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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江 5 m3 `1 H+ Z: K7 e1 r
关于枞阳划归铜陵的说法,传闻已不下十年。
) ? V; J! @( }+ G) {# Y 2014年,这一传言在两地民间尤其是论坛上,炒得更加火热。综合网上网下的看法,举手赞成者众多。
/ @) f. C+ j: `) k( [& d2 A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有一种声音很具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枞阳真的划归铜陵,那么桐城和枞阳便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级市,这就意味着对桐城派文化造成一种人为的割裂。9 f% Y1 X7 \3 }6 Q
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桐城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历史上只有桐城派散文,或者叫桐城文派,并没有听说什么桐城派文化。如果有的话,也是近年来桐城市大打文化牌,策划的一个新名词。这里并没有枞阳什么事。+ y5 A/ s: I7 D) i- r# [# D
那么,既然说到桐城文派,不妨也分析一下,倘若真的进行区划调整,比如说枞阳整体或部分划到铜陵市,会不会对桐城文派的传承和发展不利呢?我想应该不会。
, o* Q0 T: }* i5 A1 u1 \3 r 一、从桐城派的兴衰来看,它是一种时代产物
$ k: J$ w. [6 i. f' L/ A; ^. D4 q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雄霸文坛两百多年,其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 I! `. Y' h* F; g& j 然而,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从文学角度看,桐城派的兴起实则是古文的一种复兴。清朝取代明朝后,亡国的教训使遗民文人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为古文复兴提供了契机。当然,桐城派的兴起更与清代的学术流变有关。少数民族当权者为笼络人心,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广推儒学,对程朱理学更是倍加推崇,将程朱“道统”作为统治的有力武器,程朱理学也一直居清朝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而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非常符合统治者的愿望,这就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强烈色彩,桐城派在开派之初便在文坛上奠定了正统的地位。
a. \1 L) |+ h- x 文章与世变相因,桐城派的没落同样也与时代变迁有关。清末民初,西风东渐。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的推行,民国政府的文化排斥,终于使桐城派古文化运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L+ F) X5 E3 R. p
所以说,桐城派是一个时代产物,是过去词,曾经在清代那几百年中真实地存在着。区划调与不调,枞阳当初从桐城划与不划,今后枞阳归不归铜陵,桐城派都不会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它依然会扮亮大清王朝的文学史册。# [4 h, J6 G: h- E& f0 _
6 t1 W* }6 C0 c) j3 D! b 二、从桐城派的风格来看,它是一种界状文化3 S" [# ?! D, D: |/ p2 {
桐城派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最大特点是平易清新,而且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说得很清楚。这与它的作者身份不无关系。桐城派经典作家多有从教的经历,方苞曾入南书房作为皇帝文学侍学,刘大櫆的身份多数时候是地地道道的老师,姚鼐后半生也主要在书院讲学。桐城派作家有1200余位,经典作家30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当时全国顶级书院,大多是这类作家主持。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各大书院主讲的桐城派作家不下于70人。
/ ]/ D c5 \$ {1 {3 i1 ] 正是因为教师出身和教师职业,决定了桐城文派的风格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它是一种界状,既非庙堂文学,也非山林文字。很多桐城派经典文章,上可以改为官方公文,下可以写成纯叙事散文。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稍作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通讯报道,时间有,某年某月某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点也有,某某地方(泰山);人物有,某某领导等(泰安知府朱孝纯);事件也有(登山看日出)。$ N& Y2 M1 I5 F7 O
所以我感觉,与其说桐城派是桐城的派,不如说是一种界状文学的派,或者说是一种教师爷的派。这个派并不应该由现在的桐城市独享,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P/ s1 A A- O( u$ I4 n/ }0 o
0 c$ Q; O% x$ @ 三、从桐城派作者的分布来看,它是一种非地域文化. O0 s' U$ R. H- ^, q# _
桐城派的取名源于其早期重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即桐城派三祖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但严格地讲,方苞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桐城人,其曾祖父、祖父皆在外为官,其父在南京六合做了上门女婿。方苞本人出生和生长都在南京,说方苞是南京人也不为过。而刘大櫆和姚鼐,他们相交相识以及成名都不在桐城。
, {; b9 R* J$ I$ p, ~+ H ?9 A9 V7 ? 而且,更多的桐城派作家其实压根就不是桐城人。桐城派影响遍及全国各地,主要作者集中在原江南省即现在的江苏、安徽,东南发展至浙江、福建,向西至广西、贵州,向北至山东、北京等。广西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桐城派代表岭西五大家,他们分别是永福吕璜、平南彭昱尧、马平王拯、临桂朱琦和龙启瑞,而且没有一个是桐城人。姚门四杰中,梅曾亮和管同都是南京人。桐城派后期曾门四弟子中,除吴汝纶是当时的桐城人外,其余三人都是外省籍。8 F! y9 X$ J/ L/ B* |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桐城派兴盛的同时期,有一些真正的桐城籍顶尖文人,不一定就属于桐城派。比如,桐城最出名的文人,莫过于父子宰相张英和张廷玉了。父子二人文学造诣都非常深厚,著作颇丰,可是却并没有人将他们归入桐城派。; s9 j7 V8 t0 s, y/ j+ i' j3 C, }
所以我认为,桐城派只是一种文学现象,而并非地域文化。桐城当初分与不分,枞阳划与不划,桐城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始终存在在历史中。 {* t$ l7 S6 r0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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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以往的区划调整来看,真正的文化不会因此消亡
) h0 f8 t1 U& B/ i$ B" ~3 I3 o 安徽最著名的文化应该是徽州文化,它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如建筑风格、新安画派、徽菜民俗和商业精神等等。但徽州现在并不叫徽州,而改成了黄山市,市政府驻地也不是徽州府治所在地了。而且原先属于徽州的绩溪已划到宣州,婺源更是划出安徽,划给了江西。从行政区划来看,徽州可谓支离破碎。然而,徽州文化却并未因此消亡,尤其是婺源,更是把一张徽州牌打得风生水起。
# u+ U1 l% K1 J4 `4 t0 q 同样,就桐城派而言,无论是枞阳从桐城分开,还是罗岭镇划至宜秀区,都没有影响到桐城派曾经的辉煌,也没有影响到桐城市和枞阳县打桐城派这张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文派,显然不会因为小小的区域变化而失去存在的土壤,也不会因为枞阳的划出(其实早已划出)就可以否定桐城派重量级人物是枞阳人的事实。桐城人可以传承桐城派,枞阳人同样也可以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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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枞阳和桐城的历史轨迹看,并非“完全一家人”+ V- Z' i7 C. \5 t0 \6 f
翻开两市县的县志,事实上,枞阳和桐城历史上并非“完全一家人”。枞阳县西周时为宗子国,西汉置枞阳县时,估计是考虑水系因素,扩大了宗国的范围,将今桐城(西周时的桐国)纳入其中。其后历史沿革至隋朝改为同安县,所辖区域大致如此。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即同安县易名为桐城县。1949年分桐城为桐城、桐庐二县,后改桐庐县为湖东县,1955年5月改湖东县为枞阳县,所辖区域大致等同现在的枞阳县。由此可见,枞阳和桐城的起源,应该是两条源脉,并非开始就是一家。0 g: m$ o* y h. t6 m) W# f2 K* e
从两地居民的地域认同和交际圈子看,枞阳人习惯于向东向南,与江南交往密切,与江湖感情浓厚。不少枞阳人的祖先是从东部和南部地区移居的,解放后又有不少枞阳人移居到铜陵和池州等地。枞阳与这些地区,无论是经济交往,还是感情归属、民间习俗等,都相当认同。而桐城人则似乎习惯于向北向西交往,与山林情感贴近,和群舒大地相依相存。. q7 C; n. g, C G9 n
就历史传承下来的很多民间习俗,两地也有相当的差异。比如正月拜年,枞阳是“初一好晴天,初二好拜年”,桐城则是“初一不出门,初二拜新灵”。这个差别非常大,如果分属两地的小两口,都按照自己家乡的习俗去拜年,估计要出大事的。- X4 z5 K% q; H. @ D. s$ ^
当然,拜年的事只是笑话而已,跟桐城派扯不上边。想跟桐城派扯上边的是大批枞阳有识之士,“枞阳出人,桐城出名”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隐忧。不过对于这一点,桐城方面似乎并不认同。多数桐城文史专家认为,桐城派三祖中,并无一人出生于枞阳。在桐城派的议题上,桐城几欲排除枞阳。换句话说,人家就是不想带你玩。甚至我刚刚看到一篇博客,正在考证,西汉时的枞阳县治或者说桐枞旧治的枞阳镇,并非现在的枞阳镇,而是孔城镇。连枞阳都不是枞阳了,枞阳正面临历史虚无的危险,与桐城渐行渐远也已在所难免。
& d& ^" p; r. f5 ? 令人欣慰的是,桐城派毕竟只是一种文学流派。它并非地域文化,不可能由桐城独享。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因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随历史变革而退出舞台。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对于桐城派的传承与发扬,应该不会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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