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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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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鹤龄 (2019年3月7日)
我是1973年底高中毕业的,虚岁17岁。高中毕业后就在乡下劳动,直至1978年2月上大学,算是彻底告别了农村。在农村的四年中,经历过不少有趣的事,在今天看来,有的事就是很可笑的故事。
记得是在1975年的春上,生产队请来吕亭铁木社两位铁匠师傳,花一个月时间,为队里到(音)犁头、打(造)农具(各类锄头和镰刀之类),他俩每天早出晚归,伙食安排在各家各户吃派饭。两位师傅,一位姓刘,一位姓张。刘师傅是大师傅,负责掌大钳抡小锤,张师傅三十来岁,身板宽厚,五大三粗,专门砸大锤。刘师傅四十多岁,身材瘦弱,长的满脸沧桑,不过,显得比较精明,能说会道,偶尔还会拉两段不太流畅的二胡。
有一天,他们轮到在我家吃饭。我父亲在县城上班,是个脱产干部,我母亲原来也是个脱产干部,1961年前后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父亲的老家,成了家庭主妇。那天中午,母亲做了好几个菜,魚肉蛋都有,还让我上吕亭街买了半斤“桐城米酒”。张师傅不喝酒,刘师傅小酌了两杯。酒足饭饱后,刘师傅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二胡,拉了几段不知名的小曲,他拉得摇头晃脑,我竟然听得全神贯注。末了,我硬缠着刘师傅,说道:“你现在就教教我,我也想拉二胡”。磨得刘师傅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答应教我,他让我给他纸和笔,画了一张“52”弦和“15”弦二胡把位演示图,然后又照着演示图将“多来米发索拉西”拉了几遍。最后,我硬是把刘师傅的二胡给“扣”了下来,准备自学二胡。
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生产队的大喇叭和各家各户的小广播,播出的文艺节目主要就是八个样板戏。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那个大环境里,在这个好奇心无处不在的十八九岁毛头小伙子的年纪,如饥似渴地学二胡,也属正常了。
当晚,我点着煤油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桌子上摆放着刘师傅给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曲谱和二胡“52”弦演示图,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拉。拉出来的效果,在外人听起来,就好像有个人在絮絮叨叨地反复说着“家公……家婆……家公……家婆……”。就这样循环往复,不厌其烦地拉了整整一夜,总算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不中听的完整的拉下来了。与此同时,也把刘师傅二胡弓弦上的马尾巴毛拉断了不少。我估摸着,刘师傅拿回二胡后,肯定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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