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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读《全球农业考察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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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31 15:32: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全球农业考察记》(三)


“根据一位名叫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农业专家的说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知道粪肥用处的人。金博士曾经担任过美国农业土壤局的局长,他于1911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四千年来的农夫》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书中指出中国农民掌握的这个小秘密使得中国人可以在一块土地上常年耕种,不需要像同时期的欧洲农民那样依靠休耕来恢复地力,所以中国的土地复种指数远比欧洲高,再加上中国的水稻产量远胜小麦,所以中国同等面积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比欧洲多得多。

人多的好处是文明发展得比较快,所以早期的中国文明领先欧洲很多年。举例来说,中国在宋朝时的城市化比例已经超过了10%,欧洲直到 1800年左右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人多的坏处就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凡是去过欧洲的人对此应该都有印象。要知道,人光是吃饱饭还不够,还有很多其他需求,比如柴火和木头。“

后来欧洲人也明白了粪肥的好处,欧洲农业终于赶了上来。但是,粪肥的效力毕竟是有限的,过了某个上限之后产量就再也上不去了,可人口依然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远比粮食产量的增速要来得快,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98 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书的核心内容。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经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最近这几十年来却很少有人再提了,原因是马尔萨斯既没有预见到人类会主动降低生孩子的欲望,也没有预见到科学的力量会如此巨大,竟然彻底改变了农业的面貌。以前的农民虽然学会了使用粪肥,但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欧洲科学家们直到19世纪初期还相信农作物可以直接吸收土壤中的腐殖质,直到1840 年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Liebig)出版了《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闯邊》 (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P) 一书,首次提出植物的原始养分只能是矿物质,即大家耳熟能详的氮磷钾,人类这才明白植物到底从土壤中吸收了什么。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否定了腐殖质理论,打开了化肥取代有机肥的大门。

化肥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耕作方式,产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增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灌溉效率的提升。

当然了,存款毕竟是有限的,人类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暂时还顾不了那许多。

还没等科学家们想出对策,新的问题就又来了。工业的介入迅速提升了农业效率,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球人口总数终于在19世纪初期首次突破了10亿大关,又在20世纪初期突破了20亿大关。换句话说,人类这个物种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才突破10亿,但下一个10亿只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自那之后,全球人口总数继续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加速增长,到 1974 年时便再次加倍,突破了40亿大关。就这样,第一波工业革命带来的农业红利迅速地被新增人口吃光了。要不是因为一个名叫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人,马尔萨斯已经可以从棺材里坐起来,宣布自己胜利了。

博洛格是美国公立大学系统培养的新一代育种专家,他于上世纪50 年代去墨西哥做研究,培育出一种高产抗病的矮秆小麦,帮助墨西哥人解决了粮荒问题。当时印度也正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走投无路的印度农业部大胆引进了这个新品种,强行推广至全国,很快就让印度小麦的平均亩产翻了一番。此事被后人命名为“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博洛格则以“绿色革命之父”的名头获得了1970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如今一提起绿色革命,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博洛格的矮秆小麦,但实际上这种小麦对水肥条件的要求非常高,必须和化肥以及灌溉技术绑在一起加以推广,否则产量反而比普通小麦还要低。换句话说,矮秆小麦是专门为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定制的。与此类似的就是现代化养殖场里的速生鸡品种,当一切条件都满足时它们长得飞快,但  (如果放到野外的话肯定竞争不过普通的家鸡。

可是,一旦农民种过一次新品种,尝到了高产的甜头,就再也不愿意种回以前的品种了,这就意味着化肥和灌溉技术都必须同步更新,整个农业体系就会被新品种带着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革命犹如一剂毒品,人类尝过一次就上了瘾,再也放不下了。

改革开放之后,绿色革命之风也吹进了中国,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效。

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土地年复一年只种同一种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化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常态。据统计,地球上原本有7000种可吃的植物,如今超过95%的人类食物只来自30种农作物,人类食物的来源变得越来越窄了。这么做虽然降低了生产成本,却加剧了病虫害的爆发,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农药,剂量也越用越高:如此种法也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恢复,于是化肥越用越多;畜牧业也为了降低成本而不断增加养殖密度,最后不得不依靠抗生素来预防病虫害,目前全球养殖业每年消耗15万吨抗生素,约占抗生素总消耗量的一半……就这样,现代农业逐渐走入了一条环境死胡同。

想象一下,如果人类是一种严格自律的动物,只吃对自己健康有利的食物,吃到合适的量之后便胃口尽失,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健康问题了。可惜的是,人类的祖先诞生于非洲大草原,严酷的生活环境使得人类自带的平衡系统朝着“多吃”的方向发生了倾斜,因为下一顿饭不一定能按时吃上。这个先天设置上的小误差虽然给今天的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却给食品工业带来了无限商机。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只吃自己身体需要的食物,那食品制造商就没法扩张了,资  ,本是不会对一个没有扩张潜力的行业感兴趣的。

那么,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吃你生产的食物呢?答案就是迎合他们对口味的需求。非洲大草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很多特殊的口味,几乎所有的口味都被资本家们利用过了。

比如,非洲大草原上很难找到甜食,但甜食又是最高效的能量来源,所以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嗜甜的习惯,甚至不惜冒着被蜇的风险去掏马蜂窝;再比如,脂肪是能量密度最高的食品,吃一块脂肪顶两块同等重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祖先们养成了对肥肉的偏好,脂肪的香气会让大部分人流哈喇子;还有,蛋白质更是优质的营养,所以我们对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特有香气同样是无法抗拒的,因为这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在高温下发生的反应,凡是具有这种香气的食品里面肯定富含蛋白质,而且是烧熟的,不含病菌,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赶紧吃进肚子里;最后,非洲大草原极度缺乏矿物质,所以很多食草动物养咸了吃土的习惯。对于人类来说这太脏了,但人类很快就意识到,凡是具有咸味的食品里面都富含人类所需的矿物质,  所以人类又养成了嗜咸的习惯。看看超市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包装食品吧,它们肯定至少采用了上述四种手段中的一种,并将其强化,  目的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尽可能地多买。餐馆厨师做的菜之所以大都是重油重盐的重口味,原因也在这里。

但是,祖先们养成的口味只适合非洲大草原,在现代社会很容易被骗,其结果就是今天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热量摄入越来越多,体重越来越大,营养却摄取不足。至今还有很多人相信胖子们只是一群意志力不够强的人,没有意识到狡猾的食品商人才是背后的主谋。至今仍有很多人以为胖人是不会缺乏营养的。这个看法同样大错特错。真正的营养指的是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素。但是,食品生产厂商可不在乎这个,他们要的是销量。如今的蔬菜个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鲜艳,口感越来越宜人,但其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却越来越少,这就是食物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之一。

l万年前人类发明的农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类的对立面。人类赖以为生的食物,渐渐变成了人类最大的杀手。

人类刚发明农业时,全球人口仅为400万左右,如今这个数字超过了70亿,增加了1800倍。

与此同时,全球动植物却正经历着一场浩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在约800万个动植物物种当中,约有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的风险。植物方面。有人研究了英国皇家植物园未公开的数据库,发现在过去的250 年里有571种植物已经确定灭绝,平均每年灭绝2种,这个速度比大自然的正常速度快了500倍,甚至比地球历史上发生过的5次物种大灭绝事件的速度还要快。动物方面,5万年前地球上尚有大型动物 350种,农业开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目前仅剩下183种,是地球最近这几亿年来的最低点。

气候变化还会使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而农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大约相当于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细分行业中排名第一。”


                       (三)


     袁越先生接着还有三篇文章:“未来的粮食” “未来的瓜果蔬菜”“未来的蛋白质”。其主要观点是: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主攻方向。全球绝大部分优质良田都用来种植谷物粮食了,人类未来的粮食安全和环境质量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后者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保护好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土壤。


灰民施用的尿素最多有70%被浪费掉了。它们要么变成氨气,挥发到大气中,要么被雨水冲走,最终流进了河里。

中国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低,再加上翻耕将大量土壤直接暴露在空气之中,使得中国土壤的侵蚀现象非常严重,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瓜果蔬菜属于高附加值农产品,允许种植者们采用更加昂贵的可持续农业新技术。因此这个领域率先开始了精准农业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无论研发者们多么小心谨慎,农药仍然无法逃脱骂名。比如最近30 年欧美等地的蜜蜂种群数量有所减少,很多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农药。

蛋白质将是未来食品行业最棘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高科技,更需要大智慧。


畜牧业影响的是未来的环境,但眼前这碗红烧肉实在是太香了,根本无法拒绝,

我这次采访还看到了很多新颖的农业新技术,但这些新技术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没有一项技术可以做到一劳永逸。“


    我这里再以文章中摘录一些关于现代畜牧业的一些知识:

    “具体来说,要想生产出廉价肉,有3个因素必不可少。第一个因素是品种改 良,这是所有农业项目的共同特征。就拿鸡来说,1957 年时美国养鸡场的一只鸡养到 56天时的平均体重为0.9 公斤,1978 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1.8 公斤,2005 年时这个数字又变成了4.2 公斤!这个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们培养出了速生鸡品种,饲料转化咸肉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节约了时  ,间成本,另=方面也节约了饲料成本,因为鸡每多活一天就会多消耗一点饲料,这在生产商眼里属于浪费。

根据《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所做的统计,1985 年大型养鸡场的饲料转化比约为2.51  即每消耗2.5 公斤谷物饲料才能换回l 公斤鸡肉。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1,快要接近理论极限了。饲养业的集约化为新品种的研发和扩散创造了条件,其结果就是如今大家吃到的肉食大都来自少数几个高产品种,所谓“本地土X肉”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这么做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肉价,但禽畜的抗病能力会变得非常弱,从长远来看不见得是件好事。

第二个因素就是饲养密度的大幅度提高。第三个因素最为关键,那就是养殖户必须能够获得廉价的饲料。从前农业不发达,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吃都不够,只能拿剩菜剩饭来喂猪喂鸡。后来农业技术进步了,谷物第一次出现了剩余,这才有人直接拿粮食来喂养牲畜,这就是“精饲料”的起源。

这个先例一开,就好像堤坝决口一样,从此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仅举一例:如今全球可耕地的71%是用来种植饲料作物的,11%用来种植生物质燃料和工业用原料作物,剩下的18%才是直接种植人类食品的土地。

但是,对于人均可耕地面积明显不足的中国来说,土地的这种用法太奢侈了,根本做不到。问题在于,  中国人实在是太喜欢吃肉了,  目前的人均年消费量已经超过了60 公斤,是50 年前的15倍,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猪肉。据统计,中国入吃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猪肉,这些猪可绝不是用泔水或者猪草能喂得出来的,必须得用精饲料。为了加快猪的生长速度,  多长瘦肉,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还必须很高才行,大豆就这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蛋白质分子的含氮量非常高,只有会固氮的豆科植物才有能力生产出那么多蛋白质。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最好的精饲料。中国之所以每年都要进口将近l亿吨大豆,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l亿吨大豆,中国人要想维持现有的饮食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打算自己种的话,这l亿吨大豆将占用三分之一的现有耕地,这同样是一件不可能完咸的任务。

因此,这些大豆只能靠进口。目前中国主要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3个美洲国家进口大豆,其中美国的占比曾经是最高的,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美国大豆的份额降到了10%左右,而巴西的份额则跃升至75%。今年巴西出日大豆的80%是运往中国的,可以说中国人的“肉欲”是被巴西人满足的。

巴西人去哪里种大豆呢?答案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了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这些年巴西人不断地放火清理雨林,最近爆发的亚马孙森林大火就是这一做法的必然结果。

但是,牛却是地球环境的最大杀手之一占。兰瓦赫宁根大学资深农业政策顾问弗兰斯,坎帕斯(Frans Kampers)教授告诉我,如果从蛋白质转化的角度来看,牛是最不环保的家畜,因为牛的蛋白质转化率只有10l,即牛吃10份植物蛋白才能生产出l份动物蛋白,其效率远低于猪(51)、鸡(2.41)、昆虫(1.71)和饲养鱼类(1.41)

换个说法:你午餐时吃下去的那个牛肉汉堡包对于气候变化所做的“贡献”和你开了500 公里车差不多。汉堡包里的那块牛肉饼之所以如此廉价,主要原因就是牛肉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没有算在成本里面。

在这方面稍好一点,养猪业只占畜牧业温气体排放总量的g%,主要原因就是猪不反刍。但猪在中国却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人养了太多的猪。目前中国的污水排放总量当中约有一半来自农业,其中养猪带来的排放占比高达80%,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面源污染当中有40%来自猪的排泄物。猪肉在中国之所以如此廉价,同样是因为养猪带来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全部计入成本。

和牛猪相比,鸡肉是最环保的肉类,不但饲料转化率高,而且碳排放和水源污染等问题也远比牛和猪要小。难怪有人将鸡比作电动车,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保护环境,却又不愿放弃吃肉的话,那么吃鸡肉也许是最好的折中方案。

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们的反对。他们指出,一头牛产的肉和185只鸡相当,如果为了少养一头牛而用鸡代替,那就要多杀184 条生命。如果你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话,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交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  目前全世界每年平均要杀掉3.05亿头牛和666亿只鸡,但这些牛的室气体排放总量却是鸡的5倍之多,所以环保主义者强烈建议用鸡来代替牛。但这么做就意味着每年需要多杀死好几百亿条生命,动保主义者是无法接受的。“


袁越先生列出的参考资料如下: Raoul RobinsonAgriculture   -Farming and Us; David Montgomery, Dirt-The Erosionof Civilizations; David  Montgomery, Growing  A  RevolutionMarta Zaraska, Meathooked; Bee  Wilson,  The  Way We  Eat Now; Jared Diamond.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the Human Race; David ChristiaBig History; Colin Tudge Feeding People is Easy; Frank VivianoA Tiny Country Feeds the World

我们看这一本杂志文章对农业综述,可以使我们对人类自身和现代社会农业了解又增添了新的常识和一些全新的视角。



吴砺

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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