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来看, 桐城派的文运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 但是如果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 则未免简单化了。文学的发展固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更有自己的独立性。桐城派大部分作家处于当时政治的边缘, 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疏远, 够不上“御用文人”的资格:“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木魁终生以教书为业, 始终未能踏入仕途。姚鼐虽然33 岁就中了进士, 但在44 岁的中年就辞官回家, 此后辗转主讲于各书院, 以教书为生。刘大木魁、姚鼐的朋友和弟子也大多以游幕、教书为生。方苞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39 岁中进士, 此前曾经四次落第。他44 岁时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 几乎被处死,但是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 他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恩宠, 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就文学发展的诸方面来讲, 桐城派与清王朝也有所不同。
清初的几个皇帝, 如康熙、雍正、乾隆, 都比较重视文化建设, 注意对当时文体、文风的规范和引导。康熙帝提倡简洁明了的实用主义文风, 反对明末以来的浮华文风。雍正帝则告诫主考官, 选拔的文章一定要“雅正清真, 理法兼备。”乾隆帝也以“清真雅正”作为选拔士子的标准, 并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逐一批抉其精微奥之处, 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以拳服摹拟”。这种文化政策对桐城派简洁、平易的文风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桐城派并没有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来创作, 而是有所突破,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从文章的思想内容来说: 康熙帝认为“文章以发挥义理, 关系世道为贵”其“义理”、“世道”的实质, 主要是要求文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而桐城派却创作了许多揭露政治黑暗、吏治腐败, 反映人民疾苦、关心人民生活的作品。方苞的《狱中杂记》揭露了清代监狱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他还有不少文章, 揭露了当时官场的黑暗:“大病民者, 已列荐章矣, 民所爱戴者, 多因事罢黜矣。”刘大木魁对下层人民艰窘痛苦的生活则深表同情:“草根木皮, 掘剥几尽, 釜甑器皿, 卖无存, 甚则抛割妻孥, 与人为仆妾, 犹不足以自赡, 而父子兄弟, 羸老孤弱, 继踵而死, 僵尸草泽, 骸骨相枕藉。”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 都不是清王朝所喜欢和提倡的, 而是他们所讨厌和忌讳的。
其次, 从文体方面来说: 清朝统治者提倡的主要是能够“施诸日用”的应用文。康熙帝虽然自称“素嗜文学”,也写过不少诗文, 但是他认为“骚人词客, 不过技艺之末, 非朕之所贵也”, 认为“寻章摘句, 华丽辞藻, 非帝王之本务”。桐城派作家擅长的则是艺术性的诗文, 他们创作了不少意境优美、情韵悠长的散文和诗歌。重视文章的艺术性,使他们的散文与清代政治家、理学家、考据家的文章区别开来。有的学者称他们为一批“守望艺术壁垒”的作家。桐城派中许多人, 如刘大木魁、姚鼐、朱子颍等还擅长诗歌。钱钟书先生认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姚范是姚鼐的伯父,刘大木魁的朋友, 笔者注)
再次, 从文章的风格来说: 清朝统治者一再要求文章“清真雅正”, 而方苞在阐发这一标准时却变成了“清真古雅”,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清真雅正的重点在“正”, 要求作品思想内容的纯正, 反映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加以思想控制的愿望。“清真古雅”的重点在“古”, 反映了桐城派所要继承的古文传统。方苞解释说:清非浅薄之谓, 五经之文, 精深博奥, 津润辉光, 而清莫过焉。真非直率之谓, 左、马之文, 怪奇雄肆, 酉农郁斑火阑, 而真莫过焉。欧、苏、曾、王之文, 无艰词, 无奥句,而不害其为古。管夷吾、荀卿、《国语》、《国策》之文, 道琐事, 述鄙情, 而不害其为雅。(《方苞集·礼闱示贡士》)可以看出, 这里面几乎包括了全部最优秀的古代散文。虽然康熙帝认为程朱等理学家的文章“文质灿然”、苏轼的文章“偏于粉饰”, 方苞还是把苏轼作品放在了优秀散文之列, 而程朱等理学家的文章则不在此列。可以说, 方苞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一文章标准的。他对古代散文的精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从而为初学者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同时, 这一带有“御用文学”色彩的文章标准, 在方苞的文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方苞论文的核心是“义法”说, 是要求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认为“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既《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他将“义法”说的源头追溯到《易》, 一方面是为了从古代散文发展的全部历史和人们对散文写作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来说他的“义法”概念和理论的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的不满
纵上所述,虽然在桐城派的上有不少否定意见的 ,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 是“从属清朝政治, 维护清朝政治的”, 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文人”, 他们的文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 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的, 甚至桐城派被某些人称为桐城缪种等等。但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 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 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文学流派, 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 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北京师范大学 刘相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