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上）

吴砺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上）

翻阅《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美）丘成桐( Shing-Tung Yau)，（美）史蒂夫，纳迪斯(Steve Nadis)著；夏木清译，一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3（2021.6重印）

今年让我家小子帮我网上购新书超过百册，可是通本书读下来，只有几本书。想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读书变得是一种奢侈。

这一阵子弄专利申请，弄得有些累，想要减压一下，于是,找来这本刚刚网购的传记来翻一下。

我是前不久看到了丘成桐在网络上约六来分钟谈中国数字史大成就者少的讲话，印象深刻。

这书的主角是1949年生。今年七十二岁，算是与杨政宁、李政道、丁擘中齐名的人。可是,如今自己与他相差不过十四岁，功名全无……这种突然的感觉,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好。只是说，你仍然可以努力二十年，或者还是有点成就的机会……

各位读者也许觉得很好笑了，可是我还是真的这么想。做工程师的与上述几位做理论研究的不同，愈年龄大愈有可能有杰作……大家想想建筑设计师，五十岁以前有大成就者的并不是很多。至少我希望自己就是刚开始悟出大自然的一点点味道的那一类晚有成就的人之一……

前不久，我与我在上海“光机农舍”群里说，若是加上读过各种文科类的中文杂志，各种各样的纪录片，我也许粗粗地翻过大千册图书，甚至达到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水分和泡沫有多大，或者过半，或者接近真实。但是，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图书就是读或者看人物传记。我总觉得自己最多活百年，但是，我读一个人专记，我就是在人间多活了一百年，所以我唯一爱好，就是读人物传记，积累在人间的经历……

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有问题了，我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创意工作。似乎没有太多时间再去与书中人物，共度他们的人生了……

这本书老外写的真的是很不错。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能与主角口述历史，别人写作的方式有关。

这个主角几乎是我们同一时代的人，只是一九七九年三十岁的他己经成名回国讲学，我才刚刚上大学。但是，他同我的老三界的朋友和师兄们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整本书讲述的故事，对于我一点都不“隔”，仿佛就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

只是他说的美国高校研究所的生活，我并不是太熟。但是，知识分子内部小打小闹的事情，中外人士多有雷同之处。

丘成桐小时候和少年时代在香港生活十分艰难。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大陆的人，一点点都不陌生。只是十四岁，父亲早逝，少年才猛然惊醒，开始发愤读书。他的母亲真的很不容易，决意要让众多的孩子都读书，两个男孩子成了美国博士。这就是知识分子家庭望子成龙成凰的结果。

书中写道自己在七九年回父母亲的老家汕头地区的经历，对当年的百姓生活之贫困贫苦，写得十分生动：

“在这次和以后多次中国之旅中，我遇见整整一代的青年数学家，或将来的数学家，他们尚缺乏基本训练，也缺乏动机。很多人一知道我不会立时向美国的研究院推荐这些学生时便生气，其实我深知他们不能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这类情况已烦得生厌，但还是不停地出现。

王和我一起从广州坐车去梅州，我母亲的出生地。那天晚上见了些亲戚，次日早上即驱车往蕉岭。司机在未浇柏油的路面上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路上都是新净黄色的沙子，看来有点奇怪。在《绿野仙踪》中，‘沿着黄砖路走’是探险者的口号，现在我们却是沿着黄沙路走，我从来未见过如此道路。

几年之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原来这条铺上沙子的路是全新的，专门为我的来访建造。我为此颇为内疚，自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三十岁的中国人，在细小的微分几何世界外不为人知。至于一开始为何不想我去蕉岭，以及在途中拖延，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是要争取时间把路修好。

这是个小小的乡镇，在此之前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所以没有酒店一点也不奇怪。我在一间宾馆安顿，里面的蚊子比客人还要多。床上盖着蚊帐，但蚊子藏在帐内叮人，整晚皆是嗡嗡的攻击声。宾馆外的大钟到了清晨五点便发出巨响，把附近的所有人都吵醒了。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睡好。

第二天，到祖父和先祖的坟前扫墓。（父亲葬在香港。）之后去了父亲出生并且和母亲住过的房子看看。房子残破得很，地下铺着尘土，不，更精确地说是一片泥泞。很多亲戚陪着我到处走，我不认识他们，但总觉得应该请他们吃一顿。他们为我杀了一头牛，花了我三百元人民币（以当时币值算只约十四美元）。那时候在中国，牛不是要杀就杀的，你要说它已经无力下田才能动手。到了开席，他们先给我夹来一大块白花花的肥膏，据说这最金贵的部位，是专门留给最尊贵客人（或付钞者）享用的。客气一点说，这肉不大对头，我用筷子碰了一下，沉吟不语。

一大群小孩在四周喧闹跑动，他们都没穿鞋子。小孩没有大人喝止时，通常都是蛮开心的，他们衣衫破旧，面色也不太好。付了牛肉钱后，口袋中还剩下两百元人民币，于是每个亲戚都给十元。不过来者愈来愈多，只能给五元、一元，直至花光为止。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有些人拿不到，乡亲们起了争执。后来，家乡的人前来请求帮忙者众，但绝大部分我都无能为力，这也引起不少怨言。

总的来说，回归故国非我原来想象的，一样。之前对农村的田园生活过于理想化，奈何残酷的现实却显示，这还是个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的国家。中国传统过于重视血缘关系，从而对亲戚诸多索求，令人失望。当然，这种传统也有好处，至少在困难时，大家会互助扶持，但过犹不及，走到反面就不好了。

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应当适可而止，过分的求请可以免提。但是在中国传统里，据在下所见，求请有时会失去底线。只要你是他的亲戚，你便有义务去帮他，不管难易或对错，也不管场合。在蕉岭的乡下也好，在学术界的殿堂也好，事例层出不穷，我早己司空见惯。

我对这些做法不以为然，而这种态度不时也招惹麻烦。但更甚者，是这种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单位之间互相依赖变成一种文化，人们丧失了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心态，总是想着别人来帮忙。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一方面我终于踏足故土，到过中国：另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想法变得更现实一点。中国要在生活程度和教育水平上追上西方，还有一大段路要走。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经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可谓‘一穷二白’。距离困难时期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在美国还在以“中国小孩还在挨饿”的说法，教育美国小孩要吃蔬菜，不要浪费食物，这也如实地道出当时中国的困境。

面对极度艰巨的挑战，在一片住着差不多十亿人的土地上，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P160

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刚刚过去的老百姓的极端贫困潦倒，开始飘飘欲仙，说尽人间的大话……

这书真的不做作，如一个久违的老朋友在酒桌上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吴砺

2021.9.13

附一：《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摘要：

我没有将我的一生成书 面世的经验，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让我话说从头。简略言之，1949 年春我出生于汕 头，因为战乱，几个月大的我随着家人南迁香港，在这个当时由英国人管治的地方成长，直到 1969 年赴美深造为止；此后一直在美国生活。时光流逝，不知不觉问，距离我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已近五十年了。这几十年间，我曾无数次往返北美和亚洲。行旅之中，每每自问，我真正的家园何在；或更精确地说，我有两个家，但两者皆非我身心安托之所。

我在美国生活富足，也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和身处的社会并非水乳交融。对中国，无论在情感或家族上，这种纽带是根深蒂固，早已烙刻心中。但经过了这么多年后，对祖国的印象也在不断变化，多少有些隔膜。无论在美国或中国，我都像半个局内人和半个局外人。

这种感觉，使我置身于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的颇为诡异的位置，介于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理念上甚至口味上都是南辕北辙的两套文化和两个国家之间。我家在麻省剑桥，离哈佛大学不远，自1987 年受聘于此，安居 乐业至今。而在北京我也有套公寓，每次到北京时会在那里安顿。但我还有第三个家，它就在数学的国度内，我在那里栖迟最久，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对我来说，数学赋予我的，是一本让我在世界各处随意走动的护照，同时也是探索这世界强而有力的工具。数学拥有神奇的力量，对那些懂得驾驭它的人来说，数学能打破距离、语言、文化的隔膜，把他们立时拉在一起，交流共通的知识。数学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那就是不需要什么成本，也能在数 学的天地大展拳脚。就许多问题来说，所需的只是一张纸和一支笔，再加上专心致志的能耐。有时甚至连纸笔也不用，最重要的工作就在脑海中完成。

早在念完研究 院和取得博士学位前，我已努力不懈地从事研究，能有这样的机遇，非常感恩。今天，我对数学 略有贡献，并以自己的专业为荣。然而，纵使自小就对数 学着迷，我的数 学生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童年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中成长。虽然幼时家穷，但我和兄弟姊妹并不乏双亲的慈爱。不幸父亲丘镇英在我十四岁时去世，家中济拮据，既无积蓄，又债台高筑，但母亲梁若琳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让我们继续上学，追求 学问。我努力学习，并在中学时为数学所吸引，感受到它的召唤。

念大学时，遇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年轻学者斯蒂芬·萨拉夫( Stephen Salaff)，可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他的安排下，我到了伯克利念研究．院，投到 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门下。

若非一连串的机缘巧合使我到了加州，真不知道自己能在数学的道路上走多远。如果没有母亲为子女做出的牺牲，和父亲培养子女对知识的热爱，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把这本书献给，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同时，也要感谢内子友云和儿子明诚、正熙过去多年的容让。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兄弟姊妹。

大半生沉醉于图形、数 字，还有曲线、曲面和高维空间的我，工作和人生因和家人、朋友、同行、师长、学生的交往而变得十分丰盛。

我一直风尘仆仆辗转于中国、美国，为了追寻几何的真和美踏遍全球。几何这门学问从最宏观和最微细的水平来探索宇宙，在这些旅程中，猜想形成了，公开难题提出了，各种定理证明了。可是，数学的工作几乎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建基于前人的成果上，得力于频繁的交流中。这些交流时而导致误解甚至纷争，本人也曾不幸地牵涉其中。从这些经历中，认识到“纯粹数学”实质上是很难做到的，明争暗斗往往出乎意料地介入，不免唐突了数学之美。

虽然如此，和同行随性的交谈却会得到出乎意料的收获，影响通豢Xp窄b，均V INY“rq fi Pj d。／／t、”    …、寥一，，。：…受别人影响，被环境熏陶，诸般历练使我的人生更丰盛、更复杂。此书所载的，便是我的出身、成长和个人经历，但愿读者不觉乏味。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一些人，他们其中有的与这本书并无直接关系，却 协助提高了全 书的可读性。首先是我父母，可谓恩深难报；他们竭尽全力养育子女，在艰难的日子中教导我们正 确的人生观，了解到人生的主要目的不在追逐名利，从而使我走上研究数学的道路，而非赚钱而已。我和兄弟姊妹都很亲近，对三姐成瑶尤其感激。在去世之前，她为帮助我和弟妹做出了诸多牺牲，包括自己的事业，。

我亦有幸能够邂逅并与内子结成伴侣。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一致，财富、奢侈品和物质生活皆比不上对学问的追求。对于我们的两个儿子都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做父亲的我感到十分欣慰。

有幸自中学开始，就和郑绍远(Shiu-Yuen Cheng)、徐少达（Siu-Tat Chui）、王彬(Bun Wong)’等结为好友，班主任潘宝霞老师在我年少无助时对我的慈怜，周庆麟讲师让我在崇基书 院一年级时初窥高等数学的门户，而最幸运的乃是得遇斯蒂芬·萨拉夫，经他的指点，我在陈省身、小林昭七、萨拉森等师长的帮助下到了伯克利深造。

亦感谢美国的教育体系，它使我到达美国后，即能在理想的环境中钻研数学。这体系的特点是充分重视和培养每个人的才 华，无分种族、出身和说话的口音。特别要感谢哈佛大学，给予我迄今三十多年安乐的家，还有很多很好的同事，人数众多，请恕无法尽录。P’006

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干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许多世界著名领导人，比如孙中山、邓小平、李光耀，都是客家人。

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跟其他人一样，我的父亲丘镇英当时相信留港也是暂时的，历史已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了。在较亲的亲戚当中，有的移民北美，有的移民英国，很少人回到中国内地定居。

在我们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P004

在这段日子里，我早上七时半离家，下午五时回来，就像平时上学一般。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对这些课外行为一无所知。可是不用太久，清算的日子便来临了。到了春天，我们要参加期中考试，我的组员差不多全都不及格。在学年完结前，政府公布考试的结果，并将及格的名单刊登在报纸上。那天下午，我正和附近的孩子玩得兴高采烈，三姊来了。她神情凝重地说：“父亲要和你谈谈。”

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只因报纸上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说：“你完了！u情况是再清楚不过了。可幸还有一点儿希望，我发现报纸的次页有我的名字，那是后备位之类的东。学生考不到官立的中学，但仍然可以考取私立中学。

本来，父亲已准备重重地罚我一顿，但从这里看到希望，他松了一口气。他过去教授诗词和历史时所花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所幸的是，他很熟悉培正中学，有人说这是香港最好的中学。培正的校长敬重父亲，曾打算聘用他，他跟学校的秘书长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不知这些关系如何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学校让我参加入学考试。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我非常用心地备考。幸好，这个机会并未白费。我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了培正就读。

更好的是，学费会由政府全资支付，不然的话，我们或会负担不起。唯一的问题是，经济资助一般在学年结束时才发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学期初便交学费。因此，每年我都会问校长，是否可以收到政府的资助后才交学费。年年如妇此间，可说颇难为情，但最后都没有问题，

能够入读培正这样一流的学校可说是幸运。比我早十届的毕业生崔琦，1998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约有七位校友，包括在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萧荫堂，我哈佛的同事，知名数学家，也是培正出色的校友。我的同班同学郑绍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系主任。

由此可见培正的实力，我入读后也脫胎换骨了。这是命运，如果不是荒废了半年的学业，升学考试的成绩必然不俗，那我就会入读比不上培正的官校。我的兄长成煜便是如此，他是好学生，没有把六年级的日子懒懒闲闲地浪费掉。我只能说，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地幸运，故此下定决心来补救了。P019

吴砺

202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