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束书简

金神墩

孝武同志：

　　十二月十日长信收到，承惠赠近影，有如面对，谢谢。

　　您对我的文章有些偏爱，我当然是感谢的，可是细想起来，也不很明白，因为我的文章好处究竟何在，我自己也说不出来。粉碎四人帮将近十年了，东涂西抹，完全不成气候，只有反反复复地呼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与愚昧，一以贯之，不敢不勉，要说略有可取之处，也许只是在这一点吧。《读书》上所载的那些，已编入一本《书与现实》的小集子，收作《读书文丛》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届时自当寄上一本请教。

　　来函关于“酒不醉人人自醉”等等的高论，都是对的。我觉得鲁迅二十年代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几篇文章，都是千古不朽之文，至今我们觉得大彻大悟的，仍没有超过他的范围一步。您有暇何妨找出来再翻翻。但是，人的认识总归有一定的轨道，古云“君子可欺以其方”，今宜再下一转语云，惟其是君子，故可欺以其方。人人都免不了有被欺以其方的那么一段，当时能不被欺者，除了极少数的大哲上智，就只有那些非常“现实”的聪明的小市侩而已。不知尊见以为何如？

　　舒芜

　　一九八五．十二．十七

　　四

　　孝武兄：

　　十二月廿五日长信奉读已久，迟复为歉。

　　无可大师①学究天人，我何敢妄攀。这次回桐城游浮山时，总算参拜了他的墓，足慰平生。我建议桐城举行“方以智学术讨论会”，这比桐城派讨论会有意思得多，不知能成事实否。

　　聂翁②“无多幻想要全删”之句，确实是见道之言。但见道尚非至难，践道实乃大难。人似乎没有一点幻想就难以活下去，于是幻想，破灭，再幻想，再破灭，老是循环下去，无有已时。只能说有些人幻想多些，有些人幻想少些，有些人入幻之后久久难醒，付出代价大些，有些人入幻之后醒得较快,付出代价小些罢了。但也因此，“无多幻想要全删”之句将永远值得作为人人的座右铭，时时提醒，庶几代价少到最低限度，聂老也可以说功在万世了。

　　专此布达，顺颂冬祺！

　　舒芜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注：①即方以智。

　　②指聂绀弩。

　　

　　

　　五

　　孝武兄：

　　三月三十日示悉。

　　桐城人一向的缺点是陋，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希望尽我的微力，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但不知效果如何。我们吃固闭愚妄的亏太大了，一国如此，一县一乡也是如此。我真怕“文化城”如果争取到了，也许更会增加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风气，那就对不起家乡了。

　　历史的真相最难于保存。反右，文革，我们亲身经历的，已经看见许多小说、回忆文章里写得似是而非，不要多久也许就会面目全非。这些年来，我力劝每一个朋友写出真实的历史证词留给后人，大家都忙，我自己也没有努力，这篇①可以算一个小小的开端吧。巴金是写得最多的，他不仅是提供事实，而且上升到思考，这位老人特别可敬。我希望您也留下证词来。

　　匆匆，即颂春安。

　　舒芜上

　　一九八六、四、五

　　注：①指我的文章《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六

　　孝武兄：

　　六月十三日手教附大诗，早已拜读，迟复为歉。

　　端午节那天，我根本忘了，在外面听别人谈起，还将信将疑，回家看日历才相信，已是下午了，虽说北京市上节日气氛不浓，容易忽略，也可见我与诗人实是无缘了。达匡天下，穷守坚贞，谈何容易，只好当作策勉的话，往者已矣，来者力追吧。谢谢！

　　丁易之名，抗战中早就知道，惜终于缘悭一面。他原名叶鼎彝，家在桐城西门内水沟边（今桐城房管所南边那条南北向的胡同内），他的姑母叶佩卿是桐城著名的女子教育家，叶氏兄弟也是一门济济多才。荒芜兄则与之甚相熟。

　　拙作《挂剑新集》，倘承评论，无任荣幸，尚希不吝指谬，为感。

　　专此布达，顺颂文祺！

　　弟舒芜上

　　一九八六．六．二十二

　　七孝武兄：

　　八月二十八日长信收到。

　　我的那些文字，承您注意，过分奖励，使我感而又愧。

　　《概观》二本①，注释都是一样的，不过一散在页末，一集中在文末而已。

　　红楼梦今后不想谈了，我就那么一点浅见，说完也就完了。自写《概观》以来，专力于知堂研究，估计至少还可以搞到明年一年吧。

　　知堂时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自许，弟亦窃有志于此，目下正将知堂这方面的言论辑为一书，名为《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我相信这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工作。

　　大函痛论“欣玩”问题，极是极是。我原来是把老先生笔下的“欣玩”，理解作“欣赏”的同义语，“赏玩”向来连用同义，不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文汇》月刊第八期有魏明伦斥姚某一文，痛快淋漓，京华友人均鼓掌称善，兄曾见否？

　　静农先生，这些年来，已有微弱的很间接的联系。他是我一直敬爱的前辈，最近托人从海外寄一信给他，大约可望寄到。

　　专此布复，顺颂文祺！

　　弟舒芜顿首拜

　　一九八六．九．四注：①指我的《周作人概观》；二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本，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骆驼丛书》中的单行本。此文加了改动之后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八

　　孝武兄：

　　春节后一函，早已接到。顷又接三月二十七日函。

　　所论各节，我很难说什么，还要好好想想。但我以为，现在尚非公开讨论之时，现在尤非公开讨论之时。这是两层意思，不知尊见能俯察否？

　　胡先生给我的信，现尚全部保存在这里。我计划完整地出版，稿费全部交给胡先生的家属，信上我不加任何注释，当然更不作任何增删改动，提供研究者研究。也许比空论有用些。①

　　专此布达，顺颂文祺！

　　舒芜

　　一九八七．四．八注：①指胡风致舒芜信，当时已由公检法部门发还给我。我打算全部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该刊编辑部也很欢迎。该刊主编与梅志先生商量，未达成协议；以后多年中又多次商量，始终未达成协议。商量详情，我不知道。这些信的复印件，我已于一九九七年送给梅志先生，现在是否已编入《胡风全集》，不详。

　　

　　九

　　孝武兄：

　　一月廿七日信收到了。

　　大作《雅俗能够有所共赏》已拜读，朱自清文以前读过，现在记忆已很模糊，李陀文，我连摘要也没读过，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对于大作，都说不出什么来，尚希鉴谅。

　　不过，泛泛地一般而论，我觉得许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对于同一句话，一个公式，一个概念，根本有不同的理解，表面上争的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而是在各说各的。何谓“雅”？何谓“俗”？何谓“共赏”？从来是有极不相同的理解的。不知朱、李二文的理解究竟如何？如果其实也是各说各的，似乎就没有再去辨别谁是谁非的必要了。

　　拙集过去以挂剑名①，是与吴季扎的故事有关，但也只是胡乱说一番，没有多大道理，不必再渎清听了。

　　专此布达，顺颂春禧！

　　舒芜

　　一九八八、二、四

　　注：①指我的杂文集《挂剑集》、《挂剑新集》。

　　

　　

　　

　　十

　　孝武兄：

　　示悉。

　　《文艺研究》是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办的，双月刊，拙文①载今年第四、五两期上，四期已出，五期即出，届时我将两期一并寄上，请不必费心去找了。

　　《空白》是回忆性散文的小集，已出②，无足观，手头已无存，无以呈教，抱歉。

　　知堂书，上海影印者，价较贵，不妨找岳麓书社新排新印本，每书后有新编的索引，很有用。

　　承告“鲁若无毛也会反动”高论③，极开眼界，或者可以再写一小文④。

　　《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已交稿，大约明年上半年可出，居然有三十五万多字，本也未想到。出版后，一定奉寄一本。

　　“向前看”的高论，年年都有。我有时觉得它的危害，有时也觉得无所谓。布哈林被处决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他是个坏人，似乎无人再知道真相了，可是说平反就平反了，似乎历史还是强有力的，斯大林也无法当真改写历史。尊见以为何如？

　　专此布复，顺颂文祺！

　　舒芜顿首拜

　　一九八八．十．十七注：①指我的《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后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②是我的回忆诗文的小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③左孝武在“文革”中读鲁迅的书，被造反派没收，并且训斥他道：“你知道吗？没有毛泽东思想，鲁迅的文章也会是反动的。”

　　④后来我写了一篇《“牛棚”读书小忆》说到这件事，收入《舒芜小品》。

　　

　　十一

　　孝武兄：

　　八月五日示悉。承惠茶叶，想日内可到，谢谢。

　　八月一日寄上《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一本，此刻想已收到。此书我觉得有意义，虽然目前出版不是时候，但目前而能出版，也不容易了，印数不多，无可如何，能出来就不错，封面设计我很满意，印制也不错，可惜清样未给我看过，所以还有些错字，我发现了一些，未发现的也许还有。很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方回，我未研究过，也未谈过，连他的《瀛奎律髓》我也未翻阅过。其为人，大概不是什么好人，先父为他的人格辩护的那些话，我隐约觉得未必有充分说服力，至于对他的文艺理论的评价当然是另一问题①。黄裳先生这些年来，每有著作出版（除了讲京戏的外），都承他见赠一部，前几个月还有信来，很赞成我那篇《“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②。

　　两个月前，台湾大学有一位朋友来京，已详谈静农先生情况，并携来静农先生著作及书法集数种，回台北后又有电话来，总之情形很危殆了。他的病是春节发现的，至今未用任何药物，未进食，一直靠输入营养，居然过了这么久，也不容易了。我也听说他一直很坦然，但最近听说精神显著不好了。上月在南京逝世的张友鸾先生，安庆人，也年近九十，也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

　　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已难买到，容再打听。

　　你们那里高温已过了没有？甚念。

　　舒芜

　　一九九○．八．十注:①指我的父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中评论方回的那些议论。

　　②此文后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十二

　　孝武兄：

　　十一月一日信收到。

　　前接惠赠蜜枣一大包，这是郎溪名产，非常感谢。但是，以后务请不必再寄这个，因为我和全家人都不爱甜食，这样说不太礼貌，但不说明，您会以为我是在客气，只好实说，千请以后勿再寄，为荷。北京五方杂处，我不知道有什么特产，只有粉丝一样，还适于邮寄，日前寄上一些，不知合您的口味否？

　　今年以来，小文章是不大写了，但长文还是没有停止，都还是关于周作人的，也有谈鲁迅的。评朱成甲的那篇①，仅仅是介绍一下，没有谈出什么道理。您过誉了。《女性的发现》我很看重，觉得比我自己的书价值过万倍。我认为知堂思想中最可取的是这一部分。《读书》今年十二期上，还会有我的一文，纯是读书札记而已。

　　写序的事，您替我推谢，极是，极感。否则，真不知从何写。

　　专此布复，顺颂文祺！

　　舒芜

　　一九九○．十一．七注:①指我的《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评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后收入《串味读书》。

　　

　　十三

　　孝武兄：

　　十一月三十日信收到。

　　北京特产不知究竟有些什么，我只知道有粉丝，而且这是干货，允许邮寄，便寄上一些，聊表微意，不想遇到你于此内行，幸而北京还为我争气，得被评为“佳品”，我不至丢脸，很高兴。其他北京小吃，也许还有，但未必便于邮寄，我就不去访求了。

　　你的读书态度，我认为最好，无所为而读之，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过去我见过一些这样的读书者，只是近年来很少了。令爱小姑娘的眼光，觉得新奇，也是很自然的。

　　当年“罪案”，今天看来，大抵常谈。七八年搞“改正”时，拿出当年定案材料来讨论，有些青年人一听大诧，曰：“真没想到当年就凭这几条空洞平常的东西，把人打成右派！”这其实很可悲，正如今天我们听说，当年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的人，仅仅因为他主张地球是动的。又像我们看清代文字狱史料，出个“维民所止”的试题也会弄到满门抄斩一样。人的残酷和愚昧都是无限的。

　　还有二十天又是新年了，我们彼此不要祝这无可祝的新年吧！

　　专此布复，顺颂文祺！

　　舒芜

　　一九九○．十二．十

　　十四

　　孝武兄：

　　二月八日信，前几天收到。所谓前几天，究竟是春节前还是春节期间，有些模糊了。总之是今天（正月初五）才坐下来回信，当然是因为这几天总不免有些小小杂沓之故。尚请原谅！我们还好，想你们也好吧？

　　北京这些年来，老年亲友中，盛行电话拜年，今年也是一样。但今年我出席了一次安庆市同乡团拜会（桐城等六县皆属安庆市），仅此一次，而作家协会之类的团拜会，则一概不去，因为同乡云云虽无甚意义，总还可以藉此会会老友，总不似作家协会之类“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也。安庆市政府出钱办这样的团拜会，当然有他的目的，如“振兴家乡”之类，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不免惭愧了。

　　尊作绝句，见誉过殷，所不敢当。以诗而论，赠荒芜一首最佳，舒卷自如，有行云流水之致，亦正如其人也。短文二则，惊心动魄，未知发表否？我以为这类题材，大可以写，只是恐难有发表之处，且写出来徐徐找机会也好。荒芜《伐木日记》极好，可惜未写成一本书，我正劝他接着写下去。

　　我今年打算把这些年所有的论知堂之文，编成一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答应接受，据云下半年可发稿，我打算上半年编好。

　　专此布复，顺颂春祺！

　　舒芜

　　一九九一.二.十九

　　十五

　　孝武兄：

　　五月卅一日信和茶叶，先后收到，真是谢谢。

　　静农先生，是我平生师友中最难忘的一人。《读书》上那篇①，只谈一本书。《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上，我又有《忆静农先生》一文②，是全面的回忆，文章并未写好，但要说的差不多全说了。您曾见否？

　　尊论静农先生文中“也是司马氏的政风培育出的行为”一句，正是他的特色，平平淡淡一句，全不费力，然已入木三分。他平常谈话，也是这种风格。至于拙作《挂剑新集》，差远了，承题诗，不胜荣幸，只是没有那样好，觉得惭愧。《花与剑之歌》很幼稚，很吃力，尤其难登大雅之堂也。

　　勺园今已无知者，也是当然。今人只知“九间楼”、“凌寒亭”、“方东树家庙”，其实那都是勺园的一部分，因为大门没有了，一部分又成为荣军学校的房屋，所以化整为零了。“归化厅”尚完整。勺园即在其南。何时能同游一览就好了。

　　“诗思”，按旧时读法，“思”字作名词用时，读去声，读如“似”，故“平仄”对上句“平平”也。③

　　另包奉上旧与他人合编书一本④，新印，聊为木瓜之报。此是标准的“时文”，然亦可见人总是“时代的产物”而已。

　　舒芜顿首拜

　　一九九一．六．十注：①指我的《谈〈龙坡杂文〉》，后收入《串味读书》。

　　②此文收入《未免有情》。

　　③指我的诗句“童心惘惘烧春日，诗思沉沉欲雪天”一联中，以“童心”与“诗思”对仗，合不合平仄格律的问题。

　　④指我与陈迩冬、王利器合编的《康有为诗文选》。

　　

　　十六

　　孝武兄：

　　七月廿七日示悉，惠赐的三帧照片，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对之颇有感慨。人的一生，三十年不算短，倒回头看去，能不感慨的怕很少，只是所感的内容，千差万别，即如我看尊照所感的，与您自己所感的，恐怕就不完全一样，说来话长，但不说亦未尝不可相互理解的吧。总之，谢谢您的盛意。拙诗竟烦书家写出，悬之高斋，真是莫大的荣幸，请为我代谢书家，为荷！

　　目前出版业仍在困难中，我的杂文，一时怕难以出来了。另一本读书记《串味读书》，则据说明年六、七月可出，究竟如何，当然未定。我现在对这些短文，尤其是时评性的杂文，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最要说的话无从说起，别的话其实都可有可无也。

　　寄示的诗，我以为都好，即不是为发表而写，真正写给自己的，都是好的。《郎溪诗抄》请不必寄了，因为尊作已拜读，别的诗不想看了。

　　桐城公园中“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先祖父的手迹，至于那石柱，未闻有什么专名。尊照一帧以先祖父书法为背景，一帧以拙诗为背景，这倒是因缘。

　　专此布复，顺颂夏绥！

　　舒芜

　　一九九一．八．一

　　《文心雕龙》当留意，但我极少进城，久已未至中国书店，相距过远（约20里），请稍宽时日，为幸。

大塘乡人

[font=黑体][size=4]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正是他的在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内涵复杂、不可名状的理性狂热，导致了胡风们处境的逐渐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size][/font]

快雨堂

这个贴子，我们暂时搁置有关争议如何？

大塘乡人

[size=4][font=仿宋_GB2312]{转贴]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作者：张业松






一 起头

　　促使我动手写作这篇文章的，是余世存先生发表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一期上的关于舒芜的议论。本来关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舒芜先生的是非功过，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关心的话题，但这次却没有能够及时捕捉相关信息，而是看了《书屋》第五期朱珩青先生的质疑才引起注意，回头去看的。如果肯用心去寻找的话，余先生的文章或者也总有它在某些方面的正面价值的吧，不过就舒芜论舒芜，我看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八成要落空。朱珩青先生针对余先生的主要论点提出的十处质疑，我认为基本都说到了点子上。余先生文章在立论上不可思议的地方确乎不少，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 读后就令人感觉相当奇怪。余先生在这里表达出的识见，我觉得可是比胡风当年高明得多了。为什么呢？第一，胡风当年就没有预见到舒芜要同自己告别（这当然首先是指思想上的告别）的“不可避免”性，相反，当他觉察到舒芜思想的异动时，从未怀疑过自己可以对他施以有效的引导，使他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这一点，是舒芜先生自己在其《〈回归“五四”〉后序》（以下简称《后序》） 中以翔实的材料证明过的。第二，胡风当年尽管对舒芜的文章多所保留，但似乎从未在“青春写作”的层次上对待其作品，相反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出自一种成熟的思想个性之中，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同时作者也可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阅读舒芜先生公布的那些胡风书信，注意到其中时有透露的胡风对其作品反复阅读的细节，也就不难体会了。因此读到余先生这样的议论，我是真有点替胡风、同时也替中国惋惜，惋惜胡风没有晚生若干年得与余世存先生同世，沾溉余先生超人的洞察力，那样的话，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大冤狱”岂不是可望避免？
　　文章立论的不可思议体现的是作者在所谈论的问题上的无知。无知本身当然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还要强不知以为知，扯出一大片强横的逻辑，硬扮一回无畏的战士。那都是些什么逻辑呢？试举一例：余先生似乎要为年轻时代的舒芜争一个“背叛的权利”，然后以此向“要求舒芜悔改”的“卫道者们”封上一个嘴巴：“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这是什么话呢？倘若依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可以向余先生回问，您这样替舒芜先生抱不平，又究竟是为着什么？将舒芜先生供到某个坛上，让所有人需仰视才见？舒芜先生是不是“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计较，但您难道不觉得您所谓的“青春写作”与所谓“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吗？文学创作上的“青春写作”可以是光华灿烂无以替代的，比如“三四十年代”的曹禺、萧红、路翎、张爱玲，“文化、思想、哲学”方面的“青春写作”如果不是意味着幼稚、粗糙、不成熟的话还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倒真想听听余先生的解释。余先生以这种不及格的方式来为舒芜先生“抱不平”，不知道舒芜先生自己看到后做何感想，想来至少他不会视为一种光荣的吧。
　　要想出门做勇士，替人抱不平，事先不说将事情的原委弄得十分清楚，起码也要对你的“苦主”的立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成，否则岂非真要“越帮越忙”？余先生以深知内情的口吻信誓旦旦地说：“人们要求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还知道，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管你余世存显得多么深知内情，我们都不能看你这个不相干的旁人怎么说，而只能看当事人舒芜先生自己怎么说。舒芜“不能接受”“胡风对了”吗？舒芜说：“胡风1952年1月7日复鲁煤信中指出我……，这就是说，我原来是从抽象思想的路径，把‘人’、人道主义、人格力量等等抽象化观念化而求其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现在更向着抽象化观念化的一面浮去，而把要求发扬五四传统的积极性丢掉了。这是极深刻的。” 舒芜“不能接受”“舒芜错了”吗？舒芜说：“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例如1月21日的日记云：‘早饭前，写给绿原长信一封……’这是把唯物论变成了‘唯政策论’，把土改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界限，等同于哲学上唯物论唯心论的界限，甚至是把前者当作裁决后者的标准，这是前面说过的自以为学斯大林理论的最大心得。至于拿土改政策中关于‘根子’的标准，来论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论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发掘，走得更远了。那样的所谓‘立场’，所谓‘组织观念’，是扭曲的，实用主义的，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 舒芜认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吗？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 这些舒芜先生自己的反省和表白，都在余世存先生据以发舒其不平豪气的舒芜先生“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回归五四》之长篇《后序》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不知余先生何以会视而不见？
　　余世存先生言论中的“硬伤”当然并非仅此一端。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那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他说成是“主要是要”“在文艺理论上”有所作为，任何稍有中国现代史常识的读者都一望而知他错得有多么离谱。还有一些，比如说“胡风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他的热情和努力使他与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认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这种夹七搭八的议论读了是要叫人头痛的。别的先不管，余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历史问题，可是他对于历史显得实在太无知。什么叫“国统区”、周扬是不是“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胡风在国统区战斗时和周扬有没有关系、胡风什么时候在哪里与什么人向谁“争”过“宠”，这些都不是什么深奥难解的问题，我想，稍微像样一点的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都应该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是我们的余世存先生却在这里搅成一团。而且，在上引关于“胡风们存在的理由”和“争宠”的议论中，余先生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显得极不严肃，而类似态度的议论在他的文章中又远非一例。
　　在近年社会上关于舒芜和胡风的议论中，余世存先生的言论并不是唯一古怪的例子。面对此类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的所谓“学问”，有时真叫人无法可想。本来我一直认为，关于这些过去不久的事情，要想弄清是非曲直并不难，只要有原始文献的充分公开就好了，材料出来之后的说短论长，见仁见智，中国这么大，耳聪目明的人那么多，即使一时之间舆论偏颇，也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远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人，材料放在手边他也可以不看，或者稍微翻翻就敢于信口雌黄的。有些事情被人东拉西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质变，成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关于胡风与舒芜关系上的所谓“两面性”问题，最初是舒芜先生谈到自己反省历史过程时，认识到事情既有“这一面”也有“另一面”。本来这只是舒芜先生对复杂的历史情境的个人理解，准确与否很成问题，可尽管如此，舒芜先生的这些言论还是很快被人接受，并加以简单的道德化约，变成了指向明确的人格鉴定——胡风曾经作出过“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双面人的表演” 。对此舒芜先生有过一个声明，说这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他则只明说“事情有两面，并不暗示什么人是‘两面派’” 。但最终，这一关于胡风的“两面”论还是更深地沉积下来，到余世存先生这里，就不容置疑地变成了“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甚至还出现了所谓“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的“新课题”。
　　胡风事件发生迄今，虽然还不足半个世纪，许多背景材料和基本事实性认识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搅混掉了，新的判断和思考以此为据建立和生长起来，难免谬以毫厘，失之千里。记得过去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说是“学者”们“书面性的工作”“大抵纠缠在事实的真伪上面”，往往显得琐碎，缺乏“思想”。我自己一向本来也很以类似的议论为然的，觉得求学之道，重在首先获得一味“思想”，据以为独门暗器，这样才可望在日后混迹江湖时留一道打遍天下的“无敌手”。现在读多了余世存先生一类的文章，想法这才有些改变。我现在深深以为，在事关“思想”的基本前提的地方，还是先将有关基础性事实弄清楚来得要紧。

二 胡风是不是“两面派”

　　这个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在于胡风当年确曾给予过舒芜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和其他任何人那里似乎都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不过当我们准备谈论这件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帮助”不等于包办，“支持”不等于完全一致，得到帮助和支持的对象终究得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是”非“非”，发言吐语，行事为人，首先都是您自己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于行为者之间独立人格的交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而异化为某种其它类型的关系，比如人身依附。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关于胡风问题的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认知和区分，即，存在于胡风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青年之间的，究竟是一种基于平等人格的交往关系，还是人身依附关系？事到如今，在明确意识层面仍不能对此做出正确回答的人应该不会有了，但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如何，恐怕就很难说。事实上，如今人们在许多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歧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
　　比如人们在解读胡风“集团”成员面对危机和灾难时表现出的高度同一性时，往往倾向于从道德良知层面去理解和阐发，将这些人各自作出的文化和人生选择简化为道义立场，而在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道义立场又总是更多地与人身依附纠结在一起。不错，当胡风“集团”成员面临危机和灾难就自己的个人立场作出考虑时，道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作用，也不排除个别人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选择了继续与胡风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决不仅仅是基于这方面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他们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物质层面或一类型的“人身依附”。这些人当初所以会与胡风发生关系，完全是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友谊所以会持续，也是因为在胡风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这种追求的逐步提升；而由于胡风当年主办的杂志稿费很低，有时甚至没有，仅靠在上面“卖文”根本不能维持生活，或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初胡风更是被长期排斥在新的文艺秩序之外，不仅无职无权，无法在“精神”之外对别人施以援手，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现实处境反而还要比他好许多。因此，胡风和他的当年的投稿者之间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在面临“党和胡风不能两全”的严重处境之时，必须“触及灵魂”地就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始末做一个全面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谁说那不是一个苦痛紧张的过程？阅读那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尤其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在那些激越、尖刻、冷嘲、隐晦、简约、高亢或者低沉、黯涩或者明亮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知到一颗颗倔强的灵魂的剧烈舞蹈，旋转升腾，猛烈燃烧。绿原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胡风与我》 中，就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所经历这个“痛苦的惶惑”过程，而最终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抉择的，固然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道德”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再简单不过：一是“我所经历的事实本身”，一是“对于胡风和一些文艺领导之间的文艺见解的分歧，我始终认为胡风是对的。这个分歧不经过平等的讨论，就以一方的意见为结论，我始终认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也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方式与角度。同样是在《希望》时期接近胡风，同样是《希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因此而闻名，区别只在于一为诗人，一为理论家；解放初两人也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尽管看起来舒芜的受重用程度更高一些，但绿原所处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当时的中南大区党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而且很快在这一位置上被吸收入党，所以从在“新社会”的“进步”状况来看两人也应该彼此彼此，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导致日后巨大差异的“客观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舒芜和绿原终于“历史地”走上了思想和人生的歧路？为什么在绿原先生“始终认为”的地方，舒芜先生会发生那样巨大而频繁的“断”、“连”、“反”、“复”？
这就要回到胡风的所谓“两面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既然出现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它仍然是不存在的，胡风从来表里如一，没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所谓“两面性”到底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根据舒芜先生的叙述，远在1954年夏天的时候它就已经以一种令他大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不相信”之中了，此后迟至1995年，他才终于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一则胡风亲笔所写的“十分确凿”的材料中证实了它，那就是：“胡风先生后来说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确是事实。但那是另一面的事实，是我一向不知，后来还不信的事实。” 在解决了心头如此重大的疑惑之后，舒芜先生感到豁然开朗：
　　一转念间，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我还想到，胡风1952年6月13日致路翎函中说《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20页），说的也是事实。不过，无论是胡风先生，还是路翎先生，过去都没有告诉过我，是疏忽，还是不想让我知道，不大清楚，反正我是毫无所知。
舒芜先生在这里将“事实”这个词使用了很多遍，可是他说的果然是事实吗？首先，前一段引文中舒芜先生当作直接引语引用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从一个旁人的转述中截取的，这个旁人是聂绀弩，他曾经就胡风对“起义”之后的舒芜的怒气对舒芜透露内幕道：“他最生气的是，你自己检讨就检讨，不该拉上他。他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正是这一“内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聂是胡风的朋友，又是党内著名文化人，于官于私应该都可以保证他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因为是转述，加上身份不同，思想感情尽管接近也毕竟存在差距，聂绀弩的说法与胡风的原意有多大距离就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让我们记住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舒芜先生对于《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果然“毫无所知”吗？这个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杂志，或者《胡风评论集》，看看胡风在该期《希望》的《编后记》中是怎样说的，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下是胡风当年刊发《论主观》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引经据典的皇然的“体系”，使读者望而生畏的东西。像《箭头指向——》（作者阿垅——引者）不是毫无第一点、第二点……的分析么？像《论主观》，不是太不合于逻辑大家底胃口么？生活，生活，你怎么不成为按照公式循规蹈矩地自然流去的大河，让我们站在岸上画出一目了然的图解呢？
　　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附录里面所记下的意见，太简单了，几乎像是电报码子，但如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罢。
　　这里不是明明说着《论主观》“非常吃力”、作者只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吗？不是明明号召着读者“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并从附录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吗？而且，在路翎胡风分别写下的附录里面，不是明明指出了《论主观》的若干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吗？路翎质疑说：“谁能真的是你所表明的那种主观？”胡风先生更在他短短的四句话中，就指出了“今天知识人底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实践精神不够强”、“胸襟还不够阔大”这样多的问题，难道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遍翻《七月》、《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例像这样的文章处理法，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倒是真正不留余地的推介。
　　如果舒芜先生坚持认为胡风是在大喜过望或如获至宝的心情下刊发《论主观》的，那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他一定要说自己对于胡风借《论主观》引发“思想问题”讨论的用意“毫无所知”，那我们只能站出来大声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胡风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对于文章的反复考量之后，终于决定在自己新创刊的杂志上发表它，是因为他觉得借此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舒芜先生津津乐道的“主观作用”或者“这个研究”，而是舒芜先生借以演绎他的“主观作用”和展开他的“这个研究”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思想斗争，也就是结合国统区思想实际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关于这一点，舒芜先生在他的《后序》第五节关于重庆“才子集团”的部分也有所说明。所谓“再提出”，是因为“才子集团”已经“提出”过一次而在中共党内遭遇了挫折，因此未能达至预期目的。关于这个“挫折”的性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结果不明朗的“同志间的党内争论”，而根本就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严加申斥为“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 。胡风不是党员，在重庆尽管常常有机会接近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但那不过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被统战，无法与闻党内生活，因此对此中内情显然不甚了了，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对“再提出”有另外的想法，也不可能在明知利害攸关的情形下还在周恩来事后召集的座谈会上公开赞扬陈家康犯错误的文章中有“天才的提法”。胡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听到他对陈家康的赞扬后“有趣的笑了笑” ，胡风对这个笑的“有趣”性留下了历几十年而不灭的深刻印象，但对这个笑的含义，他却可能至死都没有明白过来。这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说明胡风尽管一辈子以“为政治”的战士自居，却对实际的政治生活相当无知。但如果仅仅是政治无知，似乎也并不妨碍他做一名温文尔雅的民主人士，胡风的问题是，在有关文艺实践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问题上，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摆对过自己的位置。他的党内朋友彭柏山后来就此劝告他说：“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 他很感谢朋友的好意，可是话却没有听进去，最后还是上了“三十万言”的条陈，闯下大祸。这样的一个人，在内心中认准了自己的“一是”，当他面对思想领域的分歧时，你想他会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从我当时的态度说，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文章（指“才子集团”的文章，下同——引者）响应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好事。……像现在这样的文章，不管它们包含有错误和错误如何，既然对现实思想问题有所感有所见，只要能展开讨论，那既可以打破国民党的言论统制，又可以把整风运动的思想影响带到读者中间，在读者中间收到思想斗争的效果。这是我30年代关于口号问题论争时起的看法。我们应该相信，正确的思想只要能和读者见面，最后是要取胜的。
　　正是本着这样的动机，胡风发表了《论主观》——
　　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我对他这个人和论文，都是抱保留态度的，所以在《编后记》里作出说明后，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还着重地指出，如果讨论能够展开，“受赐的当不止作者一人而已”。
　　这就是舒芜先生觉得触目惊心、曾经反复引用的胡风《关于乔冠华》中所谓“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客观内容再不能进到主观里面去” 一说的真实含义。我们将胡风先生前后几十年间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对照起来看，会觉得有任何难以理解或前后矛盾的地方吗？显然没有；我们将上引聂绀弩先生的转述与胡风先生的原话对照起来看，会觉得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不同吗？显然不会。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令到舒芜先生触目惊心呢？其实只有一个关键词：“批判。”
　　聂绀弩先生所谓“是为了批判”，这个“批判”的宾词和对象只能是《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而决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对于聂绀弩这样的经历过整风运动洗礼的党内老干部来说固不待言，对于所有亲历过胡风事件以降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在“反右”和“文革”的社会黑暗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公民来说，这样的“批判”意味着什么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1949年以来，舒芜先生先是在一个地方领导别人“改造思想”，后来站在一旁看自己过去的师友如何遭受“批判”，再后来也曾经有过未能幸免的经历，如果他过去就对这个词的政治含义有所警觉，现在痛定思痛，对这两个字眼更加敏感，应该说再正常不过。如果胡风真是像舒芜先生所理解的那样，一方面当着他的面“支持”、“帮助”和“鼓励”，一方面背地里又试图把他引向这样的“批判”，那岂止是“两面性”而已，根本就是居心叵测、毒如蛇蝎——就像当年堂而皇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漫画所揭示的那样。那些漫画后来被证明为是彻头彻尾的中伤和丑化，莫非舒芜先生现在又发现了由胡风自己招供的相反的证据？
　　我怀着极大的善意说出这番话，是想借此提醒舒芜先生，您的这个“两面论”是多么的荒诞不经。胡风先生在上引《论主观》附录里还曾经指出过您的“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而导致对“普遍现象”失察的毛病，我愿意相信，现在您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说明胡风先生的确知您甚深；而反过来，您则虽曾深受胡风先生的器重和提携，事实上却仍然对他缺乏基本的了解。我这里所说的“基本”，指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诉求、思想倾向和追求方向。想到这一层，我才对您与胡风之间的是非恩怨和您的诸多谜一样的人生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您和胡风是完完全全的两路人，当初您在路翎的介绍下去接近这位“大人物”，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由于这个错误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它变成了悲剧。
胡风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过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他只说过“是想引起批判”，这个“批判”等于“论争”，或者“无情讨论”，其宾词和对象固然包括了《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但更主要的落脚点却必定是《论主观》所牵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和政治判决意义上的“批判”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行为双方是否具有同等的言论地位和言论权利。在同一个言论环境中，只要你没有被剥夺发言权，就总有“真理越辩越明”的希望。那种一方轮番上阵万炮齐轰，一方却无法开口的情形，我们后来是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进入解放区之前的胡风又何尝见识过，甚至何尝设想过。这也就难怪他会对五十年代初期那种一方面大量发表针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批判”文章，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表态或答辩文章扣住不让发表的做法强烈反感了。后来“三十万言书”中反复出现“我已是罪人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的句子，实在是包含着对对手们的严重指控的不平之鸣，只是他的拟想读者却可能毫不措意罢了。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不同来源和不同思想企向的知识群体或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话，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

三 “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舒芜先生对胡风意义上的“批判”毫无理解，恐怕也不是事实。1950年3月29日，胡风曾从上海写给在南宁的舒芜一封信，信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重印《论主观》等文章的机会，提醒舒芜“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着重号原有） ，这里的“自我批判”一词，在舒芜先生后来的引用中就被转写作“自我批评”，可见他对胡风的用词习惯并非完全不懂，不知何以还是要做出另一面的理解，并一直坚持？舒芜先生引用这封信，是要用来作为“52年我发表检讨文章，是他（指胡风先生）先有信给我，……让我准备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 的证据，这自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第一，在这一情形下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未免太远，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的叙述，在这段时间中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许多足以使当事人的思想状态发生巨大改变的事情，这些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在考虑整体的历史因果的时候就不能当它没有，或表面上虽当它有，字里行间却又暗渡陈仓；第二，就算舒芜先生在解放初的两年里的确时时牢记了胡风的教导，他后来的“解释和批评”也未免去胡风的期待太远，这岂不是记住了比不记住更坏？《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从头学习》）发表后，胡风曾在致路翎的一封信中对此深致不满：“曾由武汉转信他，要他深入地写一写，他就这样‘深入’了。” 这就是所谓“倒戈”或“起义”的含义。关于舒芜先生该不该“倒戈”，或有没有“背叛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是胡风事件研究中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之一，现在既经余世存先生等的大力主张，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理由单纯就此作出否定。如果舒芜先生思想上确曾经历过他在检讨文章和检举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的话，那么，他对胡风思想的“背叛”或者“告别”就应该无可厚非。因为这里牵涉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作为因此一变故受伤害最大的当事人，胡风不满归不满，可他当年也并没有要在这一点上限制或剥夺舒芜的权利。他之所以觉得舒芜不可原谅，完全是基于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胡风也并没有试图隐瞒，而且似乎还曾与舒芜当面沟通，并取得对方的认同。但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没能朝胡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相反，舒芜是在胡风觉得不可原谅的方向上变本加厉地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1952年12月28日胡风自北京写给绿原的信中说：“吾止走了，还有信来向我辞行呢！想不到世上居然有这样脏的东西。他第一次供状，专门攻击某某，人家不要，他又来一次，这次专门说他是受人之害，而且他的错误都是与别人共同的！……辞行信云，这回去以后将要专门检查自己云。不过，他已把空气弄脏了，使抱希望者丢了脸，使不少人冷了心。推其原始，我造的孽真不小！” 这里的“吾止”，是“无耻”的转写，指舒芜；“第一次供状”指《从头学习》；“某某”，胡风自称；“又来一次”指《致路翎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把空气弄脏”，最主要是指舒芜的文章坐实了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们的批评者们对于“小集团”的半公开的指责，第一次“从堡垒内部打开缺口”，由“深知内情”的人提供了“小集团”存在的第一手证据。胡风说，“尤其无耻的是，什么A、B、C，什么其他几个人，这等于卖人肉。” 这里的“A、B、C”，指的是舒芜在《从头学习》中检举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其他几个人”，指的是舒芜在文章中公开指证“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与他“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卖人肉”犹言“出卖人”。在另一处地方，胡风又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 可是舒芜偏偏开口闭口“我们”、“我们几个人”、“我们那个小集团”。
　　1962年，绿原先生被“免于起诉”，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与舒芜成了同事：“舒芜仍像52年在武汉一样对我开诚相见，除把近七年来一些国家大事向我评说外，仍像讲故事似地同我谈胡风案件的另一面，包括一些胡风思想的批判者后来变成‘胡风思想的贩卖者’的人和事。有一句他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都没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但，他们当初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 按理说，讲求实证的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揣测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可是，随着我对胡风事件研究的加深，像绿原先生这样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一个强烈的悬念。是啊，包括舒芜在内的胡风的批评者们当初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对胡风们群起围攻、不依不饶的呢？他们到底想把胡风们搞成什么？尤其是舒芜，我觉得，尽管他已经以老病之躯花大心力追述了十来万字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释除我们心头的类似疑惑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他努力将自己的出众才华倾注到那些令他今天摆脱不掉的丑恶文字上去的时候，他究竟想过什么或想着什么？我们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可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将怎样理解历史中的舒芜的复杂表现呢？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但同时，它也决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永远逃避或悬置的工作。
　　首先一点，我们不难看到，舒芜是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从头学习》一文表面上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而写的表态文章，可是当时借此机会做文章的名公巨匠何止万千，僻处南宁的舒芜要想在这个题目下有所作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停刊以后，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胡风没有能够创刊新的杂志，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杂志如成都的《呼吸》、北京的《泥土》、南京的《蚂蚁小集》、上海的《起点》等，虽然延续了《希望》的作者群，但由于都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且多属于同人集资性质，规模不大，只是“游击性的小刊物”，影响自然无法与《希望》相比。这对希望借写作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的舒芜自然十分不利。解放初期的舒芜尽管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得到地方当局的重用，但那都是与文艺和写作界几乎毫不相干的“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那里甚至都不大有人知道《论主观》这回事，“无论省市哪一级的领导，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或暗示过《论主观》之类的问题” ，因此在表面的忙碌和热闹之下，其内心的寂寞不问可知。舒芜回忆说，“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到京津沪汉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 。这样，如何通过写作介入主流文化界、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于解放初期的舒芜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念兹在兹的大问题。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心路历程的变化轨迹其实十分清楚，要而言之不外是两条线索、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弃旧图新。这正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从广西出来”一路思想见闻的核心内容。比如其“北行日记”开篇部分所记：“自己觉得，解放前后实在是大有不同，解放前摸索苦恼的东西，解放后大概都开始解决，究竟是实生活不同了。” 车过黄河铁桥见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时的感想：“这大约还是去年写的。那时，我们的心也正望着这里，想着这句话，但仅一年，我现在就从粤江过长江又过黄河，亲眼看见它了，这是人民的会师，这是历史的期望。” 在这两条关于大局的感想中，个人隐微其实也溢于言表：正是“解放”，才为他自己提供了从偏远的广西“打过长江去”的机会。又比如他对过去的亲密伙伴的新观感：“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在他们，还是有些清谈，嘲笑。又是什么这个约谈，那个约谈，还要思考应付，诸如此类。” 外表上谈笑风生，内心里已是格格不入了。至于说“找胡风谈”过，“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云云 ，在舒芜自己，就未始不是一个对于过去的正式的告别礼。这是发生在1950年10月5日的事。此后，存在于舒芜与胡风之间的以频密的通信为重要标志的亲密关系似乎就正式结束了。后来当舒芜写出第一篇“把过去百分之百地否定了，认为过去全错了” 的“检讨文章”，从北京来的鲁煤见到后觉得不可思议，问他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信与胡先生谈，他的回答是“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 。
过去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在鱼雁往还中交谈和解决了，不仅从未发生过“辞不达意”的困扰，而且时隔多年之后还可据以向对内情毫无了解的全国公众“说清楚”，现在为了“理论上”的东西反倒怕“弄得误会了”？这如果不是另有隐情的话，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对此胡风是曾经有过一个说法的，他说：“和我通信，在他已毫无好处了。” 可谓一针见血。在舒芜自己，“告别”的礼数一旦尽到，接下来当然另有他的当务之急，那就是设法逐步公开自己的新立场和新身份：1951年10月20日，“写了一篇《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因为“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的干部”会“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 ；1951年11月9日，“做了一首诗送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霄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 ；1951年11月15日，在中南文代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 ；1951年12月10日，“开始写思想检讨” 。
如果只是在“思想改造”的意义上“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鲁煤语），其中不涉及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就这样发表出去，能否在“有关方面”一次性顺利“过关”固然难以预测，但不至于对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大的负面冲击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或者也正是舒芜先生后来觉得自己的这第一篇“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还有值得回护的价值的原因所在。舒芜先生在《后序》的《又附记》中说：“胡风先生对于我写那篇检讨文章，（不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还说我攻击了绿原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其实，我那篇文章只谈自己，只在与鲁煤谈话中，说过绿原解放前的一首诗是‘小资产阶级的看不见前途的感情’，鲁煤致胡风函中也交待得很清楚。”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胡风误会并冤枉他了？细检鲁煤致徐放和胡风函、及胡风的回函，我们发现，事情似乎也并不像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鲁煤函中并没有“很清楚”地交代“他否定了绿原过去的诗”是在“检讨文章”之外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造成误会，责任应该在鲁煤；第二，胡风就此事给鲁煤的两封回函（1952年1月7日，2月14日）中，尽管认为舒芜的检讨“带着极强的虚伪的东西” ，却并没有“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胡风的原话如次：
　　至于舒君，情形也不简单的。所谓理论之类云云，都不过是一种实际关系或生活态度的反应。只单纯地当作理论去看，那是要愈想愈不通的。我懂得他，其他的友人也懂得他，绿原更懂得他。他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这就非弄得东张西望不可，这两年来完全暴露出来了。……人，一患得患失，那就有些不好办了。
　　引文中所谓“打括弧”就是今天所说的“加引号”。我所以要在这篇已经写得相当冗长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原始文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将原文与经舒芜先生处理过的文字对照起来看，领略舒芜先生作为“文章家”的功夫和风范。在极细微的变动中，舒芜先生也是可以做进很大的文章去的。现在有了对照，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到底冤枉过他没有呢？其实舒芜先生也未必是要暗示胡风曾经冤枉过他，更主要的目的，恐怕还在于借此拒绝和掩盖胡风对他的“实际”一面的揭露。其实他也看得很清楚，胡风对他的“检讨”的关注焦点，完全在于是否牵扯别人，而并不在乎其“理论”性的高低。胡风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旦攻击别人，就是“不可原谅”。而在接获鲁煤报告的当时，胡风对舒芜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温和的，“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云云，与其说是一种指控，还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正因为如此，胡风才会在给鲁煤的回函中仍然对“舒君”寄托期望：
　　回来时，也许还会见到他罢。千万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关于他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
所谓“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是因为隔阂既生，不免要有所防备，以防无意中供给对方更多的口实，这可谓胡风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积习”了。后来舒芜揭发出来的他的书信中的那些隐语、暗语、缩略语和被当作“恶毒攻击”的证据的“硬幽默”（比如“跳加官”），其实都只是此类积习的不同表现。　　　　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胡风对“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舒芜的防备并非没有道理。上述“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舒芜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并非“有关方面”没通过，而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舒芜先生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舒芜隆重诞生的《从头学习》。《从头学习》与《向错误告别》有什么区别？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这篇检讨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这篇论证的末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在这篇检讨文章里，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的批评，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 。有趣的是，舒芜先生回忆中的轻重主次与他当年写作时的主次轻重恰成反照。《从头学习》现在已经收入《回归五四》，并不难找，大家只要翻开这一篇，劈头就会赫然见到：“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令人悚然一惊的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表态八股”早被别人写过不知多少遍，日后还会被人不断地写下去，但是，一起笔就这样摄人心魄的，不仅当时少见，到现在恐怕也不多。舒芜先生这不是又一次靠文字成功地证明了他自己吗？
我说舒芜先生“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他牵出路翎的方式作为证据。《从头学习》中第一次提到路翎，是被一个“我们”带出来，看起来像是迫于文势，不得已而然，其实恐怕正是为了营造这种文势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5月12日的‘文化简讯’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路翎何辜，就像一只待戮的鼋龟，被一支细巧的刀笔诱出了长长的颈项。过去的密友站出来作证，证明别人对他的指责“是完全确实的”，如此一来，他还能往哪里逃？
　　那么，从“坦白自己”到“牵到别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前面提到，作出这一重大转向时，舒芜先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但自己的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舒芜先生试图证明，是胡风1950年3月29日写给他的提醒他采取主动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信（见本节前引）种下了远因。如果说是“远因”的话，恐怕多少是有一些的，可是舒芜先生并没有这样说，而只是反复提及这件事，同时强调在他当时所处的南宁环境中，并没有其它外在的因素促使他记挂《论主观》。但这些就足以说明舒芜先生想说明的问题了吗？
　　如果舒芜先生从来没有、或后来成功打消了离开偏远的南宁“打过长江去”的念头，那么，胡风先生不给他写那封信，他或者会成功地忘记有关《论主观》的不愉快，甚至忘记《论主观》本身，就在那儿做一名成功的、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可是他没有。又如果他即使离开南宁移居中心城市，却对文化界彻底失望，没有重新进入的兴趣（就像“七月派”前期的重要作家曹白那样），那么他也有可能抛开历史的包袱，从此不相闻问；然而他不能。既没有忘记，又不能抛开，那么，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紧迫性本来就无需任何外来的提醒。所以说到底，胡风的信，根本上只是为舒芜先生后来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先生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思想上高度关注的，无不落实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和“胡风一派的实际遭遇”这样两条线索之上，在这两条线索的交接点上，我们首先得到了《从头学习》。那是真正的“从头学习”，因为从头开始就把杀伐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过去的战友，“立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确信“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 之后才动手的，为此他列举了从延安到南宁的种种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证据，这个我们只要去看《后序》第八至第十节所述，就知道舒芜先生所言不虚，他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的揣摩判断上的确是用了心事的，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最终还是失算了，“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可是，我们不是还有“真诚”吗？至于说“不择地”，其实也还是有选择的，而且小心得很，时时注意把握一个分寸，即，报刊上没有遭到公开批评的，我的文章中决不首先提出来，这叫“不为人先”；路翎们既然已经被公开点名，我不跟上去，怎么显出我的积极？这叫“不坠人后”。披览《后序》相关部分，细细体味舒芜先生的这番苦衷，怎能不令人动容呢？在有关胡风一派的最新遭遇的试探捕捉上，他是多么谨慎小心啊，不知耗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才为自己赢来了最后的成功。是的，他成功了。在一条行将倾覆的大船上，他成功地拯救出了他自己。这个“拯救”的情形，有点类似《泰坦尼克号》。当灾难无可避免时，有的人庄严地死去，保持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有的人用尽手段活出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到的只是空虚。

四 政治敏感与理性狂热

　　“文字表现欲”固然首先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欲望，比如小孩子的“人来疯”，是发乎基本人性的生命表达，所谓“非功利”。可是人既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有了比单纯的表现欲更多的七情六欲，当然也就不再那么单纯和非功利，而不免时时“东张西望”起来。“东张西望”的结果，便是使得“文字表现欲”里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上面曾经说到的借以体现自我价值，重新证明自己；借以完成弃旧图新，“打过长江去”。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尽管都不能算是大奸大恶之举，但当我们把它们串连起来，前前后后细细想过，就不能不认同于舒芜先生的自我反省：其中的确“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 。残酷在哪里呢？胡风先生从最初的苗头中就已经看出来，谓之“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确乎足以触目惊心。
　　除开上述种种之外，舒芜五十年代初期的行为中还有诸多难于理解的地方，比如“交信”事件。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要做一点澄清。过去许多言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揪住舒芜不放，将这一事件简化为一个孤立行为的对错问题，敷辞虽多，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抓住要害。一个孤立的行为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呢？交不交信不是关键，如果有正常的文化环境，即便交上去也不至于轻易成为入罪的依据；如果别有用心，即使不交，而只是在什么地方一鳞半爪地利用一下，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交”与“不交”这个单纯的行为上（根据祝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与舒芜先生的“1999年6月8日谈话记录”，舒芜先生曾说：“好像后来‘胡风分子’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无不同。” 我认为，如果拘泥于“交”的行为的话，舒芜先生有此类自辩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怎样去“用”。
　　关于“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用不着再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舒芜曾经怎样使用手头的胡风信件。一旦我们把思路转向这里，线索就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舒芜先生决没有从一开始就要蓄意“利用”胡风书信，而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而这里的所谓“形势”，外在的大局固然不可忽略，但更主要的，却是舒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编织出来的一个裹挟他自己、促使他不断往前走的“形势”。我的意思是，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再到《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下称《材料》），这几篇文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表记了舒芜先生的彻底转变的整体。只有将这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看，舒芜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信件，“利用”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前后的联系是清楚的，前面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面接着当然要拉开场子。《公开信》起笔就说：“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这显然是在“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的话头下“接着说”。而在《公开信》之后再抛出私人通信材料，在舒芜的思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并没有什么外来压力或“历史偶然”可言，两文在写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不短，但在命意、思路、手法甚至布局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公开信》的长篇大论中共有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五个是“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从这一论点发展到后来《材料》力图证明的“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第三版，下引此文出处同），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公开信》第五点之下分了几个层次来论述，首先论定“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然后从“我们当时的小集团活动，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如果说，当时我们抗拒党在文艺上的领导，还是暗中进行的，还只限于私下口头谈论；那么，我们对于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概排斥，就是公然进行，无所顾忌”、“我们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使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惟恐不及”、“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我们却反过来咬定，除了我们之外，别人都是宗派主义”几个方面展开。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浓缩提炼，《材料》正文中的四个小标题也就并不特别惊世骇俗了：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为了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论点上既然一脉相承，在论据的使用上前后文章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承接关系。《公开信》其实也是检举揭发，只不过所使用的秘密材料的范围限于“私下口头谈论”，而不像《材料》所披露的那样白纸黑字可以复按，但是《公开信》里面显而易见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圈外读者看来需要更确凿的证据的严重的说法，比如“我们一贯在谈论中，竭力把几位文艺上的领导同志，描写成度量偏狭、城府深隐、成天盘算个人势力的模样”、“我们对于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那种嘲笑辱骂的态度，有时简直近于对待敌人”等。与《材料》对照起来看，《公开信》中的这些严重的说法所起到的其实是伏笔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材料》的来历，舒芜先生后来虽然反复强调过成文过程中的外在因素，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否认过以私人信件为依据撰写批评文章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观抉择。无论在他对前来组稿的编辑主动提出“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之前、之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引用私人通信，甚至在这篇作为《材料》初稿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成稿之前，都没有任何人设想过他会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舒芜先生回忆说，《材料》是根据林默涵“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胡风原信、按他的要求分类摘编并加注解的，其中四个小标题几乎一字不改地来自于林默涵。这个说法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如果舒芜先生是想借此说明《材料》中表述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别人强加于他，并无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在里面的话，那恐怕不足以服人。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同一篇回忆的下文，舒芜先生进一步说过：“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了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
　　既然只是“简略地记下……指示要点”，发挥的余地自然很大。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提供的旧时日记，他在“思想斗争很是艰苦”的情形下写出第一篇《向错误告别》的万字长文，也不过花费了大约三天时间而已 ，一篇“领导出思想、定调子、划重点”的材料摘编，又何至于要耗费他“两天两夜”的时间？如果舒芜先生关于“两天两夜”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舒芜先生再一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文字表现欲。
　　我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迭经胡风遗族梅志先生和晓风女士反复指证，可谓铁证如山，只是不知道捍卫舒芜的勇士们为何从来不看见。我知道，生而为人，人是难免有他的毛病的，其中之一就是往往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既如此，我这里就只能再次饶舌，诚恳敦请先生们去看看这如山铁证：具见《胡风全集》第9卷《书信》，其中完整包括了《材料》中取自29封信件的全部34则摘引（33则见于《致舒芜》，1则见于《致路翎》），并且摘引部分已在原信中以黑体字标出，结合《全集》的编者注，可以清楚全面地了解舒芜先生在那“两天两夜”的时间里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创造性劳动。
　　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材料》发表后曾引起许多人愤怒的关于闻一多的那一则。其中说：“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这一则列为第十三，放在第二部分“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有一段总结陈述，文曰：“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在总结陈述中特别点出闻一多，说明舒芜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这条材料的分量。闻一多是谁，大家当然是不陌生的，作为一位民主斗士，他当然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不单只是一位民主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又不单只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之后，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公开赞扬的民主斗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教导我们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胡风居然连这样的伟人都敢骂，可见其人心肠之黑、面目之可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材料所能发挥的效用显然是震撼性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伟大领袖的号召言犹在耳，他们不会像学问家那样去仔细考辨其中的细节，比如胡风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1944）、闻一多被害（“成仁”）是在什么时候（1946）、伟大领袖发出学习的号召又是什么时候（1949），更何况材料中既然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对闻一多先生的“进步”的辱骂，当然也就更加不会有人去关心胡风到底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了，他们能够从这里获得的印象，只能是胡风的“不像话”，所谓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胡风案”爆发出来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显然是与类似材料的高度刺激性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条材料到底是怎样得来的呢？应该指出的是，舒芜先生在这里并没有断章取义，也没有像在其它段子上那样针对内容加出格外的注解，即是说，没有做出故意的曲解，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舒芜先生在这里就“尊重事实”了，相反，他是以另外的方式歪曲了事实：他隐瞒了真相。所引出的文字本身是胡风1944年11月27日致舒芜信中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内容与全信所谈毫无关系，如果全信完整地摆出来，相信谁都可以看出，胡风所以会在信的末尾没头没尾地说上这么一小段，肯定是作为对对方来信的一个回应，客气一下，附和一下，并不十分当真的。这后面一点我们从引文本身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当然”云云，是没有兴趣的口吻；“这里还有”云云，是说相比起来更重要的都没有谈，这个就更不值一谈了。但是要体味出这些，还是得以全信为基础。舒芜先生当初如果真有实事求是之心，在无法公开全信而又不能不作这样的摘引的情形下，最低限度也应该对这一段文字有所说明，至于究竟怎么说明法，这或者才是真正需要发挥舒芜先生的聪明才智的地方。总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其实这“恶攻”闻一多一节，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舒芜先生自己。根据《胡风全集》的注释，胡风信中的这段话，“系由舒芜11月23日来信中认为闻一多最近的表现为‘投机’而引起。” 而在这一部分的总结陈述中出现过的“蛆虫”和“市侩”两个字眼，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前者原是针对国民党特务而发的，后者只是胡风文艺评论中一个常见的修饰词，用来指称那些他认为不真诚、投机性的人和事。至于说“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那只能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别的不说，“七月派”中哪一个不是“进步作家”？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材料》中放在第四部分的第三三则摘引，摘自胡风1945年5月31日信，摘录的目的，是要证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看到“主观在运行”、“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样的短语，有心的读者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正是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谈到过的他自己当年在学习过伟大领袖的光辉文献《论联合政府》之后的得意之笔 ，发明权也应该归于他自己的，这里怎么又慷慨地奉赠给胡风了呢？细读《材料》中引用的胡风文字，我们明白了，原来在这里面，胡风在表扬舒芜“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把认识化成了实感”的同时，还“批判”了“主观、中庸二文（指《论主观》、《论中庸》）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而“权威”和“有的老实人”之所以觉得这两篇文章“有点异样”亦即对之提出批评，也“未非不是由于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舒芜先生这样的文章作得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才仅仅是“摘录材料”而已。然而，通过摘录，舒芜先生达到了某些洋洋数万言的长篇大论恐怕也难以达到的目的，即，不仅打击敌人（是的，敌人），更要维护自己。他要通过那两天两夜的劳动向全国人民宣告：你们看，面目可憎的胡风不是对我过去的重要作品不满意吗？什么叫“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至于说“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那也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污蔑。作为与胡风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所反对的只是“市侩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本身；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舒芜先生也许会辩护说，上举两个段落都是林默涵特别标记出来的，他甚至还可能为此拿出实物证据，但我觉得，这样的辩护根本不足以说明他的无辜。原因无它，正如包括舒芜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当事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伟大领袖正式介入此事之前，围绕着胡风们的政治形势远远不像后来那样严酷，他们虽然逐渐失去了公开的发言权，但至少还享有口头上的言论自由，即可以为自己申诉、辩诬。舒芜先生此时但凡还怀有任何对胡风的顾惜和姑息之心的话，遇到林默涵的要求，他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保留和拒绝，林默涵即使不高兴，也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请记住，所有当事人一致指陈，此时没有任何人要置胡风们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先生完成其两天两夜的特殊劳动为止，事情都还走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的路线上，尽管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那么，是不是舒芜先生心理特别阴暗，一定要借机置胡风于死地而后快？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倾向于这样认为，但如我们所知，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为舒芜先生自己所接受，我甚至觉得，促使他下定决心撰写《后序》的最主要的动力，可能正是要尽最大努力拒绝这样的历史认识。在舒芜先生的自述中，他尽其所能地表达了自己的最大真诚，承担了自己所愿意承担的最大责任，包括自己文字上的诛心之论的“残酷”，但与此同时，他坚决维护了自己人格上的清白，他所能够接受的关于自己在胡风事件上的责任的结论似乎是：由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犯下了巨大的罪过。
　　这里面存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我认为，如果在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结论中再加上本文上节所论的个人性因素，可能会成为一个接近完美的结论。怎么说呢？让我先说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部分。
　　与胡风相比，舒芜毫无疑问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常识和高度的政治敏感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上引“大的主观在运行”之说，从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中就可以感受到“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就足以说明问题。又比如《后序》中述及的他自己与胡风在是否需要“联络人”、“争取人”，亦即他们是否在“孤独作战”的认知问题上的分歧 ，事实上正是政治上的统战头脑与文艺上的坚持主见之间的认知冲突。胡风关心的完全是自己的文艺立场，对于事实上的政治同盟毫不措意或很少考虑，这也是导致他长期与左翼盟友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舒芜因为不懂文艺，在“胡风理路”上进入很浅，对文艺是非介入不深，最初接近胡风，是把他认作一位“（左翼）大人物”而接近的，因而当然会更多地从政治大局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胡风思想和理论，这就使得他成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异数。胡风曾经说过舒芜“不懂文艺”，而这样的人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中堪称仅有，因为别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胡风所以会欣赏他，爱才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他所带来的文艺以外的思想风范对胡风无疑是一个吸引。对胡风来说，舒芜是一个崭新类型的文艺青年。胡风对舒芜言论话题的不熟悉，对其理论成果的难置可否，可以从他们之间当时的通信中和胡风后来的回忆中找到大量的例证。而在舒芜这一面，他所以会对于胡风在周恩来、茅盾等人面前表示“发表《论主观》是为了引起批判”长期耿耿于怀，并发而为“两面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和看问题的基本角度、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舒芜后来终于认同左翼文艺界对胡风和他自己的批判，并且尤其在“宗派主义”这一点上深有心得，思想根子乃在这里。
　　“三十万言书”中有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胡风舒芜在政治敏感性上的差异。其一充分证明了胡风对“革命政治”的无知。周扬指控他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接近，是“反对派”，对此，胡风的反应是：“我听了周扬同志等的这个裁判的时候，莫名其妙，连考虑那含义也无从着手，只好放开不管。” 他真的是不懂。事后的发展证明，如果他懂得这一指控的真实含义，及早对对手的这一陷他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的企图加以防范和应对的话，则至少会使得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灾难来临时心理准备更充分一些。
另一个细节正是关于舒芜先生的。在1952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期间，应舒芜的要求，胡风与他见面，做了最后的一次谈话。关于谈话情况，胡风写道：
　　谈了几小时，完全是听他谈；我记着笔记。他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最后，他说要说的意见说完了，但提了一个问题。我在一篇纪念高尔基的文章里提到拉狄克（《剑、文艺、人民》三六——三九页），说当时看到他在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报告虽然感到不满意，但还觉得是：“虽然粗糙，没有真的追求力，但我们也以为他是尽了一个政治家所有的力气的。”舒芜说他不懂这意思。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要我回答。我知道他是暗示我：你断定了政治家不懂文艺，你看不起政治家，你是反抗党的领导的，当心我要把这揭发出来！他当然也知道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
　　舒芜对胡风说这番话肯定带有警告的意思，但可悲的是，胡风却完全领会错了这警告的真正含义。这个错误说明了他对三十年代以来日新月异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极其隔膜，甚至完全无知。怎么回事呢？根据《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等辞书提供的资料，拉狄克（1885-1939），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联共（布）党内反对派代表之一。1919年任俄共中央委员，1920年后主要从事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执行局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1925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7、1936年两度被开除出党，1939年被处决。1988年获得平反。
如果说周扬们对胡风的“社会民主党”的指控还属于“查无实据”一类，可以“放开不管”的话，舒芜在这里抓出的可是一个令胡风百口莫辩的真正“反对派”（“托派”）的证据。尽管没有材料表明舒芜曾经对这一证据加以利用，但面对这种在高度政治化的生存环境中由高度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政治无知参差纠错编织而成的文化悲喜剧，实在也足以令人黯然神伤。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要是没有发生交错的话，岂不是可以避免许多？——这就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舒芜，会不会出现另一个？
　　我的答案是：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正是他的在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内涵复杂、不可名状的理性狂热，导致了胡风们处境的逐渐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文章确实已经写得太长，关于这个论点我不拟多说，事实上上面的许多篇幅也已经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里仅就几个基本事实的未被充分强调的方面作出总结陈述。其一，以《向错误告别》肇始的那些文字，舒芜为什么非写不可？答案是：因为政治实践成功而来的非凡成就感，导致头脑发热，导致以政治眼光看待一切，也就是胡风指出过的“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的老毛病作怪。对此，舒芜先生自己有过痛切反省。其二，在自己的检讨中为什么非要牵扯别人？从舒芜先生自己的立场和理解来说，他在这一点上其实已经很谨慎，凡是没有受到公开批评者不涉及，受到过公开批评的，也并没有人人都被牵扯进他的文章；而且，舒芜先生还曾一再申辩说，他最后抛出《材料》，选“宗派主义”作为突破口，在当时的情形下已经是尽可能“避重就轻”了。饶是如此，舒芜先生脑子里还是缺了最要命的一根筋：他似乎始终就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胡风的对手们牢牢地绑缚在胡风的战车上，身份极其特殊，只要他开口向着对方说话，就是“起义”。而他所以迟迟意识不到这一点，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主观作用”作祟，以为真的可以凭借这个“治病救人”，政治上既敏感，又幼稚。其三，为什么非要抛出信件？其实，仍然就舒芜先生自己的立场来说，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即因为胡风始终强项，不肯承认“错误”，而“觉悟”了的舒芜又坚信他们过去是一路，因此执拗地要证明“胡风错了”。直到今天，舒芜先生似乎还在坚信他自己过去与胡风是一路，可是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是他错了，他们到底还是不一样。
　　所有这些政治的、性格的、社会的、个人的、面上的、台下的等等等等的因素纠结在一起，真是复杂。越是复杂，就越具有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只怕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司芬克丝之谜。为的怕寂寞，舒芜先生一生中做出过许多努力，但其实他却是不寂寞的。这个我们只要看今年上半年以来就有多少议论是围绕他而起，便不难理解了。这也算是一种宿命吧。不过犹有可议者。事过境迁之后，除了一个是非对错之外，还有一个检点行囊的工作。胡风去世之前为自己编定了三卷本的《胡风评论集》，在这部集子的长篇后记、也是胡风的天鹅绝唱中，他回首自己一生的劳动和追求，说出了这样欣慰的自我评价：“我是一个乡下人……穿着老布衣带着泥土的气味挤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不但发现了现在置身在它里面的社会和将要迎来的社会里有‘新奇的事儿’，就是在过去的喧嚣、苦叫里和罗绮丛中也有当时不能感到、更不能理解的‘新奇的事儿’。未来的历史，对我再不是‘无际的苍茫’了。这些评论就是粗略地记录下了从三十年代初起的，更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地追求的经历。” 他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代代的读者都将不断地从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舒芜先生现在也做完了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回归五四》，但是《后序》中侧重交待个人思想断、连、反、复的过程，对自己的毕生心血的评价却很少，这不免令人遗憾。照我看，集中的许多煌煌大文除了作为历史文献之外，本身只怕已经毫无价值。相反倒是那些不曾收在这里，却曾令胡风在《希望》上插得“遍山旗帜”、“快何如之”的杂文现在还值得一看，而它们，也正是胡风先生当年反复督导的产物。像这样的价值上的巨大落差不知会令舒芜自己作何感想？《后序》论“回归五四”，说的是直接回到鲁迅，不提胡风环节，当然也有道理，道理在于舒芜先生的确未能从胡风最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多所沾溉，但是，若论“鲁迅精神”这一节，却以胡风为最得真传，而舒芜先生前前后后在这个题目上的所论似乎也并没有超出胡风的承续范围，那么，所谓“尤尊鲁迅”中，是否潜含了把胡风“尊”进去的意思？至少我是愿意这样相信的。

五 还没有完

　　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很久，本来早该结束了，但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读到了祝勇先生响应余世存先生为舒芜争求“背叛的权利”的文章（《书屋》第六期），并循其中线索拜读了他此前发表的专门“对舒芜个案进行研究”的“两万字长文”（《黄河》1999年第六期），因此还有一点余绪。祝勇先生的文章与余世存先生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了非常广阔的思想内容，从科索沃战争到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无所不谈，我很惭愧，没有能力将自己的讨论也展开到这样广远，因此只能就其中与本文有关的话题简单谈谈看法，也算是一种“对话”吧。
　　祝勇先生在其两万字长文中说：“无论舒芜是否将胡风的信公开，胡风的结局是早已注定，更改不了的。” 我不知道祝勇先生在这里说的“胡风的结局”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其实关于“胡风的结局”，舒芜先生自己就做过很好的表述，一种是作为历史事实的、有他“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的“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还有一种，则是舒芜先生在事前曾经反复预期过、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验证过的，谓之“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有利”。怎么“有利”法呢？比如周扬，是延安整风初期的“重点批判的对象”，批过之后反而更受重用；比如舒芜自己，公开自我批判，就可以超乎预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一举从偏僻的南宁调到首都北京，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或者即使不会“有利”吧，照舒芜先生当年的反复考量，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同志式的帮助’的性质”、定位在“革命内部的是非的范围之内”，总不至于发生太坏的结果。可事实呢？从舒芜的事前预期到胡风们的实际结局之间差距却是如此之大。面对这样的情形，头脑清楚的读者免不了要去追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了激化矛盾、扭转方向的作用？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的“必然”和这个“必然”出场的偶然之间，存在个人作为的巨大空间；在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空间中，舒芜曾经大有作为。他的这一番作为改变了自己的个人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反抗文学的走向。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再也见不到集团性精神突击，而充其量只能见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分散性的隐秘精神潜流。在这一意义上，说“舒芜借‘上帝之手’摧毁了中国作家集团”，或者反过来，“‘上帝’借舒芜之手摧毁了中国作家集团”，应该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关于这一节，舒芜先生自己身在其中，当局者迷 ；我们作为旁观者，在解读当事人的人生故事时恐怕还得更多地用用自己的脑子才行。
　　祝勇先生在其响应余世存先生的文章里进一步为舒芜先生争取到“背叛的权利”之后，转过来规劝朱健、何满子等曾对舒芜施以“人格上的攻击”的先生不要再揪住舒芜不放，因为“舒芜充其量是个思想上的迷路者，而非道德上的小人” ，云云。祝勇先生在这里一面论断别人的“道德”，一面干涉别人对于道德问题的议论，看起来也是振振有词，我却觉得未免过于多事了。我想，既然您乐于在这一问题上做一名“道德警察”，那么您至少也应该贯穿一个当今社会上人人都会说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给予您的监管双方以同等的权利和自由。和舒芜一样，朱健、何满子也都是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在同一历史场景中，舒芜先生获得了“背叛的权利”，朱健等几位先生为什么就不能获得控诉和谴责背叛的权利呢？须知，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何种性质的背叛，总不免要付出代价的。借用另一位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贾植芳先生爱说的一句话来说，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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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蜜瓜

无可大师①学究天人，我何敢妄攀。这次回桐城游浮山时，总算参拜了他的墓，足慰平生。我建议桐城举行“方以智学术讨论会”，这比桐城派讨论会有意思得多，不知能成事实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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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想，桐城当然极想举办方以智学术研讨会，但是浮山现在又不归桐城，有些东西还在争议。舒芜先生不知能否为此事呼吁一下，效法一下当年胡适之领导的“婺源返皖”？

哈蜜瓜

桐城公园中“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先祖父的手迹，至于那石柱，未闻有什么专名。尊照一帧以先祖父书法为背景，一帧以拙诗为背景，这倒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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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喝酱油耍酒疯

金神墩网友转载这些信简意义何在？看来看去也没有看见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只是文友之间的通信而已。何况被人一看是书信就忘了他是历史学家而想起那段耻辱的历史。

对舒芜我没有抵触情绪，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并知道他是桐城人是八十年代末，读《人民日报》上他的一篇文章《桐城旅游刍议》。近年来还买过《舒芜文学评论选》等书。毕竟是大家之作，读过他的文学评论，再回头翻书，得受用也有所提高。

从不少报刊杂志上看见揭露、批评舒芜的文章，也看过他的自述，总觉得我们都不是道德高尚完美的人，我们也没有必要将高高的“道德标杆”去比靠一个人。这样的书简发在这里也罢，要是转到其他地方，不知要引来多少口水。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此帖子已被 喝酱油耍酒疯 在 2006-2-15 19:27:20 编辑过］

哈蜜瓜

估计主要是这书信里透露了一些信息。

老汉

我与舒芜先生交往的时间有点长,对先生的情况自然知道一些.但我也是个读书人,知道不能当面问一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对他在胡风运动中的表现,也是从别的材料中知道的.
我的观点是：1、先生交出书信实在是迫于当时中宣会要人的压力。后来，周扬说，不知道毛主席会把胡风搞成这样。那你说，先生会知道吗？有人说，先生出卖了胡风，这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是别有用心。
2、在这件事上，先生可能够不上伟大，但也绝对不是渺小。酒疯兄说得对，我们也没有必要将高高的“道德标杆”去比靠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抛弃过去那种非高大即卑鄙的评价观念。
3、有很多愤青不了解当年政治运动的高压气氛，每每喊一些高标准的口号。其实，一旦国家真的有难，这些愤青们往往会成为鲁迅概括的两种人：要么是无谓拚死，要么作鸟兽散。

对先生我是很敬重的，他老人家绝不亏待我们桐城老乡。

哈蜜瓜

不知道所谓“胡风事件”，看来我浅陋。搜了一下，有文如下，比较公正，供大家参考：

十年前死为完人

对弱者，对受害者的指责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条硬汉。我也是从“万家墨面”的泥潭中爬
过来的人，我也曾求做“驯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过关；假如
我当时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门无一声”。

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
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
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
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突
击手们选中一个攻击的目标，就认定是一个敌人的堡垒（如民盟，胡风集团等）。他们惯
用的伎俩是：避免自上而下，单刀直入，而是寻找突破口。即找一个关键人物，施以重
压，让其戴罪立功，站出来揭发，从而发动其他人，划清界线，狠批狠斗。这叫“挽救大
多数，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亲偕同去拜访史良，偶尔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
态，泪如泉涌。此时她已78岁，夫妻间的感情并不甚笃。她哭的恐怕不单是失去了丈夫，
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凉的，痛苦的。被迫违心批人
者和挨批者心灵的创伤是相同的。（当然，那些乘风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别人的尸体往
上爬，至今毫无反悔的人，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把他们称为畜牲，那是对畜牲的亵
渎！”）

还有一位沉冤难申的舒芜先生!。他是胡风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击手们选定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与胡风的私人通信（那
时，公民是没有隐私权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这些信中并无任何“反革命言
论”。交出可能为冤案申辩，不交反可能成为“见不得天的罪证”。一经那位“顶峰”曲
笔批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就成为“反革命”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舒芜也被
戴上“胡风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双重帽子，受尽折磨。

胡风冤案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
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
阿垅死于狱中，方然自杀，卢甸悲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没入狱的后来在“反右”
和“文革”中也受尽苦难。

此最大冤案现已平反。熬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含冤者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幸存者都垂垂
老矣。逝去的年华和才华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芜白发苍苍，至今仍为不他的朋友们和文坛
诸公所谅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间充满仇恨，积怨，芥蒂，隔阂，猜忌，恐惧，戒备……这是以斗
争为乐的人生哲学，给我们这个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一些被迫违心地伤害过朋友的人，受害者不防换位思考一下，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又能
怎么样呢？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并不比你轻，只是在这场旷古的大悲剧中，各人扮演的角
色不一样罢了。

1985年，一位记者去采访83岁的沈从文先生。当记者无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扫厕所时，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嚎陶大哭。当时，文革破灭已18年，他深埋在内心的创痛依旧无
法弥合，。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

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
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的子弹并不是人间
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
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无物之阵”。那个时代，被
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
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学家只有鲁迅，那是因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敌人的
匕首却被用来投向人民。我曾设想：鲁迅如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著《我与鲁迅七十年》，我才
发现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
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
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位作家的文章标题是《十年前死为完人》（从“反右”回溯），这句颇具哲理的箴言，
适用于鲁迅，胡风，郭沫若，史良………，也适用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