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微斯人 于 2015-1-14 17:5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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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原本就任由评说的,见仁见智罢了。
* U C' s# ?6 ~8 m! s* r至于俗人愚人,只能是人云亦云,摘录搬弄别人说烂的材料和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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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7 @. |% o* o' Z. z q: a/ C关于张廷玉晚年和乾隆帝的致仕之争,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略有提及,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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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D5 s! t6 s% t' F 一生扰攘伊谁惜 张廷玉从政后期,退意渐重,希望早些回乡,像父亲当年那样悠游林下,享受和家人乡邻相处的欢娱时光。七十一岁时,他开始得了足疾,家人很担心,他却坦然地作诗:“天公似为衰翁计,赐与疲疴好乞身”,希望以此作为退休之由。 但年轻的乾隆帝虽然不太喜欢自己这位老师,却希望像“鼎彝古器”一般,将张廷玉列置朝中,展现自己尊老重师的胸怀,以至于恶作剧般一再拒绝这位老人希望退休的正常请求。终于,张廷玉和乾隆帝的致仕之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张廷玉的晚节,评说者惋惜的有之,批评的也有之,讥讽的亦有之。整个事件,略述如下: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七十八岁的张廷玉久病不愈,乾隆帝终于准许他退休。十二月,张廷玉奏以配享太庙(系雍正帝遗旨所定)一事,引发乾隆帝不满,称其“请一辞以为券”,后又以谢恩不亲至、军机处泄露信息问罪,削去张廷玉伯爵。次年,皇长子丧期刚过,张廷玉即奏请南归,被乾隆帝斥为漠然无情,命罢配享。当年,乾隆帝又以张廷玉亲家朱荃匿丧受贿案迁怒,命追缴历年恩赐张廷玉之物并罚银。 论者多以张廷玉晚年自得、开罪乾隆帝为戒。笔者只希望提醒的是:这种观点的史料依据均是皇家所修之史,所述皆为乾隆帝当时训诫臣工的谕旨。所谓偏听则暗,以一方的言论来评说整个事件,不免有失严谨。好在张廷玉去世后,他的儿子张若澄为他写行述时,有意无意对相关事件作了回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张若澄在文中称张廷玉是“偶奏配享太庙一事”,自然并非索要字据;张廷玉当日回家后,赶紧撰写奏折谢恩,数易其稿,至于鸡鸣,待入朝时忽觉头目眩晕,步履艰难,又担心奏折迟误,只好命张若澄代奏,此是未亲至谢恩之因;等眩晕稍定,而日已过午,又考虑即使病重也要亲至宫门叩谢,“遣子代奏终觉不安”,于是次日黎明,又亲自至宫门“谢恩引咎”,而并非军机处官员透露消息。 由此,我们能否多一份思考:原本很简单并有些巧合的事情,乾隆帝扭住不放,将既定的先帝配享遗旨反复玩味,对历仕三朝的垂垂老臣求全责备,是否意在巩固其无上的皇权,宣示其只可仰视的乾纲独断?而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 当然,限于时代背景,张廷玉的子辈不可能正面申述,只能是曲达心迹、略为回应。而更多的佐证,可由乾隆帝后期对张氏的态度可见: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张廷瑑卒于乡。乾隆帝闻悉,叹息久之,顾左右说:“张廷瑑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亲撰《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回忆当年自己提出要在朝廷中行“三老、五更”大礼,礼待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鄂尔泰表态含糊,而张廷玉断以为不可。现在想想,鄂尔泰实为好虚誉,而张廷玉则善自谨,张廷玉之议为当,而自己年少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帝命张廷玉幼子张若渟补授工部侍郎,并言:“张若渟虽非科甲,但尚谨慎,且系大学士张廷玉之子,特加擢用,以示朕眷念旧臣之意。”当年又召见张廷玉孙山西平阳府知府张曾谊,面谓:“汝曾祖英、汝祖廷玉皆为贤相,汝家世受国恩,非他臣可比。看汝颇能办事,好好居官。” 相比于所谓“张鄂党争”中的鄂尔泰家族子弟赐死、凋零,张廷玉子孙可谓幸运,也反证了有关历史论述仍待梳理、详证,不可遽下断言。 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写完他的自订年谱,在序中言及:“笔载未详者,存而不论可也。”其时,致仕之争已初露端倪,自己在朝中也已被边缘化。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在落寞中回到自己的家乡桐城,我们不知道乡人有无“啸歌燕喜”,无法体会他与四弟张廷瑑拄杖相迎的般般滋味。我们在乾隆朝奏折中,看到张廷玉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仍屡上奏折,预备乾隆帝南巡接驾,恭祝皇太后万寿,奏谢给子张若澄省亲假期、授侄张若震湖北巡抚一职。 张廷玉仍以自己谦和的方式,在皇权独尊的社会中,维系着一个朝臣的体面。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农历三月二十日,八十四岁的张廷玉瞑目端坐而逝,终于可以享受清闲了。 如今,我们回望这个从六尺巷中走出的身影,并不是仰慕他的高官显位,也不是窥测他的君臣之道,而是感念他曾在过往的岁月中,给我们留下的人性温度,和以礼处世的持衡之心。 ! f \$ a; Q. a7 _3 d-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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