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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方苞写雁荡 2006年05月23日 温州日报 许宗斌
在古代众多写雁荡山的游记中,方苞的《游雁荡山记》和《记寻大龙湫瀑布》显得与众不同。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32岁的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四十五年,三应礼部试,始成进士,但因母病,不应殿试而归。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以集序列名,被逮下狱论死。幸亏李光地营救,免死。五十二年,康熙帝特赦方苞出狱,命入值南书房。后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三祖”中的初祖,著有《周官集注》、《仪礼析疑》、《礼记析疑》、《周官析疑》等。现在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的散文代表作《狱中杂记》被选收进高中语文课本。
方苞是清代文字狱中极少的幸运者之一,不仅意外免死,且以后官运亨通,又活至82岁高龄。75岁时,方苞以老病归隐,闭门著述。翌年,在外甥鲍孔巡陪同下,寻医浙东,来游雁荡。
那是乾隆八年(1743)中秋节前一日,方苞到达雁荡山。他好像没有惊动地方官绅,陪同他的只有外甥鲍孔巡和一名叫李吉的仆人,连轿夫也是在当地雇的。在山两天,除了能仁寺和大龙湫,还到过哪些景点也不甚清楚,想来行踪不会超出二灵一龙罢。留下的两篇游记,开头都提到雁荡山的荒芜:“按图记以求名迹,则芜没者十之七矣”,“古迹多榛芜不可登探”。这还是号称盛世的康乾时代,雁荡山似乎反不如前代(尤其是南宋)繁荣。从永乐移都北京以来,政治中心北移,又一次把雁荡山推到偏远之处了。然而,荆钗布衣、粗头乱服到底掩不住天生丽质,雁荡山的奇特风光使这位老人大感惊艳,不由得发出由衷赞叹:“……而山容壁色,则前此目见者,所未有也。”
可当他的外甥孔巡提议他写一篇游记时,方苞却说:“兹山不可记也。”理由是:“永柳诸山,乃荒陬中一丘一壑,子厚谪居,幽寻以送日月,故曲尽其形容。若兹山,则浙东西山海所蟠结,幽奇险峭,殊形诡状者,实大且多,欲雕绘而求其肖似,则山容壁色,乃号为名山者之所同,无以别其为兹山之岩壑也。”大景不易绘,且方苞为文长于叙事记人而相对短于写景,于是就在《游雁荡山记》中避开写景,把重点放在体认雁荡山的精神气度上。方苞在《游雁荡山记》中谈了两点心得:一是雁荡山“壁立千仞,不可攀越;又所处僻远,富贵有力者无因而至”,“所以终不辱于愚僧俗士之剥凿”,而“独完其太古之容色”,即较多地保持了它的自然风貌。这一点很值得当今风景区主事者重视。俗士喜在风景区题刻剥凿,古今皆然,于今尤烈。如今的雁荡山,被方苞嘲之为“疮”的俗士题刻也比当年增了不少。二是雁荡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盖至此则万感绝,百虑冥,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这是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概括了雁荡山特点,指出雁荡山不像一般旅游胜地那样仅“能使游者欣然而乐”,而是给人以“严恭静正”的精神升华,所谓山水移情,雁荡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样的山水游记虽非游记正格,却也别具一种姿态。
另一篇《记寻大龙湫瀑布》实是一篇叙事性杂文。方苞欲游大龙湫,轿夫不愿抬他去,以种种理由,路远啦,荒草丛生有毒蛇啦,加以推托,勉强去了又中道而返。在能仁寺老和尚的极力怂恿下,再次前往大龙湫,快近大龙湫时,轿夫又躺倒不干,最后还是和尚在前开路,孔巡牵他步行到大龙湫。返回时,方苞还听到那些轿夫在骂老和尚,扬言要教训他一番。如果仅仅写出这件事,那不过是外地游客向当地报纸的投诉而已。方苞的文章,真意全在结尾的议论:“嗟矣,先王之道之榛芜久矣。众皆以远迹为难。不知苟有识道者为之先,实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于众厮舆,而时君不寤,岂不惜哉。夫舆者之诳,即暴于过客,不能谴呵而创惩之,而怀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侧目于君子之道,以为不利于其私者哉。此严光、管宁之俦,所以匿迹销声而不敢以身试也。”
这是小题大做。方苞服膺程朱理学,一有机会,就要在文章中宣扬“圣道”,自称“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这是桐城派的可厌处。但这篇文章写人叙事比较生动,舆夫的刁蛮,老和尚的热心,都写得相当传神。
方苞最有名的古文主张是“义法”说。所谓义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做到雅洁、雅驯。方苞写雁荡山的两篇游记,体现了他的义法说。尤其《游雁荡山记》,确是一篇佳构,宜乎被一些选本(如《历代山水小品》)选录。由于方苞写了这两篇文章,遂使桐城派古文不致在雁荡山文献中缺席。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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