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播

一滴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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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传播者

（一）“姚门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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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忧国何关在位卑

                 --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晚年还以其书斋“十幸斋”为号，自称幸翁，清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1838年，奉特旨调任为台湾道，与总兵达洪阿一起率领军民多次打退侵略台湾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卫祖国宝岛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坚决抵抗外国入侵的爱国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家，其宏富的着作中，有许多关于台湾和西藏的详细材料，并以独到的眼光，看待台湾和西藏问题。即使是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姚莹的诸多见解、警示和实践，仍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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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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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企图强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姚莹坚决主张禁绝鸦片，抵抗外国侵略，是最积极的主战者之一。他任台湾兵备道后，根据多年对外国情况的了解，深深感到中英战争不可避免，台湾孤悬海外，防卫空虚，必须认真筹备战守，即领导全岛军民修治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枕戈筹饷，练勇设防”，并“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居安思危，备而无患，这就为以后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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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7月16日，英国一艘双桅船侵入台湾鹿耳门外海面。姚莹立即派水师赶赴鹿耳门外加强防守，在命令北路厅县军民进行防堵的同时，又令江奕喜埋伏兵相机打击来敌。次日，姚莹下令发炮轰击入侵英船，英军见我防范严密，不敢应战，狼狈逃窜。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台湾军民守岛的决心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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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英国3艘3桅船再次侵犯台湾，又被岛上军民击退。同年9月30日，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我二沙湾炮台及兵房。岛上守军毫不示弱， 以更大的火力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慌逃中触礁沉没。台湾军民在姚莹的指挥下，驾驶小舟，乘胜追击，当场打死英军30余名，俘获133名。10月19日， 英舰卷土重来，在重炮的掩护下采用集团冲锋的方式，强行登上基隆，闯入港内向我守军阵地猛扑，姚莹一声令下，开炮还击，将登陆的英兵统统歼灭，给英殖民者以巨大震慑。

1842年3月11日，阿安号英舰载重兵疯狂猛攻台湾大安港。英军来势汹汹，锐不可挡，硬拼难以取胜，姚莹对达洪阿说：“此未可与海上争锋，必以计歼之。”二人经过认真的磋商，决定采取诱英舰搁浅、设计歼擒的智谋，于是招募一渔民扮成奸细，佯称投靠英军。渔民经过伪装到达英舰时，英军大喜，命其作向导带路。当渔民将英国兵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时，英舰“搁浅中流，姚莹按计划率军展开强大攻势，破英兵，落水死者无算，其窜入渔舟者击斩殆尽”。共歼灭来敌近百名，俘获49名，缴获大炮13门。这次大捷后英军不敢轻犯台湾，“挫败英夷，英夷惮之，不敢近。故连年浙粤江南皆丧地失守，而台湾独完。”姚莹在台湾的杰出表现，震撼了全国，清道光皇帝“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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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期间，姚莹率领台湾军民奋勇抗击英国殖民者，未打过一次败仗，未失过一寸土地，英勇地守卫着“孤悬海外”的祖国宝岛台湾，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迹。姚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尊严，在中国近代反抗外敌入侵史上写下了光照千古的辉煌篇章，并将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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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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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一方面坚决抗击来敌侵略，一方面又同国内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痛斥耆英、伊里布等投降派为“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而对林则徐、陈化成等爱国将领则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在对待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的问题上，姚莹态度十分明确，立场非常坚定。

1840年8月， 英军相继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继而北上天津，进犯白河，京城大震，清政府极度惊慌。投降派乘机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抵抗派，进行卖国活动。琦善以对林则徐、邓廷桢等“重治其罪”为条件，换取英侵略者折回南方；同时又在“节糜费”的借口下，撤除沿海防务，遣散乡勇，以讨好侵略者。对于台湾，投降派不但要撤防，连以往筹备战守的经费也不予开销。面对投降派的倒行逆施，姚莹无比愤怒，对其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论者每谓宁波之失，由裕督帅之剥皮逞忿；厦门之失，由陈守备之箭射夷酋，恐非衷论也。当日舟山之初失，孰为启之？近时上海之警，又孰仇之？彼苟有所欲，则竟至耳。”真可谓是陈辞慷慨，一语中的。与此同时，多次上书督抚，指出台湾孤悬海外，防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可撤防；一切军事防御费用应照旧拨给。 由于姚莹极力坚持，台湾撤防之议，才未实行。

1841年8月，英军再犯闽浙， 厦门鼓浪屿失守。新任闽浙总督怡良，慑于敌方的炮火，授意下属沈某致书姚莹， 要他将全部英俘由台湾解往内地，送还英方。姚莹阅后，大为气愤，复信指出：现在送还战俘，乃是一种向英示弱的怯懦表现，“两军对垒，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畏彼报复之见，何以鼓励士卒乎”！他拒绝了投降派怡良的无耻要求，使战俘内渡未能得逞，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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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妥协投降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姚莹这位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有功之臣，也因此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迫害。英人诬告姚莹“冒功贪赏”，谎称在台湾被击毁的英国船只都是遭台风袭击失事的非武装的商船，从未有过什么台军反击获胜之事，姚莹等人系谎报军情，骗取朝廷的信任，要求清政府治罪，投降派为讨好洋人，全然不顾事实，一味迎合侵略者的谎言，屈从侵略者的意志，以“冒功欺罔”之罪名，将姚莹革职解京问罪。姚莹事后曾这样回忆道：“当此之时，夷为原告，大臣靡然从风，断非口舌能争之事，镇、道身为大臣，断无哓哓申辩之理，自当委曲以全大局。”

姚莹在致友人的信中沉痛地说，在台湾苦心经营数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保疆土安黎民，打败了英殖民者的侵略，到头来自己反而成了被告，敌人成了原告。清廷制造冤狱、打击贤良的暴行，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了反响，朝野上下为之震惊。姚莹离开台湾时，军民夹道跪拜二十余里。许多有识志士深表不满，四处奔走呼号，为姚莹鸣冤伸屈，对清政府制造冤狱提出强烈抗议。 1843年7月，押送姚莹入都的囚车途经淮上，文学家张际亮毅然抱病扶囚车，为其伸冤，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艰途，上演了一幕充满悲剧、极其感人的活剧，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写照。在押期间，姚莹并未屈服，对投降派非常蔑视和憎恨，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气节。当投降派怡良要他和俘虏的英人对质时，他严词拒绝地说：“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1844年，姚莹获释后，被贬谪四川、西藏等地。姚莹虽然一贬再降，但忠贞之心仍未改变。“倘追林、邓二公，相聚西城，亦不寂寞。或可乘暇渎书，补身心未了之事，岂不美哉？”。这是他被贬往西藏之后所说的话， 充分表现出一个心胸宽广、心忧国家的书生所独秉的精神气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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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是清散文家、翰林院编修姚范的曾孙，又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的侄孙和受业者，他在《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中说：“仆承家业，治经史，为诗古文之学三世矣。”徐子苓《诰授通议大夫广西按察使姚公墓志铭》载：“少学于其从祖姬传先生，与其乡方植之、刘太学孟涂友善。”家学渊源，加之敏而好学，使姚莹成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和中坚人物，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为桐城古文八大家之一。他继承、发扬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主张，竭力“倡明道义，维持雅正”。强调文章贵在“神气”，注意格、律、声、色，主张“文贵沉郁顿挫”，提倡将沉郁顿挫与清雅秀洁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绮巧而宏蔚的美学境界。所作散文刚健雄直，长于议论，指陈时事，慷慨深切；记叙文、传记文，叙事清楚，感情丰富。《寸阴丛录》、《东溟文集》等着作，均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重，有感而发，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天文、地理诸方面，博而不杂，中心突出，笃实有力，文采斐然，足称“载道”之文。文中所表达的政治见解，皆有独到之处，表现出“义有所不安，命有所当受”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献身国家民族的可贵品质。

姚莹在文学上的成就，时人多有评价。方东树称赞他：“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其形貌之似。其齿少于余，而其才识与学之胜余，相去之远，中间恒若可容数十百人者。”因此他在桐城派中享有崇高地位。方宗诚说：“植之先生同时友，才最大者，惟姚石甫先生。虽亲灸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桐城之文，……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即把文学创作与济世救民结合起来，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符合时代需要，从而把桐城派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他论诗反对一味摹拟古人旨趣，认为诗歌创作并不在“声音文字之工”，只有心中有所蓄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才能“观其诗，可得其人；其人虽亡，其名以立”。他的《后湘诗集》中收有《论诗绝句》60首，系统地论述了从建安文坛领袖人物曹丕（187--226）到清着名诗人王士祯（1634--1711）等我国诗歌史上重要人物的诗作思潮，即用诗的体裁写了一部中国诗歌的批评史。文中的一些思想，对针砭时弊，倡导正确诗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勤于观察，善于思考，潜心着文，作品相当丰富，辑为《中复堂全集》13种98卷。 姚莹以强烈的爱国思想及实践，保家卫国，震撼神州；以赅博的学识、精深的思想、清正的晶操，处世为人，享誉中华；得到了世人的钦佩和敬仰。张际亮曾称：“余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士，然仅得近古豪杰一人，其惟桐城姚侯乎！”

四、

姚莹是文学家，但他很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尤致力于地理考察和各地民情风俗的调查和研究，在他的着作中，除诗文、杂着、奏稿外，还有三十多卷是关于地理方面的论着。

兹略举如下： 《东槎纪略》5卷，是姚莹任职台湾期间的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里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的“西势社番"20社（村）的山川形势、道里人口、生产生活，以及噶玛兰沿边隘地19所的情况，这些，至今仍是研究台湾地理和高I山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

《识小录》8卷，是姚莹被罢台湾道后，谪居蓬州（今西昌）时所撰。记述当时蒙古各盟旗、库伦、卡伦形势， 警示人们要注意北方的边防。又有《新疆两路形势》2卷， 论述我国西北边疆的地理形势。书中的许多观点在现在看来依然不乏真知灼见。

《康·纪行》10卷，是姚莹在地理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他贬官四川后，奉命前往乍雅（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宁静山以东地区）、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处理当地呼图克图（清政府授予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之间争权斗争的沿途见闻实录。姚莹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康·纪行》 者，道光甲辰、乙已、丙午（1844年一1846年）间， 莹至蜀中一再奉使乍雅及察木多抚谕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名喀水、其地曰康……使车止此，故名吾书，纪其实焉。”在这部着作中，姚莹不仅对他所到之处的“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且“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最为可贵的是，在这本地理书里，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前后藏并非“天竺”（古西域国名），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同时，姚莹通过实地考察研究，了解到英国侵略西藏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因而他怀着“冀雪中国之耻”的目的、“忧国忧世之心”和不怕“触讳”的愤激之情，在《康·纪行》 一书中，独具慧眼，敏锐地提出了西藏问题，探讨了英国殖民者在我国西藏边境进行军事活动的历史沿革，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侵略者窥伺西藏、威胁我国西部边疆的野心。以期引起统治者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在西藏时，他还了解到英国把印度、尼泊尔强占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以后，又继续将军事势力向北推进，在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处的山岗上修建军事设备，组建军事基地。面对触目惊心的事实，又使姚莹联想到鸦片在我国西南地区泛滥成灾、毒害人民的严峻现实，深感西藏形势的严重性。他再次远见卓识地明确指出，英国殖民者的所作所为是为“长驱入藏”，霸占西藏，自“藏而人蜀下长江”服务的。如此以来，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入侵将形成东、南、西三面夹击的严重局面。

姚莹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虽身处逆境，仍忧国忧世，注意边疆考察，努力从事地理学的研究，最先呼吁人们重视西藏问题，及时提醒人们警惕英国殖民者觊觎西藏的险恶用心，并与英国妄图永久占领西藏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的阴谋诡计作斗争。这些，足以证明姚莹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

姚莹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经纬时事之壮志，以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现实，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姚莹同当时的爱国有志之士林则徐、魏源一样，关心时局，思想先进，主张开眼看世界，提倡大量翻译“西人之书”，学习域外国家的长处，努力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他指出，外国人“习天文算法者甚众”，而“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此然愧乎”这表明他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欧洲在社会发展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其科学技术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比之当时的中国，要领先得多。

他认为，要想有效地防御外患，就必须全面而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外国的基本情况，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清廷的闭目塞听、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不能阻止外来侵略，只能封闭自己的头脑，不了解外国情况，对国际形势更是一无所知，必将造成误国害民的严重后果。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海外事势夷情，来日置之不讲”；战后也并未从中吸取教训，仍然是“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不知如何是好，以致屈膝投降，丧权辱国。为此，他大声疾呼要把“海外诸洋”有名大国的详细情况，“着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他上奏朝廷，要让官员大臣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并通晓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济我所困，增强自己的力量，抵御外国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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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的可贵之处在于：对现实的关注，对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指责中，而是制定更多的战略谋划，寻找解决急迫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并见诸行动。任台湾道时，非常留意国外的信息情报，孜孜不倦地潜心研读时人撰写的《西域见闻录》、《海岛逸志》、《海国闻见录》等介绍西方诸国情况的书籍，并将这些书籍汇校刊行，使之在台湾得以广泛流传。鸦片战争中，他命令英国俘虏颠林绘制了世界地图，并将此图和自己搜集的外国传教士艾儒略、南怀仁绘制的地图及上述书中的地图在台湾刊刻出版，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开阔眼界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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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姚莹对这些地图都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他认为《海国闻见录》和《海岛逸志》虽有图，但对“海岸诸国及在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孰为远近，无从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怀仁所刻《坤舆图》可以得其形势”，南怀仁图“每图围圆一丈五尺，国名、山川、人物、风俗皆注文字，细若绳头”， 该书自序中写道：“《康？纪行》者，道光甲辰、乙已、丙午（1844年一1846年）间， 莹至蜀中一再奉使乍雅及察木多抚谕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名喀水、其地曰康……使车止此，故名吾书，纪其实焉。”在这部着作中，姚莹不仅对他所到之处的“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且“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最为可贵的是，在这本地理书里，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前后藏并非“天竺”（古西域国名），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同时，姚莹通过实地考察研究，了解到英国侵略西藏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因而他怀着“冀雪中国之耻”的目的、“忧国忧世之心”和不怕“触讳”的愤激之情，在《康？纪行》一书中，独具慧眼，敏锐地提出了西藏问题，探讨了英国殖民者在我国西藏边境进行军事活动的历史沿革，一针见血地揭露很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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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郁郁不得志的姚莹，虽贬谪川藏，但他反对外国侵略、振兴国家的一片热情并未因此而稍减，却以极大的毅力了解和研究外国情况，在《康？纪行》中，姚莹把多年积累的西方诸国资料，进行了认真整理，汇编成册，以较大的篇幅广泛介绍西方诸国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英俄关系、英印关系等；叙述了西藏近邻印度、尼泊尔、锡金的地理风物和佛教、回教、天主教的源流及影响。在该书的末尾，姚莹把明清以来，前人研究各国所绘制的各种世界地图、边疆地图综合在一起，汇编成卷，并一一撰写图说加以评介。他还以这些地图作依据，参考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书后亲手绘制了《今订中外四海舆总图》，对于图上“国名、地名互有同异，或者有彼无此”之处，“以今时地名参互考订之”，其目的不仅在于使“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而且可使“异地经略中外者，庶有裁焉”。姚莹的《康？纪行》是一部蔚为大观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巨着，它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共同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是姚莹雪耻报国唤起国人放眼域外、重边海之防的呕心沥血之作，书中的字字句句，无一不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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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咸丰帝即位，重新起用林则徐等人，姚莹复任为广西按察使，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病死军中，终年68岁。与妻合葬于龙眠山小河口姚家坟山。

（本文作者：王乐群  程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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