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播

一滴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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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传播者

（一）“姚门五杰”

四、文笔昌黎百世师

                        ——梅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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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 他生长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诗书家庭，其祖辈为着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 （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少 时工骈文”，年轻时以诗文见长，所交管同、方东树、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学之士。18岁时拜姚鼐为师。 “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为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嘉 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以知县衔分派贵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于次年告病 缴照。此后数年，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与江苏巡抚陶澍之幕，然都历时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 四年授户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 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发出 “我寄闲官十九年”，“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的感叹。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别京城朋友 ，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 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着有《柏枧山房 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关心国是的爱国情怀

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他十几岁时，清朝就爆发了川、楚等地白莲教大起义，印 象极为深刻。成年时，又有天理教起义。中年后，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猖狂入侵，迫使清朝 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晚年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时清王朝 的腐朽统治已经暴露，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式之中，与姚 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家极度关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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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到：“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 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 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 难几矣，其不待时而可言者，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有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 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 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 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有自见于没世之心，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仕人， 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写下了《士说》、《民论》、《刑论》、《臣事论》等政论作品，揭露和批评官场 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说：“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 为患世。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主张“法之加必自贵者始” ，“任重而责之者厚”，“任轻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上 方尚书书》、《上汪尚书书》、《复汪尚书书》等文中，他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 国家安危。他在《记日本国事》一文中，根据自己听到的日本国的治国之道，比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赞叹日 本政治“阶级少，则事权一，胥吏去，则上下通”，旨在抨击中国社会官多级多，层层专权，相互掣肘，不 办实事，人浮于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外国侵略者、鼓 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上某公书》中，他积极支持抗击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在写《王刚节公家传》、 《正气阁记》等文中，讴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敌的阵亡将士。在《与陆立夫书》中，他总 结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提出诱敌登陆以扬我之长、制敌之短的克敌制胜的战术。在《徐柳臣 五十寿序》中，他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上述这些都表现 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传承桐城派大师古文理论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 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同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方 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 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 不朽。”姚莹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 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 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客观上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姚鼐的几位弟子，如刘 开、管同、陈用光相继去世，而姚莹、方东树则一直在外地任官或游学，均不在京城。相反，梅曾亮这一时 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潜心究学，热心谈诗论文，奖掖后进、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 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继承并发展桐城派文学创作理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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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把刘大櫆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桐城派四祖中，刘大櫆论文已经非常重“气”。他说 ：“昔人云：‘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此语甚好。”梅曾亮把刘 氏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拓展，他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 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 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可见梅曾亮非常强调行文的一气呵成，气脉流畅。他还说：“文气贵直而其 体贵屈。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故善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这就是说文章在主题鲜明 、一气呵成的同时，要善于曲折尽意，不能一味直露。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变的，作文要表达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这样才能表达得准确与完备，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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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论文重“气直体曲”，在学文的方法上，继承了刘大櫆“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 音证人”的主张，重诵读则轻文法。他说：“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 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人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 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 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读熟成诵，就能凭自身之至精之气，得古人之至精之气，可见“ 读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论文书后》中说：“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 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气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 称，若是者皆不能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读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 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文言、 质言虽然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可见梅氏在学文途径上，是继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张的，并且这种方法 是有可取之处的，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 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 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 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这对梅曾亮继承的桐城派文论的实质作了较为 深刻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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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曾亮被称为“姚门四杰”，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古文创作及文论思想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他对桐城派的传播 以及方、姚文学理论的发展均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因此在当 时及后世均享有很高价。“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桐城派古 文家朱琦说：“先生道光壬午进士，不乐外吏，以訾人为户部郎，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名益重一时 ，朝彦归之。自曾涤生、邵蕙西、余晓颇、刘椒云、陈艺叔、龙瀚臣、王少鹤之属，悉以所业来质，或从容 谈宴竟日。”梅曾亮六十寿时，朱琦作诗志贺，曰：“桐城倡东南，文字出淡静。方姚惜已往，斯道堕尘境 。先生年六十，灵光余孤炯。绝学绍韩欧，薄俗厌鹑黾。古称中隐士，卑官乐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 请”。吴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诔辞》中说：“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桐城派后 期古文大家吴汝纶说：“郎中（姚鼐）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 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文法。”朱庆元说：“我朝之文，得方（苞）而正，得姚（鼐）而精，得先生（梅 曾亮）而大。”所以说梅曾亮不但传承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而且将桐城派的影响扩大至全国，王先谦说： “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 惜抱遗绪，赖以不坠。”所以说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方苞、姚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 的人物。

博大精深的文理思想

在姚鼐诸多弟子中，梅曾亮是最重要的一位。这与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有很大 的关系。他认为人生在世，要做“高世奇伟之士”，不能立“非常之功”，也要使自己取得的成就“异乎众 人”，列入文章之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在其给归有光的评论中说的十分清楚。他说：“夫古之为文词 者，未有不言事功者至煕甫而人始以文人归之。观其论倭患、水利书，亦非无意于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 盖高世奇伟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见于世，其所欲自见者，虽不必有非常之功，笔求异乎众人之所为快，夫求 异乎众人之所为，则非有非常之遇与破格之权，不足以行其意。苟无其遇，徒徇徇焉，谨管库，守绳墨，与 众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于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为以自见于后世者，又敝于管库绳墨之间，而不可 复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与其时之所诎，以为两涉而俱败也，莫如决其一而专处之，甘心于寂寞之道而不 悔，此熙甫所以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也。"梅曾亮中进士后，仅授户部郎中官，且 一任就是十余年，仕途升迁无望，政治上难有作为，只得“甘心于寂寞之道”，而“自居于文人之畸”了， 但又不甘心“敝于管库绳墨之间”，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因此他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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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主张“言有用”，反对作“无益之文’’。梅曾亮讲政事、治经、学问与文学的关系，都是从文章 要切于世用出发的。他倡导论事之文，贬抑析理之文。他说：“文章至极之境，非可骤喻以言有用，则论事 者为要耳o"②这里他不仅说明文章至极之境在“言有用”，而且强调了“论事之文”的重要。因为论事之文 ，评斥世事，就事论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肯定能达到言而有用的目的。因此，他不倡导程朱理学，对繁 琐的考证更是持反对态度。他说他“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这也说明他是很关心国家 的前途命运的。他不重解经，曾说：“治经者自周以来更历二三千岁，其考证性命之学，类不能别出汉唐宋 儒者之外，率皆予夺前人，迭为奴主，缴绕其异，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即古，多言于易辨，抵于小疵 ，其疏引鸿博，动摇人心，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 尊尘庇民之成法也 ，岂不悖哉！”还说：“宋人文明健酣适，然信失之冗；战国策士文，可谓雄矣，然抑扬太甚，以矜气令人 生不信心；简而明，多而不令人厌生者，惟汉人耳。苟得其意，而为宋人之文从字顺，论事之道，莫善于是 矣。”这里他指出了作论事文的方法，对古人作文的优劣进行比较，选择可取之道。写文章要讲究方法，那 么读什么样的书才有用，也必须有所选择。他说：“窃以为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而已。……人心世道久 存而不毁者，自有在焉，虽朱、陆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异，犹未足为其轻重也。”他认为程朱、陆王之 争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现实有作用，对自己的创作有益才行。所以他尽力做到：“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 言。”对那些空洞无物，与现实无关的浮躁文章，大加斥责：“世之为无益之文者多也。夫无益之文足以滋 无益之事。”这进一步说明梅曾亮古文创作之目的，就是要有益于社会的崇高追求。

?其次，在强调文章关乎世用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文论主张。他说：“惟窃以 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 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佑、元佑时，读者不知为 嘉佑、元佑人，不可也。韩子日：‘惟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 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 已陈矣。阁下前任剧邑，治悍民不尚黄、老，今官督粮道，乃尚黄、老，此持权合变者也。文之随时而变者 ，亦如是耳。”这里“因时”就是强调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阅其文而明其时代，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有 其时代特色。文章为什么要“因时”？是因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只 有反映现实的文章才有价值，才能成为不朽之作。要真正做到“因时”，必须“惟陈言之务去”，“随时而 变”，达到“变异日新”。这一见解是对方、姚理论的发展，使古文创作有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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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梅曾亮把“通时合变”作为立言的准则。他说：“夫君子在上位受言为难，在下位则立言为难， 立者非他，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已。”梅曾亮要求立言要通时合变，就是强调“立言”要“因时”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对古人写作远离生活现实的文章提出了批评，他说：“夫言有托于经而甚尊， 出于口而无弊，予入主以易缘饰之事，可受之名，而实无益于人国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 尝持此说以观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这里他对古人提出批评，对自己提出要求，为文学创作指明了 道路。曾国藩曾向梅氏请教古文，曾被梅氏的成就所折服，题诗赠日：“单绪传真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 。读书养性原家教，绩学参微况祖风。众妙观如蜂痔蜜，独高格似鹤骞空。上池我亦源头识，可奈频过风日 中。”曾国藩在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 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掣侯，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在文论上，曾氏的“文章与世变相因”，显然与梅 曾亮的“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是一脉相承的。曾氏在肯定梅曾亮文论思想的同时，给梅曾亮以一个很 高的评价，称其为“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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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强调文章创作要“得其真”。文章创作是作者对现实世界及生活的体验和反映。“因时”重在反映 现实的一面，从创作个性来说，梅曾亮还强调“真”。即写文章时，作者表现出来的是真心胸、真性情，不 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说：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人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 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 ，极其所长，而皆见所短。使一物而兼众味与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 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 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这里他阐明人之个性各有所偏，或刚或柔，或缓或急，强调 “得其真”的个性特色。主张对事物的认识要全面真实，反对“兼众昧写众物之长”，“饰其短”的片面的 真。同时主张作文要反映作者的性情之真，使文章具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他赞赏陈用光凭自己的个性来作文 ：“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 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盖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禄其真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③一旦 文章具备了“真”，其个性特色也就显现出来了。“盖性情异，故文亦异焉，其异焉，乃其所以为真欤！” 梅曾亮给桐城派散文理论注入了个性风格的新鲜活力，是符合文学创作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规律的，是桐城派作家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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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梅曾亮的文学创作体现出“生乎情”、“乐乎心”的特征。他放弃骈体文创作，衙倾心古文创作，就 是他看出骈体文的形式不利于情感的表现和个性的张扬。他说：“某少喜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 之文可贵。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脚接， 则非人情也。”他对古人、今人的文章进行比较，对“肖乎我”、“生乎情”的作品表示赞赏。他说：“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作生乎情，今人之作生乎学。”对当时一些“肖乎人”、“生乎学 ”的作品表示反感。因此，他对写好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说：“夫文章之事，不好则以，好之 则必近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则古文词与括帖异者其名耳。又果足乐乎心否也。今虽居文学之职，其用心习 技必以古为师，是习钟鼎文以书试卷，必不售矣。居是职而不称其职不可也。称其职矣，则所为者又能合乎古而有乐乎心耶？不足以乐乎心，则所为之妨于吾所乐者，文章之败人意与簿书一也。”他把文章能否“乐乎心”看成是成功酌标志，这对当时散文创作质量的提高，促进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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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巧玲）

龙眠山酒楼

其用心习 技必以古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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