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播

一滴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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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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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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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淑姚鼐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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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忧外患交加的时代；是封建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到了非改革不可、不变革难以生存的时代。时势造英雄，曾国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的要求，从一个偏僻的湖南山村，由科举应试，最终走上历史大舞台，成为晚清时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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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力学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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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6岁入私塾读书，在祖、父辈的诱导下，刻苦攻读，奋发向上，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读完五经，从此踏上科举进阶之路。

曾国藩天资颖慧，意志坚强，加上严格的家庭教育，学业大进。道光四年（1824），他岁父曾麟书赴长沙应童子试，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对年仅14岁的曾国藩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鼓舞，看到了科举仕进的曙光。道光六年（1826），曾国藩再次赴长沙应童子试，名列第七，从此坚定了他叩开科举之门的信心和决心。道光十年（1830），曾麟书将儿子送到远近闻名的衡阳汪觉庵先生开设的唐氏家塾读书学文。次年，回本县涟漪滨书院，师从书院山长刘元堂习诗作文。刘氏对他悉心指导，对其诗文作品，大加赞赏，认为曾国藩将来必成大器。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参加可考，一举中榜，补上县学生员（即秀才），这成为他辉煌人生的起点。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告别妻子，进入省城岳麓书院求学问经，在书院中，得到了名师欧阳坦斋先生的赏识，诗文学业大进。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他参加礼部会试和恩科会试，均遭失利。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发奋读书，“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为大比之年，再次参加会试，终于如愿以偿，中式取得第三十八名。接着殿试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等第三名进呈，清宣宗拔置第二名，引见皇帝，改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人了翰林院，是他仕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他更名为“国藩”，意即为国屏藩，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时刻牢更名为“国藩”，意即为国屏藩，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时刻牢记其祖父曾玉屏的家训：“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此后，曾国藩广结同僚，深得穆彰阿的呵护，官场得意，仕途畅达，十年之期，连升十二级，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二品大员。

一帆风顺的官宦生涯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参加馆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官始，在朝廷重臣穆彰阿的栽培和赏识下，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仕途一帆风顺。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曾国藩的成绩列为二等第一，皇上亲自召见，擢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升为詹天佑春坊右庶子，他深深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二十七年（1 847），他再次“蒙皇上破格天恩”，迁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时他在《禀祖父》、《致澄弟沅弟季弟》书信中写到：“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o"②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改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之中，分别兼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号称“侍郎专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百姓疾苦了解全面，大有英雄无用武之憾，萌生归养之念。他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这表明曾国藩对清代官场吏治的腐败已有认识。因此，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后，文宗即位（年号咸丰），招贤纳谏，曾国藩心怀报国之志，鼓足勇气，连上奏疏，指陈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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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1850年4月），他上《应诏陈言疏》，直抒用人之见，认为国家的发展与兴旺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方今之世，人才不乏，关键是如何知人善用。他认为，人才问题，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体现了“为政在人”的政治远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震惊朝野上下。这使兼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焦急万分，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又上了 《议汰兵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天下大患有两个方面，一是国用不足；二足兵伍小精。四月二十六日，他又冒死犯颜，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皇帝“敬慎”、“好古”“广大”三种“美德”，作了认真辨析，陈述利弊。认为作为一一国之君，其言当谨，其行当慎，必须“防琐碎之风”，“杜文饰之风”、“折入主骄侈之萌”。他列举事例以证之。如说广西用兵，“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好为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如选拔人才，“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黜浮”，以“杜文饰之风”。此外，曾国藩对民情民疾深有了解，对社会危机认识清楚，于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认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痛陈国用不足不足为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为了平抑银价，缓解民众之苦和社会矛盾，他于十二月十九日又上《平银价疏》。这些无不表现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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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作为竭尽全力扞卫封建统治的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他一方面严格精选将帅，广招士兵，建立了一整套从招募到统领，从行军作战到后勤服务，从训练到恤赏的严密的营伍制度，形成了湘军具有兵为将有、隶属严密、指挥有效、保障有力的特点。他招募兵勇，必须取保具结，府县、居里、父母、兄弟、妻子名姓一一 登记人册，以便清查。对那些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和油头滑面者，概不收用。他选将坚持五个标准，即：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不喜用“善说话之将”。因此，一批经世之士左宗棠、罗泽南、李续宾、郭嵩焘、刘蓉、彭玉麟等，围绕在曾国藩的周围，曾国藩成为他们出世入世的代言人，他们则成为曾氏的社会基础和逐渐称霸一方、屡建战功的依靠。他门要曾国藩“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因此，曾国藩离开京城，回湖南组建湘军，正符合他们特起从戎、挽救危局、实现经邦济国的愿望。

曾国藩利用太平天国奉行天主教、盲目大肆毁弃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偏激之举，扛起维护封建道统和伦理纲常的大旗，从而赢得了不少地方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和响应。洪秀全的儿子在自述中写道：“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紧紧抓住太平天国领导人反传统的一面，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些成为曾国藩鼓动和组建一支对抗太平军武装力量的政治宣言。加之曾国藩深悉“国以民为本”，极力收买和笼络人心。如严格军队纪律，在抗击太平军的行军过程中，他制定了《禁扰民之规》，强调“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还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从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在湘军大誓湘军发布《讨粤匪檄》，向太平军队宣战，其间屡经受挫，苦苦拼杀，展开血战，到1862年人举进攻金陵，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经过十余年的搏杀和起伏，曾国藩如愿以偿，将横扫大半个中国、几乎动摇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镇压，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候，世袭罔替。

此后，他回任两江总督，从事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军械所”，制造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扩建“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母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工生基地。为了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1867年，曾国藩在“机器母厂”设立“翻译馆”，聘请英、美翻译及留学人员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成为清政府创办的时间最长、出书最多、影响很大的翻译总中心。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这对推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加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他后来支持李鸿章剿捻，在办理“天津教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名声重创，举国欲杀，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教材。但他致力于创办洋务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把先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设想变成行动，付诸实践，使中国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曾国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时势把曾国藩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看重进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虽是他在初为翰林的思想，及至晚年，功成名就，官高位显，他仍时时念及自己的德行、操守与学问。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曾国藩的德业修行，在腐败的官场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曾国藩的季女曾纪芬在撰《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写曾国藩生平行事：“文正官京师时，俸人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丽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  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文正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姐时，犹恪遵成法。忠襄公（即曾国荃）闻而异之。日：‘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官居一品，位极人臣，而所积之财产戋戋如此，嫁女之奁资 又微薄如此，实在大可以励习俗而风末世，值得时人、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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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并发展桐城派前辈的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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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时人看来，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的文章在清代也堪称是第一流的，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既有天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首先，曾国藩自幼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作家。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匪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闲，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曾国藩立志作文，以谁为师呢？他比来比去，选择了方苞、姚鼐为首的桐城派。他说：“其（指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据此他还将姚鼐列为“三十二哲”之一。对姚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义理，不薄考据”，表示赞赏。他认为姚鼐的文章“其言诚有可取”， “深造自得，词旨渊雅。……义精而词俊，夐绝尘表。”并说“方氏而后，惜抱固当为百余年主盟”。因此他对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篡》，推崇备至，“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 这说明，曾国藩作文是效法桐城方、姚大师，是与桐城派大师的文论主张有承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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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曾国藩的文学主张，是以桐城派的“义法”说为前提，大力发展桐城派的文论思想。方苞的文论精髓是主张义法说，而曾国藩把作文是否符合“义法”作为衡量文章得失的标准。他以为自己作文“全不合古人义法，深以为愧”， “无一合于古人义法，愧赧何极！”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以能兼长者为贵”，“必兼收之乃是为善”。曾国藩则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 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他在姚鼐主张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之学，但仍然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足见曾氏与姚鼐的主张是基本统一的，并且结合当时的现实情况，有所发展，无甚异义。在划分文章的风格方面，姚鼐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之说，曾国藩则认为：“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还将这两种风格分为八类：“阳刚之美日：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日：茹、远、洁、适。”且将历代名家归类举例，强调阳刚、阴柔统一的重要。他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日庄子、日扬雄、日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日司马迁、日刘向、日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在“阳刚”和“阴柔”之中，曾国藩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刚胜柔，他说：“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因此他得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对姚鼐的文章，有时也提出异议：“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

第三，曾国藩改变桐城方、姚诸人雅洁醇厚的文风，主张应时适用，雄奇瑰伟。其古文创作，以阐扬治国修身之道为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布局谋篇方面，他强调：“古文之道，谋篇布施，是一段最大的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此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死不可过粗，迹亦不可太密也。为文全在气势，欲气势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不咽，似吞不吞，似吐不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谋篇”、“分段”在曾氏看来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主张切于世用，吧 社会现实、人生经济、时势所需都要在文学作品中予以反映。在艺术风格上，讲求雄奇瑰玮，奇偶并用。他说：

士生今世，欲有所撰述，以庶几古作者之义，岂不难哉？自束发受书，则有事举子帖括之业，有司者，割截圣人之经语，以试其能。偏全、虚实、断续、钩联之际，铢有律，黍有程。而又杂试以诗赋、经义、策论。其为品目，固已不胜其繁矣。……古之为文者，其神专有所之。无有俗说庞言，肴其意趣。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围，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钎围，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读者囿于其中，不复知点围、评乙之外，别有所谓属文之法也者。虽勤剧一世，犹不能以自拔。故仆尝谓末世学古之士，一厄于试艺之繁多，再厄于俗本评点之书，此天下之公患也，将不然哉？将不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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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谢君子湘，与余同岁举于乡，又同登于礼部。其群艺见采于有司者，固已卓绝与人人异。自君之生，予尝见闻而内敬之矣。既殁，而其弟出君所为古文示予，又知其志之可敬也。盖以流俗之堕于所谓一再厄者。而以君之所得较之，其为逾越，可胜量哉！于是为序诱归之之。因道其通患，以慨夫末世承学之难焉。

文中直接评论谢子湘其人的篇幅很少，可谓惜墨如金，这也反映作者其旨意主要是指斥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这一制度把文人学士引向只重评点的不良风气，认为这是“天下之公患”。他认为士人读书必须立大志，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他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还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所谓悲天命而闵民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时时不忘“‘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认为“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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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篇章是曾氏人生志向的表述，那么他写的《江忠烈公神道碑铭》、《李忠武公伸道碑铭》、《湘乡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等文章，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他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但作为文学作品，却写得酣畅淋漓，勃郁雄迈，气势劲挺，其雄奇恢弘、光明峻伟的文风，在当时极被文人推重。王先谦评此类文字说：“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此外，他写的《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等文稿，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些既体现了他作为社会后期的桐城派作家关心中国社会前途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反映出以曾国藩极其弟子为代表的桐城派作家勇于开拓、敢于进取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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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曾国藩主张创作应建立在平时积累素材的基础上，以写实为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力戒空洞的说教。他说：“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时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之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o"①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创作要在注重积累的基础上，在不吐不快时进行，极力反对“雕饰句”、“巧言取悦”、“巧伪日拙”、“巧伪媚人”，因此，曾国藩的文章章总是在叙事、言理之中流露出真情实感，给人一种如临其境、如历其事的真切感受。所以，他对当时文坛上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盖文章之变多矣。才高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皆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他在抨击“仿效”、“不类”、“不肖”之作时，极其欣赏张惠言所作之文，以为“空明澄沏，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监临，褒讥不敢少谥，何其慎欤”！可见作文追求真实，是曾国藩的一贯作风。他不仅提倡写实，而且要求言实，通过又对“情’’、“理¨的表述，写出“自然之文”。他说：“窃闻古之文，初尤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石与卉木之不同类，是写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选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有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日理日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着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或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因此，曾国藩追求作文上午最高境界就是写实、率其自然，不仅继承了方、姚的文统，而且对匡正桐城派后期的文风也有积极的作用。

对曾国藩的文论思想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恰如其人，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我们说曾国藩继承并光大了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他凭自己渊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中兴桐城派，并使古文创作贴近现实，联系实际，体现“文章合为时而着”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对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可估计过高，近代一些名人的评价还是颇为中肯和公允的。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乡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馀，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马彝初在《天马山房文集》中说：“曾氏之文，所学不充，不能深其文。”复震武说：“姚姬传之文，非曾涤生敢望。”林纾在《文微》中写到：“归震川有文无题，曾涤生有题无文。”并自注云：“《昭忠祠记》类皆是。”因此，曾国藩扛起桐城派的大旗，未能实现别树一帜，另立湘乡派的雄心。他“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长期在政途官场奔波，南征北战，振兴文学的宏愿虽经努力，但终究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他辉煌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作者  江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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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

学习了，必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