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吴老鸣震先生古诗词三首

一滴残墨 · 发表于 2012-7-14 17:00:13

本帖最后由一滴残墨于 2012-7-14 18:19 编辑

                                 歌《三国演义》

      罗贯中先生所著《三国演义》，实属鸿篇巨制，其气势宏大，波浪壮阔，独步千古。因以歌之。

                           先生笔下风雷起，万里烽烟号角吹。
                           赤壁鏖兵天地泣，苍亭恶战鬼神悲。
                           郭嘉智取平辽圵，诸葛心攻定蜀陲。
                           三拜桃园传义士，一樽梅酒话熊罴。
                           东风巳遂周郎愿，天运难成汉相祺。
                           子建愁萦神女梦，曹公悔赋鹊枝词。
                           人间道尽权奸术，史海流传信义诗。
                           掩卷犹闻金鼓震，抛书若见铁骑驰。
                           从来多少稗官史，壮阔波澜此独奇。

                              满江红 ● 吊诸葛孔明

　　季汉沉沦，烽烟起，群雄逐鹿。思贤渴，寻寻觅觅，金台高筑。高士一鼾眠未醒，刘公三顾情何笃，
　　未成行，早巳划江山，三分国。军情急，曹兵促，东风唤，燎烟逐，令骄曹败北，取荆谋蜀。七纵孟夷平近圵，六出川汉图中陆。叹声声，难挽旧山河，天年蹙。


                     青  玉  案 ●  石  门  冲  观  瀑

南风吹洒黄梅雨，淅沥沥，无休住。万壑千山噱幔雾。奔洪击岸，鸟藏深宇，雷鼓声声怒。
长霖难锁游人路，石门冲前游客伫。怒水冲天垂练布。捣潭翻谷，难闻对语，恰似千人鼓。

一苇过江 · 发表于 2012-7-14 18:00:58

　　吴鸣震先生，又名吴明正，字凯元，号愚鲁斋主人。年已八十，祖居桐城。解放前夕，毕业于惠远高级工职。入学前曾就读于私塾八年，从名师学习大量经史、诗赋和古代散文，为后期研究古典文学奠定基础。解放后历任中小学教师，市教委文史教研员，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2年退休，至今笔耕不辍。参编《古今应用文大全》（古代部分）、《中学生作文同步训练》、《桐城古今》、《桐城歌谣》、《桐城故事》、《二十五史智慧集丛》、《中华典故大词典》；先后主编《桐城教育志》、《现代文阅读与鉴赏》、《文言文学习指要》、《青少年古诗文读本》。并写有诗、词、曲、赋近千首。

　　1985年，第一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吴鸣震是安徽省社科院邀请的两位本土的学者之一参加会议。

一滴残墨 · 发表于 2012-7-14 18:22:34

本帖最后由一滴残墨于 2012-7-14 18:24 编辑

[转]吴鸣震: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当时诚亲王主其事。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其后在三礼馆修书。年七十五乞归养，谢绝宾客，杜门著书。年八十二，卒于上元里第。

方氏在京孜孜著作，有些编著与当时全国学子息息相关：雍正十一年，先生奉果亲王指令，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其后这部文选，又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乾隆元年夏，命先生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艺数百篇，颁布全国，以为举业准的。先生在京为官数十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教育和著作之上。其著名弟子有叶酉、张莘农、雷鋐、沈彤、王又朴、沈廷芳、官献瑶、王兆符、程等。刘大櫆与先生虽无师承之谊，但也是先生服膺弟子。

刘大櫆，幼从父兄读书，后受教于吴直。康熙五十七年左右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他对教学饶有兴趣，他在《授徒诗》中曾说：“授徒一室内，少长各有仪……欣欣日相对，足以忘朝饥。”

先生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二十七岁返枞阳，在家课其弟侄。二十九岁，赴京拜会方苞，方氏称为国士，“令其拜于门。”留居北京，在城北授徒。三十一岁，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之家，长达十年之久。三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三十九岁再应试被黜，此后不复应试，整装南归。四十岁返京应试鸿博失利，留京数年，于四十四岁返里，闭门僻处，设帐课徒。两年后，赴其兄刘大宾山西徐沟县之任所，并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五十岁时，方苞荐先生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五十八岁又入湖北学幕，六十三岁入浙江学幕。其间两次赴京应试，均无功而返。

先生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其间，安徽巡抚檄令先生兼领安庆书院。七十一岁辞去黟县教谕，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七十五岁，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八十三岁寿终。受教于先生门下著名弟子有姚鼐、王灼、程晋芳、方国、方绩、钱鲁斯、金榜、吴定、吴绍泽等。以后其徒钱鲁斯、王灼转授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于是桐城派另一分支——“阳湖派”孕育而成。先生一生仕途蹇滞，但教书育人，弘扬桐城派宗旨功不可没。

姚鼐，弱冠即中江南乡试，其后多次会试失利，授徒以敷家用。三十三岁时赴京应试，得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先后授礼部主事，山东、湖南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再迁刑部郎中，后荐入《四库》馆为纂修官。终因与总纂纪昀等见解不合，于四十四岁乞养而归。两年后，两淮盐运使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又两年，其夫人张氏殁于书院，遂扶柩回桐。未及两载，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长达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八，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返桐。两年后复赴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直至古稀之年。嘉庆六年，先生七十一岁，改主敬敷书院。嘉庆十年，先生年七十五，又主钟山书院。嘉庆二十年，先生八十有五，卒于钟山书院。

姚先生踏入官场，刚满十年，便激流勇退，投身教育，弟子遍布苏皖二省，其中佼佼者为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姚椿、毛岳生、鲍桂星、吴德旋等。

方东树，年二十二，入县学，补弟子生员，后补增广生。乡试十次不售，遂摒弃科举入仕之念。年二十七，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年三十，应姚鼐之约，赴江宁钟山书院课其长孙，其间亦辗转于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先生年四十八，应邀入两广总督阮元幕，后助修《广东通志》。事竣，执教于廉州海门书院，主政韶州韶阳书院，旋复入阮元之幕。先生年五十五，离粤返皖，入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年六十二，应约赴江苏武进县姚莹之任所，为其曾祖姚范编校《援鹑堂笔记》。年六十六，应约赴粤入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幕，其间撰成诗论《昭昧詹言》。年六十九，返桐授徒课孙。咸丰元年(1851)，先生年八十，应弟子唐治之请，出任祁门东山书院山长。同年五月卒于书院。先生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其著名弟子有戴存庄、方宗诚、苏惇元、陈澹然、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刘宅俊、郑福照等。

管同，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十六，赴河南商丘，授经于通判陈氏家中。年二十八，应姚鼐先生之荐，赴宝山县令田仲衡之任所，课其子弟。年二十九，赴山东，入孙星衍之幕。嘉庆十五年回江宁。道光五年(1825)，先生年四十六，乡试中举。次年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课其子。又六年，随邓子入京，途中卒于宿迁，年仅五十二岁。

梅曾亮，江苏上元人，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十四中举，年三十六中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先生年四十八，授户部郎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六十三，去官还乡。咸丰初年，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咸丰六年，先生年七十，避乱卒于清江。梅氏虽执教时间不长，其在京为官时，士人慕其文名而皈依门下者比比皆是。其著名者有朱琦、龙启瑞、吴嘉宾、陈溥、陈学受、彭昱尧、郭嵩焘、汤彝珍、邓显鹤、秦澹如、张端甫、舒寿、欧阳勋、孙鼎臣、鲁一同、张穆、张志沂、金坤、孙衣言、邵懿辰等。其时，曾国藩亦受先生影响而仰慕桐城派。他曾说：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又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鼐)先生启之。”梅先生学生遍布广西、江西、湖南、江苏、浙江、山西等省。

戴钧衡，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举。他的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他与邑人苏惇元重订《望溪文集》，与友人文汉光编辑《古桐乡诗选》，又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编成《潜虚先生文集》。

道光二十年(1840)，先生与同里文汉光、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治东三十里孔城镇创建桐乡书院。推廪生十多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亩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课，先生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书院教学得人，管理有方，成绩卓著。桐舒枞三地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当时户部尚书罗?衍曾为书院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先生办学业绩。此书院因基础稳固，一直办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方宗诚，年二十四，授经于友人方召卿之家。年四十一入山东布政使吴竹如之幕，讲授经学，并主讲于商河书院。后因曾国藩之荐，任枣强县令。方氏治理枣强十年，设乡塾，创建敬义书院，一时枣强文风昌盛。秩满还乡，年七十一寿终。

张裕钊，湖北武昌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二十九，中恩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师事曾国藩，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张氏为人淡于仕进，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地书院。成就后学甚众，最著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孙葆田、张謇等。先生终生教育，享年七十有三。

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举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才，留置幕府，后又入李鸿章幕。同治十年(1871)，出任直隶省深州知州，同治十二年(1873)，因父丧丁忧还乡。光绪五年(1879)服除，署天津府知府。光绪六年卸任，次年补冀州知州。先生治理深州时，以教育为先，没收深州为豪民侵夺之学田地1400余亩，划归书院。聚集一州三县高才生亲自教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后来补任冀州，仍锐意兴学，在其努力下，“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先生在十年宦海中，目睹清廷昏庸，吏治腐败，外强虎视，国家处于积贫积弱之地步。他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可以“救其弊”。于是想弃政从教。恰逢此时，莲池书院山长张裕钊辞冀返鄂，先生经李鸿章首肯，即“称疾乞休”，赴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

先生主政莲池书院十多年，校誉日隆，四方学子纷至沓来，连日本学子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亦踔海来请业”。他在完善传统课程教学外，还开办了东西两学堂，以传授外文及科学知识。他的东文学堂教学对象以皖人为主。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前日又函李傅相(李鸿章)，请将保定淮军公所岁?金生息余款中，岁提400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后来东文学堂章程议定生源“皖人以廿名为限，外省以十名为限”。)傅相欣然乐从，已函约敝门徒曰中岛裁之者，请其来为教习。”后来他这位日本高徒果然不辱使命，教学成绩出人意料。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在《与刘?云书》中说：“中岛教肄东文，苦心孤诣，实向来所未见。本拟学生六阅月可以译书，今三阅月，而诸生能译东文者已十余人。” 他的西文学堂也办得初有起色。他在《与方伦叔书》中说：“此间劝诱诸生出城，从英国人名‘贝格耨’者讲习英文，共得十七人，小儿与焉。此十七人者，月各出二金为束?。贝君与仆相好，情愿代教，且不问束修有无。每日以点钟教授，而诸生归后，仍在书院大楼聚而同习，以两时为限，今已月余。”这东西两学堂办得很成功，他十分高兴。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两学堂，并不多费，颇以此自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生年六十一，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聘先生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先生固辞不得，于是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于次年率团赴日本考察新学制。对日本各种类型学校，房舍构建，课程设置，实验实习等，均详加考察，巨细无遗。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辞日回国，偕日人教师早川东明，取道马关，经沪抵安庆，筹建桐城学堂。举凡经费筹措，招生事宜，课程设置及建校选址，均亲自过问，一切就绪之后，腊月底回里，春节后殁于家中。

先生除身体力行致力于办学和教学以外，还千方百计地维护教育方面利益。光绪二十五年1899)，先生故乡枞阳白鹤峰书院有一处田产在玉版洲，有一无赖奸民妄称此田是其祖业，控诉至藩署，经吴先生与南乡绅耆力争，方未得逞。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庆府工房有位张姓的人，建议从此洲的入息内，提拨二百千为省城外救生局之用。先生听信后，于同年四月即驰函与皖省署友人陈友斋说：“府尊欲于此洲入息内，提拨二百千为省城外救生局之用，此则万难从命。”此函发出后，皖抚尚未干预，安庆府工房张姓的人，又使出新招，寻来一人，妄称是桐城诸生李世鸾，虚报书院收入，因此安庆府决定提取玉版洲租息拨入救生局。吴先生再次致函陈云斋，力辩其诈。但陈氏人微言轻，难以扭转乾坤。后来又写信给两江督署友人朱仲武，请代为斡旋。朱氏也未办成。于是先生在致方伦叔函中大抒感慨：“洲案之不得直，固由敝乡诸君才力薄弱，亦缘强有力者，豫为宣传谣言，倒乱是非，执以为是。曹子建所谓苍蝇变白黑者，此辈是也。”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冀州知府借口加强边防，准备提取书院经费，绅士无力抗拒，向先生求援。先生先后驰函冀州绅耆、冀洲双牧、李相鸿章，据理力争，冀州牧理屈辞穷，被迫收回成命。他在《答双牧书》中说：“前得书院诸绅复书，知书院款目，已遵台?议结，至以为慰。”

吴先生之所以弃官从教，并非他当州官已完全陷于困境，而是看到任凭列强肆意宰割的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只有改革教育才能救中国。他所要办的教育，并不是墨守陈规，专读五经四书的旧教育，因为他明察世界大势，深知“半部《论语》治天下”，已经是陈年往事。所以他要考察日本教育，改革学制，举办东西学堂以引进科技，这就是当时洋务派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他创办教育，投身教育，维护教育是有其爱国情怀和远大目标的。在桐城派从事教育的人士中，他是最值得称颂的人。其著名弟子有贺涛、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中岛裁之、野口多内。通州范当世同时师事张裕钊与先生。

林纾，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三十中举。光绪二十二年与友人创办苍霞精舍于闽县，三年后，至杭州，任东城讲舍讲习。又二年，赴京任北京五城学堂国文总教习，兼金台书院讲习。宣统二年(1910)，受大学文科聘，并兼北京闽学堂、高等实习学堂教习。旋受北京大学堂聘,入主文科。1915年,改任正志学堂教习。1917年,创文学讲习会于北京。1923年任励志书院讲习,同年又任北京红学大学讲习。次年病殁，以讲学、著书、译书终其一生。

马其昶，补诸生后，屡应乡试不第，曾捐资助河工，奏奖中书科中书。1895年，授经于安庆，1897年，主讲庐江潜川书院，1902年，授经合肥李仲仙家。1904年，任桐城县公立中学堂总理八年，秉承学校创始人吴汝纶先生办学宗旨，以“养成济世人材”为己任。1908年，任安徽学部主事，辛亥革命辞职归里。民国初元，曾主安庆高等学堂。越三年，赴北京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并备员参政院。袁世凯复辟帝制，先生辞归。袁政权败，先生复入京，成《清史?儒林?文苑》若干卷。民国十五年(1926)病痹还桐城，1930年底逝世。

姚永朴，年十六，补学官弟子，年十九，乡试落第。年二十一，授经于湖口，年二十六，执教于天津，年三十二，执教于旅顺。年三十四，在顺天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售，遂殚心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客游广东信宜县，受聘为起凤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聘为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后皖省高等学堂监督教聘为伦理教习。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大臣荐先生为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聘先生为国文教习。1914年，先生应北京大学聘，任文科教授。清史馆长赵尔巽复聘先生充清史馆纂修，成清史四十余卷。会胡适自美国归，倡文学革命之论，抨斥林纾，力排桐城派古文。其时，萧县徐树铮创正志学堂，延姚永概为教务长，于是先生及林纾离开北大，入此校讲学。1921年，先生南归，旋职掌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教务三年。1926年秋，赴南京教授东南大学。1928年初，皖省筹建安徽大学，同年秋，聘先生为教授。1936年，谢病归里。次年，日寇侵掠皖地，先生挈家避乱，1939年卒于桂林。时年七十有九。先生执教大学时，危坐诵说，光采照人。诸生受其讲授，课业无不豁然贯通，造就成才者不可胜数。先生一生孜孜教学，著作也极丰富。死时，其友人吴敏卿挽词云：“公是文苑传中人，学于古又入于今，马帐春风天下满；我亦华堂座上客，从其游遽哭其死，龙眠旧雨眼前稀。”

姚永概，年十八成诸生，二十三应光绪戊子科乡试，名居榜首，称解元。后赴京会试屡不第，于是先后入江阴王先谦及扬州江人镜两淮盐运使之幕。1903年，安徽高等学堂创立，延叔节充教务长，兼任桐城中学堂监督。1906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次年赴日本考察学制。1912年。(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聘叔节为文科学长。当时章太炎提倡魏晋文章，在京大学响应，叔节与二兄永朴及闽县林纾同时离开北大。1914年，清史馆成立，馆长赵尔巽聘先生为协修，撰诸名臣传，每次脱稿，同馆叹服。1918年，萧县徐树铮创立正志学堂，延叔节为教务长。1922年，先生因病南归，次年病卒。先生在正志学校为学生编辑了不少读本，如《孟子讲义》、《左传选读》、《历朝经世文钞》、《初学古文读本》。先生诗文俱佳，宣统间，嘉兴沈乙庵官于安徽，曾取叔节诗与马通伯文并印之，称为“皖之二妙”。

纵观桐城派诸贤的教育足迹，遍历晋、冀、鲁、豫、苏、皖、湘、鄂、浙、闽、赣、粤、桂十三个省，他们的弟子，北至燕蓟，南抵海滨、东至扶桑，西临巴蜀。为中华民族哺育了功臣、学士、诗人、硕儒，以及大批的经世致用之材，同时也极大地弘扬了桐城派的文学宗旨，使“义法”论广达于名都大邑，陬里穷乡。虽经新文化运动诸先生芟夷斩伐，诋毁万端，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专家教授文人学士一次再一次地掀起了桐城派学术研究热潮。这可以说是桐城派先贤们从事教育的丰厚回报。

还有两点，更是桐城派实施教育的卓异之处。

其一，桐城派实施的教育，不专注于应试教育。清王朝是以科举取士，应试时文(八股文)是士子走向官场的敲门砖。可是桐城派的前贤们并不热衷于时文，甚至厌恶时文，连八股文高手戴名世先生也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他说：“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他认为科举是使士人堕向利禄深渊，而不能自拔。他说：“科举之贵天下久矣，天下之士莫不艳羡而奔走之，中于膏肓，入于肺腑。”他认为专攻时文不但不能成为真才实学，而且容易丧失廉耻。他说：“士人以科举为富贵利达之途，以八股文为沽名钓禄之具，于是真才实学毁，廉洁之心灭。”可见桐城派大儒们，只专心研究经世致用的散文，对应试时文非常藐视。这也无怪乎，像刘大?、方东树、马通伯这样的旷世通儒，连个举人都考不上。当然这也与当时考场舞弊、考官才庸，贤愚莫辨，不无关系。桐城派先贤们实施教育不注重八股文，那么他们注重什么呢？户部尚书罗?衍在《桐乡书院记》中作了很确切的回答：“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见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之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学者，与世俗异也。”罗氏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桐城派教学是以经世致用的经史散文为本，既教书又育人。他认为实施这样有益于世的教学内容，在全国来说，百中之二三，像这样注重培育经世致用的人材，则是千中之二三。

其二，桐城的教育宗旨并非执古不变，而能顺应时代发展。当欧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科技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对中国造成极大威胁时，吴汝纶先生率先提出改革学制，开办外文学堂，引进外国科技，以增强国力，救亡图存。他创办桐城中学堂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课程的。其后桐城中学堂总理马其昶、监督姚永概等能继承其遗志，1902年开国文、日文、法制、数学四科；1904年增设伦理、物理、化学、博物、英语共九门课程。该学堂中，学子佼佼者由校方资助直接输送日本深造。如孙闻园被选赴日本弘文学院博物科，施普被选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理科。后来孙施二公回桐后先后接替桐城中学校长，继续弘扬吴先生遗训。

以上两点足以说明桐城派实施的教育，有利于培养于国有用的人材，有利于国家发展，这也是桐城派整体形象的光彩亮点。(作者：吴鸣震)

（选自桐城廉政效能网之走近桐城2009年08月25日08时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