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文明》（七）

吴砺

                                           《海洋与文明》（七）

欧亚大陆的历史在7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最引人瞩目之处，就是哈里发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的再度统一。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便成为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弧形区域（从葡萄牙到哈萨克斯坦及印度河流域）中最重要的宗教。在中亚，“伊斯兰之境”与唐王朝的西部边界接壤，唐王朝的军队此时正将帝国的边界向西推进，横跨长达2，000英里的沙漠和草原。在两大文明进行直接接触的时期，由于二者内部的剧变，商人们的注意力从横跨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z）9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从东南亚延伸至东北亚，连接了众多繁荣的市场，印度洋上的商人和僧人纷至沓来，这也有助于为他们各自的帝国带来繁荣。这一贸易网络中的各个部分都已存在了数百年，不过到 7世纪时，印度洋的水手们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自信，从而扩大了航行的范围。在水手们驻足的地区（如室利佛逝王国和朱罗王国），当地的统治者以此积聚财富和声望，这对于建立长久且有影响力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如此便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即货物的运输与文化的传播使地方统治者获益，相应地，这些地区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稳定，从而吸引更远处的商人前来。P269

东非的出口物产十分多样，不过主要由自然资源构成，其中大多是黄金、红木、玳瑁壳、铁及象牙。至于进口物品则更难确定，到9世纪，穆斯林与印度商人的货物清单中出现了中国的瓷器及玻璃制品。19 由于这些物品不易腐烂。因此我们更容易追寻其跨越时空的流布踪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非的历史到此时才开始变得相对清晰。除此之外，印度洋贸易另一根饱受非议的支柱便是黑奴贸易07世纪时，伊拉克的奴隶已经足以发动一场起义，到 9世纪，奴隶贸易进一步激增。850 年至1000 年间，奴隶贩子用船运送了约2，500万名来自非洲之角以南地区的黑人，非洲之角当时被称为“奴隶之角”。20在1900 年之前，又有1，000万名黑人奴隶被贩卖。与其后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相比，对印度洋奴隶贸易的调查并不深入，这部分是由于书面记载相对匮乏，部分是由于人们对亚洲的奴隶贸易及奴隶的不同态度。与欧洲社会不同，伊斯兰世界中的奴隶拥有广泛的合法权利，即便是在作为别人的财产时，奴隶也可以担任高官、赚钱并拥有财产。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可以与其他奴隶或自由人结。至少就与奴隶制度相关的种族歧视而言，伊斯兰世界比其他地区要轻得多，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及契约民成为奴隶，后者包括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等。尽管如此，黑人穆斯林仍常常受到奴役，这遭到了非洲统治者与穆斯林法理学家的控诉，正如后来非洲基督徒抗议其在欧洲基督徒统治下的遭遇一般。P277

室利佛逝和爪哇能够获得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料（丁香、豆蔻核仁和肉豆蔻皮），这些香料来自印度尼西亚以东的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这为其带来了巨额财富，亦是其统治权力的重要支撑。香料群岛规模很小，地理位置偏远，且人口稀少，但在塑造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  自15世纪以来，由于欧洲人受到利益的驱使，香料群岛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香料对于亚洲商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丁香是由热带灌木丁香树的花蕾干燥后制成的，丁香树生长在印度尼西亚的北摩鹿加省的几个火山岛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那第岛和蒂多雷岛，其面积共约220 平方千米，相当于纽约市区面积的四分之一。—。向南 300英里是班达群岛，由十几个火山岛组成，面积共约50 平方千米，如同沧海一粟。这些岛屿盛产肉豆蔻树，其种子、豆蔻核仁及种子干皮（肉豆蔻皮）备受欢迎。丁香树和肉豆蔻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是“肉豆蔻必须能够闻到海洋，而丁香则必须能够看到海洋”。且都需要精心培育。59这两种香料既可作药用，亦可用于烹饪。肉豆蔻可以缓解肠胃不适，亦可用作温和的迷幻剂，丁香则有麻醉和催情等功效。种植这两种香料的岛国君主严格限制其移植他地，直到16世纪情况才有所改变。对这种香料的垄断使爪哇商人获得了优势地位，也将欧洲人吸引到了亚洲的最远端。由于利益巨大，这也吸引了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爪哇岛、马来半岛以及东南亚大陆上的王国和小城邦，它们同样也在争夺对华贸易中的利润。P288

7至1 1世纪间，印度洋水手引领了跨区域市场（西至东非与红海，东到东南亚与中国）的整合进程，奠定了该区域海洋贸易持续增长的基础，并一直延续至今。季风亚洲的海洋贸易显现出许多特点，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是一种建立相互依赖的网络的过程，某一地区的变化可以引发连锁效应，从一个区域扩散到另一个区域。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便是阿拉伯帝国与唐宋时期中国的地位上升及财富转移，对东非、印度、东南亚以及日本等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带来了许多正面效应，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而且刺激了从农业到手工业的进步，并推动了宗教与技术的传播。同时，某一地区的技术及政治变化也可能对几千里外的另一地区产生负面影响。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海洋贸易增长及政治整合的时期，其中，中国在唐宋时期的统一及海洋意识的觉醒成为一股重要的动力。P297

唐王朝的西部边境收缩，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巴格达兴起，这些变化使得印度洋上的贸易空前繁荣，对南亚、东南亚的商人和国家（包括中国）均影响深远<。）不过在短时期内，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安史之乱不仅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造成了极大破坏，而且影响一直蔓延到广州。758 年，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发动骚乱，“大掠仓库，焚烧房舍”。12 2 年后，唐军在扬州屠杀“数千波斯胡商”，其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结果便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中国撤离到安南的港口42》尽管如此，广州的经济在10 年内便得以复苏，海外船只的数量从每年 5 艘增加至40 艘左右。

朝廷虽然已迂回长安，但此时的都城更加靠近战火频仍的西部边境。安史之乱已严重削弱了中央王朝的权威I，户籍档案严重丢失，大量无主荒地需要重新分配，许多移民南迁至淮河与长江流域相对安宁的省份，种种因素导致原有的财政体系遭到破坏。Z4朝廷试图进行改革，推动用铜钱、谷物以及其他商品来缴税，但无法施行有效的管理。6》很多人放弃土地，到大庄园中充当佃农，也有一些人进入佛教寺院，这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自唐初以来，儒士们就认为佛教对国家造成了双重威胁。佛教无视帝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冲突，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寺院的土地和僧侣皆可免缴赋税。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禁止非法出家，在9世纪中叶的唐武宗时期，朝廷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次运动使25万名僧人还俗，恢复了纳税人的身份，成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投资者以及放债人，数千间寺庙被关闭，其中的佛像、装饰品和其他金饰、铁饰及铜饰皆用于铸钱。P304

9世纪50 年代的骚乱只是前奏，黄巢起义所释放的破坏力才更具毁灭性。20 年后，黄巢在占据福建大部之后，要求朝廷封他为安南都护。朝廷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理由是：  “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22 之后，黄巢向南进军广州（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据波斯人阿布·扎伊特记载，在围城将近1 年后，广州最终投降，随后黄巢的军队杀害了12万名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波斯商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23 正如120 年前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被迫出逃一样，在黄巢占领了洛阳和长安之后，唐僖宗也被迫南逃。对于起义军与皇帝来说，控制来自南方的补给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长安得不到补给，黄巢的占领是短暂而野蛮的。随着运河运输的停顿，长安的居民无法获得食物，陷入同类相食的境地。正如当时的一首哀诗所言：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24唐僖宗最终重占上风，虽然朝廷最终击败了黄巢，却无法从财政、权威及国家管理严重受损的局面中恢复元气。P307

与唐代最后的几十年相比，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半个世纪中，政权更迭相对比较平静。26 当五代时期最后一位皇帝意外死亡后，他的继承者年仅7岁，其手下的一名将领即位称帝，即宋朝的开国之君宋太祖。宋太祖建都开封，惨淡经营，将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政权重新置于新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交通要冲，开封位于黄河与4 条运河（包括大运河）的交汇之处，运河及其他内河上的船只停泊在城墙内的大湖之中。作为帝国的都城，稻米、小麦及其他必要的日用品是不可或缺的，相较于长安和洛阳，开封更为接近这些物资的主要产地。在唐代，开封已有繁华的外国人聚居区。在五代时，开封成为都城。到宋代，开封的人口迅速增加至上百万，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更为重要的是，这表明了城市化对于宋代中国的重要性。27在宋代，据估计有600万人生活在城市当中，大约占到当时全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政府鼓励发展交通和商业，而城市化的发展则是主要的推动因素。

北宋通过金钱来维持与其邻国辽及西夏之间的和平，尽管保证了内陆边境的安全，但横跨大陆的贸易却因此而衰落了。28北宋依靠商业税向辽和西夏支付岁币，因此不可能忽视海洋贸易的潜力，它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积极地鼓励海洋贸易。唐代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海外贸易的开放姿态奠定了基础。长安容易受到草原民族的侵袭，其脆弱性早已十分明显，交通系统的缺陷也迫使朝廷在形势严峻时东迁洛阳。最紧急的情况出现在7世纪90 年代，当时约有10万户（可能有50万人）被迫从长安迁出。298世纪时，帝国在西部地区长期受挫，古都遂暴露在吐蕃及中亚军队的锋芒之下，从而导致中国在西北各族中的威望和影响日渐衰落，而自秦代以来这一直是保障中国主导地位的核心因素。相应地，北方居民大量南迁，迁徙到不易受到侵袭的淮河和长江流域。周期性的迁都使中国人开始走向南方和海洋，这些变化对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船只和港口的数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开始直接参与海外探险。同样，这对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伙伴（从越南到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地的国家）亦具有深刻意义。P309

在唐代，大部分到达广州港的货物都被运往京师和北方的其他市场，但并不是通过海路，而是经由陆路以及内河与运河网络（以公元前 3世纪修建的灵渠为起点）。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福建的港口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福州位于闽江口，与台湾岛北部隔海相望，这座城市曾十分繁荣09世纪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克达比(IbnKhurdadhbih)曾提到，福州是穆斯林水手到访的4个主要港口之一，另外3个港口分别是安南的交趾、广州和扬州。在此之前，福建南部对中国人而言一直是边荒之地，是流放士大夫的地方。819 年，韩愈被贬至福建以南的潮州，该地“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瘴氛，  日夕发作”。“9世纪后期，许多北方人逃到福建以避战乱。在黄巢洗劫了广州之后，那里的外国侨民被驱散，一些人向南迁徙，大多数人则前往一个曾经微不足道的港口——福建泉州。

在唐末，泉州由王延彬治理。据说，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时，“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52王延彬是否曾完全独立仍有待商榷。在11世纪中叶宋朝解除对海上贸易的限制之后，泉州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据一名官员所说，港口中停满番舶，货物堆积如山。53泉州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当地方官员涉足非法贸易时，他们的要价是货物价值的10%，商人便可获得进行贸易的权利。这是一种个人税的形式，且仅为广州官方征税额的三分之二。34泉州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中心，朝廷最终也承认了其地位。1087 年，继广州、杭州和明州之后，朝廷在泉州设立了第4个市舶司。55福建旧港福州在宋初已经衰落，当时，福州的商业资本和专业人才不断外流，或北至临安，或南至泉州，其地位也从未得到承认。

唐朝灭亡后，所有新兴的滨海政权皆积极与南方进行贸易，宋朝统治者也并没有阻挡这种潮流。56 11世纪时，中国承运商充分利用扬州穆斯林商人的专业知识（源自其在广州、泉州等地的贸易活动），足迹远及爪哇。“其中，在福建定居的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的后裔占了很大比例，他们相互之间联系广泛。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至于广州的外国商人更喜欢与福建的中间商交易，而不选择广州本地商人。作为宋代放宽对外贸易限制的产物，福建商人将成为东南亚贸易世界中一股持久的力量。P315

北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缘于困境与机遇的结合。西部边境的崩溃迫使宋朝君臣迁居东部，从而更加靠近运河体系的中心，也更加靠近海港，当时国库收入日益依赖商业税收。正是这些变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进口物产曾经是十分稀有的，而此时已成为常见的商品。瓷器等货物的大量生产满足了出口的需要，其市场覆盖了整个印度洋。中国的海上贸易在扩大，同时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则在衰落，为中国商人开辟的道路主导了东北亚的交通网络。中国对贸易的接纳能力对东南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包括已获得独立的邻国越南，也包括更南边的国度。从占婆到室利佛逝和爪哇，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新兴国家不断完善其政治制度，以便从持续的贸易中获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其繁荣不仅引起了中国和印度洋的传统贸易伙伴的关注，也得到了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关注。P320

威尼斯群岛位于一片咸水潟湖之中，这是一片绵延约50 千米的水域，平均宽度约为11 千米，从南方的波河河口到北方的皮亚韦河河口，在利多岛和大陆之间。威尼斯群岛是聚集在岛上教区中的两栖族群的故乡，岛上教区主要由俯瞰码头和船坞的教堂管辖。‘由于当地无法种植小麦，威尼斯人依靠从意大利内陆购买的小麦为生。早在6世纪，威尼斯的平底货船常常沿波河逆流而上300多千米，到达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帕维亚和米兰。威尼斯人通过内河贸易磨练了其商业技巧、军事技能及外交手腕，为他们从亚得里亚海向地中海东部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0世纪时，由于艾格莱卜王朝的侵袭，亚得里亚海变成了一片混乱无序的海域，不过威尼斯人也变得更加坚定而自信。在公元 1000 年的一系列战争中，威尼斯总督佩德罗二世，奥赛罗( Pietro IIOrseolo)击败了达尔马提亚的海盗，由此确立了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主导地位。在外交方面，奥赛罗通过与拜占庭帝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家族联姻来获得其支持。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奥赛罗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最安宁的共和国”（即威尼斯）崛起的开端。每年，在奥赛罗于达尔马提亚战役中起航的纪念日，人们都会以精心准备的“婚礼”（sposalizio）仪式来进行纪念，将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在精神上联系起来。“婚礼”仪式在每年的耶稣升天节举行，威尼斯总督及其随从、神职人员以及驻威尼斯的使节都会登上华丽的大型游艇( Bucintoro)。在宣读完“亚得里亚海，我们同你结婚，作为我们真正永久领地的象征”的誓词后，总督将格拉多主教祝圣的金指环投人大海。，威尼斯人以此宣告由自己主宰大海，并确认一种排他性的专属关系。P322

为了备战，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所有体格健全、年龄为20- 60岁的男人在其故乡的教区登记。‘所有合格的教区居民每12人分为一组，每组通过抽签选出1人到某艘船上服役，其他人则每月出资 1里拉作为船只的维护费用。（在特殊情况下，应征人伍的人会更多。）国家每个月向每位水手提供5里拉，水手们也可以通过向政府支付6里拉来免于服役，这6里拉将付给代役者。P324

黑海商人不仅从黎凡特港口的衰落中获益，也得益于蒙古人治下的繁荣和稳定。13世纪中叶，“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降临中亚。对所有相关的人而言，贸易通常是有益的，但同时也隐藏着危险。中国在14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瘟疫，并向西传播到整个欧亚大草原。1347 年，一艘热那亚船将瘟疫从卡法带到欧洲。瘟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在陆地上的传播速度相对缓慢，但一旦进入西方的海上贸易要道，便开始以令人恐惧的速度传播。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写道：  “这场瘟疫袭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岸，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它迅速传遍了本都、色雷斯和马其顿，也传遍了希腊、意大利及其所有岛屿、埃及、利比亚、朱迪亚和叙利亚。”48经过了冬季的短暂潜伏期之后，瘟疫继续传播到其他的海上贸易中心，包括热那亚、比萨、威尼斯、马赛、波尔多和巴约讷，从法国南部传播到英国、加莱、科隆、哥本哈根、卑尔根、吕贝克和诺夫哥罗德，并经由河流进入欧洲的心脏地带。如果不是热那亚人在13世纪开启了地中海与佛兰德斯之间的定期帆船贸易，那么瘟疫在欧洲的影响将会大不相同。海上贸易并非瘟疫传播的唯一媒介，却是效率最高的。

在中国北部的某些地区，瘟疫造成的死亡率高达90%。在欧洲，瘟疫导致了2，5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个别地区，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例如威尼斯的人口减少了60%。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但欧洲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人的工资提高，由于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中寻找工作，工人的数量也在增长。更高的工资带来了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反过来也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和新设备的出现弥补了人力的短缺，威尼斯、热那亚乃至黑海的商业也恢复了。P336

12至15世纪之间，欧洲经历了一次巨变。千百年来，地中海与北海和波罗的海一直被次大陆隔开。不过到了14世纪，海上航线和内河航线连接起了所有的欧洲海岸地带，形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尽管还不是最富裕的）贸易网络。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为了保障地中海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贸易的持续进行，瓦兰吉人在东欧开辟了内河航线。13世纪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也开辟了从地中海到北海的航线。这推动了商品、思想以及疾病（尽管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的传播。到 15世纪，欧洲各地的商业联系已十分紧密，一个人可以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买到俄罗斯的毛皮，从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商人或黑海沿岸的塔纳的威尼斯商人那里购买商品。

商业发展因时而变，15世纪时威尼斯全年的贸易总量，可能只相当于21世纪的一艘货船的贸易量。现代货船的日常运作只需要不到 30名船员，而且可以使用远离港口的设施。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海洋贸易需要投人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并且成为许多城市公民认同的核心基础。中世纪欧洲的商业之所以最终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区域间交换及资源分配的步伐加快。同时，追寻新市场的能力也不断增强，无论是在欧洲人熟悉的地中海与欧洲大陆还是在神奇而陌生的东方国度都是如此。P352

建都临安的决定反映了统治精英意识到海洋贸易对普通市民和朝廷的重要性所在。在开封陷落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朝贡使团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此前的几个世纪，随着都城迁到临安，所有朝贡使团都是通过海路前来的。在南宋开放的时代里，海外贸易收人占到朝廷岁入的20%，如果没有朝廷的正式认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皇帝对海外贸易的态度与传统大相径庭，宋高宗认识到：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这种态度转变对闽南商人尤为有利，尤其是那些在10世纪的朝代更迭时期已转向海外贸易的福建商人。随着南宋的建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和泰米尔商人被吸引到泉州，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港口。在与东南亚的贸易中，福建商人直接参与更多的是长期的进口贸易。一开始，他们在更有经验且人脉更广的外国商人的指导下进行贸易。：随着其航海技能和市场知识的增加，他们便成了自己的主人。大批中国商人第一次开始进行私人海外投资，并且以自己的船来投资。他们进行贸易的地区远至印度南部，但大部分福建商人的出航范围通常不会超出爪哇王国、苏门答腊王国以及马来半岛。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印度洋商人带来的西方货物。由于中国商人更关注相对较近的市场（从泉州到马六甲海峡的航程不超过2，000英里），他们支配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航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海外建立了移民社区，有些甚至延续至今。

吴砺

202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