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方朋友的信（十一）（十二）（十三）

吴砺

致远方朋友的信（十一）（十二）（十三）

（十一）

萍：

我给你写的信，大都是你无法发表自己看法的内容，你也不必感到为难，只好让我自言自语地讲吧。我住在湾区那个Single house时，最长时间有四十天我没有见到过一个熟人，我给朋友们写信戏称我是被关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没有人看守的监狱之中。有时在洛杉矶分公司的朋友会打来电话与我聊天，号称这可防止我太久没有说话丧失语言能力。办展览会时，朋友们会从洛杉矶赶来，除了在餐馆吃饭外，我通常还要给大家烧一两顿饭，忙上二三个小时，弄一桌菜。我烧菜水平还可以，因为我烧出的味道总是大家在餐馆或在家中吃不到的味道，很受欢迎。我总会违背常规，找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组合起来。如果我生在法国并做厨师那一定会是法国的头号大师傅，并获得法国人崇拜的，因为可吃东西显然比魔方的活动块多一些，魔方能排出那么多种组合，若让我烧起菜来，岂不是很容易地让整个法国人吃一辈子也吃不到一次相同味道的菜？

吴砺

2009.08.26

（十二）

萍：

相对你来说，我现在工作可能是过于宽松了。

这与工作性质有关，我现在做的主要是预研性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上的客户压力。这是一个很窄的领域，虽然国内和台湾有不少小公司做类似产品，他们大量制作低端产品在价格上我们无法与他们竞争，但我们主要是面对国外的市场，我们在技术上优势使我们可以以高价位生存，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参与竞争，在我们长处的地方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当然，激光器产品种类也不少，我也申请了一批远超过我们研究范围的专利。若真要将专利试一遍，就要一支庞大的技术队伍，这样就有很大的风险，不但市场不确定，你还得与世界那些老牌激光公司竞争，我们的技术积累技术人员实力均远远不够，也没有必要。做一点有特色产品，能养活自己和一批人就行了。

这五六年我已从前十年狂热地工作状态摆脱出来了。过去我总是什么都想作，什么都想做成一流的产品，像刚被关进笼子中的野生动物一样，静不下来；同时狂热地推动学生学习用功，后来发现这同向沙滩中浇水一样，刚能做一些事时青年人就走了，又从头开始，无穷无尽。青年人被逼得很累，自己最后也推不动了（我在前后两个几千人公司中，除了少数领导层人员外，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吴老师，这也是我这些年给大家的印象。）我现在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已基本不再向青年人施加压力逼他们读工作以外的资料和书籍了，因为那需要一种狂热的热情并使自己像核发动机一样持续的工作。这几年我已失去了那种狂热性了。

九三年中期吉武到上海我的单位出差，说他们公司想开发晶体升级产品，以改变公司只是提供原材料公司的形象。正好我在单位处在仿徨不知做什么状态。这样一拍即合，我与单位一个朋友一道开始了为当时光电界中国世界级唯一的知名的吉武所在的公司开发产品了。我们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样机就被吉武他们送到日本的IBM，日本人很高兴，也提出了十几条改进建议。我在单位做了那么多年不着边际的工作，第一次尝试做产品时样品就被送到了IBM并能为日本人所肯定，这激发起来的工作热情是可以想象的。

有三年时间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几乎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我大概一周一半时间往返于嘉定上海之间，在北京东路上在各种国营工厂中，到处找各种螺丝，特殊电线，接插件，特种机加工零件和控制电源等。在嘉定一坐上到人民广场的直达车，五分种之内我绝对睡着，到了人民广场准时醒来；回来车上也是一样，我可以每天在车上睡足两个小时。那时国内不像现在，更没有办法与美国湾区相比了：你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寻找一些最基本的元件。

我那个小家伙八个月大时到了上海，每天晚上他要等我回来才睡，所以总是在听楼梯上是否有我的脚步声，他每天弄到夜里一点才睡觉，成了真正的夜猫子。

如果说青年时代我在恋爱上那么多的机会都丢了，但这次在工作上与吉武所在公司合作的机遇是给牢牢地抓住了。最重要的是与吉武这批世界级人才，世界级目光和能力的人走到一起了。我一直不敢想象这些年若没有与吉武所在的公司合作，我的生活和世界会是怎样？

吴砺

2009.08.27

（十三）

萍，

关于动手能力我获得最高的赞誉是在J公司收购我所在的公司后我参加一个产品生产线转移时获得的。

2000年IT泡沫破灭后，我所在公司在湾区的一个分公司由原来的近三千名员工瞬间就被裁减到100人左右，只剩下一个叫Interleaver光无源器件的中试生产线。为这个产品原公司曾投资上亿美元，最多时有三十个工程师开发这个产品，有近二百人的中试生产线。这个产品还没有定型，一场IT泡沫破灭的风暴就过来了，最后剩下十几个最好操作员工维持这个产品，生产线还有一个刚进入这个项目工作不到两个月的工程师。总部决定将这个产品转移到福州，因为人员离开太快，而这个产品作为光通讯无源器件最复杂最难制作的高端的产品连一个完整的产品制作手册都没有完成，主要的技术和经验都在这剩下的十几个华裔操作员工的大脑中，若这些员工因为这条线要关闭自己提前离开，这上亿投资的产品就什么都不会留下了。公司总部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生产线转移到福州。

九一一事件发生才两周，福州公司中的几个青年人签证都失败了。整个工程师队伍中只有我和一个姓张工程师签证还在有效时间之内。虽然我已是福州分公司技术总监，一个CTO的角色，但这次只能去做一个普通工程师该做的事了。吉武想把我们出国时间向后拖一拖，因为这个九一一谁敢去乘坐到美国的飞机啊，若让我这个老朋友此时出国他实在于心不忍。在与渥太华总部负责这个生产线转移的项目总负责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公司总部的高官电话会议上，吉武流露出想将项目向后推迟的意思，这个加拿大人急了，说我整天在飞机上，我们加拿大人命不值钱？吉武说我们买不到飞机票（吉武说的也对，买不到中国民航到美国的飞机票），加拿大人说，怎么买不到飞机票，我刚查过美国几个航空公司机票全部都还在：我看当时吉武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到了美国后，生产线上最后一个工程师也辞职了，因为他上面有十几个manager指挥他这个唯一的工程师，受不了。原来生产线总负责人，一个非常和善的来自印度的老人Vosa总负责这个生产线转移。老爷子说：“吴，只有一个办法，你拿两套物料从头到尾做两个样品，你心里就有数了。”这个老人曾在一个公司做过二十多年生产线转移，绝对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叫Interleaver的光无源器件，用时髦术语说它在光无源器件中属“皇冠上的明珠”，美国一家公司就因做这个产品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采用另一套技术路线），这条生产线采用的技术方案中整个器件包含了几十个晶体光学元件，装配工艺极为复杂，尤其各种晶体元件需用胶粘结，但他们对胶产生的应力极为敏感，所以采用不同的胶就有十多种，另外测试参数工作量亦非常大。那个多微小的光学元件装入比半个名片盒长一点的不锈钢外壳中，最终还要通过－10℃－+60℃温度范围各种参数测试。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手工艺品，当时售价每只一万到一万五美元一只。

总部从渥太华调来了一个项目经理和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他们是加拿大人，也未做这方面产品，湾区公司派了一个叫Rone的大陆留学生，五十多岁项目经理负责项目转移的具体工作，那个印度老人Vosa总协调各个部门。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职业项目经理的工作，那个加拿大人排出的计划完美得象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这个生产线连操作说明书都得重新开始编写，这是一个在研发中不断变动的生产线，项目膨胀得太快，随后相关的人员又消失得太快。

我也从未做过这个产品，按照Vosa的建议，我用了两个星期内从头到尾独立地做出了两个合格的产品（这产品合格率不高），我用了两套物料做出了两套A级合格品。

样品制作的成功使我赢得全体参加生产线转移人员极大的尊重，因为过去研发这个产品几十个工程师大多没有亲自动手过这个产品，即使这批操作员工也都只做其中部分元件的装配工作，从未有人从头到尾制作这个产品（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的工作首先应归功于这十几个优秀清一色华人的操作员工队伍，他们是二千多个操作员工经淘汰后剩下的最后的一支精英队伍。这队伍有大陆过来的，缅甸过来的，越南过来的，加拿大过来的，澳大利亚过来的，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其中一位出国前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一位据说是国内某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小伙子人高马大，手很巧，人很聪明；两个第二代华裔，通过自学已拿到大学文凭；一个来自缅甸的华侨让我非常感动，他到美国前是当中学教师的，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缅甸总是军政府当政，因为有文化的人都当了兵，也只有这些军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包括西方教育，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老人怕我寂寞，带给了我很多杂志，还送给我一个很精美的高级打火机。

这支华人队伍让我特别感动，我去湾区工作的一个月左右时间，他们采用集体出钱方式请了我三次客，其实转移完生产线后他们就要被解雇，但他们极为真诚地传授给我他们过去几年中在这个产品上获得的经验。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对有点真才实学文人尊敬的传统。

那个印度老人Vosa也令我特别感动，我回国前一天向这个老人道别，这老人说：“吴，非常抱歉，今天是我们宗教斋日，我没有办法请你吃一顿饭。”

这一趟美国之行是我人生之旅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之一。

吴砺

2009.8.29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