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上）

吴砺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上）

翻阅《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Peter Sichrovsky)著；贾辉丰，臧惠娟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2

一个纳粹时代的父母，在战后和平几十年怎样看待过去和自己？

反思自己的历史，对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上世纪八九十年年代，只有作家巴金一个人嘟嘟囔囔要弄一个文革博览馆，有人理他吗？我们会痛骂日本人从不反思历史，但我们也不会总是这样要求我们自己不断反思自己历史的。

人们担心历史会重演。从这本书中，我吃惊发现被认为纠正过去最彻底的德国,也担心昔日仍然可能重演: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日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蛻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P012

看这样书, 十分累人。

现在公共厕所是十分干净了，但人类及其身体其实并没有改变，人类在厕所排出的与几十年前并没什么不同。同样，我们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因为生活变好了而变好了。

看了前十章, 十个纳粹父母内心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当年是错的。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在德国，至少公开场合，他们得缩着头，亦让子女处在内心撕裂状态；而在日本，据说他们仿佛过去没有发生过，从而整个民族少了内心的纠结。

这本书更加证明人性的一个特点：成年人思想观念一旦形成，整体而言是不可能改变，只有时间在大地上让这一批人消失，他们的想法才会同他们躯体一道消失。一旦是纳粹分子----观念上终身都是纳粹分子。

至少让我们感到宽慰的是:现在德国法律,使纳粹思想不能公开宣扬；日本仍有美国大兵看在那里---这使法西斯思想不再毒害这两个国家新一代青年人。

吴砺

2021.9.29

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摘录：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 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 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P003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能感受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惶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

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时说道广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  “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一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P008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间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p012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 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  “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P014

Chapter1   正派的安娜

但请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蔑视他们，也不恨他们，我就是无所谓罢了。家人一个个死去，先是祖父母一辈。他们当然知道一切，但对我只字不谈。两年后，父亲死了。他长期患病，在医院住了一年，最后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但他直到临终，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吐出关于过去的一个字。只要我想探听点什么，他就还是那套陈词滥调。一度我曾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可仍然没有指望。确实，他已不那么刻板，常常感叹战争有多么愚蠢，剥夺了他的青春，现在没有战争了，就好多了。他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想抓住机会，改善境遇，多多挣钱，说到其他，一切都是义务。有时，他在发烧时，会讲到他的同志们，呼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是下流坯。但我想知道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却始终一无所得。遇到这类问题，父亲总是含糊其辞。

父亲死时，母亲和我陪伴在侧。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浮现出“完‘结”一词。是的，他完结了。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病人死去，这事每天都会发生，但一些病人只能说是完结了，悲惨地死去，身败名裂。父亲的死就是如此。母亲坐在他的灵榻旁哭泣。我没劝慰她，也不可怜父亲。

当时，我已经倾心于我未来的丈夫。他正在攻读经济学。他父亲是一位银行经理。相比之下，我俩的父母没有很大不同，除了他的父母讲话的方式稍微斯文一些。保罗，我的丈夫，也是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庭的。他父亲战争期间是位法官，谁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坏事。我们二十八岁时结婚，租住了一套公寓。我们没有邀请双方的父母参加婚礼，我们对他们的伤害莫过于此了。我的母亲哭了好几天，他的父亲威胁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我们想重新开始，没有旧日的人物在场。后来，我们同样也定期去探望他们。这种探望轮流进行，这个月探望我的父母，下个月探望他的父母。双方家长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他们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怀疑，我们——我和我的丈夫一是否真的与他们截然不同。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又会怎样做？这个恼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丈夫下班归来，告诉我他有机会将薪水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升为部门主管，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充当监狱的管理人员。那里的犯人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份工作值得一试，等等。我会持保留态度吗？或者我会说，他应当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或者我会细细盘问他，或者干脆认为不关我的事？这些想法不时闪现。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毕竞，我们有着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祖辈、同样的教师、同样的牧师。

今天，我只为我的小家生活。我爱我的女儿。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她们是茫茫人海中我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P028

CHAPTER2傲慢的斯特凡妮

奶奶过去常说，爷爷是被人谋杀的。在她看来，没有法庭的裁决，也没有依照法律处决。她现在八十五岁了，坐在轮椅上，跟自己说话。只有父亲不在时，她才会讲起爷爷。

她告诉我：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高大、傲慢，穿上军装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抗拒他的诱惑。”说着，她的脸上便焕发出光彩。有时，她还会讲起希特勒，她曾见过他几次。她说，希特勒走入房间时，人人都会挺身肃立，他们都怕他，包括我爷爷。不幸的是，最后他疯了，否则，我们不会输掉战争。当然，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她就是这样讲的。至于犹太人，她说，应当肃清他们，不让他们毁掉德国。

好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老太太没准儿是老糊涂了，可她也没有全错。瞧瞧今天的犹太人，说是灭绝了，可今天又遍布各地。我是否认识犹太人？我不认识。但在电视上、广播中，还有银行里和报纸上，到处都是犹太人。举个例子？让我想想。有了，罗森塔尔和他的“Dalli，Dalli”  （快，快）①。再举一个例子？我眼下想不出来了。我得去问我奶奶，她谁都认识。她常常会指给我看：这个是犹太人，那个是犹太人，那个也是。她还能走路时，我们常在周围散步。她会告诉我哪家商店是犹太人开的。她说他们几乎控制了一切。现在，她总说，小鱼赶跑了，大鱼却回来了。结果，他们比以前还富。

请别误解我。我不是种族主义分子。我同犹太人无冤无仇，他们对我毫无意义。我甚至一个犹太人也不认识。我刚十九岁，老是被指责在反犹罪行中也有份儿，这太可笑了。什么意思？我们那时偷了他们还是抢了他们？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我父亲十二岁时，他们带走了我爷爷，处决了他。剩下我奶奶和几个孩子，两手空空，名誉扫地。老人家多少年来“为了祖国出生入死”，得到的奖赏就是脖子上的一根绞索。我父亲可能有点儿窝囊，可我不怪他，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转向宗教。

你知道，有时我甚至不在乎 当个穷苦的小犹太人。至少是今天，当然不是在那时。而现在呢？人人都会同情你，你永远是受害者。人们因为内疚会拼命塞钱给你，所有的大门对你都是敞开的。赔偿？别吓着我。谁又管我们呢？，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所破公寓里，三间屋子，一星期吃一次肉，没有闲钱看电影或享受任何其他娱乐。他们得到多少，我就失去多少。P035

Chapter3负罪的鲁道夫

我的父母逃到了南美，用新名字、新护照，在“自由世界”中开始新生活。但他们不是默默无闻，绝不是。他们有许多朋友和旧部。我们家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处处受到欢迎。汽车来接我们，朋友款待我们，新房子以及一切准备停当，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我们再次离去，到另一处安身。我生于1950 年，十岁时，我们已经搬迁了四次。此后我们留在了南美国家，一切都稳定下来。表面上他们停止了追踪，或至少他们找不到我们了。说来你也许不信，但后来我们又拿回了德国护照。

今天我是个德国人，一个身为罪犯后裔的德国人。我该被判无期徒刑？就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父母杀人如麻？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大惊小怪？我父亲他们驾驶卡车闯入波兰村庄，围堵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基地，男人站这边，女人站那边，男人挖一道长长的壕沟，女人和孩子脱去衣服，将衣服和珠宝整齐地码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亲喝多了，谈论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枪一一射杀儿童，因为那些愚蠢的土兵将自动枪的枪口抬得太高，只能瞄准成人的脑袋。

天哪，我亲爱的爸爸，多好的人！他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他哀哀地说，那日子糟透了，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但他错了。我亲爱的爸爸，事情永远不会结束。你知道那支歌吗——“他们要来将我带走”？

我不断给自己唱这支歌。我告诉你，他们会来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1968 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完结了，他们烧得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那场景辉煌极了，像原子弹冲击波。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但我真希望能看到。他们两人都葬在了阿根廷，虽然父亲在遗嘱中说过，他希望葬在德国。我没有按他说的做，我阻止了这件事。他一旦死去，任何愿望都到此为止。再没有命令，再没有通告，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返回基地，在他的坟上撒尿，又蹬又踏，疯了一样，哭喊着。真可怕！这是我的告别。我再没有回去过。等我死了，我不会葬在那里。P046

Chapter4单纯的约翰内斯

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我的父母很邪恶，令人作呕，他们的血管里充满毒液，嘴里散发着硫磺味。然而，他们也并非像吸血鬼似的青脸红发、巨齿獠牙。他们和其他遭到杀害的抵抗战土没什么两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面容，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式，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标志，而且据我所知，从内心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战前、战时、战后，一直如此。身居高位的小官吏，出身低微，一步步爬到最上层，但即使做了大官，骨子里也还是个小官吏——体面、正派，谁也甭打算腐蚀他。最初，他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纳粹，现在又是社会民主党人。他稳步上升，无懈可击，顺顺当当，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铁路系统运送罢工的工人，三十年代运送旅客，四十年代运送士兵和集中营囚犯，战争结束后，又是运送旅客。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乘车，不管去向何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工作表现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光是工作还不够，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他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自豪。他积极行动而不是应付差事，就像线路上的一个人形开关。他的生活原则也是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觉吗？就好像面对一幅现代非写实绘画，你看来看去，觉得弄清了它的形状，但又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你没有放弃，你想要理解它。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的父亲。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一次突然的机会却让我看透了他的内心。P057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与我父亲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他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相反，他就是诚实的化身。不管他面对怎样的上司、怎样的制度，他都堪称模范公民。是我的母亲，，在父亲死去一年后，告诉我他其实糟糕透了，他是屠夫和刽子手的帮凶，行刑者手中的绞索，就是他送上去的，事先还试过了绞索是否够结实——物资部门的首长，主要负责技术问题，并不考虑人。今天，我难得有了权利，可以决定谁更让我鄙视一父亲还是母亲。没有过去，生活会有多么可爱，有时我真希望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P063

吴砺

202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