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

采桑子 · 发表于 2019-11-5 10:41:05

来源：桐城派研究公众号
作者：慈波（安徽安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黄溍评传》《陈绎曾集辑校》等。）
摘要：学术界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与中期，而晚期的创作转变与理论整合却未得到相应重视。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曾得到钱基博的激赏。此书师法《文心雕龙》，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色彩，具有融汇弥缝的特点，对于末流缺失多有涉及，有效纠补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不足，反映出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激烈抨击桐城文章，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其实具有理论方面的充足理由，黄侃所针砭的缺失在《文学研究法》中早已得到补充修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桐城派的研究逐渐焕发出生机，对五四时期严厉而有失偏颇的批判有所修正．并摆脱了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文章的批评模式，对于桐城“三祖”、曾国藩时期的“中兴”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桐城文章理论的阐发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作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在理论整合方面有较大贡献，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姚鼐世父姚范的五世孙，姚永朴“恪守姚氏家法”，以桐城派晚期名家的身份论述本派文章理论，所见自然较为真切而少隔膜，也更能反映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

（姚永朴）

一、整合桐城派文章理论

桐城派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文学流派，几乎与清朝统治相始终，在不同的阶段，各有别具特色的文章理论应运而生。其中较突出者，如方苞所提倡的“义法”说、“雅洁”说，刘大櫆所主张的“神气”说，姚鼐所推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以及“刚柔”说，曾国藩所补充的“经济”说等等，都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确定文章风格、规范文章创作等重要作用。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对桐城派不同时期的理论都有所汲取，充分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内涵，加以整合，反映了桐城派文章理论在调整中不断发展的面貌。对于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范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评文之作，《文学研究法》予以大量征引，并以此作为其观点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此书的桐城派文章学属性。

姚永朴首先强调了入门须正。在《起原》中，他指出：“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

在学文之初，就应该明确学习的方向，遵循一定的方法。姚永朴重点推荐了两部古文选集，即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认为两书“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矣”。

这两部选集都是桐城派奉为圭臬之作。姚选推重唐宋八大家，又加以归有光，而以方苞、刘大櫆承接其绪，实有树立桐城文统之意；曾选则扩大了古文的范围，选入经、史作品。姚永朴主张以此作为入门指南，显然是对桐城家法的秉承与弘扬。

在文章根本方面，姚永朴反对徒骋词藻，主张敦本务实，实际上就是桐城派“义法”所强调的“言之有物”。在《根本》中，他指出：“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明道”即韩愈屡屡强调的“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道”指向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点是自方苞以来桐城派的论文宗旨，“以道为文之本”与“学行继程朱之后”是相合。

姚永朴又指出：“其次在于经世。”这是对“明道”的深入，强调文章必须具有经纶世务的意义，是对空言性理的反驳，与曾国藩所主的“经济”属同一范畴。在明乎根本的基础上，姚永朴认为：“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

就他所提倡的“养气”而言，姚鼐、曾国藩等也曾经有所涉及，但措意不多，姚永朴予以提炼概括，是对文章创作心态的强调．也是对平日修养的重视．体现了将明道与经世的追求和伦常日用、培养文气相统一的努力。

对于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根本准则，姚永朴非常重视。在《纲领》中他强调：“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又以为“古人文章，其为义有隐显之不同；而其法亦极变化难测，特终归于有条不紊耳”，“使为文而不讲义法，则虽千言立就，而散漫无纪，曷足贵哉”。

在《记载》中他特意指出：“记载之文，全以义法为主。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有归宿指文章应当不偏于题旨，似乎并无突出“义理”之意，而法则指向具体的文章作法。

“义法”说自方苞倡导之后，以其简便易行一直被派中人尊奉，但如果执成法而不知通变，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此有人据此否定“法”的可行性，如魏禧就认为兴会标举、意气淋漓之际，为文必然不受所谓“法”的拘囿。姚永朴认为：“此种酣嬉淋漓境况，古人恒有之，虽未尝兢兢然求合于法，而卒未有与法背驰者。”

显然，姚永朴认为“法”是不可废止的，“文之有法，犹室之有户也。谁能出不由户，而文顾可无法哉”，甚至《庄子》这样文风恣肆俶诡的作品也有法可循，“古人之文，愈奇变不可测，愈有法以经纬其间”。不过姚永朴对于“法”的观点也是辩证的，他指出：“虽然，不善用法，或反为所拘。拘则迫，迫则葸，葸则气馁，气馁则笔呆蹇而不活。其病亦巨。”

正是强调不能为法所用，非然者即导以方氏之说，而彼亦汲汲焉以法度为急，终不过形存而君形者亡，与木偶无异”。可见姚永朴对于不善用法的弊端已有所觉察。而且，他进而指出：“义法虽文学家所最重，而实不足以尽文章之妙。”并援引姚鼐的论点：

望溪所得，在国朝诸贤为最深，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澹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

这种看法合理地评价了义法的意义，对一味讲求义法有重要突破，因为义法只是把握了文章当中显性的规律，有利于摹拟、袭用，但其中的内蕴却不是义法所能全部涵盖的，刘大櫆、张裕钊诸人“因声求气”就是对义法的必要补充。姚永朴对义法的见解反映了桐城派自我完善理论体系的努力。

在文章分类方面，姚永朴汲取了各家优长。桐城派文章分类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为代表。姚鼐区分名实，根据名同实异及名异实同的文体名称实际，将之分为十三类。改变了明代以来文体分类过于琐细的缺陷，精当而切合实际。

曾国藩则将所有文体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每门又细分各类，以简驭繁，便于实用。姚永朴则结合了两家的长处，采取了曾国藩的分门方法．但曾氏将赠序与序跋合，将箴铭、赞颂与词赋合，与文章实际不相符合，因此姚永朴重新采纳了姚鼐的文体细分方法。对于曾国藩纳经、史于文集当中，姚永朴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并相应地增添了典志一类。

另外，姚永朴又设诗歌一类，并认为“诗歌亦著述门之一类”，这不仅仅因为《文学研究法》是大学课程“文学研究的讲义，因而需要顾及全面，而且在桐城派中也有先例可循，梅曾亮《古文辞略》就早已将诗歌纳入古文的统系当中，“意在得文学之大全”。从文体分类来看，《文学研究法》也可谓是得桐城派之大全。

《文学研究法》进一步深化桐城派文章创作论，促进了创作论理论体系的完善。姚鼐曾指出：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这种看法自刘大櫆字句、音节诸论而来，但是阐释不够，其理论有待深入。姚永朴有鉴于此，特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四篇，对此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在《神理》篇中，他指出“神”是超妙、脱化、难以言说的文章境界，而“事物之有条不紊者，皆谓之理”，两者的区别在于“神必俟功候之足、兴会之到，而后臻焉，非可以著力为之”，“若理则可以著力”。神妙神化的境界也并非玄虚难测．只要具有本原、工力，也可臻于此境。而理则“见于事、寓于物”，并非全指义理，积理虽然对于文章创作很重要，但是也要以意贯串。

《气味》篇强调“文章无气无以行之，无味无以永之，此二者之分也”。气既指天地浩然之气，也指作者的体气和文章的气势，气不盛文章则不工。关于“味”，姚永朴指出：“文章之有味，其本原有二：一在积理，一在阅事。”《格律》篇突出了对文章体制的要求，“‘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此其分也”，此篇对于各类文章的风格要求作了详尽的分析，并论述了单篇文章中谋篇、制局、立格的法则，对于忌俗、忌剽窃摹拟等文章戒律，姚永朴也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文章不可苟作”。

《声色》篇多着眼于文章的形式方面，姚永朴指出：“所谓声者，就大小、短长、疾徐、刚柔、高下言之；所谓色者，就清奇、浓淡言之，此其分也。”声与声调、声律有关，姚永朴认为古文亦应当重视声响，色则“所以助文之光采”，主要包括炼字、造句、隶事三方面。这些分析巨细无遗，纤悉备至，有力地推动了创作论的细化与深入。

《文学研究法》对风格论也有所发展。桐城派文章风格论以姚鼐的阴阳刚柔说最为著名，其他则虽有所论列，但都属于零星谈及，缺乏系统性。姚永朴在《刚柔》之外，又撰《奇正》、《雅俗》与《繁简》三篇，对桐城派文章风格论进行了整合。

《奇正》篇分析了奇与正两种文章风格，认为古今文人好奇，在于“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而且“为文章者，说平实之理，载庸常之行，最难制胜。必力去陈言，标新领异，然后为佳”。但是“奇”作为一种文章胜境并不是容易达到的，“此种文字虽极可喜，然非根本深、魄力厚，而以鸷悍之气、喷薄之势、恢诡之趣、倔强之笔、浓郁之辞、铿锵之调行之，必不能窥其奥窔。使初学而骤希乎此，其流弊可胜言乎?”

而且“奇”当出于自然无意，不可造作，“诸子一有意为奇之故，文章日流险僻，而不能造于自然，势将授人以口实”。因此文章当取法于《进学解》所说的“《易》奇而法，《诗》正而葩”，在“奇”与“正”间找到平衡点，“盖奇而不法，险僻而已，非奇也；正而不葩，肤庸而已，非正也”。

《雅俗》篇则强调文章要分辨雅俗。这首先要求“绩学”，学识丰富自然有助于“免俗”；其次要“洗心”，因为“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胸怀与气度，故而洗心饰志、脱弃势利是文章“雅”的根基；此外“修词之功，亦不可少”，因为雅与俗需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强调文字修饰之功是从文章形式方面对“雅”提出的要求。但这些仍显不够，姚永朴认为：“但欲为佳文，又必待有好题目而后可。”因此文章必须有为而作，依违庸世、敷衍成文，是肯定不能就雅去俗的。

《繁简》篇讨论文字风格的芜杂与简约。姚永朴指出：“古人之为文章，无分于繁简也，惟得其宜而已。”认为文章的繁简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但是“自世之不善于文者，或义失之赘，或辞失之芜，于是尚简之说兴焉”。姚永朴指出“简”固然可贵，但“亦有过简而文反不畅者”，因此“文章既因事体之大小，而有详略之分；则篇幅或长或短，自不能不分求之”。这仍然强调了繁简必须符合文体的要求与表达的需要。

《结论》一篇阐述了对“方法”应持有的态度，可看作是对所有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与超越。他认为为文“始必有人指示途辙，然后知所以用力，终必自己依所指示者而实行之，然后有得力处”，重视自行悟入与实行工夫，强调“方法”的引导作用，更强调对“方法”的脱化。这样，文章理论才是与个人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也才是有活力的。

从理论建树来看，《文学研究法》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更多的新鲜理论，它将桐城派各期重要文章观点加以整合，并对零散的看法进行深入细化。姚永朴的努力增强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系统性，其著作集派别理论之大成。

二取法《文心雕龙》

《文学研究法》作为文话著作，较有理论系统性，这与姚永朴有意识地取法《文心雕龙》有一定的联系。其弟子张玮曾指出此书“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揭示了此书在结构、体例方面的特点。

《文学研究法》共四卷二十五篇。卷一《起原》等六篇主要探讨文章的根本性质，相当于本体论；卷二《运会》、《著述》等六篇从总论与分述的角度阐释文章体制特点，属于文体论；卷三《性情》等六篇结合创作情况论述写作的重点问题，约对应于创作论；卷四《刚柔》等六篇主要分析文章风格，近于风格论；《结论》一篇是对全书的总结，对应于《文心雕龙》的《序志》。

可以看到，这种结构安排惬当全面，和《文心雕龙》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的体例很接近。在一些单篇的结构方面，姚永朴对《文心雕龙》也颇有取法，如《门类》、《著述》、《告语》、《记载》论及各种文章体裁，先称引古语进行文体界定，然后论述其体制特点，并标明代表作品，与《文心雕龙》中先定义后阐释且“选文定篇”的文体论模式如出一辙。

在具体内容上，姚永朴也吸收了《文心雕龙》的见解。《运会》篇总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晋宋以前则完全采用了《文心雕龙·时序》，其后部分则沿用类似《时序》的正史文苑传序；在论及各代文章特点互有不同时，也采用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点。

《性情》篇借鉴《文心雕龙·情采》，主张“为情造文”。姚永朴强调作品的个性特点，认为“既为文学家，必独有资禀，独有遭际，独有时世，著之于辞，彼此必不能相似”，也就是《文心雕龙·体性》中“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的见解。

《气味》篇论述文气，引用《文心雕龙·风骨》：强调刚健的风骨之力对于文章“意气”的重要性。论述要善于养气，不可耗损时，则汲取了《文心雕龙·养气》的观点，主张“清和其心，调畅其气”。

《格律》篇阐发文章的体制特点，先征引《文心雕龙·定势》，总论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的文体风格，然后分类论析，秉承了《诠赋》、《颂赞》、《铭箴》、《诔碑》、《哀吊》、《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的论点。

在论述单篇文章谋篇布局的方法时，又采纳《文心雕龙·附会》“附词会义”的纲领。《声色》篇论述声调对于文章的意义，有取于《文心雕龙·声律》中“声有飞沉，响有双叠”以及“和”、“韵”的观点。探究文章形式技巧时，则借鉴了《炼字》中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等方法和《丽辞》中戒不均与孤立两种弊病之说。

《奇正》篇借《文心雕龙·神思》阐释了文人好奇的原因，又肯定了《定势》的看法，主张“执正以驭奇”，不能“逐奇而失正”。《繁简》则沿袭《镕裁》的观点，主张“设情位体”，以内容来规范文辞的繁与简。《疵瑕》对应于《文心雕龙·指瑕》，主要谈论创作的各种缺点，姚永朴结合《指瑕》与《事类》，论述了表达中文义失当、比拟不类以及名称不伦等弊病。当然，姚永朴借鉴《文心雕龙》之处还有不少，从观点的引述到理论的发挥，都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不失为《文学研究法》的重要理论来源。

姚永朴有取于《文心雕龙》和此书的理论成就有关，《文心雕龙》体大虑精，是我国批评史上较早的一部重要文章学著作。它论述文章原理多能抉发本源，阐发透彻而周密，很多观点带有客观规律总结性质，有较高的适用性，这对于姚永朴总结桐城派文章论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而且姚永朴既然有意于整合文派理论，就需要在理论体系上着力建构，而《文心雕龙》结构的严谨又恰好可资借鉴。

另外，桐城派论及《文心雕龙》的似乎并不太多，这可能与刘勰论文不废骈俪，重视丽辞有关，因为这与正统的桐城派观念是不符合的。而姚永朴重视《文心雕龙》的价值，并依照它的体例撰定了《文学研究法》，以其理论作为桐城派文章观点的重要补充，更多地反映了桐城派在晚期兼容并蓄，吸收其他观点来丰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意图，这也是《文学研究法》在理论整合方面的重要特点。

三桐城派与文选派的“论争”

《文学研究法》是姚永朴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其时他与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派晚期名家同主北大，声势颇为壮观。1914年，黄侃受聘为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论文有取于六代，欣赏阮元推重的“文笔说”，尤深于《文选》之学，对桐城古文展开了激烈的批评。

章太炎回忆：“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论争”以姚永朴等人离开北大而告终，“文选”派暂时占了上风。

黄侃批驳桐城派的论点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有表现，而《文学研究法》则早于1914年就已成书，虽无法看到姚永朴对黄侃的应辩，但是仔细寻绎就会发现，《文学研究法》实际已经考虑到黄侃所责难的相关问题这使得当时的“论争”又多了一点新的意味。

黄侃在解释《原道》篇时就有挑战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意图。他指出：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

接下来，他又以韩非子与庄子的观点，阐明“道”即自然。暂且不论这样是否符合刘勰的原意，但以自然为道显然是对桐城派重“义法”，释“义理”的彻底否定。而姚永朴对一味以文章阐释性理的弊端实际也有觉察，他在《范围》篇指出文学家“异于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讲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显之在伦常日用，其学以德行为主。而不甚措意于词章”。这显然是已经意识到文章自身的特点．不能与性理混为一谈。

黄侃还抨击了“阴阳刚柔”说，认为：

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日：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噫！自文术之衰，窾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

而姚永朴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较为通达的，《刚柔》篇指出：“盖阳刚、阴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必刚柔相错而后为文，故阳刚之文，亦具阴柔之美，特不胜其阳刚之致而已，阴柔亦然。止可偏胜，而不可以绝无。”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将文章区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类型，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此桐城派提倡并不为过。黄侃的真实意图也不在于此，结合下文可知他反对的是以定势来约束文章创作，因为势是“无定”的，“体势相须而已”，这与桐城派重“法”有关。

姚永朴对此也有论述，体现在《性情》篇中。他认为“文章必根乎性情”。这是对固定的“法”的突破；他又指出：“摹拟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脱化者，所以见一己之性情也。”如果有志于成一家言，就应当“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各人的性情互不相同，文章以抒写性情为根本，就必然会超脱固定的法与势，在这一点上，姚永朴与黄侃没有本质的歧异。而且黄侃本人也是很重视“法”的，他强调“文固贵出于己，然亦必求合于古人之法”，可以合观。

黄侃又对桐城派严于文质之分、不取骈文不满。他认为：“或者因彦和之言，遂谓南国之文，大抵侈艳居多，宜从屏弃，而别求所谓古者，此亦失当之论。盖侈艳诚不可宗，而文采则不宜去；清真固可为范，而朴陋则不足多。”而且“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这无疑属于一偏之见。

其实姚永朴对于骈文也有容纳的态度，《文学研究法》取法于以骈体撰就的《文心雕龙》就是很好的说明，《派别》篇赞同李兆洛《骈体文钞序论》骈散各不偏废的看法，又认为“用奇与用偶，其流异，其源同，彼此訾警，亦属寡味”，可见并不全然排斥骈体，《声色》篇论述辞采有助于文章，也不废弃文采。

黄侃还攻击桐城派拘守派别之见，认为刘勰“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之评论“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这一点其实正是姚永朴极力要避免的，他本人“不以桐城张门户”，论述文章更力祛派别之说。《派别》篇指出：“苟知其是与当，尚何派别之可言。”可见他的根本态度。

姚永朴对于桐城文章之蔽有清醒的认识，表示“桐城之文，末流亦失之单弱”，但是“大抵方、姚诸家论文诸语，无非本之前贤，固未尝标帜以自异也”，并通过徵引王先谦的论述来表明，“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有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贻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显然姚永朴是没有派别之见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黄侃所指责的桐城派理论诸多弊端，姚永朴其实早就已经意识到并在《文学研究法》中作了相应的解释与补充，因此当日的“论争”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味道，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却有理论方面的充足理由，这更表明姚永朴弥纶群言，力求通过整合桐城派不同时期的文章理论来达到完善与提高的目的，《文学研究法》作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之作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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