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潘学固（上）

家临南河

吾家乃翰墨世家，先十二世祖木崖公为明末宿儒，博学多才，乃桐城派戴名世的老师；先伯祖及先祖都是清末、民国初年较有声望的书画家，先伯祖潘陛，有江南才子之称，当时以诗、书、画驰名文坛；先祖潘淇，精草书，于右任先生对其书法推崇备至，曾跋先祖草书“饮酒诗册”曰：“闻先生已归道山，予于研讨草书之时，失一导师，感慨无巳”。父亲自小就耳濡目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六岁始临池习书，他先习欧、颜楷法，打好基础，后广涉历代碑帖，尤对二王法帖爱不释手。他八岁时便能为别人写春联，作楹联条幅，尤擅双钩，夏日里同学手中所持之折扇，大半都书有他的双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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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代，他曾伏在安徽巡警学堂的墙头上，目睹了徐锡麟烈士剌杀满清安徽巡抚恩铭的全过程，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并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写下了这段回忆，并作“题剖心图”诗一首：

　　国破家亡太可伤，几人奋臂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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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O. d* L4 q　　丹心一片昭千古，剖向光天万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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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A6 G% P2 `　　遵循祖父的意愿，父亲先后就读于安徽政法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安徽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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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0 X, D( C. ^% L　　抗日战争初，父亲携全家到了重庆大后方，任赈济委員会委员兼第四赈济工厂厂长，收容各地难民做工人，产品为军队军服、被服等专用品；当年逃到四川大后方的安徽籍难民大都聚于重庆西南方的江津，为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父亲又受命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创设瓷器厂一座，我家原藏有该瓷器厂的多种照片及父亲设计的数十种花瓶图纸，以及数十件该厂所制瓷器珍品，文革中全部被抄，是十分可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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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四川之时，父亲得瑕常与潘伯鹰、曾克耑、周弃子等文艺名流诗酒往还，观摩书画，并和他们一起举办书法、篆刻展览会，活跃大后方的文化艺术氛围，深受观者赞赏。父亲还曾跟随他堂叔潘赞化先生一起去探望过当时蜗居江津的陈独秀先生，对这位一代哲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满怀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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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我们举家迁居南京，一度迁回故乡安庆，1949年初举家迁到上海定居。解放后，父亲将自家拥有的怀宁煤矿一应工程设备全部无偿献给国家，义无反顾地投向书法篆刻艺术事业中。旧社会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父亲没有更多的余暇顾及书法，解放后，特别是在1960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时，他激动万分，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真有些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的心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平生之宿愿，终能实现，来日方长，当急追之……”

  j/ @+ I: E. d5 C7 v6 h* r　　他在接任上海市文史馆书画组组长后，为书法艺术之发展做了许多令人称颂之事。他自镌大方闲章一枚明志:“出生于君主主义时代,进步于新民主主义时代,将享受于社会主义时代,希望步入共产主义时代”，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1961年4月，父亲和沈尹默、潘伯鹰、王个簃、郭绍虞先生等，一起筹建上海市书法金石篆刻研究社，建会的许多具体事务都是由父亲操办的。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家的社会团体，它的成立，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父亲于1961年负责筹办了第一届上海文史馆书画展览会，又于1962年主办了第二届上海文史馆书画展览会，后来在黄陂北路美术馆旧址举办的第一届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社的第一次展会，父亲仍然是主要评审者之一。1961年，上海市青年宫与书法金石篆刻研究社联合举办书法班，父亲满怀热诚地参加了这一书法大普及的活动：书法班一共办了九届，父亲是开班伊始的教师之一，至第五六届后，仅父亲一人执教。在青年宫执教期间，父亲在书艺教学上一丝不苟，常引用李北海的话：“学我者死，师我者俗”来告诫学子，一定要“取法乎上”。父亲强调基本功训练，口授言传、悬腕示范，谆谆教导向学者在执笔、运笔、永字八画上的书法要点。

　　父亲特别注重书法教育的普及活动，他认为，书法传承必须从中小学开始，中小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应注重汉字的书写，便可陶冶性情，受益一辈子。故他除在青年宫书法班执教外，还常去市少年宫讲书法，对各区、县文化馆、少年宫、学校的邀请，他均出席有时甚至是带病坚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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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H& @; _9 ?; h- X3 F0 V　　当今活跃在上海书法篆刻界的众多精英，有许多人都结业于青年宫书法班、接受过父亲的陶冶，许多人都十分难以忘怀父亲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的风范，著名石鼓文书法家、书画评论家丁惠增先生曾多次撰文盛赞父亲的这种品格。可以说，父亲是上海书法篆刻界不可多得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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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潘学固，名重，别署无量山农，晚年自号老学，1893年生于安徽安庆，1982年逝于上海，享年九十岁。生前是著名书法家、書法艺术教育家，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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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临南河

父亲在反复遍阅史游、张芝、怀素等名家法帖后，潜心于钻研孙过庭之书法及书论，十分折服于《书谱》在书论上的精辟见解，在对《书谱》所提出的“执、使、用、转”长期实践后，深得其奥秘，更加深了他的艺术造诣，作书心手合一、刚柔相济、体态万千，是为海内外称道的“神仙书”，达到“人书俱老”之境界，更有评论家评价父亲的书法篆刻艺术为：“安徽自邓石如后，此人为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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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b. g6 \4 s: W　　因感宋人薛绍彭为《书谱》遗散失落部分的“补遗”与孙氏原作不甚融洽，父亲便开始了续《书谱》的工作。得益于多年的潜心钻研，他对《书谱》谙熟于心、几可背临，他的“补遗”墨迹酣畅、行文淋漓，直与孙过庭《书谱》上篇形交神合，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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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 X8 ?5 e3 q3 W　　父亲晚年的另一成就，在于他逝世前两年对“飞白体”的研究。“飞白体”又名“飞帛”，相传是东汉大书家蔡邕创造的一种书体，这种书体，近现代研究的人很少，基本已濒临佚亡。父亲通过反复实践，选择了蓄墨多、柔韧性较强的藤笔。如何表现出如布帛凌风飞舞之姿？如何在侧锋圆转之处妙生奇趣？他精磨细琢，睡则用指头在被盖上比划，就餐时用筷子在桌上运腕，或面壁沉思，或哑然自笑，在几乎是忘我的境界中，他终于写成了他理想中的飞白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句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语，在父亲的“飞白书”中云烟起伏，犹如春风轻拂白练，空灵秀丽，透纸离纸，活泼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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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X9 G" n9 Y6 j8 B$ Z　　父亲治学严谨。数十年来，父亲对书法篆刻艺术之研究从不懈怠、从不满足。每日清晨起身稍事活动，即开始伏案工作，或研究书理，或临碑习书。常见他腕臂高悬，一写就是几个钟点；要不就是观赏碑帖，右手不断比划着，一坐也是好几个钟点；甚至在饭桌上，也常见他凝思遐想，忽然眼睛一亮，筷子头在空中不断地划动，尔后莞尔一笑，又吃起饭来。

0 n! c6 e# N$ O2 O. v: z　　晚年他自号“老学”，取“活到老，学到老”之意，他镌刻《学到老》、《老而学》、《秉烛之光》闲章明志，告诫我们要乘年轻精力旺盛时多学些东西。他说：“学海无涯，年轻人要学，老年人也要学，越老越要学，古人云‘老而好学，如秉烛之光’，切莫小看了这烛光，许多支烛光在一起也能璀璨辉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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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l8 ?+ U　　父亲的书法篆刻作品，除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型展览并印有专册外，还多次参加涉外展览，有许多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1980年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欲云游天下，父亲应邀写了百幅作品，由其分赠给全国各地之名山古刹。上海龙华庙大修，修葺后的龙华塔顶及各殿宇屋脊，都换上了父亲的墨翰；旧体诗词中父亲尤精绝句，他应邀参观苏、浙、湖各名胜古迹时，往往即席赋诗、对景作联、当场挥毫，留下了大量的诗痕墨迹。在镇江北固山书联曰：“屈指数英雄，须识此金汤锁钥，凭栏观盛迹，莫只谈水月风花”。为金山寺书联曰：“看依然万顷波涛汹涌，奔腾东去，淘不尽千古风流人物，继往开来。”一反东坡“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名句，立意新颖，思想积极，率然天真，臻于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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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 S; y7 r& \) z% X& ?' o- o6 B4 A　　父亲在金石篆刻方面也留有诸多作品。刻有《东方红》印谱一本，又与全国知名篆刻名家一起编撰和篆刻了《鲁迅笔名印谱》，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父亲为中国登山队创刻《登山颂》印谱一册。这些作品都曾在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会上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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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去世后，1987年3月，上海市文史馆和上海书协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为展会题词。来自全国各地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了两天，这在书展史上实属罕见。电视、电台及报章等各新闻媒介都争相介绍了父亲的书品和人品。1992年7月，父亲部分书法作品由上海书店编汇成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潘学固先生遗墨》出版了，受到了国内外书法爱好者之欢迎。1992年金秋，上海文史馆和安庆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实现了父亲回故乡举办书法展览的夙愿。上海文史馆共有九位书法家远涉皖地参加展会，展览会由安庆市人大主任剪彩，安庆媒体连日报道展会盛况，四面八方的乡亲络绎不绝地参观展会，盛赞父亲的书法艺术。

　　父亲逝前寓居的茂林路小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被拆除，但茂林路旧居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此时此刻，台灯下，书桌前，我凝视着挂于书桌上方父亲的遗像，那是父亲1979年在黄浦区某小学书法观摩现场拍摄的，父亲系一条崭新的红领巾，面对着渴求知识的少年儿童，他的神情是那样地全神贯注，运笔又是那样的潇洒自如，望着望着，忽然我觉得他那握笔的手又动了，是的，父亲又写字啦，他将不懈地写下去，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