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二）

吴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二）

其次，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的修改。这个共识大体是这样的：社会的病根，在国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中国人——梁启超所谓“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中国和世界，而这造就的第一步，是少数先觉者起而奋斗，以“呐喊”打破“无声”的现实。鲁迅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是自觉地继承这个共识，以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底色的，而这个继承的关键，是他自视为先觉者，第一代“新”之“民”中的一个，当高声呐喊的同时，也配享因此而生的骄傲。

但是，他那个盯住人心不放的敏锐的眼光，却使他很难一面洞察身外的黑暗，一面却无视这黑暗对自身的侵蚀，毕竟他和阿Q同生于一地，共享“奴隶”的身份。进人中年以后，他对自己内心种种暗影的体察还日渐深入，这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用他的话来说，他不只是“战士”，也是“破落户”。

他不断地用“中间物”一类的通达之论，帮助自己安心于这双重的身份。他更重新给自己定位：虽已从黑暗中反叛出来，却并不属于光明之地，他只是踏在两边的交界线上，用他早先的话说，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年轻的一代冲人光明。“‘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负，其实却含有一层牺牲的悲哀：肩者再怎么大力，终究是要被闸门压死的。所以他又说，革命的诗人，往往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社会的前行。<2’P’7

他开始修改从上一辈人继承来的那个共识一一并非只因为当初是它引自己走上呐喊的道路，更因为此刻他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共识较为切近中国的实况，适宜充任奋斗的依据。

他的修改的关键点，是“先觉者的呐喊”与“新民的完成”之间的关系：严复和粱启超们大多只强调从前者必然抵达后者，把其间的距离说得很短，他却大幅度拉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至少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社会进进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说，将来到底有没有光明，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也不重要，我们是在黑暗中太憋闷了，才奋起叫喊的……这修改的尺度未免太大，有时候他就退回一步，检讨说“我的思想太黑暗”了。U‘

但唯其如此，鲁迅思想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了给自己确立一个无论怎么挫败和失望都还能继续抗争的意志，他不惜放弃所有对于外部支援的企求，无论那是来自“同志”，还是来自“未来”；他现在就只从自身发掘抗争的动力，而且这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乐观的理性，而是来自对身外和心内的黑暗的“憎恶”。这是他从未怀疑过的情感，也是一旦置身如此现实，就不大可能消退的意识，因此，从这当中生长起来的呐喊之心和战士之志，是真正稳固、可以放心倚赖的。于是，他重新命名自己的奋斗：“绝望的抗战。”<1‘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对鲁迅的这一思想贡献，就越能体会得真切吧。P’9

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吧，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画“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1970 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1980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弱和无耻，我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P”2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有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做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人了1990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一一绝不仅仅是个别人——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者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P”3

• 1927 年 7月，鲁迅会那样沉痛地自责，说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人肉宴席上的“醉虾”，一层未及明言的隐疚，也正是在这里吧？
  倘借用鲁迅这个“醉虾”的比喻，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代人，依然不断在目睹和亲历“醉虾”的扑腾。从我童年的时候起，种种培育“醉虾”的饲料和器具，就堆满了我们的生活。“文革”初期，那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喊哑了嗓子的“红卫兵”，不就是大群大群的“醉虾”吗？回想自己在少年时代的种种愚昧举动，我更禁不住要推断，与我年岁相仿的人，恐怕是很少没有被做成，至少是曾经被做成过“醉虾”的吧。脑子昏了，却能弹跳，这是老饕对“醉虾”的基本要求，因此，只要社会依然在封闭信息、阻拦交流，依然在禁锢思想、摘除异端，你就依然还是被泡在厨房的大酒缸里，与清溪和绿野隔得很远。P’’’4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么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行贿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是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梁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入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打点；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l 元 4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槛的地步，也就败落得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大都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多半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宅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亲族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的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入自家的房门。P010
  他到 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u‘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但’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字词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裂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仰”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唯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土，呻吟出失群的凄哀。P016
  我常觉得，与文章的题旨相比，这文章的语气和文风，常常更能表现写作者的情感状态，正是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这一路延续下来的慷慨激昂的文风，向人显示了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基本心态。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怀抱信心的，因此他才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1903 年他寄给朋友的照片上，眉宇间流溢出那样一股勃勃英气，就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不断碰壁，甚至屡屡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是不是一个人越年轻，就越本能地往偏于乐观的方向去感知人事？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在呐喊上阵之前，都容易——甚至不妨说，也需要——对自己的处境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也许只有较长时间地陷身于社会战场、亲历各式的进退敌友成败悲欢之后，才可能形成对人世的真正稳固的理解，无论其为乐观还是悲观？不管怎么说吧，鲁迅此时的这种情形，还是令人特别担心。人世无情，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给你，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么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他心中灌注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憎，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的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时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技，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人震惊和绝望的深渊？P027
  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人民的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词，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13367;，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㈣，对大众的是否觉醒，似乎都无所谓了，这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P031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骨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陶成章），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很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词，忽然听到有人在旁边冷言冷语，不禁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派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命令，不要他去了。
  鲁迅是孝子，他对母亲将来的生活的顾虑。  自然是真实的。但是，他之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组织，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志向，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当手下人在国内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此人却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焦躁不堪”“‘，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我能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也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做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2‘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间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3’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话，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 1930 年代还没有停止。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唯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使命感和荣誉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定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定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此时对这份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是自己选择的，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自己的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觅：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身体到心灵，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1906 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
  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做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P036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白衬衫，整齐的领带，唇上留着短髭，颇为神气。这似乎正表现了他此时的心态，虽说是被动地回国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养成的豪气。你看几个月以后，教员们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致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此时的锐气相当旺盛。P039
  
  

吴砺

20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