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传》（二）

吴砺

                                                               《马可·波罗传》（二）

“马可本人对祭司王约翰是否确有其人未知可否，而且也没有过多言及自己对这位基督教领袖的了解。但这并不影响他讲述发生在由成吉思汗和祭司王约翰亲自统帅的军队之间这场虚构的战争。祭司王约翰在战争中蒙难，对此马可只是做了说明，似乎并没有任何伤感，这说明这个威尼斯年轻人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蒙古人了。究竟哪个马可更为真实？一个认为所有非基督徒都是盲目的偶像崇拜者而加以否定的虔诚的基督徒马可？还是另外一个业已成为蒙古人的狂热崇拜者的马可？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两个马可似乎是代表了他的不同侧面。在马可看来，基督教历史久远，四平八稳，但却会禁锢人们的思想，相反，蒙古人身上却时时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勇敢、神奇和伟大，这也正是年轻的旅行家所向往的生活。

马可一提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就会立刻表现出一种狂热。他认为忽必烈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如果把世界上所有基督教和撒拉逊国王进行比较的话，毫无疑问，忽必烈汗是最伟大的，其他任何人的功绩都无法和这位鞑靼统治者相提并论”。

马可借用中世纪传统的颂词来赞美忽必烈汗，这些夸张的溢美之词正是读者所期望的，不过，他的确有些过分夸大，也许马可这么做是希望这位显赫人物的威慑力能让他在热那亚监狱有种安全感。抛开他所使用的夸张的修辞不谈，我们明显感觉到马可为自己能有机会见到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兴奋不已，同时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因此而更有意义。与这位统率着一个游牧民族，排除万难征服了整个中原的蒙古皇帝相比，马可觉得他与父亲和叔叔留给世人的一切根本就不足挂齿。P075

蒙古人的婚俗和生育习惯对后来的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波斯史学家诸瓦尼曾说，“现在世界上有超过两万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们生活富裕，衣食无忧。我不想把这个数字说得更大，以免读者会觉得我言过其实而提出质疑：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冒出那么多的子嗣呢？。

现代遗传学研究表明，诸瓦尼并没有夸大其词。在成吉思汗时代，每十二个亚洲人中有一个，换言之，世界上每两百个人中就有一个带有蒙古人的Y型染色体。遗传学家认为，因为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征服亚洲的过程中，他们大肆奸淫所到之处的妇女才留下了他们的染色体。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时至今日，部分染色体仍有可能是成吉思汗本人的（当精子中的DNA与卵子中的DNA结合的时候，Y型染色体几乎不会改变卵子中的任何遗传物质，因而x型染色体大部分都不会变异l。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测试了亚洲男子的DNA，发现有8%的被测的DNA都非常相似，这就意味着，这些人虽然相隔万里，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遗传学家得出结论：这8%的人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一研究结果公布于众后，媒体便积极响应诸瓦尼的观点，他们把成吉思汗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情人”，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个四处留情之人”。P078

当然，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也存在截然不同之处：“蒙古人对灵魂没有任何认识，而且也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现世的享乐。”而事实上，蒙古人对灵魂也有自己的看法。马可说：“他们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会立刻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永生。一个人此生的德行能决定他转世投胎的好坏，也就是说，如果此生他是个穷人，但为人谦和，那么他来生就能投胎到体面人家中，成为体面人，再下次就会生在贵妇家中，成为王公 贵族；如果他是武士的儿子且行为高尚，那么转世就会成为王侯…—如此上升，直到他与神合为一体。相反，如果一个人此生虽然是体面人，但行为不轨，那么下次投胎转世一定会生在乡下，然后再从一个乡村野夫转世投胎成狗，甚至更为低下。”从马可对蒙古人的信仰的谨慎、恭敬而又熟练的描述中，不难看出，马可已经非常了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了。P079

尽管蒙古族人口并不多，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没有使用一种通用语言，但是他们却征服了整个亚洲大陆。从理论上讲，他们似乎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宏伟大业，但事实是他们做到了，而且是在短短几年之内。马可认为其根本原因早已明白地书写在蒙古人的日常行为中了：他们一心一意效忠于自己的君主，比起欧洲入，蒙古人的性格更为坚韧，适应能力也更强。他们对于征：征战的态度简单而又直接：那就是永远打下去，并且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历史学家大卫·摩根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蒙古军由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组成，就如诸瓦尼所说的，蒙古军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一声令下，不论身份地位，也不论年龄，所有人会迅速集结起来转瞬成为剑客、弓箭手和枪手”。

蒙古人的这种高度的凝聚力给马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面对困难，蒙古军表现得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勇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一走就是一个月，除了带上必不可少的马奶和自己打来的猎物，其他任何多余的食物都不会带”，有时候甚至会“两天两夜都不下马”。

马可毫不掩饰自己对蒙古英雄们的崇拜，“他们是世界上最敢于担当的士兵，他们会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即便食不果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们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行军打仗”。  年轻的威尼斯旅行家认为这种艰苦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是一种权力和自由的体现，也正是他长期梦寐以求的。

正如马可反复提到的那样，蒙古军的规模令人震惊，“参战的鞑靼贵族一般都会率领一支十万人的骑兵”，这在欧洲绝对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数字。虽然蒙古骑兵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遵循一种非常简单的管理原则：“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中设有一位首领，必要时统帅们只要和手下的十个人进行协商就可以了”，而由 此形成的指挥链中，每位首领也只需要向他的上司汇报自己手下的十个人的情况。这样一来，一旦蒙古军准备发动袭击，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大动干戈，而只是根据需要调用适度的兵力就行了。此外，蒙古军还拥有一个复杂的间谍网络，其主要任务是在大军开拔前，侦察前方的道路，这样“后面的大队人马就不会遭到敌人伏击了”。

马可还透露了一些蒙古武士们的生存办法。马可说，“蒙古骑兵主要以马奶为食，大概每人有十八 匹马，所以途中一旦有哪匹马累了，可以立刻替换。土兵们不带什么别的食物，就带着一两个用来装马奶的皮囊。另外，每人还带着一个专门用来煮肉的陶罐。”如果行军途中无法带肉的话，他们就去捕猎。满载而归的土兵们会“把猎物的肚子掏空灌上水，然后把要煮的肉切成块放进猎物肚子里，放到火上煮。等肉煮熟后，他们可以把肉和‘煮肉的锅’一起吃掉”。

行军打仗时，蒙古武土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一连好多天不做饭甚至不生火。遇到特别危急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刺破战马的静脉，靠喝马血保命”。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食用马血的方法，就是“将马血冷却凝固，觉得饿的时候，就把它放进水里溶化再饮用。他们还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像糨糊一样坚硬的干马奶：将马奶煮沸后，把浮在上面的奶油撇掉，盛到另外的容器里做成黄油（之前，因为马奶里面含有油，所以是不会千的），然后再把撇除黄油的奶放到太阳下晒干。每次出征的时候，武士们会在自己的皮囊里装上约10磅重的干奶，吃的时候掺点水“就是一顿早餐了”

实际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蒙古人的食物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致，其营养和数量远远超出了武士们的身体所需。P082

忽必烈汗的认可标志着年轻的马可生命中关键时刻的到来。从此以后，他不必再靠父辈们的扶助而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生存了。马可生性好探究而且精力充沛，他的这一性格正好与这位蒙古皇帝及其帝国的特点相吻合。从这个喜欢观察的来自神秘的西方的年轻人身上，忽必烈汗看到了一种希望，同时在大汗的影响下，马可也逐渐摆脱了种种思想禁锢，开始成长为一位名传史册的旅行家。十七年间，马可和忽必烈汗之间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既是主子与臣子，又是教士与信徒，甚至还像父亲与儿子。P095

在欧洲人心目中，忽必烈和他的祖辈们一样，根本不是人而更像是一个好战嗜血的恶魔。尽管马可对这位蒙古统治者充满了敬畏，但他还是希望能够重塑大汗在人们心目中“人”的形象。

在马可眼中：“这位名叫忽必烈的万王之王，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身材匀称：；他的皮肤白里透红，好似玫瑰花瓣，他的眼睛乌黑发亮，炯炯有神，鼻子坚挺端正，”马可的这些描写稍微有些理想化了，因为从忽必烈的肖像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略微有些发胖，但也算得上是仪表堂堂。P096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和王妃唆鲁禾帖尼的儿子，这位母亲对忽必烈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丈夫外出征战，她便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她的悉心养育终于培养和造就了儿子成年后那种神秘而令人敬畏、宽容而海纳百川的性格。P096

唆鲁禾帖尼是聂斯托利教派的基督徒，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忽必烈对基督教的了解远远超出了辱骂他的欧洲人的想象。众所周知，忽必烈的母亲是基督教徒，所以马可认为他们母子俩应该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位母亲始终保持着比她的信仰更为复杂的精神生活：出于自己的信仰，同时也是由于政治原因，她一直积极倡导宗教宽容。为了能为家族赢得所有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她还接受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她在信奉基督教的同时，也为清真寺和穆斯林团体慷慨捐助；她不仅要求忽必烈必须像普通蒙古人一样学会狩猎，同时也坚持让他学会了蒙古人所使用的几种语言之一的维吾尔语。

她在北方各省推行仁政，同时在处理这些汉人地区的事务中深受启发。蒙古人统治中原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汉人世代过着农耕生活，而蒙古人则以放牧为生。蒙古人认为，虽然土地没有穷尽。但有时候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他们的游牧生活正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唆鲁禾帖尼没有强迫汉人接受蒙古人的观点，而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事实证明，她的这一举措增加了蒙古人的税收。

忽必烈汗秉承了母亲治理北方各省的策略。他接受多神论，不仅使他深得民心，同时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之前的蒙古统治者一般都采用比较强硬的治国手段，极尽可能地剥削统治区的汉人，不仅强迫汉人搬迁，同时还征收各种处罚性质的税收。年轻的忽必烈意识到，正是由于蒙古人的横征暴敛才使得汉人迫于生计而流离失所。

为了保证对汉人课税时的公允，忽必烈汗下令让汉人出任税收督查来取代蒙古族税收官员。而且他还不断任用汉人官员，到了1250 年时，多个地区的汉人纷纷向忽必烈汗表达了归顺之意。

任用外族人来治理国家，这使忽必烈成为所有蒙古统治者中最少具有蒙古特征的一位帝王，因此，蒙古人经常批评他不该在语言、服饰、宗教（主要指佛教）和政府结构与管理等各个方面采纳汉人的做法，而应保持蒙古族人传统的行为）（方式。蒙古人的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忽必烈汗的确任用了各种不同背景的谋土。P097

后来，忽必烈汗还把臣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为蒙古人，他们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第二等是所谓的“色目人”，也就是来自波斯和中东国家的人；第三等是北方的汉人，第四等则是南方的汉人。在蒙古帝国，虽然汉人人口最多，但社会地位却是最低的。P098

马可也知道自己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不吝笔墨对自己大加赞扬：“这个贵族青年似乎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有如神助的理解力，蒙古朝廷上下，绝对再找不出能与这位青年的智慧和口才相媲美的人了。朝廷上下都在说，“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长寿，他一定能成为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人，。听到大家的夸赞，马可只能长叹一声表示认可。”“从此以后，在分派任务的时候，谁也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将他视同一位经验丰富的钦差大臣。大家都尊称他为马可-波罗先生，本书也把他称为马可先生，因为他的聪敏和丰富的经验使他无愧于‘先生’这一称号。

但有时候，王公贵族们对自负的马可也感到非常反感，在他们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外来者，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赢得了大汗的宠爱。马可自己也承认他在朝廷中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就连大汗也声称：“与他过于亲近，致使很多王公贵族对此有些不满。”

作为成吉思汗王位的继承人，忽必烈最初是从宗教领域实现自己成为“万王之王”的目标的，马可说，“大汗会参加撒拉逊人、犹太人和佛教徒的主要宗教节日”。“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忽必烈说：‘总共有四位先知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和尊重基督教徒尊崇的是上帝耶稣：撒拉逊人是穆罕魃德，犹太教是麾西,佛教徒是释迦牟尼，这四位都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因此，我也很尊重他们。’”p103

现代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应该主要归功于很早就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的中国和阿拉伯先驱们。西方人最终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而认为，赤道是环绕地球的一个圆圈；北极是地球的最北端（今天这早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了）。但在马可时代，欧洲天文学家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的研究以地平线和太阳在天空中的活动轨迹为理论基础。欧洲天文学家始终不承认赤道的存在，直到 16世纪晚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才接受了这一观点，而早在公元前 2400 年，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地球赤道了。

在中国天文学体系中，天空散布着像树的根茎一样的二十八个星宿，这二十八个星宿中的任何一个都由一定数量的恒星和星群组成，因此，中国人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有序排列的。早在7世纪，中国人就已经观察到彗星的尾部始终指离太阳，并由此发现并预测了太阳风暴，这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整整早了一千年。他们还先于欧洲人发现了月球表面的月坑，而在“哥白尼学说”提出之前，欧洲人始终认为月球和其他天体都是完美的球体。

1271 年，也就是马可到中国之前，忽必烈汗成立了穆斯林天文学研究院，并且还重用了汉人工程师、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利用波斯图纸制造了很多工具，并且计算推导出了一种全新的蒙古历法，这种历法类似于汉人使用的阴历历法。按照这种新的蒙古历法，十二年为一轮回，而且每年都以一种特定的动物来命名：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按照这种排序，猴年出生的人会有猴子的特征：容易激动，时常焦躁不安。，难以平静。总的来说，猴年不是个好年景。P111

那些专为大汗送食物和酒饮的侍者的口鼻都被一块面纱或者有金丝线的绸巾遮住，为的是不让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大汗的食物”。一旁守候多时的乐手们一看到大汗把食物送到嘴边，就立刻开始奏乐。这时，一个男童给大汗献上＝杯酒后，恭敬地后退三步，然后又跪倒在地，接着“所有的王孙贵族和在场的宾客纷纷给大汗下跪，跪拜结束后，大汗才开始喝酒”。这些仪式过后，出席宴会的武士和贵族会把食物送他们的妻子面前，这时宴会才算是正式开始了。P117

在马可看来，西藏地区有着独特的社会风俗。他说：“当地的男子一般不会娶处女为妻，他们希望自己要娶的女子与很多男子有过交往。按照当地习俗，如果在婚前女子没有与其他男子交往过，那么该女子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可对此似乎很感兴趣，他又补充说，新娘如果还是处女的话，就说明她不讨神灵喜欢，只有拥有众多情人的女子才会招人喜欢，而且女子的身价是由与她们有过交往的男子的数量来决定的。

像马可这样来到这里的商客，往往经不起当地年轻女子的诱惑。马可说，“看到途经此地的商队或者异乡人支开帐篷准备休息，村子里的所有男子就会带着他们的女儿来到帐篷前，竞相恳求商客与她们发生关系”。P140

在听说咸淳帝的政绩之前，马可一直认为忽必烈汗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帝王，晚年时的忽必烈汗的确非常体恤老百姓，但是咸淳皇帝追求社会和经济公平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这位蒙古帝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马可对咸淳帝的溢美之词，可以看出他对两位君王的评价一直不分高下，但最终他还是认为，如果只以宽仁的胸怀而不从军事才能方面做评判的话，咸淳帝比忽必烈汗更为开明仁德。

马可的这些想法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地位和所处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大都的时候，忽必烈汗如日中天，但当他以盐务官的身份，深入到蒙古帝国的边境地区，耳闻目睹了蒙古人的各种暴行，包括屠杀妇女和儿童，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心极大的失落。马可曾非常欣赏蒙古人，但当他看到他们在被征服地区实施的野蛮统治时，不由得对蒙古人产生了失望。

虽然他在记叙中试图避免流露出这种情绪，但最终还是无法掩饰。P159

吴砺

20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