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三祖之方苞传

桐川

[size=3][size=3] 方 苞
方 苞

一.本 传

(一)

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清 安徽 桐城人。 论学以宋儒为宗，推衍程、朱之说，尤致力於春秋、三礼，文学韩、欧，严标义法。义指内容，法兼形式。尝以「学行继程、朱之後，文章在韩、欧之间」与友相勉。 所写文章，平实严谨，以「雅洁」著称，以经义为宗。尤精古文义法，世推为桐城派之祖。 其後刘大櫆、姚鼐承其绪，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树立桐城派古文之宗风。导扬有清散文之主流。姚鼐云：「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文章之冠」。 著有望溪文集十八卷，春秋通论、礼记析疑、仪礼析疑、周官集注等。


　

(二)

方 苞(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 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籍。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三)简 传 及 著 作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望溪，安徽桐城人，生於康熙七年，卒於乾隆十四年，得年八十二岁。方氏为桐城人，生於南京，少年受学於父兄，年二十游学京师，为在京学者李光地、万斯同、李绂等学者赏识。康熙四十五年（1706）会试中式，榜未发即因母病驰返家侍奉，翌年并因父丧守制。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戴氏是方苞的学生，《南山集》并曾援引方氏族人方孝标所撰论及吴三桂的书，方苞被捕下狱，但於狱中仍读书不辍，被解至京师为奴，旋被免罪，先後受命入值南书房及畅春园，编校天算律历书籍。康熙六十一年任武英殿总裁，雍正皇帝即位，恩赦方氏全家，因得回籍。翌年再返北京，先後任武英殿总裁、左春坊左中允、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等职。乾隆皇帝即位後，方苞完成较重要的工作计有：编选《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四年[1739]刊行）、充任《三礼义疏》总裁（《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1738]刊行）。方苞於乾隆七年致仕返南京，读书治学以终。生前刊行著作有《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身後《方望溪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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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鄂尔泰<赠方望溪>

　　六经治世非土苴，相期津逮闚垠涯。抉经之心不易得，词林文苑徒纷拏。《博物》但解辨鼮鼠，《搜神》或诧名驺牙。心井偪塞航断港，银海掉眩生狂花。此曹正坐读书误，遗弃根本搜枿芽。桐城望溪我老友，学崇中正防奇邪。说经铿铿究终始，尤于三《礼》咀其华。《曲礼》增删繁就简，《正义》参订蓬扶麻。群书穿穴寻圣奥，下帘每听鼓三挝。方今重轮陛下圣，五纬顺序曜帝车。致君尧舜诚有术，许身稷、契非矜夸。天地人祀各识职，往谐秩宗帝女嘉。惟寅惟清恭朝夕，诏兼书局穷罗爬。吾衰旧闻苦荒落，妄冀邃密商量加。间送一难辄许可，琼琚乃报投木瓜。姚姒上溯下闽洛，青镜恐食妖虾蟆。岂邀名誉嗣圣德，宁望荒远登羲娲。所贵经学適时用，暝坐曜若翻金鸦。委蛇退食时过我，剧谈恒沦头纲茶。翛间依然两学士，相视一笑无喧哗。张苍伏胜暨辕固，经儒往往臻耇遐。朝廷会行乞言礼，洗爵君且斟流霞。

鄂尔泰，字毅庵，满洲旗人。康熙己卯举人，世袭佐领，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封一等襄勤伯，加太传。谥文端，配享太庙。有《西林遗稿》。

桐川

中一房（方琳之后）
方以智家族简单世袭：

方德益（桂林方一世祖，居县城）------五世孙方法--六世方法长子方懋（字自勉）--方懋长子方琳（字廷献，7世）---其子方印（8世）-----曾孙方学渐（11世）--长子方大镇（12世）--子方孔炤（13世）---子方以智（14世）---子中德、中通、中履（15世）--中履子正瑗（16世）--正瑗子方张登（17世）--子方赐豪（18世）--十九世（佚名）--子方宝仁（20世）--子方昌翰（21世）




六房（方瓘之后）
方拱乾家族简单世系：

方德益（桂林方一世祖，居县城）------五世孙方法--六世方法长子方懋（字自勉）--方懋五子方瓘（字廷璋，7世）------五世孙方大美（12世）--五子方拱乾（13世）--子方孝标（14世）--子方登峄（15世）--子方式济（16世）--方观承（17世）--子方维甸（18世）--

六房方苞家族简单世系：

方德益（桂林方一世祖，居县城）------五世孙方法--六世方法长子方懋（字自勉）--方懋五子方瓘（字廷璋，7世）------五世孙方大美（12世）--四子方象乾（13世）--子方帜（14世）--子仲舒（15世）--子舟、苞、林（16世）--舟子道希、苞子道章（17世）--道希子惟敬（18世）



方观承与其子方维甸、侄方受畴为方氏三总督

方学渐孙子方文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方氏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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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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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苞文化研究专辑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讬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对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讬。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字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祔。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敛，敛袒右臂以自罚。

壹、 前言



「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1]桐城派崛起於康熙年间，雄霸清代文坛长达两百馀年，几乎与清世的统治相终始，是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久、影响层面最广的一个文派。[2]桐城派理论上的建树乃由鼻祖方苞以「义法说」而奠立基础，方氏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後，再举古文运动的大纛，其同邑刘大魁、姚鼐相继而出，蔚为风潮，是故方苞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本文将先介绍方苞的生平，再以«;;方望溪全集»;;为基础，参考相关评论、文集，来探讨他的文学理论、作品风格 ，并以其文章做实际的创作赏析。

贰、 方苞生平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七年生（西元一六六八年），乾隆十四年卒（西元一七四九年），享年八十二[3]。四岁时其父曾以「鸡声隔雾」嘱他做对子，他对以「龙气成云」[4]，夙慧如此。少贫励学，早年即以古文闻名一时[5]。康熙五十年（西元一七一一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语多狂悖」，方苞为其集作序而株连下狱。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因「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6]，经此转折方苞始能幸免於死。方苞蒙受圣祖赦罪後感恩戴德亦力求回馈，对民生、水利、考试、赈灾……等相关朝政多有建言[7]，从中更可知道他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但终康熙一朝，并未任官。至雍正年间授内阁学士、命教习庶吉士；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年）迁礼部侍郎，前後充任经史馆总裁、


方苞与图书编篡学

陈幼华

[摘要] 本文对清代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的生平及为人进行了简要的概述；阐明了他的“义法”图书编纂思想，说明其在他编纂活动中的应用及影响，并对他的“义法”思想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方苞 图书编纂
1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

1.1方苞生平
方苞生于清康熙七年（1668）夏四月十五日。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桐城县）人。幼时就聪慧过人。五岁，父仲舒即口授经文章句。十岁时，随兄百川读经书古文。二十二岁，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即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十四，入京师，游太学。安溪李光地见方苞的文章后叹日：“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长洲韩 ，文名海内，评其文日：“庐陵（欧阳修）无此深厚，南丰（曾巩）无此雄直，岂非昌黎（韩愈）后一人乎？”经学家万斯同降齿德与之交。在其影响下，辍古文之学，一意讲求经义，开始读宋儒之书。故与姜宸英、王昆绳等自论行身祈向，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十二，举江南乡试第一，中举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十九，应礼部试，得中进士，名列第四。因闻母病，未预殿试而归里。这时，方苞时文、古文皆有名声。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南山集》“语有悖逆”，戴被捕入狱，因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也被牵连入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方苞因蒙康熙帝看重自己的文章而免死出狱，并被召入南书房供职，充任皇帝的近身秘书，从此开始仕宦生涯。后蒙养斋供职，编校《御制乐律》、《御制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命先生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即位后，方苞先后被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迁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官至礼部侍郎，前后充经史馆总裁，文颖馆、三礼馆副总裁。乾隆七年（1742），方苞以75岁高龄辞官归家，乾隆十四年（1749）病卒，享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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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3 方苞文化研究专辑

1.2方苞其人

方苞身材修长，相貌清癯；目光炯炯，视人如电。生性聪敏，四岁即能属对。一天，他父亲信口占一上联“鸡声隔雾”，他接对“云气成龙”。他信奉程朱理学，一生恪守儒家忠义孝道，克已修身，自律很严。性情刚直，不逢迎权贵，不冤屈好人。好面折人过，不留情面。方苞爱国爱民，密切注意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振兴国家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他的许多言论、文章及行动中都体现了他希望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愿望。



1.3方苞的著述及散文



方苞一生著述繁富，大致有《望溪文集》《周官辨》《春秋直解》《仪礼析疑》《礼记析疑》《礼记析疑》《丧视或问》《春秋比事目录》；他以和硕果亲王的名义编选的《古文约选》影响较大。方苞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其散文作品清真雅正、内容充实、意蕴精深、言之有物；章法谨严，选材精当，不枝不蔓，言之有序；语言简炼雅洁，风格古朴凝重。无论写人状物，叙事抒情，均善于运用点睛之笔，以少胜多，以小见大，感情真挚，剪裁得体，寥寥数语，意象便跃然而出，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2 方苞的图书编纂学思想



2.1“义法”说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方苞在哲学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在创作上推崇韩欧古文。他论古文，必日“义法”。在《又书贷殖列传后》中他解释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他又说：“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义法”一说，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江隐，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繁重，以制义法。”这里的“义法”，当指孔子作《春秋》的义例笔法，而方苞取为已用时，则强调在以内容为主的前提下，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2“义”解



“义”是对编纂内容思想方面的要求，即所谓“言有物”。方苞编纂活动中所要表现和阐发的“义”，主要是儒家的纲常大道和程朱理学的义理。在《答申谦居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章都表明了他坚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他认为文章本源于儒家经典，应以儒家的道义，特别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春秋》之义为根柢。所以《望溪文集》中到处流露着对忠、孝、仁、爱的歌颂，对贞女烈妇的赞扬。民族主义思想、中国传统中的忠义气节在他编纂的《田间先生墓表》、《石斋黄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等文中都有深刻的体现。方苞治文以济国的思想统摄了他的编纂生涯。在《狱中杂记》《记开海口始末》《陈驭虚墓志铭》《逆旅小子》等文中，他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官吏结党营私、漠视人民疾苦，权势之家危害人民等问题。



2．3“法”解


“法”指文章法度，是对形式方面的要求。虽取用《易艮》“言有序”来概括，但实际上包括对文章的结构、材料的剪裁取舍、语言锤炼等。由此可见，方苞论文章，不尚空言义理，不使流于抽象空疏，而要求言之有物，要求要有实际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文章所言的义理，意在为人们所理解，为社会所实用，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语无伦次、杂乱无章，而要言之有序，即要求文章要讲究好的表现方法。“义”决定“法”，“法”体现“义”，即方苞所言“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方苞所主张的“法”，可以作以下概括：
⑴内容简洁。要求选材精当，芟刈繁芜，达到精炼雅洁的境界。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中，他提出了选材标准。要想使选材精当，达到精炼雅洁，方苞提出“常事不书”的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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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4 方苞文化研究专辑

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有关治乱者。班氏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馀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书汉书·霍光传后》）

他认为古文之洁，不只是文无累辞，而更在于不载杂事。他说：

柳子厚称太史公日：“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书萧相国世家后》）

⑵详略得当，结构布局得体，且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要求，“诸体之文，各有义法”（《答乔介夫书》）即指此。他认为该详的事必具首尾，而其旁见侧出的枝节问题，也要完全记载下来。他说：

古之良史，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书汉书霍光传后》）

⑶事实真切。即编纂材料必须真实可信，如果不可信，则是文章之病。

⑷脉相灌输。这是就篇章结构而言。桐城义法既讲“言有序”，就必须讲究条理清晰、脉络贯通、文章畅达、结构严密。他说：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⑸语言雅洁。这可以说是方苞编纂活动的标准。“古之气体，所贵清澄无滓”（《古文约选序例》）。“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气竭而光润生”（《与程若韩书》）。他认为“雅洁”做得最好的是《左传》、《史记》和韩愈文。归有光“辞是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他认为文中若有释家语、小说家语、宋儒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板重语、诗歌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以及诗话、时文、尺牍语等，就不雅洁了。俚就不雅，繁就不洁，这是方苞对“雅洁”所作的最简要的说明。

方苞与图书编篡学

⑹风格古朴。桐城古文崇尚古朴，认为文章以老练素朴为高，反对文句佻巧华丽，要求自然平易，不造作，不要骈俪，不要重叠，不要排比，不要设色，不要一切修辞手段，否则文章就近于俚俗、幼稚、佻巧。

⑺情辞动人。这也是古文义法的重要之点。他说：

来示欲于志有所增，此未达于文之义法也。昔王介甫志钱公辅母，以公登甲科为不足道，况琐琐者乎？……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与程若韩书》）

方苞的编纂活动以“义”为综，“法”只是用来表现“义”。所以其文章的详略长短、布局谋篇、材料选择、语言风格全都是围绕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而定。从他的实际编纂活动来看，他实际上是重“义”轻“法”的，这对他的图书编纂有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也因此缺乏文采，不生动。但他“文以载道”的思想、编纂工作应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还是值得提倡的。

3 “义法”在方苞编纂活动中的体现

3.1在作品中的体现

上文所述的几种法度，方苞在他自己的编纂工作严格遵守。以简洁的内容表达复杂事件，在《田间先生墓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仅用四件事就栩栩如生地表现也田间爱才、谦逊、平易近人的道德风貌和他痛恨逆阉、不畏权势的气节。在详略问题上，他写传记，也遵循一个具体的要求，即“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方苞为文，莫不尊重事实。他所作的墓志铭，其墓主皆是他所亲所善，其事都为亲见亲闻，不肯徇人以情。脉相灌输，在《南山集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在自己的编纂活动中，方苞恪守他的义法理论，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艺术特色。他的许多文章无论在立意上、语言上都如一潭秋水，清澈无尘，雅洁可爱。新奇巧妙、质朴疏淡、委宛曲折、清澄雅洁、形象生动、冷静深沉等特色，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得到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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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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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苞文化研究专辑

3.2在编纂《古文约选》中的体现

《古文约选》是方苞于雍正11年（1733）奉和硕果亲王之命为八旗子弟选编的一部古文读本。在这本书中，方苞按“义法”标准，选录两汉到唐宋历代古文，而其中以选录汉人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同时，对宋以前的历代古文进行了评论，可以看作一篇古代散文批评专论。方苞对唐宋散文八大家仅于韩愈无所贬抑；明代散文，唯对归有光有所褒扬，但仍觉得归文不尽人意。他认为六经、《论语》、《孟子》，是古文的根源，；而秉承古文义法最精的，莫如《左传》和《史记》；其次是《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和《战国策》。据此他列《国语》《战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这些虽有篇法可求，但都是通纪数百年的言与事，学者只有通览才可得其精义。而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散文，每篇只写一事，却取古文之精，读者只要掌握了它们的义法，追本溯源，就能探及古文的精蕴。所以在编选过程中，他主要选录汉人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他看重古文气体的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古文约选》很好地体现了方苞的图书编纂的“义法”思想，其序例则是方苞对“义法”的一次较全面的阐述。

3.3“义法”思想在方苞文学理论中的渗透
方苞始终认为时文“尤术之浅者也”。他说，古之圣贤有高深的思想修养，所作所为，对人们是很大的功业，所以史臣记录下他们的事业，学者传流他们的言论，并奉以为经典，与天地流传不朽；次一等的，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能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所以他们的记事之文传；荀卿、董仲舒，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待后之学者发扬光大，所以他们的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之流，畅晓治国安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论事之文传。这些人都不是故意要写文章流传后世的。韩愈、欧阳修写了很多文章，也不是想当一个文学家，所以他们的文章规模宏大，无人能及。南宋以后，作者皆欲仿效前人，唯恐不似，用框框把自己框起来，文章哪能不文笔滞涩、气度狭小呢？至于明清的时文，尤其是一种格调低下的文体，它束缚人们的思想，于世无补，不宜提倡（参见《杨干木文稿序》）。 4 对方苞“义法”编纂思想的评述 “义”是方苞人生的一种追求；而图书及文章，即古人所谓的“言”，则是义的主要表达形式。“义”渗透入方苞的图书编纂及其著文立说的每一项活动、每一思想中： 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何故也？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戋戋焉以文为事，则质衰而文必蔽矣。（《杨干木文稿序》）
他认为作文应“言有物”， 提倡文以载道，反对为文章而文章；认为好文章应是作者品性气质的体现，应与其人一致；要求文章语言雅洁，选材精当，编排得体，即所谓“言有序”，以免遮掩了文之大义。这种对文章思想内容的重视，对方苞的编纂活动及桐城派文风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方苞为被视为桐城派的创始人；有清一代，桐城派独霸文坛，当时盛传“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之语。方苞及其传人刘大槐、姚姬传史称“桐城三祖”。影响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出“桐城谬种”的口号，加以大张旗鼓的抨击，它才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
方苞的图书编纂思想主要是从“义”的角度来考虑，他所要求的“法”也因“义”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方苞的编纂活动中重义轻法的倾向。这对他的编书立说自然产生了一定的束缚。方苞由于过于恪守程朱理学，他的编纂思维和实践活动便被大束缚了。正如他的弟子沈廷芳所说：“其为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昔圣之旨弗宣。”故不免使人有迂腐、平庸之感。在艺术上，他遵循的义法，虽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但已形成了一套清规戒律，使他的文章泥古太过，戒律太多；严整有余而变化不足；题材狭窄，内容贫乏；语言窘迫，古朴有余，清新不足；多小文短章，缺少波澜起伏、风雷激荡、才华横溢、气势雄奇、规模宏大、瑰伟奇丽的鸿篇巨制。
参考文献
⒈（清）方苞著；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王沛霖，王朝晖选注．方苞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⒉（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⒊ 杨荣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巴蜀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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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书,宿松人,是清初有名的文学家,与方苞、戴名世时称“三才子"。他们三人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一次,方苞、戴名世前往朱书塾馆访友,听到学生将“毋',读成“母”,便想出对指错,说:今有一上联,请仁兄赐对下联。朱书应之。方苞吟道:“《曲礼》一章无母狗”,朱书一听出句,便知对方在讥笑他的学生读了别字。《曲礼》即《仪礼》,中有“毋苟,,二字,方苞利用学生读的别字和谐音读为“母狗"。此对很难对得恰如其分,不料朱书却脱口而出:“《春秋》三传有公羊。"方、戴二人,是头称赞。


时隔不久,朱书与方苞、戴名世结伴而行,方苞口渴,朱书便想乘机以雪“讥讽”之耻。他叫方、戴在村头稍等,自己来到一农家,与女主人商量数语后,回来对二人说:那家女主人要以对换茶。方苞笑道:那有何难,我去应对就是了。他们来到农家院,农妇手指石磨说:“磨大眼小齿轮轮,吞粗吐细。”方苞，思来想去难以应对。戴名世遂向方苞示意墙上挂的那杆秤,方会意,对出下联:“秤直钩弯星朗朗,识重知轻。"朱书道:“苞兄奇才,小弟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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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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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桐城掌故-----方苞因才脱祸
　
方苞因才脱祸




方苞与同邑戴名世交往甚密。他曾自言“从事朋游间颇得数人,其倜傥而不肯苟同于流俗者,则或庵王生(王源),潜虚宋生(戴名世)。"当戴名世刊《南山集》时,方苞欣然为之作序。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戴名世被处腰斩,方苞亦受株连被打入刑部大狱,初拟定为“立决"。但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也!"坦然自若,以待死之身,读书著书不辍。大学士李光地,一向对方苞推掖备至,当其初入狱时,即有心相救,又恐康熙帝正处盛怒之下,若竣言谏止,有触怒天颜之虞。两年后,事态稍平,一日,康熙帝叹息汪汾〈系当时古文名家〉病死,能为古文者甚少。李光地正一旁随待,乘机进言方苞能为古文,康熙帝说“联亦闻之",遂朱笔批示:


“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可召入南书房。"方苞因此免死出狱,编入汉中旗,后累官至礼部侍郎。清代文字狱至为酷烈,方苞能有惊无险地死里逃生,度过大难,实在是因其名闻天下,才华超卓使然。



“国士,,刘大櫆落第刘大櫆〈1698一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他出身诗书之家,祖、父均为秀才,幼从父读,穷经史,工诗文,清雍正四年初入京,邑人方苞“得其文",极为赏识。方苞文动京师,饮誉海内外,文坛学子推崇备至,后生以文求见者,从不轻易面许,独赏识器重刘大櫆。他常与友道:“如方某何足算哉?邑生刘生乃国士耳。"欣然将其收归门下,授以文章义法,刘氏文名因之日显,每有所作,四方学子争睹,均交口称赞。若干年后,历城文士周永年惊呼:“昔有方待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桐城派"之名盖源于此。

清乾隆元年(1735),方苞力荐刘大櫆应博学鸿词科、适逢邑人张廷玉为阅卷主官。岂知廷玉内举避亲,他虽对刘大櫆文才极为佩服,但为示其公正无私,遂将刘大櫆黯落。乾隆十五年,方苞再次|以经学荐举刘大櫆,但朝廷以大櫆年老为由,未予录用。刘大櫆遂绝意仕途,以课徒著述为业,这位名垂海内外的一代文学宗师,虽无功名,却以显赫文名终其生。


作者： GREATSQUARE 2005-12-31 08: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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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童"方苞对诗
方苞对诗
佚名

　
　　方苞，清代散文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他幼年时聪颖过人，四五岁能对对子、诵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
　　一天，方苞在野外玩耍，时值乡村五月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在田野拔秧、插秧。田头一个拔秧的农夫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
　　稻草扎秧父抱子。
　　方苞听了，伫足田头。农夫见是一小孩站在这里，口里又念了刚才的一句，笑着问方苞：“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认真寻思，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举目前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几个妇女正把竹笋投入竹篮里，他眉毛一扬，自信地点点头，高声对道：
　　竹篮装笋母搂儿。
　　农夫惊喜不已，夸方苞真是个“神童”。




9 方苞“义法”与散文双璧
方苞“义法”与散文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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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安徽桐城师范 程根荣


内容提要：什么是“义法”？方苞为何提出“义法”说？本文旨在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视角，阐释方苞“义法”说的美学价值，初步涉及“义法”说与方苞人生际遇的关系，同时用其代表作《狱中杂记》和《左忠毅公逸事》予以佐证。
关键词：方苞“义法” 孔子“文质” 《狱中杂记》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是“桐城派”古文基本理论首位建立者，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①
“义法”是方苞论文的唯一标准，他所谓“义”，即孔子的“质”，指文章的思想内容，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②对于这个思想观念，由于“五四”狂飙突进运动所形成的极左思维模式和泛政治化思潮的影响，我们以往的研究者仅仅将其简单地打倒，否定了之，而不再作具体的研究分析，或许正是所谓的“雷区、禁区”吧！
细读方苞先生的文章，再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化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方苞的“义”，包含有宜、合适之义。“行而宜之之谓义”，③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作，孔子时圣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④《辞海》：“义：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方苞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儒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传统美学思想。
以方苞为代表的中原汉族文人，对入主中原的爱新觉罗统治者经历了由反抗斗争至疏离逃逸再到被迫合作的转变过程，其中艰难抉择如果不身临其境，大概很难体验到其中的艰难和痛苦，这种转变应属外力推动下炼狱之火的烧烤与重铸，承担这一儒家美学传统又一次转型任务的个体代表 人物即方苞，方苞的思想由怀念晚明，到作为戴名世的同案犯被打入死牢，再由死囚被赦成为皇帝身边的阶下奴隶。这一身份的不停转换推动着他用东方文化，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命题来诠释现实和生命，并进而提出恰中肯綮的文学主张：义法。
“义法”作为散文写作的审美元素，能与之媲 美的唯有“文质”二字，这种表达同样契合了儒家的中庸之美。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这样描写“东家之子”的美：“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因此，方苞的“义法”说，似与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福楼拜曾对莫泊桑说过：“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简而言之，他也认为艺术要为内容寻求最完美的形式。
方苞的所谓“法”，指的是表达主要思想内容或基本观念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在章法上，他主张“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⑤可见，在这位古文先生的一个个“不”的背后，是对后学者的严格要求：创新。从而提炼出高纯度的“雅洁”之语，达到杜甫所追求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虽然对后生不免苛刻，但严师出高徒，由于“取法乎上”，后继者仍不乏其人。
方苞不仅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奠基人，同时还是一名成功实践者，其代表 作《狱中杂记》和《左忠毅公逸事》堪称是其有代表性的桐城派古典美文佳作。请让我们欣赏她的美丽：
《狱中杂记》记叙了作者在刑部监狱里生活了两年多的见闻。文章先记叙狱囚尚未审讯即病死者众多，并且多数是无辜者，见出当局的草菅人命。接下来探究出因为利益的驱使，参与者多方构狱，尽量扩大事态，制造冤案。接着着重记叙监狱中的种种黑暗，刽子手如何取利于死囚，被绑缚陪斩者也为其所伤，见出人性的残暴，甚至将行刑方式也开列出不同的价格向囚犯及其亲属兜售。人们将智慧用于谋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胥吏在文书上偷梁换柱，贪赃枉法，上下其手，而其上级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既成事实，此即清廷吏治的又一奇观。相反，真正凶犯又往往逍遥法外，竟然有奸民以代人领受杀人罪为业，令人瞩目惊心。




10 方苞“义法”与散文双璧
从表面看，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监狱内种种残酷现象的暴露，反映了清代社会的黑暗面貌，实则通过作者亲历亲闻亲见的狱中生活，提示出当世人心的好利贪婪，人性的乖戾残暴，其中胥吏的上下其手贪墨枉法，狱卒的野蛮残忍，奸民的狡?诡诈，无一不神形毕肖，跃然纸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其他的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⑥
这样的人间地狱，亲历其中，幸免于死，真是人生大幸。所以，出狱后的方苞余生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远离这样的地方，为此，他奋斗了一生，但事实上，研读《方苞年谱》，方苞一生又何尝逃离了清廷这座更大的监狱呢？
《狱中杂记》具有多义性：政治层面：当局的草菅人命，政治社会的黑暗。人性层面：人的兽性一面，嗜利、贪婪、自私、残忍、暴虐、野蛮。然而在人性的自私嗜利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人性皆好生恶死的一面，囚犯们无一不企求活命，而胥吏、狱卒、刽子手们又哪一个不想活得更好些呢？单从人的求生求活这一本能出发，人人皆欲生欲活的愿望，应该是合理的，顺乎天性的，天亦有好生之德嘛，应该受到支持的。所反对者，只是不应以已之生而伤人之生，已欲利而损人之利而已。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从人性本恶之处，也能发掘出向善的微弱之光吧？以宽容的眼光看世界，那些作恶之人，其中也有一些不得已因素在吧？尚能放下屠刀，弃恶从善，不亦能“立地成佛”吗？
方苞的另一篇散文《左忠毅公逸事》，记左光斗的几件逸事。逸事，即一个人散逸没有流传的事迹。该文准确而生动的表现了左光斗的识见、胸怀和节*。文中方苞记了左光斗两件事：一件是他发现人才和爱惜人才，一件是他在狱中的表现。两件事都与史可法有关，并且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左光斗的崇高品质。左光斗爱惜人才，作者用雅洁的文笔，叙写了几个细节：古寺解貂；与夫人说：“继吾志者”唯史可法；狱中斥史可法不明大义。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左光斗爱才用才决不是从个人私利出发，而是为了天下社稷；有识人的慧眼固然难得，而一心为公的精神，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积极进取之心，更加难能可贵。
狱中一段写得尤为感人。左光斗遭受酷刑后的惨状和他在极端痛苦中对史可法讲的一席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真是如金石碰撞，掷地有声，动人心魄。史可法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形象地概括了左光斗的意志、胸怀和气节。
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些解构主义者和不明事理的青年或许对左光斗与史可法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市场意识下，一些人视明知不可为而之为不智，对于解构主义者我不想说什么，对未谙世事的青年 我则要说在人格尊严，人生观、世界观和信仰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应有前提条件和立场原则的。这篇文章中，方苞记叙的两个人物，亦完全可以够称得上鲁迅先生称许的“中国的脊梁”的标准。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关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⑦
方苞的这篇文章写左光斗，但从头到尾，又写了史可法，用史可法来衬托左光斗。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 ，受到老师的赏识提携使用教育和培养。文中写他在对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作战中能够身先士卒，讲究战略战术。“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作战往往胜利。从而维护了地方秩序，保护了民众的生命财产。今宿松县白崖寨（国务院重点文物保单位）尚保存有史可法当年驻兵作战的遗迹。后来，史可法在扬州抗清以身殉国，表现得非常壮烈。可以说，史可法的确继承了左光斗的志向和事业，反衬了左光斗的识人不误，精神不死。此外，左光斗在狱 中情形，皆是史可法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亲身感受，所以写出来使 人倍感亲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手法同《狱中杂记》使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有艺曲同工之妙。文章结尾交代这些逸事的由来，说明确实可信。
这篇散文语言精炼含蓄，叙事简洁生动，它注意选择典型场面和细节，不加形容和渲染就凸现出人物神志和性格。
从语言风格看，《狱中杂记》用语平实、低调，尽量让事实说话，娓娓道来，让人不得不信，而《左忠毅公逸事》叙事用词简洁，如“一日，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 ?，为除不洁者，引入。”动词用得何等精当，并且多用短句，节奏明快急促，展现出文章的雄健之美。
综上所述，犹如宇宙的形成，是从无限高温的奇点爆炸膨胀而形成了今天的星系一样，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文宗多有不平凡的经历。文王因囚而作八卦，屈原黜赋《离骚》，左丘失明成《国语》，太史公阉发愤著《史记》，方苞被囚，乃作《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提出“义法”说，从而成为开启历时200余年汇集作家646名的桐城派的一代文宗。

注释：
①《汉书货殖传后》（《望溪先生文集》）
②《论语?雍也》
③韩愈《原道》
④《红楼梦》
⑤《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⑥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转引自《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⑦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size]

因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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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园竹

准确地说，应该是“桐城派三祖”，而不是“桐城三祖”。“桐城派三组”亦是清政治阶层需要给予的定位，实际上桐城派的奠基人是戴南山，而姚是集大成者。

［此帖子已被 泽园竹 在 2005-7-21 11:48:10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