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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个文化群体的魅力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7日00:51 安徽在线-新安晚报 在皖江文化中,1903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在学问和人格方面堪称楷模的旧学领袖吴汝纶病逝于家乡津桥,而新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演说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两人,一个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个后来担任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均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皖江近代型知识分子,活跃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北伐时期,逐渐消亡于1927年“清党”的血雨腥风中。20世纪的皖江文化,直接秉承的两大传统是桐城宋学和徽州汉学,这两大传统均为中国传统文化后期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江永、戴震为代表人物的徽州汉学是乾嘉学派的最高峰,而桐城派经曾国藩倡导后,几乎与传统同义。理学陶冶的威严、持重的人文形象,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尊严,从方苞、姚鼐到梅曾亮、吴汝纶,他们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章,更在于其由理学熔铸的人格张力。当方宗诚与彭玉麟在落日余晖下雕塑般立于江畔,江上舟中过往的考生皆行注目礼。在那一刻,这些青年士子所感受到的是渐趋沉沦的文化光芒,和在物质功利年代注定要消亡的古典精神。他们是在向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致敬。
哲学家说,人类创造历史,是在特定的人文背景和时空下创造的,不可能逾越,也不可能随心所欲。陈独秀、胡适只能诞生于皖江,新文化也只能萌生于皖江,他们夹于两湖与江浙之间,只能身不由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使命。陈独秀的性格悲剧,只能怪罪于桐城宋学,而终其一生对文字学和音韵学的嗜好,也只能归咎于徽州汉学。而胡适晚年更是不可救药地花十几年时间考证《水经注》,为他两百年前的老乡戴震辩诬。
但陈、胡毕竟创造了新文化,在他们身后,地域文化已趋于消亡,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取代了一切。人类跨入21世纪门槛之际,世界文化已趋向大同,一个新的网络时代已来临。现在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陈、胡虽不是前无古人,但绝对是后无来者。他们的一生处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精神与功利、正义与邪恶的始终不断的张力中,但都始终顽强地固守着胸中的“道德律令”。如一位作家在文中所说:“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
这一批人,亦即皖江近代型知识分子,以陈独秀家族为核心,似乎不仅应该包括吴越、徐锡麟、熊成基、范传甲、程家柽、韩衍、施从云,包括李光炯、潘赞化、光明甫、邓以蛰、易白沙、王星拱、程演生、刘文典、高一涵、胡适,还似乎应该包括高语罕、徐谦、尹宽、章伯钧。他们是一群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政治上彻底的失败者,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崛起于辛亥革命,中间未死者又大多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在北伐后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抛弃,以至被人们故意曲解和遗忘。
几年前我到北京拜访舒芜老先生时,在谈话的间隙,他沉思了片刻,突然告诉我:“陈独秀在江津期间,去世前不久,很兴奋地告诉朋友说自己梦见了李光炯。”我当时感到有点震惊,联想到陈独秀晚年最后岁月交往的人士,如邓仲纯、胡子穆、方孝岳、王星拱、高语罕、朱蕴山、台静农等人,多为皖江一带知识分子,更坚信了我关于存在一个精神气质方面有着一致性的“皖江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或许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一群体将会凸现得更加清晰。
作者:一个文化群体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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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桐川 在 2005-7-29 14:28:01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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