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文明》(八)
不过,西方海员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泉州也是众多移民社区的所在地。,一位13世纪初的作家写道,在泉州的外国人街区里有两类外国人,一类肤色白皙,另一类肤色黝黑。*这种区分较为宽泛,可能是指来自西南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印度人和马来人。今天,这座城市拥有大量历史遗存,包括清真寺、印度教神庙以及泰米尔文和阿拉伯文的碑刻。其中,一篇泰米尔文和中文的碑文中提及了一个南印度人的社区,他们来自纳加帕蒂南的朱罗港。13世纪时赵汝适的《诸蕃志》一书证实,泉州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和古吉拉特之间有着直接的贸易关系。‘
在运往中国新兴消费市场的商品中,随着中国商人获得了更大的份额,旧有的朝贡体系衰落了。东南亚的统治者不需要再到中国推销商品,充足的关税收入以及以优惠价格购买和转售货物的权力,使中国朝廷不需要再为来访的显贵浪费金钱和精力。但贸易开放对中国也并非没有负面影响,1 160 年至1265 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贵重金属和铜钱的严重流失;接连几位皇帝均禁止出口贵重金属和铜钱,只允许丝绸、粗丝、织锦、印花丝绸、瓷器和漆器的贸易,并制定了禁奢的法律,限制奢侈品(如珍珠和羽毛)的进口。‘瓷器仍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瓷器生产集中在明州、温州、泉州和广州等港口附近。较之丝绸及其他容易腐烂的物品,瓷器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在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非和黎凡特的陆地及水下考古遗址中,均发现了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中国瓷器,这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9世纪时,商人苏莱曼对中国的涂釉瓷器大加赞赏。不过直至11世纪,中国文献中尚未提及瓷器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200 年后,赵汝适列举了各种类型的瓷器,以及从菲律宾到东非桑给巴尔的各个出口国家。P355
自11世纪以来,宋朝一直维持着一支常备舰队,其船只及武器比其他任何势力都要先进得多,这成为宋朝的一大优势。宋朝的主要战舰是人力明轮船,装有20多个桨轮,可搭载两三百人。不过后来,桨轮的最大数量固定为7个,多出的单个桨轮安装在船体的中心线上,或者在船中部,或者在船尾。到 13世纪,中国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炸弹,其中最致命的是“霹雳炮”。‘为了与宋朝作战,蒙古也建造了明轮船舰队,由此打开了从汉江到长江和临安的通道。1276 年 3月,忽必烈的军队占领临安,宋朝皇帝投降。忠于皇帝的大臣秘密带走了2名年幼的皇子,先逃到福州,之后到广州。1279 年,元朝舰队到达珠江,宋朝的残余势力被迫逃到海上。据说,为了避免小皇帝被俘,左丞相陆秀夫与之一同跳海自尽。
对宋朝残余势力的赶尽杀绝,显示了忽必烈日益增长的海上抱负。身为成吉思汗之孙和元朝建立者的忽必烈,在更靠近蒙古中心区域的大都(今北京)建都。他发展海上事业的积极性超过了任何一位汉族统治者。忽必烈开凿大运河,发展沿海贸易,并发动了4次海外远征。如果说南宋是出于需要而走向海洋,那么忽必烈似乎将海洋视为蒙古大草原的延伸。在继承了宋朝的造船、航海以及商业组织的遗产之后,蒙古人发动远征的计划便变得可行了。元朝可用的船只数量十分惊人,1257 年,有19,000多艘船在明州、温州和台州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船的横梁长度超过3米。10在元军攻占福建时,大约有700艘船在海边航行,有1,400 艘船在江上航行。宋朝战败后,蒙古人得到了大量各种用途的船只,不过他们开始了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1273 年,元朝从全国各地的船坞订购了2,000 艘船。10 年后,木材资源变得十分紧张,一位僧人感叹道:“万树皆倒,青山含悲。”¨不过在元代以前,采伐森林的问题就已出现,自8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到 14世纪末,木材的短缺使得国内造船业的运转难以维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在暹罗(今泰国)和婆罗洲订购船只,那里的造船费用要比中国国内低40%一70%。P357
禁止销毁含有神名的文件是犹太人的传统。 11至12世纪时,犹太人形成了以开罗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其成员留下的大批文件和信件被秘密保存在犹太教堂的“基尼扎”(Geniza,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存放处”)中。这些信件当中偶尔会提到风暴和在旅行中获取食物的经过(直到 19世纪末,乘客们通常仍需自行准备食物、餐具以及铺盖),但除此之外就很少提及其他的事情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件使中世纪早期商人世界支离破碎的画面变得更为生动。其中涉及各种各样的常见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今天以航海为生的人们所熟知的,例如完成计划、在最后关头改变预定行程、意外的横财及错失的机会等。许多信件中处处体现了一种更为永恒和普遍的关注,例如对幸福的家庭和朋友的眷恋,未能如期收到信件的焦虑,以及人们对沉船、海盗和战争等事件的看法。不过,写信者主要的关注点仍集中于商业,包括销售商品的数量,以何种价位卖出,卖给什么人,以及在寄售和信托的复杂网络中产生的纠纷。这些信件中包含丰富的细节,包括通过中间商进行的贸易及其与外国统治者之间的关系。P366
巧合的是,在这艘船沉没的仅仅2 年之前,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旅程。他在印度的卡利卡特遇到了13 艘中国船,新安沉船可能与之类似:
中国船只分为3类:大船称“艟”, 中等船称“艚”,小船称“舸舸木”。大船上有12 面帆,最少的也有3 面,这种帆用竹篾编织而成,其状如席……大船每艘载有上千人,仅水 手 就有600名,还有400名武士,包括弓箭手、身穿铠甲的勇士以及投掷火器的人。每艘大船后面跟着3 艘小船,其中一艘的大小相当于大船的二分之一,另一艘相当于其三分之一,还有一艘相当于其四分之一。105
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是否测量过他所看到的船只?历史学家在确定郑和船队的船只规模时,这些数据可能有所帮助,这是关于郑和远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如何解释现存资料中提供的测量单位?如何解释木制船身的规模在理论上的极限?这是大部分争论的聚讼纷纭所在。在严格换算长度单位(其实际大小在中国各地有所不同)的基础上,最大的船长度为117- 135 米,宽度为48- 55 米。基于已知的木船结构进行保守估计,最大的船长度为60 米,这似乎是更为合理的猜测。Lo‘船上有多达9 根桅杆,上上面装有纵帆。在郑和远航的船只和人员的数量方面则争议较少。真o郑和第一次远航的船队由 317 艘船组成。包括62 艘宝船,全体人员达27。870人。第二次远航有249 艘船参加,第三次远航有48 艘船和30,000人参加。其中大部分都是规模最大的宝船。第四次远航的船队由 63 艘船和28,560人组成,第六次远航则有41 艘船参加,最后一次远航有超过100 艘船参加(第五次远航的资料没有留存下来)。历次远航中最重要的是宝船,因其装载着数不清的宝物而得名。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船舶随行,包括补给船、运水船、运兵船、至少3种军舰以及特别建造的运马船。P381
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达,伽马开辟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新航路,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乌达内塔首次自西向东横跨太平洋。凡此种种,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壮举,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伟绩。在此之前,地球上的各个区域之间毫无联系,而经由他们的努力,这些地区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成为可能,并由此为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逐步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些成就固然是非比寻常的,但它们必须被视为人类有目的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推进的结果,应被视为历史事件而非历史的偶然。这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借助这些经验,海员、造船者以及制图者不断提高船舶性能和航海技术,加深对洋流和季风的认知,完善从新发现的土地和居民的商业开发中获益的方法。在颂扬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的进步来之不易。在40 年的时间里,仅仅为了寻找将船只从亚洲吹向美洲的横跨太平洋的风,就有数百名西班牙水手因此丧命。16世纪时,寻找从大西洋到东方的西北航线和东北航线的过程同样代价高昂,且以失败告终。由于当时的技术、经验及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航线无法通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航海者把欧亚大陆及非洲的疾病带到了美洲,导致了完全无法预测的灾难性后果(造成超过80%的当地人口死亡,有人估计这一数字甚至高达95%),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灭亡和文化歇绝。
在开启欧洲扩张时代的过程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居功至伟。不过,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劳分配却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 13世纪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首次开辟了地中海与佛兰德斯和英格兰之间的长途贸易航线。在当时的大西洋上,这并不是唯一的长途航线。同样,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摩洛哥南部以及萨累之间,穆斯林和基督徒航海者长期以来一直参与沿海的贸易。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的航海者定期来往于其沿海水域,前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英国和丹麦的渔民与商人也到达了冰岛。尽管相关文献记载十分匱乏,但这些航行推动了集体的知识积累,最终将海员们带入了大西洋的航海事业当中。P384
从技术角度来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在“古腾堡圣经”印刷出版仅35 年之后的1490 年,第一部印刷本航海指南就在威尼斯出版了。¨这种将航海信息编纂成册的做法并不新鲜,但早期的指南主要提供各个地区的商业信息(如各类商品的价格及在何处购买等),而此时的航海指南与那些商人手册是有区别的。有时,在《红海环航记》这样的古典作品中也会包含类似的信息。在现代早期,随着新的定向、定位工具和方法的发展,航海资料也开始日益分化。
至于具体的航海方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4种:沿岸航行法、航位推测法、纬度航海法和定位法。理论上.在所有航海方法中,沿岸航行是最容易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最危险。相较于开阔的海面,在近海航行遭遇的危险会更多。在沿岸航行的过程中,水手基本上一直都可以看到陆地,从而依靠自己熟悉的陆地和水文特征,从一个地方安全航行到另一个地方。无论什么地方的水手,都会从小学习当地水域的陆标和航标,包括浅滩的位置、露出地表的岩石、最佳的锚泊地、盛行风向以及沿岸或靠近海湾、海港与河口的潮水。同样,他们也非常熟悉陆地特征,如海湾、海岬、小山丘、高大的树木或者人造建筑。了解水深非常重要,此外还要熟悉各个地区不同的海床结构《cD水手们通常会使用测深锤,上面附有带刻度的长绳,在底部的空凹处涂有动物油脂或蜡。当测深锤接触到海底时,海底生物的样本便可附着在动物油脂上。即使是在完全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测量深度和了解海底构造,大概推测自身所处的位置。P387
在引航员的管理方面,中世纪法律会严厉惩罚粗心大意或故意欺骗的引航员。15世纪中叶,《康梭拉多海商法典》(//Consolato del Mar)在巴塞罗那颁布,这是一部法律汇编,囊括了5个世纪中的海洋法及习惯法,其中明确规定:
如果一名引航员不了解当 地水域,却声称自己非常了解,而又无法提供他所承诺的引航服务,那么他就应该立刻被斩首,对他不需要有任何怜悯和仁慈@如果船只资助人不愿意将此事诉诸法院,他可以下令将引航员的头颅砍下,因为引航员对他说了谎,使其安全毫无保障,也使船上的雇员、船只和船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失去了保护。
然而,关于引航员是否应被斩首,并不是由船主独自决定,而应由航海家、商人及其他船 员经过讨论和调查之后共同决定。L5
同样,15世纪时英国的《海事黑皮书》(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中也规定: “如果由于引航员的疏忽造成一艘船迷失方向,那么水手们可以砍下引航员的头颅,而且在任何法官面前,水手们皆无需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引航员在引航工作上犯下了叛国罪。”
除了了解水上和水下的特征及其影响,水手们还必须知道如何控制船只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如何估计风压差(以免船只因风或者水流而偏离航线)。利用这些信息,可以通过航位推测法估计船只的位置。“善于观察的水手不需要先进的设备也可以做得很好,例如向船外扔一块浮片,通过计算浮片经过船身两点之间所需的时间,便可计算出海水的流速。因此,这类编人中世纪航海指南中的信息是十分有用的。但这无法取代经验丰富的观察,尤其是当船只冒险进入未知水域时,因为之前没有人了解相关的情况。P389
罗盘应用于航海要归因于航海指南(“portolano”一词来自意大利语,原指航海指南手写本的合集)和航海图的发展,这类指南为中世纪地中海的航海者所广泛使用,《航海手册》是现存最古老的航海指南。21后来,这些航海指南中皆附有地图,描绘了地中海海岸的轮廓。这种写实的地图与中世纪的“T-O”地图大相径庭,后者是高度程式化且对航海无所助益的。“T-O”地图的目的是为了展现一个有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耶路撒冷位于“T”的交叉点,“T”的一横一竖则代表着多瑙河、尼罗河与地中海,欧洲、亚洲和非洲位于这一横一竖之间,整个世界被大洋环绕(也就是“o”)。除了写实性,航海指南还有另一个特点,即风玫瑰图的自由组合。每一幅风玫瑰图皆有呈辐射状的恒向线,延伸至地图边缘,由此形成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交线。根据通用的约定,这些图是彩色的,黑色或棕色代表风,绿色代表半风,红色代表四分之一风。港口名称通常标在陆地一侧,垂直于海岸,偶尔也会通过旗帜或其他标记来表示。例如,在马略卡的制图师安吉利诺·杜尔赛特于1339 年绘制的地图上,便用圣乔治(Saint George,其家乡热那亚的守护者)的十字架来表示兰萨罗特·马洛赛洛与兰萨罗特岛之间的联系。
罗盘提供的是方向,而不是位置。确定船只相对于母港或目的地(如果二者的位置是已知的)的位置至关重要。一种最简易的方式是参照陆地上的固定物,不过当地平线上缺乏地标时。就必须依靠观察天空。在一年当中,月亮、恒星和行星的运行轨迹相对恒定,通过测量地平线与太阳或北半球的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便可以确定纬度。在测量纬度的仪器中,最古老的是星盘,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天文学家的星盘太过笨重和复杂,在航海时作用不大。乔叟的《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是现存最古老的英文星盘使用手册,篇幅长达15,000 字。不过到 1481 年,葡萄牙人有了一种适宜航海者使用的星盘,因其更为简易而得到广泛僚用,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达。伽马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的航海报告中皆曾提及。在航海星盘出现之前,用于航海的四分仪在约1460年已出现在文献记载当中。22导航工具日益丰富,包括直角器(15世纪末)、戴维斯四分仪(即反向天体高度测量仪,出现于16世纪末)、八分仪(1730 年)以及六分仪(1759 年)等。一直以来,这些都是航海者的基本工具,直到电子导航设备出现为止。而在海上确定经度的方法,则要等到 18世纪时精确计时器发明后才出现。P391
25 年后,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签订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其中有2个条款的影响尤为深远。一是确认了伊莎贝拉( Isabella)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并以西班牙获益的方式解决了加那利群岛的争端。葡萄牙则保留了对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以及佛得角群岛的所有权,同时被赋予在大西洋探险的自由。二是要求伊莎贝拉及其丈夫阿拉贡的斐迪南( Ferdinand)必须禁止其臣民及任何在其港口进行装备或补给的人,驶往葡萄牙的岛屿及几内亚地区已发现或即将被发现的土地。39因此,该条约给予了葡萄牙人绝大部分的领土收益,而西班牙人若想通过大西洋找到新的土地,就不得不往北或往西走。巧合的是,事实证明在向西航行至美洲的航程中,加那利群岛是理想的出发地点,哥伦布及其后来者很快就得知了这一点。P396
到这时,葡萄牙人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洋的可能性已经十分明显了,于是若奥二世在1 年之内派出了4支探险队前往东方,其中2支走海路,另外2支走黎凡特的陆路。他的目的,一是联络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国二是确定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洋的可能性,并估计随之而来的商业前景。前往埃塞俄比亚的使者死在了途中,不过,佩罗-达·科维良( Peroda Covilh刮在返回埃及之前用了5 年时间,到访了亚丁、坎纳诺尔、卡利卡特、果阿和东非海岸。科维良得知了使者的死讯,他很可能向葡萄牙国王发回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卡利卡特的贸易,并提及从“几内亚海”到达那里的可能性。42 然而在15世纪90 年代末,报告是不可能传回葡萄牙的。之后,他前往埃塞俄比亚,并留在那里直到去世。P397
大西洋上的探险活动吸引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航海家,出生于热那亚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他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将向南、向西航行,发现肥沃土地的延伸地区。那里既有岛屿也有陆地,那些地方人口稠密,盛产黄金、白银、珍珠和宝石。沿着这个方向航行,他将最终到达印度、日本以及大汗的国度。”44他并不是第一个相信这样的航行完全可行的人,但他自然是失败了。45哥伦布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大小,他没有到达亚洲,也没有进入东方巨大的香料市场。尽管如此,在建立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完整联系上,他划时代的成就是无法贬低的。如果说他胜过同时代的人,那么他的长处并不在于航海能力或直觉方面,而在于他对希望的执着。同时,他也不懈地追求金钱及政治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连接大西洋两岸的荣誉就会属于别人。P398
曾经与哥伦布同船出航的水手们也参与了其他的几次远航,对他们而言,当时所有探险者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联系。1499 年,曾参与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一名老水手阿隆索·德·奥赫达( Alonso, de Hojeda)回到了委内瑞拉的采珠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 AmerigoVespucci)是他在航行中的同伴之一,既是一名银行家、杂货商和探险者,也是哥伦布的密友,并十分偶然地成为美洲的命名者。我们不清楚维斯普奇在加入奥赫达的远航之前掌握多少专门技能,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暗示,是他指挥了这次远航。S‘后来,他进入了葡萄牙的政府部门工作。1501 年,,他重返南美洲,以寻找横穿南美大陆的向西的通道。维斯普奇的名望一是源自他关于新大陆探索和开发的数则报告,。二是由于他是南美洲的发现者。然而事实上,后者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包括德国制图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在内的读者看到了这些报告,瓦尔德泽米勒用“亚美利哥”之名来指称1507 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中所说的“南方大陆”( Terra Australis)。70 6 年后,哥伦布和维斯普奇都去世了,瓦尔德泽米勒将南美洲称为“特拉诺瓦”(Terra Nova),不过当时“亚美利加”( America)之名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并且也用于指称北美洲。P407
吴砺
202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