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

吴砺

                                                                                                                 人生百年

    我是从最新一期的《人物》周刊上才知道巫宁坤（1920－2019）先生这个人及他的自传《一滴泪》。看了巫先生老年时照片，一个标准的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巫先生一九九一年退休后去美国定居，九三年出版英文自传《一滴泪》，叙述自己从1951年回国后的人生经历。这几天，我匆匆浏览了他二百多页的中文自传。我理解他说的故事中的一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梦想当一个小说家，在报刊杂志上读过大量的那个时代的写的短篇回忆录式的文字。他说的一切，我似乎都是很熟悉。

    幸好巫先生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却最终得以安享晚年，近百岁；甚至于七十多岁高龄，还有机会出版回忆录……他那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人却没有他晚年的幸运……

    虽然他回忆录中感叹他与他当年的好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一个回国一个留在美国，从而有了不同的命运……但是，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存在，他与他的当年好友李政道教授一样，会留在历史记忆中……因为他记录了一个时代中一个人的个人历史，而他同时代的人中，能写出这种个人历史的文字记录，却真正是凤毛麟角，甚至他这本薄薄的自传，差不多是一代人绝唱……

    若是巫先生八十年代就逝去，历史就少了这一代人的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我想巫先生写这本书时一定也是十分纠结，直到他同龄人绝大部份人都基本逝去时，才决定在美国出版自传。这样书一定要准备了多少年的，或许是二十年前就写好了……

    我并不觉得这本书中作者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是书中有过人的文采，只是巫先生他写出来了自己经历……

    看到一篇报道新一代歌手刺猬乐队唱得让人扎心的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人到中年，这种人生百年不过是瞬间的感觉，变得特别的强烈……我们的父辈大多已经离去，很快将轮到我们这一代，将在这个世界离场了，可是童年和少年似乎才在昨天和眼前……

然而巫先生那一代人，是没有留下多少自己文字记录自己的一代人……巫先生几乎是一个例外……巫先生大多半生，没有时间没多少机会，读更多的书和提高自己写作水平，但是，他以稍带细节的质朴的语言，记录了自己前半生……

   在网上看到2005年一篇采访巫宁坤实录文章，巫先生说：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我‘家’不起来。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

我喜欢巫先生这样的质朴和诚实。其实，汪曾祺、王佐良文笔也只是一般般，并不比他优良。巫先生有这本薄薄的自传，就比汪曾祺、王佐良一生成就大得多。

    我在网上看到著名学者余英时为巫宁坤《一滴泪》作序说：“大约十年前，我便读了《一滴泪》的英文原本A SingleTear。当时感受很深，至今犹在记忆中。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运用高超的文学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难——从个人、家庭到亲友——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作者文笔的流畅自然，显示出他在英美文学与语言上的深厚造诣。他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 came. I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尤使我为之击节。在中国文史传统中，这正是所谓‘春秋笔法’。当然，作者的隽语是从凯撒（Julius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脱化而出的，经过莎翁的引用（As You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学修养和匠心独运，即此可见。”

“大致说来，中共政权成立之初，五、六十岁的属於老一代，三四十岁的属於中年一代，二十岁前後的则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陆思想气氛开始松动的时候，老一代知识人或死或衰，已发不出什麽声音；中年一代则已进入晚景，惊魂甫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刚刚得到的‘皇恩浩荡’，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时正进入中年，精力虽然旺盛，但成长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社会中，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资源……”

余英时先生所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 到现在又三四十年过去了, 这一代应当说有了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资源……只是，有人听说过谁写出什么世界范围被广泛传播的书吗？

吴砺

2019.8.28

附录：            巫宁坤 唯有诗文慰寂寥

聂阳欣  周建平

“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人生前半段，他是西南联大的骄子、辍学从军的部队翻译、读博的高材生、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教授。后来，二十多年的动荡岁月横冲直撞进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从此被打上苦难  京拘烙印，令人晞嘘。

身体变得沉重，灵魂却在升华，他在咀嚼苦难中从事翻译、写作。他翻译的英文诗歌堪称汉译典范，准确、流畅、有锋芒。译著《了不起的盖茨比》让无数人领略到菲茨杰拉德的风华。

这位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2019 年 8月10日下午 3点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 99岁。

游子复笈还乡

1951 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彼时同样的选择题摆在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面前：回国，还是不回国。

他们探听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巫宁坤表达出坚持回国的想法。巫宁坤与双亲缘浅，母亲精神失常后自缢，父亲耳聋，不亲近人。在他去西南联大的同年被侵华日军杀害。在战火和国难中成长起来的他，渴望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这一年，先回国的赵萝蕤已在燕京大学成为西语系主任。朝鲜战事使得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西语系师资严重不足，她  言紧急托校长陆志韦给巫宁坤去电，邀请他来燕大西语系任教。了几天，他就丢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和即将拿到的学，准备回国。

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理行装，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记述刚回国的经历时，巫宁坤最先写到的不是国内的变化，而是赵萝蕤衣着的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猛一看人显得苍巷多了。”

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备课、教课，临时抱佛脚地学习他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但各项政治运动让他感到迷茫。年少时漂泊异乡都未曾彷徨过的巫宁坤，在回到故土后陷入不适、无措的境地。“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因他所研究的专业是敏感的，他带来的那些外文书成了对他的指控“依据”，他的学笑谈时所言的“A Bridge Club（桥牌俱乐部），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Club（反布尔什维克俱乐部）”。就连他过去在国共合作时期替前来支援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当翻译的经历，都成为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状”。巫宁坤心里不藏话，常常是与人直言了什么，在下一次的大会上就被告发。

那些年，他大半时间戴着“右派”、“极右分子”的“帽子”，改造中忍受饥饿、劳累，在政治风浪中感知世间冷暖，在《杜甫诗选》上题写“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干首，天涯慰寂寥”。

冯至选编的《杜甫诗选》和英文原版的《哈姆莱特》，是20 年蹉跎岁月中始终陪伴他的两本书，少有的开心的回忆是  以与人谈论作品的时候，“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一个难友）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少年时在西南联大，他爱听沈从文的课，课余和朝夕过从的好友汪曾祺、赵全章一同看书，切磋文章。汪曾祺在《泡茶馆》中回忆“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指的就是巫宁坤和赵全章。

三人高一时在镇江一同军训过。战火来了，他们流落四地后又恰好同时考上西南联大。那时候，他们一起拿着稿费去食堂“打牙祭”，夜深人静时相约到翠湖边听雨。而在北大荒劳动时，巫宁坤要为了分一块烙饼给同屋而犹豫，因为那是亲友们花高价在黑市买给他的救命粮，他的生活再无当年的闲情雅致。

拨云见日后，巫宁坤于1979 年 5月回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恰好李政道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他们在李政道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看到“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模样的李政道，巫宁坤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二人的选择置换，如今会是什么情景。很快他又惊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巫宁坤和夫人李怡楷都是天主教徒），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人我的苦海。”

宿命般的约稿

几年后，巫宁坤与汪曾祺重逢，他向汪讨了张画，以慰不能时常相见之思，指定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给他画了一幅开着金黄色花朵的倒挂仙人掌，只有像昆明雨季时那样湿润的气候，倒挂的仙人掌还能开花；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顽强的生命，才能久经倒悬之苦而存活下来。

他对苦难有了更深刻也更真实的理解。“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时再翻译诗歌，他能从心底里感受到诗人的椎心泣血。他翻译狄伦·托马斯的诗，为人称绝。托马斯是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难懂，更难译。“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诗人黄灿然赞叹，“巫译托马斯采取的正是直译，几乎是一字对一字，字字紧扣，准确无误，连节奏也移植过来了，从而使得汉译托马斯具有一种少见的现代锋芒。这些译诗远远超出了一般汉语的普通语感，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

例如，托马斯“And Death Shall Have N。 Dominion”一诗，余光中翻译成“死亡亦不得独霸四方”，巫宁坤译成“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锋芒尽显。这首诗在艰难的日子激励过他，那时他已买不起原先订购的外文书，只留下薄薄的一本他的导师奥尔逊诠释狄伦·托马斯诗作的专著，在寂静的深夜想象诗人读诗的澎湃激昂：，“当筋疲腱松时在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译成“不要温和地走进美好的夜晚”就不如巫宁坤翻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更令人回味。

这首诗每一节反复出现的“Rage，rage，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他译成“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尤其是神来之笔。而这一句也是巫宁坤感悟最深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对他而言，如暮鼓晨钟。

他应邀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不期然地，来了一份宿命般的约稿——《世界文学》期刊邀请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逸随着思想解放，中断了十年的《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时间引进和译介了一批曾被视为“颓废”和“没落”的西方现当代文学，选登了一批美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

这部作品巫宁坤留美时就很喜欢，回国时带了一本，给学生也推荐过。1 952 年，这本书被批为“下流坏书”，他因这本书被扣上“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三十年后，面对邀约，他感到一种命运的无常。出于热爱与道义，他接受了。译本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大陆首译，也是最好的中译本之一：睪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近年还在不断重版。

他对主人公的苦难有自己的理解，在序言中解释小说借恋爱模式想要表达的是处，于—战以后“爵士时代”的“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人物的苦难融进时代的挽歌，连同作者的悲剧一起照见小说的最后一句话，“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时光流向了平缓之地，巫先生退休后，含饴弄孙，结交新友。在百岁之际，他静静地离开了，激起我们对诗的向往与对一代知识分子厚重生命体验的回望。

                                                            摘录于“人物周刊”2019年8月19日  第24期总第6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