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播

一滴残墨

桐城派的传播者

（一）“姚门五杰”

四、文笔昌黎百世师

                        ——梅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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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 他生长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诗书家庭，其祖辈为着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 （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少 时工骈文”，年轻时以诗文见长，所交管同、方东树、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学之士。18岁时拜姚鼐为师。 “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为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嘉 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以知县衔分派贵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于次年告病 缴照。此后数年，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与江苏巡抚陶澍之幕，然都历时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 四年授户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 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发出 “我寄闲官十九年”，“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的感叹。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别京城朋友 ，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 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着有《柏枧山房 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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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是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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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他十几岁时，清朝就爆发了川、楚等地白莲教大起义，印 象极为深刻。成年时，又有天理教起义。中年后，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猖狂入侵，迫使清朝 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晚年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时清王朝 的腐朽统治已经暴露，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式之中，与姚 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家极度关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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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到：“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 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 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 难几矣，其不待时而可言者，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有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 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 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 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有自见于没世之心，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仕人， 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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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写下了《士说》、《民论》、《刑论》、《臣事论》等政论作品，揭露和批评官场 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说：“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 为患世。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主张“法之加必自贵者始” ，“任重而责之者厚”，“任轻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上 方尚书书》、《上汪尚书书》、《复汪尚书书》等文中，他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 国家安危。他在《记日本国事》一文中，根据自己听到的日本国的治国之道，比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赞叹日 本政治“阶级少，则事权一，胥吏去，则上下通”，旨在抨击中国社会官多级多，层层专权，相互掣肘，不 办实事，人浮于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外国侵略者、鼓 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上某公书》中，他积极支持抗击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在写《王刚节公家传》、 《正气阁记》等文中，讴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敌的阵亡将士。在《与陆立夫书》中，他总 结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提出诱敌登陆以扬我之长、制敌之短的克敌制胜的战术。在《徐柳臣 五十寿序》中，他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上述这些都表现 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传承桐城派大师古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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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 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同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方 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 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 不朽。”姚莹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 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 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客观上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姚鼐的几位弟子，如刘 开、管同、陈用光相继去世，而姚莹、方东树则一直在外地任官或游学，均不在京城。相反，梅曾亮这一时 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潜心究学，热心谈诗论文，奖掖后进、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 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继承并发展桐城派文学创作理论的呢？

梅曾亮把刘大櫆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桐城派四祖中，刘大櫆论文已经非常重“气”。他说 ：“昔人云：‘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此语甚好。”梅曾亮把刘 氏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拓展，他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 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 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可见梅曾亮非常强调行文的一气呵成，气脉流畅。他还说：“文气贵直而其 体贵屈。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故善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这就是说文章在主题鲜明 、一气呵成的同时，要善于曲折尽意，不能一味直露。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变的，作文要表达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这样才能表达得准确与完备，收到良好的效果。

梅曾亮论文重“气直体曲”，在学文的方法上，继承了刘大櫆“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 音证人”的主张，重诵读则轻文法。他说：“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 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人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 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 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读熟成诵，就能凭自身之至精之气，得古人之至精之气，可见“ 读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论文书后》中说：“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 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气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 称，若是者皆不能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读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 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文言、 质言虽然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可见梅氏在学文途径上，是继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张的，并且这种方法 是有可取之处的，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 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 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 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这对梅曾亮继承的桐城派文论的实质作了较为 深刻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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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被称为“姚门四杰”，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古文创作及文论思想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他对桐城派的传播 以及方、姚文学理论的发展均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因此在当 时及后世均享有很高价。“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桐城派古 文家朱琦说：“先生道光壬午进士，不乐外吏，以訾人为户部郎，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名益重一时 ，朝彦归之。自曾涤生、邵蕙西、余晓颇、刘椒云、陈艺叔、龙瀚臣、王少鹤之属，悉以所业来质，或从容 谈宴竟日。”梅曾亮六十寿时，朱琦作诗志贺，曰：“桐城倡东南，文字出淡静。方姚惜已往，斯道堕尘境 。先生年六十，灵光余孤炯。绝学绍韩欧，薄俗厌鹑黾。古称中隐士，卑官乐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 请”。吴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诔辞》中说：“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桐城派后 期古文大家吴汝纶说：“郎中（姚鼐）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 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文法。”朱庆元说：“我朝之文，得方（苞）而正，得姚（鼐）而精，得先生（梅 曾亮）而大。”所以说梅曾亮不但传承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而且将桐城派的影响扩大至全国，王先谦说： “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 惜抱遗绪，赖以不坠。”所以说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方苞、姚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 的人物。

博大精深的文理思想

在姚鼐诸多弟子中，梅曾亮是最重要的一位。这与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有很大 的关系。他认为人生在世，要做“高世奇伟之士”，不能立“非常之功”，也要使自己取得的成就“异乎众 人”，列入文章之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在其给归有光的评论中说的十分清楚。他说：“夫古之为文词 者，未有不言事功者至煕甫而人始以文人归之。观其论倭患、水利书，亦非无意于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 盖高世奇伟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见于世，其所欲自见者，虽不必有非常之功，笔求异乎众人之所为快，夫求 异乎众人之所为，则非有非常之遇与破格之权，不足以行其意。苟无其遇，徒徇徇焉，谨管库，守绳墨，与 众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于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为以自见于后世者，又敝于管库绳墨之间，而不可 复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与其时之所诎，以为两涉而俱败也，莫如决其一而专处之，甘心于寂寞之道而不 悔，此熙甫所以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也。"梅曾亮中进士后，仅授户部郎中官，且 一任就是十余年，仕途升迁无望，政治上难有作为，只得“甘心于寂寞之道”，而“自居于文人之畸”了， 但又不甘心“敝于管库绳墨之间”，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因此他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

首先，他主张“言有用”，反对作“无益之文’’。梅曾亮讲政事、治经、学问与文学的关系，都是从文章 要切于世用出发的。他倡导论事之文，贬抑析理之文。他说：“文章至极之境，非可骤喻以言有用，则论事 者为要耳o"②这里他不仅说明文章至极之境在“言有用”，而且强调了“论事之文”的重要。因为论事之文 ，评斥世事，就事论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肯定能达到言而有用的目的。因此，他不倡导程朱理学，对繁 琐的考证更是持反对态度。他说他“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这也说明他是很关心国家 的前途命运的。他不重解经，曾说：“治经者自周以来更历二三千岁，其考证性命之学，类不能别出汉唐宋 儒者之外，率皆予夺前人，迭为奴主，缴绕其异，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即古，多言于易辨，抵于小疵 ，其疏引鸿博，动摇人心，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 尊尘庇民之成法也 ，岂不悖哉！”还说：“宋人文明健酣适，然信失之冗；战国策士文，可谓雄矣，然抑扬太甚，以矜气令人 生不信心；简而明，多而不令人厌生者，惟汉人耳。苟得其意，而为宋人之文从字顺，论事之道，莫善于是 矣。”这里他指出了作论事文的方法，对古人作文的优劣进行比较，选择可取之道。写文章要讲究方法，那 么读什么样的书才有用，也必须有所选择。他说：“窃以为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而已。……人心世道久 存而不毁者，自有在焉，虽朱、陆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异，犹未足为其轻重也。”他认为程朱、陆王之 争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现实有作用，对自己的创作有益才行。所以他尽力做到：“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 言。”对那些空洞无物，与现实无关的浮躁文章，大加斥责：“世之为无益之文者多也。夫无益之文足以滋 无益之事。”这进一步说明梅曾亮古文创作之目的，就是要有益于社会的崇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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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强调文章关乎世用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文论主张。他说：“惟窃以 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 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佑、元佑时，读者不知为 嘉佑、元佑人，不可也。韩子日：‘惟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 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 已陈矣。阁下前任剧邑，治悍民不尚黄、老，今官督粮道，乃尚黄、老，此持权合变者也。文之随时而变者 ，亦如是耳。”这里“因时”就是强调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阅其文而明其时代，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有 其时代特色。文章为什么要“因时”？是因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只 有反映现实的文章才有价值，才能成为不朽之作。要真正做到“因时”，必须“惟陈言之务去”，“随时而 变”，达到“变异日新”。这一见解是对方、姚理论的发展，使古文创作有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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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梅曾亮把“通时合变”作为立言的准则。他说：“夫君子在上位受言为难，在下位则立言为难， 立者非他，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已。”梅曾亮要求立言要通时合变，就是强调“立言”要“因时”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对古人写作远离生活现实的文章提出了批评，他说：“夫言有托于经而甚尊， 出于口而无弊，予入主以易缘饰之事，可受之名，而实无益于人国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 尝持此说以观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这里他对古人提出批评，对自己提出要求，为文学创作指明了 道路。曾国藩曾向梅氏请教古文，曾被梅氏的成就所折服，题诗赠日：“单绪传真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 。读书养性原家教，绩学参微况祖风。众妙观如蜂痔蜜，独高格似鹤骞空。上池我亦源头识，可奈频过风日 中。”曾国藩在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 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掣侯，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在文论上，曾氏的“文章与世变相因”，显然与梅 曾亮的“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是一脉相承的。曾氏在肯定梅曾亮文论思想的同时，给梅曾亮以一个很 高的评价，称其为“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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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强调文章创作要“得其真”。文章创作是作者对现实世界及生活的体验和反映。“因时”重在反映 现实的一面，从创作个性来说，梅曾亮还强调“真”。即写文章时，作者表现出来的是真心胸、真性情，不 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说：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人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 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 ，极其所长，而皆见所短。使一物而兼众味与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 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 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这里他阐明人之个性各有所偏，或刚或柔，或缓或急，强调 “得其真”的个性特色。主张对事物的认识要全面真实，反对“兼众昧写众物之长”，“饰其短”的片面的 真。同时主张作文要反映作者的性情之真，使文章具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他赞赏陈用光凭自己的个性来作文 ：“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 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盖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禄其真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③一旦 文章具备了“真”，其个性特色也就显现出来了。“盖性情异，故文亦异焉，其异焉，乃其所以为真欤！” 梅曾亮给桐城派散文理论注入了个性风格的新鲜活力，是符合文学创作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规律的，是桐城派作家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第四，梅曾亮的文学创作体现出“生乎情”、“乐乎心”的特征。他放弃骈体文创作，衙倾心古文创作，就 是他看出骈体文的形式不利于情感的表现和个性的张扬。他说：“某少喜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 之文可贵。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脚接， 则非人情也。”他对古人、今人的文章进行比较，对“肖乎我”、“生乎情”的作品表示赞赏。他说：“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作生乎情，今人之作生乎学。”对当时一些“肖乎人”、“生乎学 ”的作品表示反感。因此，他对写好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说：“夫文章之事，不好则以，好之 则必近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则古文词与括帖异者其名耳。又果足乐乎心否也。今虽居文学之职，其用心习 技必以古为师，是习钟鼎文以书试卷，必不售矣。居是职而不称其职不可也。称其职矣，则所为者又能合乎古而有乐乎心耶？不足以乐乎心，则所为之妨于吾所乐者，文章之败人意与簿书一也。”他把文章能否“乐乎心”看成是成功酌标志，这对当时散文创作质量的提高，促进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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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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