纪不会翻开人类行为的新篇章一一筒而言之，说人类的文明程度仍没有超越战争——还真不太可能。科学使得所有自然现象都变得精确，遵从定律，既然人类的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控，那么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呢？  “社会条件注定要有所不同。”伯莎，冯，苏特纳男 爵夫人坚定地写道。年轻的一代也赞同。“我们在1898 年真心以为战争的时代结束了，”一位当时31岁、名叫于连·班达( Julien Benda)的法国知识分子说，“从1890 年到 1905 年那15 年间，我们一代人都对世界和平怀有真切的信念。”P222

沙皇并不比索尔兹伯里更爱好和平、更理想主义； 1898 年，沙皇年方30岁，是个又瘦又高、木头木脑的年轻人。此人没什么洞察力，心中只存一个念想，那就是：绝不削减祖先留给他的贵族权力，并以此统治俄国。  他那狭隘的观念是“受他母亲身边众多侍女的影响”，主教公会检察长波别特诺斯采夫( Pobiedonostsev)说过。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宪上，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也没有政治能力处理它们。与精神饱满的德国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于出牌），沙皇觉得国际事务很伤脑筋。“真是的，”他在法绍达风波和德皇访问耶路撒冷期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世界上怪事不断。读到这些消息都要耸耸肩。”P224

面对沙皇的提议，没有谁比威廉二世更焦虑的了。在这位德国皇帝看来，军队的功能和国家以及他自己不相上下，而他当然是国家的化身。  他习惯身着白色斗篷和闪闪发光的钢盔亮相，这些东西以及耀眼而华丽的制服、飞驰的骑兵、带着军队颜色的甲冑、武器发出的嗒嗒声、军官和军队的所有配件，还有新近发现的、海上力量的耀眼图景……这一切都是同一颗珠宝——武装部队一的刻面。  至于其他的东西，国民议会、政治党派、财政预算、选票等差不多都是麻烦事，不过外交不在其内。真正懂得外交的只有君主，低层次的人只会把它搞砸。

威廉二世于1888 年登基，时年 29岁。他那可怜的父亲只当了90天的皇帝就死了，当时自由统治的火花在德国短暂地闪耀了一阵，又熄灭了。  和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第一份公告不是“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  他宣告：“我们属于对方，我和我的军队；我们为彼此而生。”在给新兵提意见时，他对上述关系做出了解释：“你们必须向亲生父母开炮，如果这是皇帝的命令。”他对德国及欧洲事务的个人责任感是通过在谈话和演讲中频繁使用“我”和“我的”来表达的。“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无法忍受其他任何人。”几年后他又说：“欧洲没有政治势力的制衡，只有我一个人——我和我的25个军。”不过，他倒也愿意对全能的上帝敬让三分，因为他是“我家古老的盟友”。如此这般的言论令人们直摇头，很多人都和威尔士亲王一样深思，如果德皇的父亲还在世，“局势肯定大不一样”。不过，威尔士亲王仍然为他的外甥o辩护，说他的演讲在德语里没有这么荒谬，译成英文就变了味。P228

“健康、力量和秩序在德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呈现。”所有造访此地的游客都会印象深刻，“这些欣欣向荣、被悉心照料的农场和产业，这些蓬勃发展的村庄，这些妥善管理的森林……这些飞速发展的城市，活跃着营养充足、举止得体的市民……有着引以为傲的市政大厅和庄严宏伟的法院，到处都是大戏院、博物馆，交通工具也令人艳羡，健康娱乐设施的安排堪称模范，大学和技术学校气氛严肃认真。”这些举止得体的人，特征是“能够有秩序地管理政治集会；工人阶级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社会的进步而战”，以及“对所有形式的艺术都保持礼貌和尊敬”。统治所有东西的是“宏伟的军队，有着男子气概的纪律和高标准的职业操守”，而每一个成分都展现了“组织性极强的集体意志，向着国家存在的更高形式迈进”。很显然，这种情绪和自我限制的提议并不合拍。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解释这不可思议的国家崛起时所说的，刺）9是德国之所以伟大的缘由。特赖奇克( Treitschke)在《19世纪德国史》一书中就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国家有权为荣誉或国家利益开战，这个权利不容侵犯。特赖奇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花了15 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五卷本、数千页的著作。德国军队正是这部福音书的化身。  军队的权威和声望每年都在增加，军官们的高傲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在群众当中引发了几乎迷信式的崇拜。任何人假如被指控为对军官元礼，都可能以间接的大不敬(lese majeste)罪受到审判。  德国女土甚至要在人行道上为军官让路。P231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ela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  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  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  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  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 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同样是在1 895 年，A．E。豪斯曼( Housman)隐蔽的房间里也传来了遥远的鼓声：

在夏日悠闲的山头

溪流边困倦的我，

听到远处沉静的鼓手

鼓声像噪音在梦中。

忽远忽近，忽高忽低

走过大地上的路，

亲密的友人，终为粉末，

行军的士兵，都将赴死……

军号远远地呼唤，

高处，横笛尖啸着应答，

红色的队伍轻快地跟随：

女人生我，我将起来。

海牙，一个中立小国的首都，被选作了和平大会的地址。1899 年 5月18日敲定为大会开幕日。  大会的前期准备搅起了几番旧怨新愁。  当时，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和美国刚打完仗；英国和德兰士瓦剑拔弩张，形势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开战。  作为东道主和布尔人的支持者，荷兰要求向德兰土瓦和奥兰治自由邦L发出邀请——这差点儿没把大会扼杀在襁褓中。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参会；意大利威胁着要退出，因为它反对梵蒂冈参会，认为这是变相承认后者俗世政权的地位。德国从这里看到了“相当阴险的把戏”，认为意大利想脱离三国同盟，于是也威胁道，假如有任何大国退出大会，德国也跟着退出。等到上述问题都克服了之后，与会国家才开始安排代表。P241

费希尔出生于马来亚，他那刮得很干净的奇怪的平脸启发了为数众多的敌人们——他们露骨地暗示费舍尔有东方血统。在旗舰上，他“来回踱步，节奏稳健，脚步踩过，好似美洲豹，船尾甲板颤抖着，所有人的手也跟着颤抖。‘注意了，杰克 o过来了！’一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吓得不轻，即刻立正站好，直到伟大的将领走过去”。他的各种想法常令正统人士目瞪口呆，要不就把他们气得发狂。在谈论新的计划或策略时，他会令同伴们眼睛闪光；为了强调某句话，他会挥动拳头砸向自己的手掌。他写信时，常在某个需要强调的词下画上两条、三条甚至四条线；他的结束语不是“匆匆写就”而是“急不可耐！”或者一句警告：“阅后即焚！”他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格言——“我指挥军队，或者保持沉默”(J’ ordonne ou je me tais)，但是这后半句话他是做不到的。P244

美国的立场被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马汉上校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如果说不是在大会上，至少也是在私下里。他告诉英国代表，美国政府绝不会讨论限制海军的政策，相反，将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美国还需要“大大”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如此一来，影响至少波及5个大国。  马汉在每场委员会和讨论时的表现都像是良知的声音，在说“不”；只是，这份良知不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努力，而是代表好斗的列强，在不受拘束地释放力量。  他是“我们当中最认真的”，一位在场的人士评论道。

这种认真使得马汉反对自己政府在私人财产免于海上捕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马汉认为，美国已经从弱小的中立国转变为一大强国，所以从前的立场已不再符合现状。捕获权是海权的核心，特别是英国的海权，马汉认为美国的利益已经与之相通。  他在向前看列强的权利，而不是回头看中立国的权利。P249

只要提到仲裁，德皇就气得发狂，他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统治的侵犯，是一个剥夺德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组织优势的阴谋。尽管如此，庞斯富特、怀特和布儒瓦有所作为的决心已定，委员会坚持努力，要敲打出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庭来。平民代表们克服重重阻力，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军事同事们对着干，后者只要看到强制原则的一点儿蛛丝马迹便深感不安。  谁都不愿意放弃一丁点儿主权，也不愿意给别人一小时的军事优势，谈判的前景有时看来毫无希望。在海风阵阵的某一天，冯·苏特纳男 爵夫人在日记里写道：“真冷，我们的心都冷了———冷得就像穿堂风，击打窗棂，咔嗒作响。  我觉得寒气刺骨。”

吴砺

20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