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

桐川

[size=2]林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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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nwu.com.cn/ 2003年第2期《人物》杂志 （文/包立民）
　　

　　清末民初，北京城里住着一位名扬海内外的文坛巨子。这位巨子不仅为桐城派的嫡传，以古文写随笔小品，长、短篇小说，而且开创了用改良了的古文翻译世界名著——长篇小说的先河。他翻译过的名著有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大仲马的《玉楼花劫》、《蟹莲郡主传》，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记)》、《滑稽外史》，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埃司兰情侠传》、《金塔剖尸记》，美国斯土活(史拖洛)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家事》)，希腊《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俄国托尔斯泰的七部小说，还译过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数种，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所译小说一百七十余部。这位文坛巨子就是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当时林译小说配套成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风靡全国。他是一个地道的畅销书作家，其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亚于今之金庸。难怪胡适要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如此高度地评道：“古文不曾做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成百余种长篇小说，并使许多学之之人，亦用古文译长篇小说。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欧洲狄更斯之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茶花女》和《迦茵小传》等书。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此之伟大成绩也!”

　　奇怪的是，这位古文翻译小说家并不懂外文，他翻译小说，请人口授，他笔述，两人合作，其笔译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往往口授未毕，他已译毕，据说他每小时能译千字，每天译四小时，翻译进程比科班翻译家还要快。当然因不通外文，误译漏译不少，也遭到了不少讥评，但他的译笔之美，着实令人倾倒，连鲁迅和周作人也不得不佩服赞叹!不少文学后辈，也因读林译小说而走上创作翻译之路。

　　关于林纾在翻译和古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已有诸多评述，这里从略。本文着重写一点他从文之余的诗和画，谈一点他在诗画方面的轶闻掌故。

　　林琴南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画家，还不是文人雅集上的即兴挥笔的风雅画家，而是名头不小在琉璃厂挂笔单的职业画家。据文史掌故家郑逸梅在《林琴南卖画》一文中记载：“偶检敝笈，犹存有民国十年(1921)林琴南更定润格一纸，如五尺堂幅28元，五尺开大琴条四幅56元，三尺开四幅小琴条28元，斗方及纨折扇均5元，单条加倍，手卷点景均面议。限期不画，磨墨费加一成，件交北京永光寺街林宅。”20年代初，在北京琉璃厂订有如此高润格的画家还确实不多。就拿齐白石来说，他55岁(1919)定居北京，卖画为生，在琉璃厂订的润格仍用1910年吴昌硕为他定的，为“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折扇每六元。”若以同期润格相比，林琴南的似乎还要略高于齐白石。齐白石初来乍到，京城人对这位声名不显的湖南老画师还不认，对他的小写意花鸟山水还不赏识，若以著名度来比，更是比不上林琴南了。

　　辛亥革命后，鲁迅初到京城，随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供职教育部。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沉浸在搜集汉画像抄写古碑帖上，因此，经常光顾琉璃厂古玩铺及冷摊，偶尔也买几幅画。从鲁迅博物馆的画库中，发现他藏有林琴南的一幅画。这幅画的来历，据1912年11月9日《鲁迅日记》载：“赴留黎厂(即琉璃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页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事实上鲁迅不到一周时间，就拿到了这帧山水，在同月14日的日记中又载：“午后清秘阁(伙计)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鲁迅早在南京求学时期就读过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在日本留学时期，不满于林琴南因不懂外文，误译甚多，而与周作人一起学林琴南用古文译小说笔法，译成了《域外小说集》。他刚到北京，就慕其文名，到琉璃厂清秘阁，花了四元四角钱预定了一幅山水，取来一看，感觉不太好，大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不过，这幅画还是珍藏保存了下来，保存在鲁迅博物馆里。鲁博研究员李允经在《鲁迅藏画欣赏》一书中收了这幅山水。

　　林琴南旅居京城，一身三任。既有按时取北京大学教习的固定奉薪，又有丰厚的小说翻译版税收入，更有高润格的卖画所得，真所谓财源滚滚。陈石遗戏称林寓成了“造币厂”——制造银币的工厂。但是林琴南还是唉穷，郑逸梅提到的民国十年笔单上曾附诗题道：故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增何润?坐待饥寒作甚么?当年被人讥为作伪。

　　


　

　　

林纾手迹

　　

　　林琴南唉穷是否真的作伪?据香港作家、知情人林熙在《听雨斋随笔》中记载，他年少时，与乡里的林述庵、王薇庵为生死交。述庵死于1890年，只得中寿，幼子林复生方13岁(笔者据林纾撰《林述庵哀辞》记载，当为16岁)，家中人口多，林琴南就收养他在家，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教他读书成人，后来参加辛亥革命，攻打南京时立了大功，孙中山很夸奖他，说他是模范军人，授陆军少将。

　　林琴南不仅抚育了老友林述庵之子——武将林复生，还抚育了老友王薇庵之子王雨楼。王雨楼十一二岁(又据林纾撰《告王薇庵文》，当为14岁)父亲去世，无人抚养，林琴南立即负起世伯责任，养在家中，凡12年之久，后来中举人。他除培养抚育了一位武将军和一位文秀才外，还收养了亲友孤儿十多人，都供养其膳宿读书，教养成人。

　　林熙在《听雨楼随笔》中所记之事，在林琴南的两首《七十自寿》诗中也有反映，诗云：

　　总角知交两托孤，

　　凄凉身正在穷途。

　　当时一诺凭吾胆，

　　今日双雏竟有须。

　　

　　教养兼资天所命，

　　解推不吝我非愚。

　　人生交友缘何事?

　　忍作炎凉小丈夫?!

　　林氏的《七十自寿》诗，正是作于民国十年，也就是他更定笔单，提高润格之年。由此看来，润格中所附诗句“故旧孤孀待哺多”是实情，支出太大，不得不增加画润，而非“作伪”。讥林作伪之人大概不了解林家实情，错讥了一诺千金，侠义心肠，为友人办事两肋可以插刀的大丈夫林琴南了。

　　也许有的读者要问，林琴南画润一增再增，是否与他的文名也有关，文名大了，水涨船高，画价也随之升值?此问不能说错，名人字画的价值大小，大半确实取决于书画家的名头大小，名头越大，价值也相应要大。林琴南的画润之所以能不断升高，固然与他的年资文名有关，也与他画得比较工细地道有关，也就是说，他还不是那种光靠文名，大笔一挥，逸笔草草画那种糊弄人的所谓“文人画”。也就说他的画还是有传统功底的，是有画内功夫的，而不是“野狐禅”。那么林琴南究竟何时学画，他的老师又是谁?关于这方面，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及。

　　谈及林琴南的师承，先要谈一下他的家庭出身，1852年他出生在福州闽侯，“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这是他在《冷红生传》中写的一段自况。冷红生是他的翻译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用的笔名，故这篇传略也可看作他的自传。

　　他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诗文启蒙老师薛则柯，另一个是绘画老师陈文台。薛则柯教他诵读杜(甫)诗欧(阳修)文，提高他的古诗文修养，使他终身受益。可惜时间不长，只有三年左右。14岁，他又转拜石颠山人陈文台为师习花鸟，兼习诗书，随师26年，直到陈文台病逝。关于这位老师，林琴南在《石颠山人传》中写道：“山人氏陈，讳文台，字又伯，温陵人，余师也。山人长身玉立，疏髯古貌，善诗工书，能写高松及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

　　林琴南年少体弱，加上家境清贫，营养不良，得了咯血之症(也许是肺病)，十年未愈。初拜师时，山人见他有此疾，很是担忧。后来看了他写的十多首诗，才放心道：“可矣!气遒而舒，声远而响坚，孺子不能夭也。”据林氏自述，他自20至30岁的十年中，每月吐血斗余，不吃药，病情也不发展。在这十年中，每日读书作画不断。“自计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饱读吾书且以画自怡也。”大有我不畏死，奈何以病惧之的劲头，硬是以书画当药治愈了咯血之病。20世纪30年代，德国发明了治疗肺病用空气疗法(一种针剂)。林琴南居住在横山琼水之乡，依山傍水，空气新鲜，岂不是天然的空气疗法?又日夕挥笔作画，亦是人为的气功疗法。难怪“不亲药，疾亦弗到”，十年自愈。

　　林琴南从师学画26年，得山人翎毛用墨之法，又能变化到山水中去，山人看了十分赞赏，认为他能“不拘一法，触类旁通”。但是，毕竟入手不高，入眼的名迹不多，又要教家馆，为生活奔波，尽管他习画时期不短，但没有长足的进步。林译小说成名后，又整天忙于翻译，作文教习(由教家馆到教京师大学堂)，无暇作画，一放就是十多年，直到晚年他辞去教习放下译笔，重提画笔。据说他作画甚勤，每天站着作画数小时，应付笔单订画，难以创作精品佳作，这也是实情。

　　林琴南曾有题画诗曰：“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竟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诗中抱负甚高，但要说他画中的苦瓜(八大)味，却很难能品味到，他的画多工细渴笔，走的是戴醇士一路家乘笔法。流传作品有《理安山色图》、《仿王畦山水图》、《江亭饯别图》、《篝灯纺织图》、《秋夜课图》，等等。

　　谈及林琴南的诗，他早年学过诗，对杜诗颇有会心，但很少写诗，尤其是文友之间的应酬索和之诗作得更少，曾向友人坦陈过“诗非所长休索和”。诗是否真的是林琴南之短呢?并不尽然。从现存的《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及不少题画诗来看，他的诗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少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尤其是涉及清朝时政的“新乐府”，更是切中时弊。诚如高梦旦在《闽中新乐府》书后中说：

　　甲午之役，我师败于日本，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时表兄魏季子先生，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余馆其家，为课诸子……林畏庐先生，亦时就游，往亘数日夜，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俄顷辄就，季子先生为出资刊印，名曰闽中新乐府。《闽中新乐府》民国年间由商务重印过，而今已难以见到，现抄录《关上虎》以窥一斑：

　　虎来!虎来!

　　关上人多安有虎?

　　蠹役作威挟官府。

　　小民负贩图营生，

　　截路咆哮闻虎声。

　　虎吃肉，不留骨，

　　官纵虎丁侦绕越。

　　官岂全无恺悌心，

　　当关纵虎伤行人。

　　无如比较急于火，

　　宁我负民勿负我。

　　堂皇飞签责虎丁，

　　有船到关船须停。

　　虎丁得钱实腰橐，

　　诈言船过船无错。

　　即将膏血濡爪牙，

　　私货过关关不哗。

　　有私易行无私滞，

　　小民私纳成常例。

　　丁饱其余始及官，

　　官丁附丽如肺肝。

　　民间罚税重于税，

　　二分归官八归吏。

　　罚款储为比较资，

　　虎丁常饱官不臞。

　　吾思皇帝忧民瘼，

　　不知此辈穷形恶。

　　不行比较幹更深，

　　专行比较丁复虐。

　　只有加税全免釐，

　　釐金全向进口索。

　　庶几虎患无由作!

　　诗前有作者原注“刺税吏吏丁横恣陷人也。”针砭清政时弊，不言而明。在林琴南的诗歌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题画诗，他的题画诗，也都是有感而发，或写画中之景，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很少写与画无关的诗，更少录前人诗词。李响泉编撰《清画家诗史》收录林琴南题画诗六首，中有《甲寅(1914)秋日为李响泉写纪游册并题钞三》，兹抄录其一如下：

　　



　　

林纾画作

　　

　　雨暗西泠万柳低，

　　孤山隐隐草萋萋。

　　遗民低首行宫路，

　　循过苏堤又白堤。

　　自注：西泠打浆。西湖惟西泠桥最幽邃，可通苏堤，小舟往往循行宫而过，年来景物当不堪问矣。

　　林琴南庚子(1900)年间，曾游过西湖，并小住数月，这部赠李响泉的纪游册页，是记十四年前游西湖的景物，当年他是清王朝的举人，故有“遗民低首行宫路”之句，又有“年来景物当不堪问矣”之叹。

　　十分有趣的是，林琴南借居杭州期间，居然写过多首白话道情，刊登在友人编的《白话日报》上，事见林纾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五四运动中，曾被视为反对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居然早在1900年(较陈、胡早十多年)，就尝试写作白话道情，写白话口语掺杂其间的《闽中新乐府》(参见前引《关上虎》)，可见要评述一个作家的创作言论(理论)，也应全面考察其创作实践，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摘出了林译文中采用白话口语多处的例子。可见他也不是一味反对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更不能因一时一地的言论而废人，一棍子将他打入冷宫。可惜当年林琴南在刊行期很短的《白话报》上创作的“白话道情”，怕已很难读到了，未读作品，我不敢妄评。

　　林纾晚年自费出资刻印《畏庐诗存》，曾致信李宣龚，信中谈到了他的诗学门路：“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

　　钱钟书在前文引述了林致李信后评道：“可见他对自己的诗也颇得意，还表示门路很正，来头很大。”不过，据说他对写作古文自视更高，认为在桐城派“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如果有人问及林琴南一生诗文创作翻译绘画，何以排列次第，他也许会说，古文为最，诗次之，画次而又次，翻译为末耳。不知九泉之下的畏庐公是否会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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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

老汉有一个学生，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林纾的。如果哪位网友愿意认识他，老汉可以帮助搭个桥。

桐川

[size=3]新文化主将与旧文学遗老之缘：鲁迅藏着林纾的画

北京日报

　　作者：老蕤

　　老一代读书人对林纾的感受是特别的。五四前后的文学爱好者差不多都喜欢看林译的作品。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讲到林译作品对自己的影响。观点里透出有趣的东西。我在民国文人的笔记里，偶能看到对林纾的记载，骂者与捧者都有，复杂得让人不好判断。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读到林纾晚年卖文为生的片段，不知道为什么，对其的看法却和文学史

里描述的不一样，一点也恨不起来。虽然知道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可现在想来只是独自一人的抗击，观点落伍，而看法并非一无是处。就国学的深与文字的浑厚而言，搞新文化者未必比他都高明的。只是那时的环境太坏，谬论一出，一旦被权力者所用，后果是不堪的。换在今天，这老头的叫唤说不定有喜剧效果也未可知的。

　　我在鲁迅的藏画里看到一幅林纾的作品。系山水图，通篇静穆和素雅，内中含着古老的气息。林纾虽是清末之人，所做的水墨画，却有宋人气，在韵律上有习习古风。鲁迅何时购买的它不得而知，想来在北京时期是无疑的了。我自己猜想鲁夫子收藏此物，是一种情结作怪。年轻的时候，喜读林译的作品，对其文字有种感念吧。林纾自己不懂外文，靠朋友的口译而写成汉语，用语奇特，古文的妙处都散落其间。读起来是有味道的。加之故事的离奇，情境的新鲜，是俘虏了无数读者的。鲁迅初次搞翻译时，文风就受到了林纾的影响，用字的讲究，含着深深的学问。那也可以说是自己当年的老师，虽然后来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

　　林纾是个值得好好研究的人。他生于1852年，逝于1924年，一生写作很多，尤以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闻名，一时成为文坛英雄。他的作品我读得很少，除几篇译稿外，只浏览过一些随笔。我的印象里，他的短文和他的绘画很像，走的是古典的老路。桐城派的优点都闪烁其间了。这个老人是很得古文妙处的，从先秦到唐宋，千百年间汉字的内蕴被继承了下来。当年轻一代说古文已死去了以后，他却滋滋有味地呈现着古文的神姿，旧文体在他笔下还有着无尽的情调。古代的名家里他独尊司马迁和韩愈，身上也染有一点他们的气息。其文善于变化，字词多婉转之美，笔下的山水图亦得唐宋间性灵之味，内心的古典美是明显的。我觉得要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不读原始的材料，现代文学史中的林纾，似乎过于简单化了。

　　民国二年时，林纾作《畏庐漫录》一书，自序云：

　　余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证，故着意为小说……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

　　林氏写小说，也多有趣味的地方。读书那么多，却不以诗文为正宗，对乡野的逸事多有关照。那也可说是平民气的，总比迂腐的士大夫要好一点。他的文字不都是板着面孔的，有的地方还很幽默，读后发笑。见解呢，也非那么浅陋，有时亦有高明处。只是还带着封建文人的奴性，被旧的习气缠得太久，偶尔让人不太舒服。就文章的内容看，简洁、委婉，善于变化。真真是小品的高手。这样的笔记体，不仅周氏兄弟佩服，连茅盾这样的作家，也自叹弗如的。林纾让我感动的地方是，那么好的旧学根底，却不在载道的船上久住，而是甘心写道听途说的断章，且把文字揉得十分漂亮。这在晚清，是一个奇迹。古文在他那里，放了最后的光芒，像流星一闪，遂消失在夜空里。我们说旧文明的回光返照，他的一生，可作一例。在惊叹那文字的精确、儒雅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之生于变革之时而扼腕。

　　关于林纾，鲁迅没有什么评语，在他的视野里，想必是不能忘记的人物吧。我有时在他的藏画里，偶尔看到那幅山水之影，不禁生出感叹。一个是新文化的骁将，一个是古文的大家，虽有点水火不容，可细想想，好像彼此有点什么联系。但那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回忆自己读过的文章，也不能不感谢两人的智慧。我们喜欢高山，但也不该忘却丘陵。在这个星球上，每一种存在，都是有让我们惊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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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雨堂

呵呵，确是“自家门口无风景”。出了远门，而且又过了长一些的日子，就会觉得原来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看看“长安一笑”、“江淮之波”等人的系列诗文，我就更觉得是这样的了。

桐川

林纾晚年的“遗老癖”

司徒允

　







林纾（字琴南）作为一个文人，终生以教书鬻文为业，虽六十岁以前属大清子民，且有举人身份，但政治上与清廷并无瓜葛，直至宣统退位，他仍保持着清纯的“处士”之身。可是，民国以后的十余年里，这位林老夫子竟以遗老孤臣自居，眷怀光绪，屡谒崇陵，进而与逊帝溥仪相通问，俨然成为清皇室的“忠贞义士”。

事实上，林纾三十一岁中举以后，求仕之心颇切。他先后七次千里迢迢自闽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沉浸于此近二十年，却均遭落第。戊戌变法失败，林纾悲愤之余，益感官场贪鄙，加之《茶花女遗事》大获成功，寄情译述亦可闻达，故从此绝意仕途。此一逆转，意志甚坚。其后，尽管礼部侍郎郭曾忻、邮传部尚书陈璧因推重林的才学而先后向清廷郑重推荐，却皆被林纾极力辞却。此时林氏自谓：“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正是这副傲骨，使他对执意出仕的长子林圭也期期劝以不可。不过，斩绝宦情并非等于漠然时事。庚子以后，国事日非，林纾常怀“望阙心酸，效忠无地”的情绪，对光绪深致同情，期待这位明君有朝一日重操权柄，起振国运。因此，他对于“吴越楚粤之士至有倡为革命之论，闻之心痛”，曾“痛苦与言尊王”，以挽世道人心。当然，林纾常年译述西洋小说，间接受到西方社会观念之影响，对民权之说亦有深刻体认。及至宣统元年，面对“吾国当枢，皆乃庸才”，且一味拒绝立宪请愿的现实，他也不禁慨然长叹：“清廷将失人心。”辛亥前夕，他致书好友，抒发忧怀：“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显然，此时的林纾对病入膏肓的清廷已不存什么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林纾的交游中颇有些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像早年被西太后罢斥、复出后荣任宣统帝师傅的陈宝琛，以及官至巡抚的张曾剔、沈瑜庆等人。然而林氏与之更为投契的却是一些愤世嫉俗、敢于直言进谏而郁郁不得志的言官，诸如高凤歧、江春霖之辈。林纾与他们在“时局破碎，士心日涣”的王朝末世，显然具有更多共同语言和情愫。不难想像，倘使林纾步入仕途，以其特有的狷介性情行事，必不见容于昏聩至极的晚清朝廷，难保不落得个斥逐山野的命运。就此而言，林纾中途放弃仕途欲念而折入卖文生涯，焉知不是“塞翁之福”？

故而，武昌起义硝烟散去，大局明朗之后，林纾从迷离的思想状态中挣脱出来，也顿觉畅快和轻松：“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宣统退位诏书颁布，京内庆贺“光复”，林氏更从中悟识到“人心之向背”，于是向老友表示“新正当易洋装”，全然一派“咸与维新”的气象。民国成立后，一向蛰居书室著文作画的林纾居然也作起书生议政的时评文章，对南北议和、政治统一等焦点问题大发议论，甚而出任倾向袁氏政府的《平报》编撰，亦不辞“为机关报做说客以取媚于政府”之讥，因为他自恃：“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此时的林老夫子，尚无任何以前清遗老自命的迹象。此时他天真地以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则中华有望矣。当然，在这“万物更始”的亢奋和希冀中，他没有忘记当年奋力变革的光绪帝，因而提示国人：“奉劝共和五族贤，回头须悯奈何帝。”民国二年（1913年）春，他独自赶往河北易县凭吊崇陵，借以发抒恋念故主之情。这种眷怀光绪帝的情绪，随着他对民国政治的极度失望而大大延展，终致成为其自甘遗老且颇显乖张的基因。

其实，清末以来对光绪帝寄予同情的大有人在，林纾并非政治中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他的崇尚光绪帝，纯属一般士人的价值判断所致，这与他立意做共和国民似乎也并无扞格。然而，民国以后种种伤心惨目的现实促使林纾的社会政治倾向急剧折返。他为《平报》所撰百余篇《讽谕新乐府》集中表现了其对共和制下一幕幕政治丑剧的厌恶，其中相当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态。依他所见：共和之后，天下纷争，全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政客们只知党派，只顾个人势利，陷国家于“浑天黑地无是非”之境，社会的实际情形甚至还不如前清。这样，他便愈加感怀光绪帝，思慕那已成前尘往事的清季风光。其实际举动，便是愈加虔诚地频繁哭谒崇陵。林纾晚年先后十一次谒崇陵，并撰文作诗绘画，志念谒拜感受。到第五次谒陵归来，他便吟出“老来早备遗民传，分定宁为感遇诗”了。

林纾暮年自甘遗老，除不满现实的原因之外，还与他以古文自负、刻意追求传统伦理价值的文化特性有关。林氏以译书得著名声，说来也是大器晚成：林纾之名风行南北之际，这位“冷红生”已届知天命之年。既然“不审西文”，却能以古文功力转译西书，那么受世人欢迎的与其说是异国风情，莫如说是自家那冠绝一时的桐城古文（虽多少已有变异）。无怪乎，林老夫子越是名声远播，他便越加嗜古如命而自甘酸腐。非但如此，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某种幻灭心理，使得他不自觉地将道统、政统合二为一，从而在内心聚集起一个日渐牢固的“遗老情结”。

林纾以古稀之年不辞远途屡谒崇陵，迭发悲声，虽不曾感动上苍，起到挽回世道沉沦的功效，却使蜗居紫禁皇城的逊帝溥仪从中看到些微希望，亦颇为感动。林纾二次谒陵不久，溥仪便书写“四季平安”春条一幅相赠，从而使林纾与清皇室有了直接关涉。这其中的牵线人显系陈宝琛。陈备受逊帝崇信，言听计从自不必说，林与陈则为同乡，彼此交往颇契。陈师傅教读溥仪，林氏著、译亦在推荐读物之列。溥仪自述十三四岁时所读书中，即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而内中林译小说占相当比重。至于古书，这位少年废帝则“读的不少，时间也不短”。林纾编撰《左传撷华》一书甫竣，陈宝琛便将之进呈溥仪，溥仪读罢全书颇满意。陈转述于林，林又呈送自绘扇面，溥仪览之不禁深深叹服林的才华，遂手书“烟云供养”春条相赠，并允许陈宝琛将内府名画带出任林纾鉴赏。对此，林纾视为“三公不与易”的恩典，特将京寓春觉斋改名为“烟云楼”。正是由于与小朝廷的这番关联，当1918年春一些议员愤于“丁巳复辟”提出削减优待清室条件时，林纾即以“六十七岁老民”名义投书参、众两院，曲意为“少帝”开脱，力争仍如其旧，一切从优。这一“忠义之举”，博得溥仪第三次向其颁赐春条，曰“有秩斯祜”。

不过，林纾对清皇室的忠诚并未仅仅表现于“外争”，还进而发展到“内劝’。1919年冬，他写信给陈宝琛，请陈和另几位“帝傅”奏请溥仪节省宫中用度，遣散太监，以免皇室“坠人窘乡”。此番“忧上”之心，颇有犯颜进谏之概，溥仪做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在正统遗臣们看来，林氏此举不免越俎代庖，违礼太过，不知身份。此前，林纾以布衣之身频谒崇陵，业已招致“沽名作伪”的讥讽，而今竟然对内府事务指手画脚，遂使一些皇亲近臣大感不快。郑孝胥甚而致函林纾，对这位乡试同年的若干言行不无微词。然而，林纾却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明确自认：“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摆出一副愚忠不畏笑骂的姿态。1922年底，溥仪大婚，七十一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绘四镜屏呈进。溥仪感其诚，亲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大为感激，撰成《御书记》，内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至此，林纾的遗老情结已达极致。林纾病逝后不足一个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便将溥仪逐出禁宫，结束了北京小朝廷的历史。看来林老夫子死得其时，不然或会以命相拼亦未可知……

社会大变动之际，思想文化的总体变更往往滞后。变动所带来的诸多混杂现象，也易于使人不如意。当人们尚难清晰瞩望未来前景之时，有些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已逝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梦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去展玩，追恋那往日的“好时光”。这种社会心理现象通常属于非理性的，但也相当真实地折射出社会步履求新不明、求旧不能的矛盾境况。这正像阴霾躁闷的空气有待阳光的出现或暴雨的洗涤一样需予厘清。林纾的“遗老癖”，虽然今人看来多少带些喜剧的滑稽色彩，却从一个特别的侧面显现出清末民初之际某种迷离乖张的人情世态，而其中所包容的社会内涵，却是值得探究，不应轻忽的。

（《林琴南文钞》二卷，胡君复选，上海商务印务馆1926年版；《春觉斋论画》，林纾著，北京中华印书馆1937年版。）

此马甲用于灌水

年轻时乱看书，买过《林译丛书》中的几本。买来却没用心看，主要是那些作品用半文半白翻译，今人看来不堪忍受。

前面介绍林纾的译作中，没有看到他翻译日本人写的《不如归》，到目前为止，我还只看过那个版本。那是日本人写的甲午海战，作者没有过多地着墨政治立场，只是描述海上战事。书中作者对中国人的战法提出了很多设问，译者就在那些设问后来解答，或者在书中插入议论，读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PS：当年买《林译丛书》时，还是在部队工作时期，那时资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能看到桐城的只言片语也很兴奋，在济南的泉城书店看见一个广告牌，专门介绍林纾，那桐城派几个字便让我买下几本，呵呵~~~~

我看到在这里有很多转来的文章中，无论说什么的，总有个桐城字眼，看来如当年在外乡的我也差不多，缘于爱乡之情吧。如今我却没有了那样的激情，可能是并不了解故乡的原因，也可能是“自家门口无风景”之故吧。

童中

桐城派晚期人物,生不逢时.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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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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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