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三）

吴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三）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挂起指挥JJ，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做了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铎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词，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做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扬扬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P042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1 912 年 2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5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1912 年到1925 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勺，夕、n、匸……），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去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P043

当 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使鲁迅的日子真正难挨的，都不只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  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白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拮据，他还寄钱去资助。我甚至相信，他曾经做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最大的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1‘连话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造物主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挨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劳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P045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问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确实能从中听到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讽刺和控诉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Q 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对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P058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新青年》同人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应该说，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时期之后的历史更将证明，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P060

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自救目的，却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系列小说，尤其是《阿Q 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1920 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致被人视为文坛的一派的领袖。晚间，他的会客室里常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仰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是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血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是：“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藉以相酬”“‘，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P062单是来自宫府的敌意，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搜捕他，只要不至于失命，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锟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人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做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做点事，到 1920 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白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

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300 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

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集权制度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进去，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子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P065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了，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惧，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吧。

当然，鲁迅在1920 年代前半期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挨来。他已经年届四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1919 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P069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1921 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道湾11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1923 年 7月14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信子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  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真‘既要郑重地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千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人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位‘，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词。

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11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两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3‘到目前为止，有关这场冲突的文字材料都清楚地显示，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P071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失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致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P074

我理解他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激烈。他的童年生活毕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尽管他聪明，敏感，当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比他年轻的人交往时，他还是会丧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当。还在绍兴教书时，就有学生借谈学业到他房中骗烟抽，还回宿舍传授经验，以致一些学生群起效尤，而他终不觉察。到北京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性质也每每更恶劣。我还相信，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与他的翻脸，也归入这一类的。因此，他一旦从绥惠略夫式的思路来理解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现在就会反过来激出多少愤恨。正因为先前是宽厚而上当，现在就格外要用苛薄来自保，一旦好人发现自己是“好”错了，他就可能变成比谁都“坏”的人。鲁迅正处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他的口气怎么会不激烈呢？他那“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自白，无异于一声悲愤的宣言：我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中国人！P078

其实，早在日本期间，他就已经尝到了这种虚无感。他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办《新生》，可外界的阻碍和压迫还没有降临，他们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溃散了：在这时候，他会不会感到某种无以名状的沮丧？虚无感既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它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直觉，一种感悟，越是理智无力分析的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发它。鲁迅的悟性本来就高，脑子里又存着那样丰富的阴郁记忆，一旦找不到明确的对象来为《新生》的流产承担责任，用他的话说，他当时是“不知其所以然”u‘，他就几乎必然会产生一种深广的幻灭情绪。我在前面说过，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本能，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固然能帮助他压制 阴郁情绪，也很容易引他人虚无的心境。几乎每次他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发生怀疑，这怀疑的范围都会迅速地扩大。《新生》流产时是这样，辛亥革命以后是这样，在北京抄碑时也是这样，他后来就明确说过，他那时是感到了“未尝经验的无聊”垣，。虚无感已经在他心底隐伏了那么久，一旦现在破土而出，它会怎样牢牢地攫住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被虚无感缠住的人，势必会走上随随便便、玩世不恭的道路，他可能放浪形骸，也可能随遇而安，不管取哪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都不再是社会，而是自己。鲁迅似乎也是这样。1926 年夏天，有人向他谈及他对青年人的“指导”，他回信说：“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情，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先前的悲观有许多就是因为太关心社会和他人，现在转向个人，感觉就大不一样，所以他紧接着又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五个月后，他又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但’当编定了《坟》，撰写后记的时候，他更坦率承认，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3‘。P084于是，在1920 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2>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问，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3’P091

到了1920 年代中期，他的心理天平还愈益向后者倾斜。他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热烈赞同这本书的基本思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3‘他又用格言的句式，简洁地写道：“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1927 年春天，他更断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5‘语气是如此肯定，这时候，他和早先那个启蒙主义的创作动机，实际已经分手了。P097

当然，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并非处处失败。自从回国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赖以对抗“鬼气”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种明确的理想主义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发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罢，想告别魏连殳也罢，都主要是这本能勃发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挣不脱“鬼气”的包围，他也会在其他方面继续挣扎。到 1925 年，他终于在一个方向上打开了缺口，那就是对女人的爱情。P113

吴砺

20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