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播

一滴残墨

, s% J. [9 X) r# G5 a2 C$ P$ y桐城派的传播者

（一）“姚门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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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坛名家堪楷模

                    ——方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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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正像当代学者马厚文先生所说的：“南至洞庭西岭广，从兹派衍复支分。”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弟子的极力维护和发扬。他们主要活动于鸦片战争前后，是桐城派在近代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其中以梅曾亮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创作成就最大，紧随姚鼐之后--有继主坛坫之势。方东树则以古文家兼学者的身份，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一番扎实而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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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培养了一大批能文之士，对建立与光大桐城门户，乃至虚拟与“道统”相对的“文统”，起了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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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家声远      执教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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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桐城必数方”(黄苗子)，明清以来，桐城方氏以文学闻名者继踵而出，成为文坛一支重要力量。它又分为同姓不同宗的三支，即桂林方、鲁?方和会宫方。桂林方起家显达最早，人文蔚盛，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等皆出此支。相比之下，鲁供方只是小方，因其始祖方芒由徽州婺源走猎人桐城， 定居于县城西北十公里的鲁供山， 世代以打猎为生，人称“猎方”。至九世方孟峻(子雅)，筑舍于半天峰，酷爱读书。在他的倡导下， 后世弃猎从文者渐多。至清朝雍正、乾隆间，族人方泽 (字萱川，号待庐)颇负文名，以优贡生为八旗教习， 任满后以知县叙用，弃而不就。所交皆一时俊杰， 与同县刘大櫆）、姚范、叶酉、王洛等号为“龙眠十子”，又与沈德潜、周振采等并称“江左七子”，姚范誉其文似明代“江西四家”中的罗文止，诗似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姚鼐少年时期曾从待庐先生受业，得益良多。 方泽 之孙方绩，字展卿，号牧青，诸生，博学多闻，师事刘大櫆、姚鼐，为文高古雄迈，造语奇崛，亦擅作诗，诗风与杜甫、黄庭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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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喜校勘群书，撰有《鹤鸣集》2卷，《屈子正音》3卷，《经史札记》 12卷。 姚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交情笃厚之机，努力扩大方东树的影响，故《清史稿-文苑传-方东树传》说：“东树博学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没，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诗文称名家      立论蕴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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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青少年时代致力诗文，师从一代文学大师姚鼐，中年后虽专攻学术，但终其一生，未尝停止过文学创作。为文好深湛之思而不专贵于文字，博辩醇茂，言必有物，讲究经世致用，师古而不袭古，遂成一家之言。他最为擅长的是论说文，随事阐发，大开大阖，常不顾文重义复，尽情发挥，“罄抒心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或前人所未言而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推阐，或后人所欲言而不能自达其意者，悉为疏通而曲畅之”。故而集中多洋洋大观的长文，如《答叶溥求论古文书》等。其他如《答友人书》、《答人论文书》、《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以及一些文序、诗序等，也都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于言有序之外，注重言有物，与一些泛泛空谈的高头讲章迥然不同。他对此颇为自得，在《仪卫轩文集--自序》中说：“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这一点当时即有人注意到，如胡晓东在《仪卫轩诗集序》中说他“独以孤高之情，发抑塞之怀……不 "声色为工，为同学诸子特异。” 当然，由于他过分追求“浩博无 不尽之言”，有些篇什不免庞杂拖沓，不太凝炼， 缺少姚鼐文章的 简洁涵蓄。方东树对自己文章的缺点也很明了：“仆之文粗而犷 气未除”， 此非谦辞，方东树古文确有这方面的毛病，虽然自知， 终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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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的诗，气韵沉酣，格调坚劲，文词虽不华丽，却有一股兀傲峭厉、盘空瘦硬之气。诗作题材广泛，兼涉拟古、赠答、遣兴、述怀、咏物、讽事，大多抒发穷老不遇、抑郁愤闷之情。 如：“我读孟郊诗，咏老何酸辛。老非贫病客，莫悟写言真。我若授郊口，郊如受我身。相距千载下，宛若在一晨。”“闻言惊欲请，辗转忽已寤。抚枕泪浪浪，此气何匆遽。君今有羽翮，来去随烟雾。有疑未及晰，有怀未及吐。幽滞积在胸，沉吟忆平素。生常各一方，死长隔泉路。生死永相念，我怀如旦暮。’抒发的虽只是个人情感，却也悱恻动人，极富艺术感染力。方东树诗集中也有一些纪实之作。《忧旱》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中先写三年水灾给农村带来的破败景象：“东南三年水，流尸惨入目。无论日园坏，村荒半无屋。贫者死固宜，富者生以蹙。”接着笔势稍缓，现出一线生机：“今年春雨稠，喜见桑叶绿。早禾将及事，谓司卜丰熟。”但天不随人愿，旱灾还是无情地发生了：“由来人理穷，天心还反覆。龙懒不上天，云痴无渗漉。烧薤不行水，我穑曷以蓄。况闻邻州县，蝗虫各蕃族。西面望云霓，故里尤殷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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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诗人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对农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无半亩田，心忧万家哭。稷契谟朝堂，小人思果腹。”可惜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生疾苦、忧时伤世的作品，只占方东树诗作的极少数。

    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自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建树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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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在诗论方面用力尤深，他晚年所著《昭昧詹言》一书即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断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由于它评论历代诗人的作品，多独出机杼，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时时追踪古代文论发展潜在脉络，而且可以紧紧把握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巩固桐城派的主导地位，扩大它的影响，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问世以后，风靡一时，交口称誉。戴钧衡20多岁时自刻的《蓉州初稿》，见者惊为异才。方东树淡然一笑：“十年后寻自悔耳!”戴钧衡初闻不信。当他用三年时间伏读《昭昧詹言》后，大为叹服，果然自收前刻。吴汝纶盛赞“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或乃谓示人以陋，此大言欺人耳。陋不陋，在学问深浅。学浅，虽诹经考史，谈道论性，未尝不陋；学深，虽评骘文字，记注琐语，亦自可贵。故鄙论尝谓植翁此书，实其平生极佳之作，视《大意尊闻》《汉学商兑》为过之”。在他开列的小学堂学诗必读书目中，《昭昧詹言》赫然人目。马茂元启蒙老师方彦忱也曾教导他认真研读《昭昧詹言》，说“桐城诗法文法，在此一书中矣”。连自称桐城派“不肖子孙”的舒芜先生也承认该书“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都要做试贴诗的时代相当盛行，现在看来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倒是可以有一席之地”。

    以古文法论诗本是桐城派的传统，方东树更深得其中三昧。其文论、诗论兼容并包，浑然一体，既吸取了前人理论的有益养分，又能结合变动不居的社会存在，在不动摇桐城派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推衍和发展，使原本渐趋板结的桐城派古文理论，在与时代潮流及现实社会的碰撞与对话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显示出内在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包容性，为桐城派在近代得以延续和流衍，助了一臂之力。综观方东树文学主张，内涵极其丰富，举其要者，约有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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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务本重道，适时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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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以“阐道翼教”为宗旨，以“助流政教”为文章功能之所在。方东树标榜程朱，鼓吹义理，较其前辈态度更加明朗而坚决。在他看来，道思不深，经义不明，质性不仁，则不能工文。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感受到了变革的时代气息，这促使他重新思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社会，反映到文学理论上，便是把韩愈明确提出而为桐城派所固守的儒家之“道”，重新作了一番阐释和改造，赋予它崭新的时代内容。在《辩道论》一文中，他鲜明地提出：“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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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中说：“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川而已。”“救时”、“用世”遂成为方东树所谓“道”的立足点和川发点。为了更好地以文载道，方东树强调加强作者道德学识修养，求真立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立言以祈不朽者，必以德为本”。“诗以言志。如志无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学人好为高论，而不求真知，尽客气也。”又说“欲为文而第于文求之，则其文必不能卓然独绝，足以取贵于后世。周、秦及汉，名贤辈出，平日立身，各有经济德业，未尝专为学文，而其文无不工者。本领盛而辞自充也”。“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这些话并不含有轻视文章技艺之意，而是提醒作者莫要因艺废道，忽视对道德修养和文章义旨的追求。一个真正的儒士，必须通于世务，明体达用，在此基础上，达到道德、文章、政事的完美统一，“体之为道德，发之为文章，施之为政事”。由是观之，方东树在论道论文时都主张经世致用，适时应变，这固然带有较强的功利性，但和一味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宋儒相比，有一定进步性。

& y- `& ?& s7 [$ d/ N2 H# Y* K    (二)陈言务去，不拘成法

    作为一个深谙文学创作规律、 诗文并擅的著名作家， 方东树对诗法、文法都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在《昭昧詹言》中总结了学诗的六种方法，即创意、造言、选字、隶事、文法、章法。六法旨在：创意，须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造言，当言简意赅，殊于艰深；选字，必须清新典雅；隶事，力避陈言，当如韩愈以文为诗，翻新致用；文法，以断为贵，气势峥嵘；章法，起承转合，横截纵通，方能运用自如。这六点，是桐城派古文义法之所寄，可谓诗歌学、文章学的精髓，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清规戒律，包含着通变和陈言务去的积极因素。方东树认为诗人作诗：“须要自念，必能崭新日月，特地乾坤，方可下手。苟不能，不如不作”。这种通变观无疑是与他文章适时尚用的主张相互适应。通变的关键在于“去陈言”。方东树明确指出：“汉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皆陈言不可用。”“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这显然继承了韩愈“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的思想。桐城派文法在经过前期的平稳发展和层层递进后，在姚鼐时期趋于定型。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桐城派要求得到新发展，只有在内容、形式诸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这一点上说，方东树于此时搬出韩愈的名言，正得杨柳新翻之妙，不可以技穷视之。方东树注意到，自古诗文大家，无一不是特色昭然而自成一格者。如杜甫之诗“下语必惊人，务去陈言，力开生面”；方苞、刘大?、姚鼐之文虽“若出于一师之所传”，而“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反观一般文人的作品，大多缺少鲜明的个性，“只因词熟转晦意”，读来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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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陈言务去，并非易事。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重点谈了古文学习问题。他提醒学文者首先要“有本”。所谓“本”，主要指作者经世治民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功业。其次，认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但又“不可袭乎古人”，还要有自己的创造，要“善因善创”。要做到这两点， 必须处理好学习古文的“得”和“为”、“合”和“离”、“信”和“知”的关系。这正是学文者必须解决的三道难题。为此，方东树特别强调多读书。他说：“读书深，胸襟高，皆各有自家英旨，而非徒取诸人。”又说“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能多读书，隶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陈出新人妙”。这就是说，多读是前提，创新是目的，读书不多则见闻不广，体会不深。 因袭或能做到，创新则难为之。方东树这些见解，对以后桐城文家探讨古文技法，总结创作经验，起了示范和引路作用。

    (三)重视评点，强调精诵   
    方东树力主陈言务去，不拘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法”，相反，他把“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加以观照，认为：“义者，法也。”“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背”(《切问斋文钞书后》)。 鉴于此，方东树在总结文章技法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晚年留下了一部古今体诗通论《昭昧詹言》，书中选取大量名篇佳作作为范例，具体阐明文法之妙，便于读者体察和领会。除此而外，方东树还曾就评点和精诵发表了不少高见，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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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宋明以来不少古文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归有光就曾将《史记》等加以五色圈点，从中揭示所谓“全篇结构”、“逐段精彩”、“意度波澜”等“治文之方”。方东树对之非常赞赏，认为可以使“传法不废”，“不如是不足以明也”。对有人片面否定评点之学，方东树力予反驳，认为学习作文固然需要个人体悟，“以意逆之”，但后人总结前人作文经验，言前人所未言，导后人以学，也是文论的进步，是发展的必然，究其本身，无可厚非，人们所应审视的只是“其言之当否”，而不应轻率怀疑甚至否定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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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精诵，方东树更是大加提倡，认为“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发，达而臧。”①在他看来，只有反复诵读古人成功之作，才能领略古人写作的甘苦曲折和文章妙处。这固然未能超越刘大?、姚鼐的主张，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它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作用。事实上，方东树在运用这种因声求气的方法方面，确有心得。如他肯定方苞文章“说理之精，持论之笃，皆有不可夺之状”，同时又批评“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其原因在于方氏义法滞重，又“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拘法矜慎，以至文气“拘束不能闳放”。这些质疑颇为有力，非精诵不能道明。

    方东树古文理论颇具特色，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者，其他如刚健之美的“笔力”、“文气”说，构成意境之“妙”说，对桐城派文论都有所增益和发展，历来为人推重。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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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文坛二百余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恪守封建正统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文学主张，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纵观它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当中国封建社会跨越两千多年的漫漫长途，向充满屈辱的近代过渡时，作为文坛主导流派，桐城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必须直面呼啸而来的时代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衰象初露、难以为继的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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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②。姚鼐的呼唤是那么深沉而急迫，而被他寄予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却又相继早亡，才华横溢的姚莹偏又浮沉于宦海，经营着他的致用人生。当此之时，方东树奋袂而起，“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在师承前辈的基础上，补苴罅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所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方东树无疑是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对他的评价多有分歧。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指斥方东树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吴闾生在《评本昭昧詹言序》中攻忤他“自抒己见，则不免臆断虚侨病”。上述二说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它们恰好从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透露了方东树因袭与变化之所在。“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倘说方东树是“有所法”和“有所变”的典范，庶几近之。 （本文作者：方宁胜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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