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小说手段证信史

觞客子 · 发表于 2009-9-19 14:33:16

本帖最后由觞客子于 2009-9-19 14:37 编辑

不可以小说手段证信史

——重议方孝标兼与白梦女士商榷

前段时间，有友人来向我推荐白梦女士的新作《迷雾团团的方家父子》，因受俗务匆忙竟在一时腾不出太多精力，延至今日方得初窥大略。心中有若干想法，不能细翻资料来一一明细，但有几点意见，欲藉此悉呈各位桐乡读者，希望能作为大家观察历史真相的些许参考之用。
白梦女士的这篇文字，用作考证立论的立足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台湾高阳的相关“考证文字”，尤其在《清朝的皇帝》一著中，所引尤多。高阳很明显是以“历史考证”来辅佐小说创作的成功典范之一，也是作家当中染有“考据癖”的重要代表之一。前一特征与今人二月河略相似，后一特征又与张爱玲、刘心武颇相类。在小说创作上，无论是高阳还是二月河，都因那前一类特征而大受其利；而在史实考证上，无论高、张亦或是刘，却都因为基本考证方法的错误，影响了整个考证的成果。这大约也是此三家终只能委身于“作家”名列，竟不可冠之以“学者”名衔的一份主要原因吧。
由于这个条件前提，白梦女士在原文中引用的大量来自高阳的所谓“考据材料”，其可信度就已经要大打折扣。我们不急于否定白梦女士的论点，只单从高阳对于这一系列故事当中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考证”当中，就可以近乎很随意地抓满一大把错误与疏漏。我为了陈述的方便又避繁琐，只拣几处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来分别阐述高氏考证的谬误与粗疏处。
第一，“文头武脚”的取名是方、冒二家的事先约定吗？
方拱乾有六子，取名皆依“文头武尾”法，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既知依据，这在多部清人笔记与正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袁枚《子不语》、《清史稿》等，当为明证。然冒起宗为其子取名，果然是依“相约用文头武脚”的么？关于这一条，我曾刻意去查阅了相当部分的清人文献记载，并无记载。换句话来说，我至今得见此说的唯一来路，也就是高阳先生的《清朝的皇帝》了。不知道高先生这则说法，究竟有何明白的出处？或是自己的私家猜度？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即令我们真相信了冒襄、冒褒这兄弟俩的名字可以拿来作为“文头武尾”看来，那么冒起宗的另一个庶出子冒裔，为何高阳在这里只字不提呢？或许这位小说家不提他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冒裔之名，不能拿来作为“文头武脚”的有利证据，反而却成了这一臆测的不利证据了！
事实上，给子女取名，在里面蕴含一层意思，是很正常不过的心理意识。就像今天还有许多家长为子女取名，仍然甚至带个“斌”字以示文武双全，方拱乾当年要用“文头武尾”法，也不过是为了寄托这层意思罢了。但方拱乾毕竟是个大读书人，不可能像一般人直用“斌”字这么俗套，于是他玩了一个文字技巧也就是“文头武尾”。但这个技巧明显不是与冒起宗一起商定好的，因为冒起宗没必要把自己前两个儿子都照套了这个技巧，反而到了第三个儿子就不这么坚持下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毁约”，也无所谓“相约”的问题了。冒襄与冒褒的名字让高阳凑到了又一对“文头武尾”，就开始自行擅说，明显只是为了迎合小说家天生的“无巧不成书”的心态。又恰恰就是这么一件真实的“巧合”事，竟让他折腾成一桩“预谋已久”的“地下情节”了。若要依此，我倒可以随意去另举一例来攀附一下了。就拿明末四公子当中，另有侯方域，其兄长取名各曰方岩（繁体巖）、方夏，是不是也要借着点变通的手段，认为是“文头武尾”了呢？事实上，无论是襄、褒、裔，亦或是岩（巖）、夏，都谈不上“武尾”。高阳只是拿着“襄”“褒”去硬凑，到了“裔”凑不上去的时候就干脆不提，这充其量只能算是“娱乐大众”式的编故事罢了。以其来证信史，只能称之为“小说手段”而已：够浪漫，却不够理智。
当然，方、冒二家关系很好，这是固然肯定的。但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和方以智此系比较个胜负，都不能轻易下定结论。尤其不能在定论的依据中，拿出什么“文头武脚”的“相约”作为借口。高阳考证其大疏大失，由此可见矣。
第二，董小宛与董鄂妃果然是同一人吗？
因为这一段是涉及到白梦女士陈述论点中几近一半的面积，所以固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又恰恰在这一点上，高阳近乎浪漫主义的小说手段，统摄了他的全部考证内容当中。而白梦女士在此节对于高阳的轻信，多少有些“盲目”处，以至影响到自己纠察历史的理性，甚至伤筋动骨。由于白梦在这一点上对于高阳的基本观点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方式，并未再在此基础有作任何补证与旁证，因此拙文在这里只能依据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与《高阳说诗》中的基本考证方法，来提出一二批评。
高阳在董小宛与董鄂妃关系的“考证”上，是自称延续陈寅恪先生的“真传”的。但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行不通，甚至还带有一点借势拉拢与“自欺欺人”的嫌疑。小说家不能为写实而做“考证”，多半却为浪漫而做成了“索隐”。今人如刘心武者做成如此，稍前的高阳亦不例外。通看高阳在这一节上的“考证”，很明显根本就没有遵从考据学上所须遵从的逻辑，却是先入为主地去设定一个预期结论，然后围绕这个结论开始绕桩打转。这样的结果就是“强迫”了之前毫无关联的诸多案例，在一个“中心结论”下突然很莫名其妙地就联结到了一起。具体到高阳的“考证”细节当中，就是首先一马当先去插上一面旗帜，号称“董小宛＝董鄂妃＝端敬”，然后马上把端敬的所有有利资料都攀附上去，便欣欣然发现尽悉吻合了。这种方法能作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手段么？当然不能。而其中暴露的各样滑稽无稽处，就在所难免。我在此仅举数例，足证其无端甚矣。
其一，高阳推翻不了孟森《董小宛考》中的年龄悬殊这一最大关隘问题，便活活拖出一部《过墟志》来，硬要拿这个小说型的故事来例证出“董小宛三十三岁得承恩眷，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为了迎合高阳这个“莫须有”的可能，我们读者必须做出哪些信服呢？说得通白一点，就是要求大家都来相信，这位秦淮一代名妓年至33岁在清宫初蒙一位尚不满20的风流皇帝的专心爱宠，随后迅速升迁直至册立为皇贵妃大赦天下，最近不幸早逝又硬是让这个少年皇帝痛不欲生大办丧事精力憔悴、落到最后还追随芳魂远去……我们只能说这个故事编的确实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感人，但这个“莫须有”，是不是也太荒唐了一点？高阳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佐证，但事实上，即令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相信董小宛在影梅庵并未即死而是被掳北上，也根本不曾相信什么董小宛即董鄂妃说，并明称“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也许陈持此说，也是因为孟森先生《董小宛考》中所稳握的年龄一环节，已经无可推翻，又兼旁证何其深厚、岂是高阳几丝臆想可以推翻？
其二，高阳围绕自己预设的“核心结论”，然后开始在解释诗典的时候完全一厢情愿去做“索隐”，几乎全都有失偏颇。例如在解龚词《贺新郎》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思维路径，就丝毫没有不妥之处：“碧海青天”固然用义山诗典，但嫦娥飞天而去，可表天上人间阴阳悬隔再见无期，如何就如高阳所说解作董氏未死高高居于权上了呢？再如“破镜”典，更是羡前人可以重圆，而己身却已隔人世不得再有重逢日。何况若果如高阳所猜度，董氏入宫受宠也是在“佯死”的六年之后，一来龚写吊词如何能未卜先知？二来龚只是清廷官员又怎知后宫纳妃原委之大事？都不过后世江湖谣言，小说笔法，焉能受高阳先生如何大加索隐？再落到吴诗八绝句之前的小引对联“名留琬琰，迹寄丹青”，其中“琬琰”不过是溢美之辞，而高阳先生在这里非要激动起来大做文章，似乎只有“御制行状”“词臣诔文”才够得上“琬琰”之美誉，岂不怪哉？
其三，陈其年《妇人集》记董小宛事，有若干处未如高阳先生的“心意”去记载，便被高阳先生大做文章，以为有“隐笔深意”。其实陈其年记载，本为无心，不知道高阳先生用心机处为何如此深重？以平常心去翻阅《妇人集》，便知高阳举证，全不在理。《妇人集》记女子多未用全名直称，有何不妥？如记陈圆圆事，只记“圆圆”；记顾横波事，只记“顾夫人”；记柳如是事，只记“河东君”；记桐城方维仪事，亦只记“姚夫人”。难道这些人事都须有“隐笔深意”么？荒诞真不可推敲了。至于注者在文后称“姬后夭”，高阳更做大胆假设，以为是“恐被祸”之举，称“（小宛）二十七岁而殁，不得谓夭；端敬三十四岁而殁，更不得谓之夭”。然后古人早有称“年五十不称夭”，何故？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亦有记载一个叫做李逊的汴京举子，36岁的份上死了，题有一诗云“休为李君伤夭逝，四龄已可做颜回”，此又有何不可？若是依高阳意，此处注者有意用“夭”是要让诸者产生错觉以为董姬至死不过一个雏姬，则其前称嫁与冒推官，又居艳月楼集成《奁艳》，于情于理都不可以“雏姬”视之了吧？倘若之前的明提人物作注点可以“被祸”，那么这场祸，又怎可以因为“姬后夭”三字得幸免？
其四，高阳举证称关系端敬的册妃文与行状，均只言“董氏”而不言“董鄂氏”，是本姓原故。这是极大的无稽处，满人在入关之后，多改以汉姓，其中董鄂氏就有一部分改作董氏，在这里直呼“董氏”，难道也不可以？假如真的是因为本姓董而呼错，那就更不得了了：御制的册妃文与行状中，竟然都会犯下如此天大的错误？别说这文字不能用出来了，连错写的官员，都一定要犯杀头大罪呀。若这样的罪尚不及死，何必又有以后的那么多刻意“隐瞒”？满人入关后，不止在表面上将姓氏汉化，尤其注重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因此元、清两季相比，满人在民族文化大融化合成就更著。所以董鄂妃虽系满人，能够能晓汉文化，高阳先生大惊小怪以为“满洲从龙之臣，入关之初，本身尚多不谙汉语，何能教养出一完全汉化的女儿如端敬也者”，其实亦可参看清室礼亲王昭梿《啸亭杂隶》中一条记载：“近日之栋鄂氏，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为金时所迁，处居栋鄂，以地为氏。”此或栋鄂氏即董鄂氏。可见董鄂氏本源，为宋室后裔，则后人受家学影响，能够通晓较多的汉人文化，又不在情理之中么？或许，又恰恰是因为董鄂妃在入关之初的清宫中即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才使其在顺治帝面前更为招幸，以至连受恩宠，有清一代莫敢比肩。相比于高阳氏的牵强附会，不是更令人信服么？
我不过是顺着高阳在《清朝的皇帝》立证思路中，逐条拣出重新分析，即知前四条基础立论处，全不成立。往后更多的衍变，同样逻辑混乱理智不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并举。从上可见，高阳明曰效法陈寅恪治学路径，其实迥然有异，这也是受学问所限而至。陈终可以冠之以“学者”“国学大师”之名号，而高阳终不过“作家”“小说大家”之头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高阳在考证上的基本方法，就已经用错，仅为了圆满自己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意愿，开始将历史材料任意发挥，终至落此。相较之下，孟森与陈寅恪二公，于治学考证中何其严谨，绝非高阳可比。而高阳从错误道路中走出的错误结论，也是我们无法依从的了。据此，白梦女士因尽袭高阳说，在原文中所述凡与董小宛事件相关者，不再成立。
第三，钱谦益等人降清的背后果然“另有图谋”吗？
我们不妨暂时抛开这一议题，只看白梦女士在原文中做出的一段“大胆假设”：董小宛入宫后，也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她施展手段，深得宠信，待产下皇子，顺治本要立为太子的，可惜四个月就死了，若此皇子长成，真的做了皇帝，那清朝的江山岂不血统不纯，岂不又回归汉族了？
读到这里我难免有些错惊处，因为我在疑心自己当时究竟是在看篇历史述文，或是在看部古装影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大胆假设”，也只能存在于我时常提起的“电视剧情节”当中，是当真没有什么真实可依性的。假如说这样的“使命”有何其高明与可取处，当时汉人何必选送一个年已长龄的董小宛？是欺汉家无女或寡美色么？而且又何必只送董氏一人？既然真要靠这个产子立帝的方法来“还我河山”，那还不如用“乱枪打鸟”法，送上一批汉家美女入宫，个个都去邀宠于清帝，个个再都为清帝产子。我们汉人就不相信，这么多子嗣都会有“早折”的下场？只要有存活，就大大提升了立嗣的概率，汉人重收江山不就更是“指日可待”了么？事实上，这种情节的编造，本来就是无稽的。白梦女士以为这些汉族文人就是要力图“保护汉统”“使满清汉化”，其实这不需要这些汉人来做“远见”，因为清朝的帝王本来就有这番远见了。他们刚刚入关，就知道要想保证江山长久，就必须去努力学习利用汉人文化。于是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汉化”了，这就是清室皇帝相较于蒙古皇帝的高明之处，也是清室最终可以笼络汉族文人的原因所在。而且清室也从未拒绝过汉女入内，但帝王家似乎从来不怕这会导致什么“血统不纯”以至于“眼睁睁看着刚刚到手的江山还归汉人”。这只能说是小说手段，影视手段，不过娱乐大众罢了。
再反思到钱谦益先降清后与起义有染的情节，我们就要据此以为钱氏当年降清一举，旨在为日后生事而设局么？决然不是。柳如是眼睁睁看着钱老头变节了没有去寻死，是因为她眼里不过鄙弃钱氏的操守，但不至于生念俱无，这完全是两码子事情。就像当年李清照也是热血沸腾的奇女子，但获知自己丈夫赵明诚在前线当了逃兵，也只是感觉羞辱而不至于蒙羞自尽罢？不过柳氏毕竟是个难得一见的烈女子，所以当日劝钱死节不果之后，竟真有“奋身欲沉池水中”的壮举，惜不遂。柳如是最终自缢，则是因为钱老头已经断气，自己在钱家却处处受排斥无法立足，这才是女人的正常心态。但钱谦益毕竟是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带点软骨的文人。他之前身为东林党领袖就已经退让了许多东林党人的气节，使得最后东林党竟成“藏污纳垢”之地，他的责任无可推卸。后来再顺应形势而降清，也在他的性格之内了。据《南明野史》所记，“钱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其实这种丑状，我想在降清一代文臣当中，可居“翘楚”了，恐怕是龚鼎孳等人尚且远不可及的。至于钱氏最后重又走上反清的道路，是因为文人骨子里又总会以“变节”为耻，事后追悔不及，更在情理之中。我们考察明清交接时期的诸多“变节”文人，诸如龚鼎孳、吴伟业、侯方域、施闰章等人的诗文，大抵多有同类的收获。这是文人矛盾痛苦中挣扎的一面侧影。如果换说之前的降清就是假借形势的“另有图谋”，其他诸如妻柳如是、侄金圣叹的嘲骂讽喻都不过跟随着“演戏”，那么这样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真骨气文人，最后所倾注的“图谋”竟然只按压在那几场根本不堪一击的所谓“起义”上，岂不可笑？再从钱谦益生平行状中，也不难知觉他的思想与立场改变历程，绝不至如白梦女士的浪漫式假想。此节有前辈诸公力证颇多，当不必赘述。陈寅恪先生对钱氏曾作过如此般评价：“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此解可谓颇具客观了。

觞客子 · 发表于 2009-9-19 14:33:56

本帖最后由觞客子于 2009-9-19 14:42 编辑

第四，方拱乾父子的降清又是“另有图谋”吗？
同是桂林方氏族人，方拱乾与方以智对于清室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方以智自始至终，差不多都是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而方拱乾则较早地开始了合作立场。难道这就是一种暗下的刻意安排么？我以为这种推敲毫不对路。方拱乾与方以智，各怀各的思想，从诗文中即可察觉：迥不相类。至于方拱乾父子的降清的意识形态，从《方孝标文集》中若干文字中已经可以分明看出，他们从出仕中要达到自己在思维观念中的另一个目标：培国之元气。这从方孝标现存的多篇论史文字中，都可以看出究竟。如果说方族果真有个暗下的“刻意安排”的话，那也只是让方拱乾父子去仕清以培国之元气，而让方以智继续抗清以警清廷之胆色罢了。这大约也可谓之“去留肝胆两昆仑”吧。
方以智的为人处事，大约棱角分明，处处方方正正。相较之下，方拱乾却要显得圆滑许多。这种性格差异才决定着他们最终走上不同的选择道路了。而方拱乾的圆滑老练，在“朱三太子”一案中，可以得到一次完美的反映。高阳根据此案大造的别样文章，是显然不明人情事理的。
朱三太子案在南明朝廷中的一节，简单说起来就是南明初建不久，突然来了一个年轻男子自称朱三太子，引起了弘光朝廷的惊动。按说这个朱三太子如果为真，那么弘光政权恐怕就要拱手让人了，这是弘光当朝的众人所不乐意见到的。但如果为假，又由谁去分辨呢？结果曾任侍读的方拱乾就成了唯一人选。方拱乾被推出来，面对着一个最终被验伪的“朱三太子”，竟采取了哑口不言的方式，默然退出，留给了众人的无限遐想。那么方拱乾当时不愿指证的原因何在？高阳以为有二：其一是对福王即位表现的失望以及对阮大铖势力的厌恶；其二是暗中支援左良玉“清君侧”以重振南明风气。这两层原因，尤其是第一层原因，可能确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但高阳明显忽略了方拱乾此举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忍“拂逆民意”的圆滑老道。其时弘光朝在南京苟且行乐不思进取甚至骄奢淫逸，深为民众大不满。如果此时方拱乾直指“太子”为假，虽系实言，却无疑是为弘光帝稳固了权座。这一点，当然不会为民众所乐意接受。方拱乾何其精明，如何肯行此道？于是他在那种尴尬境地下，也只有沉默一举才是最高明的行事方式了。以这样的心境，即使后受冤被放逐宁古塔，方氏父子依旧可以坦然处之，这才成就了方氏一族的为官学问。虽然方拱乾一系因为中余的各种坎遇倍受挫折，但从始至终，在官道上的居高久远，确是桂林方族中唯一。
高阳不止把方拱乾的形象太过“理想化”了，为了造就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他甚至做了一场冤狱，这顶上这个冤名的，恰恰就是刘正宗。刘正宗为人本是清正耿介之辈，才学又富，所以为顺治器重。他在方孝标案之后蒙冤，恰恰也是派系倾轧的结果，在乾隆即位后始得平反昭雪。影响方拱乾父子仕途的丁酉科场案，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刘正宗的“幕后策划”。况且，丁酉科场案本身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科场作弊案，朝廷来办理此事维护科考的公正，全是情理之中。清廷从入关之后就下意识去笼络汉族文人，并且几度开办博学鸿词，为朝廷选贤纳士。其根本也是为培国之元气，而绝非“打压汉文化”，在这一点的理解上，白梦女士是犯了一个天大的误会。至于丁酉案最终牵涉到方拱乾父子并由此蒙冤远放宁古塔，那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冤案”，毕竟方氏父子在这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节骨点上，帝王即使有再多殊宠，也须权衡各系，不得已而为之了。如果把这一案全算在刘正宗身上，以为是刘氏不忘“旧仇”来做秋后算账，未免太把刘正宗的气量小瞧，也未免太过唐突前贤了吧。
第五，方孝标骨子里果真有反清志节吗？
方孝标作为一个汉文人，如果说在骨子里多少有一点吊明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在骨子里始终包藏着反清志节，恐怕就令人无法信服了。这里面，主要要分三个方面来作阐述。
其一是《滇游纪闻》。白梦女士以为方孝标文集，竟与戴名世著述差相类。我以为不然，两人的基本立场完全不同。这不止表现在之前所述的方孝标的若干史论文字，尤其关系到方孝标记明末事，尤为清晰。在方孝标的笔下，清廷势力始终是“我朝汤武之师”“我大兵”；反是南明力量，只作为“残明”“伪封”“溃卒”而已。尤其是今人还多少有所赞誉的张献忠、李定国之流，在方孝标的笔下，只不过都是“贼”，甚至是“禽兽流耳”。这样的爱憎态度，难道还不是足够明显么？方孝标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清廷的立场，唯一论及帝号者，也不过是陈述了几句毫无情感立场的语实，时人皆能知。只可惜当时查办南山集案时，清廷几乎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心态，胡乱铺张，就使一笔冤案具定了。但从《滇游纪闻》的本身，不独没有半点反清情绪，甚至连对于明后期各地的拥立政权，本有的一点同情心态都因为孙、李诸人的倒行逆施而荡然无存了。
其二是吴三桂逆反案。白梦女士极度怀疑方孝标在吴逆案中为平西王府充任幕僚，这其实也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诚然方孝标诗文中确有透露自己与平西王府的交往，但所明甚详，只是以交游为目的，可能有点什么裙带关系，但不至于混到一起谋反的地步。方孝标在官场上受其父真传，是个何其精明的人物？怎么可能去参与吴三桂的那种谋反？连民意都不能支持的反举，焉能成事？所以给平西王祝完寿之后，就已经觉察到吴三桂的图谋不妥，有意置身事外，早早就留下别诗一份，撤身而去。而记录书案中已经有明确说法：方孝标所以“干连大逆”，实不过因为“方学士”之称呼竟与吴逆伪官、在逃的“方学诗”同音而已。但方光琛方学诗一系，既有明确案犯，后人岂能与方孝标门系混为一谈？高阳与白梦女士，都本着一种作家的浪漫主义心态，认定康熙是一位难得的明君，故而不可能轻易去冤枉一人。所以他判方孝标一门有罪，但必定就真有其罪了。其实何必如何？古之帝王，不过都是专制独裁者，所谓“英明”君主，从何谈起？别个不论，就姑令方孝标真有其逆罪，以至于康熙要亲自下令“剉棺剉骸”，甚至株连全族，这其中有何其残忍？又文字狱即大兴于康熙一朝，这位“明君”的“英明”之处，从何谈起？高阳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总喜欢充分表达对一位“明君”的敬仰与期待，甚至于“不择手段”去加以造饰，真害人也。方氏一族，至雍正朝方为洗脱冤情，但孝标嫡系子孙，终不得解。此一举，又是明知冤情，仍要维护皇家尊严，便已经是“圣恩浩荡”了。人治社会多半如此，令人寒心。
其三是方孝标家庭与反清意志的考量。白梦女士在原文述及方孝标与方以智的族中交情，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并非“失和”，却不意味着一定都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而这两个家庭的政治观念，也就恰好不同了。方以智死后在青原山建有衣钵塔，方邵村为题“留青”二字。白梦女士在这里以为是取“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未免有失偏颇。“留青”本来就是一个既定熟语，即“留存青史”之意，对于一个既建有衣钵塔来为纪念的真佛，以此形容并不为过。对于方以智的案情，清廷其实是要作低调处理的，于是爪发塔得建，而当时有吊文悼诗，亦不在少数。方亨咸与方以智本系同族，不过题写“留青”二字，有何欠妥？如果仅此一举就断定有“反清”志节，难免太过苛责。南山集案后，方孝标一门几临灭顶之祸，仕途更已中止，按理说对清廷将积累成多少倍的怨恨。但至方式济子方观承出，又得机缘重新走回仕场，进而官至直隶总督，始有一门中兴。就从方家数代来观，几遭冤祸依旧矢志不渝为清廷尽忠尽力以求光耀门第，这样的情操，真可以让清室感动不已了。而这样的世家，再说是从开始就留下了“反清”的根骨，岂不又酿成新一轮的莫大冤狱？
事实上，论品德之全美，并非一定只有某一条道路方向可以行通。白梦女士以为，方孝标父子始终怀着反清的汉士气节，忍辱负重是他们的功德所在。其实，方孝标父子虽然并无反清复明的志节，但丝毫不能掩盖他们的高贵品德。尤其在他们为官生涯中，无不清正廉洁，为朝廷与民间所褒誉。此外，在治学方面又各擅其能，可盖一朝之盛。如果说，当年方拱乾父子就是出于为国家培元气的初衷，变节降清，那么至方观承一带，可以自豪地以为，这个初衷已经得以实现，这份业绩可谓功在家国。而从此节来观之，他们能给江山社稷带来的贡献，竟是许多未曾“变节”的“遗民”所不能替代的，难道他们就不更加可贵么？所谓“忠臣不侍二主”，只是羁缚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樊篱。若国人皆如此守制，至满人入关，汉人皆屠尽杀绝，国何之存？民何之存？在《红楼梦》一著书，曹雪芹曾借书中人物口取笑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愚众思想。而事实上，早在其前，在明势注定衰微的季节，方孝标父子为社稷民众委身投效清廷，恒有建树，这是我们必须尊重与首肯的事实。至于桐城桂林方，最终走向兴旺的巅峰，与方孝标父子、方苞以及后来方观承等人的入朝出仕，都是决然分割不开的。
白梦女士的原文，具成长篇，却依然谦虚冠之以“闲话”诸语。我今为此阐疑释证，不及为自己的论述，做更多更为细致的查考与明细，也只敢自称以“闲话”来议“闲话”而已。前文已为具列发阐五则，略表我之见识，不以论点为主导，只愿在论述之间，正明我对于历史考证方法的一点看法而已。桐城派自建立当初，就由姚惜抱并举“义理、考据、辞章”三义。但观桐城派学问，向以“义理”为重，“辞章”次之，而以“考据”为轻，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再延至后世，学人递少，而“义理”亦已没落，终落成以“辞章”为重，“义理”次之，而“考据”再次，实为一哀事也。今桐城人文欲图复兴，有赖于考据精要处甚多，愿借此文以飨人文诸友，略明心志。个中再有论证疏漏或谬误不当处，诚愿与诸公再商榷。

庆，起稿于09年9月18日夜，次日拟成

竹笑山人 · 发表于 2009-9-19 20:20:01

学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受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谢谢楼主分享！
又及生活中我们必须倾听不同意见树立正确认识这跟学究无关

童中 · 发表于 2009-9-19 21:40:15

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半月仙人 · 发表于 2009-9-20 10:41:40

高阳小说手法，白梦亦小说手法。
似乎，并不是在证信史。
只是，一般读者往往受小说影响更大，信以为真，
这的确是个问题。

当年笏满床 · 发表于 2009-9-20 11:31:06

也是好文。
字数够了。

三河渔父 · 发表于 2009-9-22 10:27:09

建议加大字号，这么小的字看起来太吃力，经常回倒，难免影响阅读持续性。

清芬阁 · 发表于 2009-9-22 16:50:55

我开宗明义说过我写的桐城人物是闲说，非信史。
再次重温一下我此闲说系列之《引言：闲说桐城历史人物》

吾邑桐城，自古多才子名士。尤其是明清之际，更可谓是人才辈出。什么“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什么“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等等等等。我自幼生长桐城，后又沉湎于文字游戏，长期浸淫，对于桐城的历史文化、名人逸事不能说了然于心，总也算有所涉猎。便想写写他们，那些活在历史中的乡贤先辈。然而起个什么名目呢？钩沉，太专业，我不是学历史的，怕钩得不好，惹史家说道；戏说，太轻浮，毕竟是老祖宗，咱可不能干那数典忘祖的缺德事。想来想去，不如就叫“闲说”吧，反正是闲着没事，随便说说的。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笔法来写，一孔之见，一家之言，看官闲时得便一览，就当是闲言闲语闲看看吧。
在当今这个经济大潮鼓荡下的信息时代，沉湎于文字，本就是一个闲人才会干的事。
喔，怎一个闲字了的。

清芬阁 · 发表于 2009-9-22 16:52:23

本帖最后由清芬阁于 2009-9-22 16:53 编辑

“钩沉，太专业，我不是学历史的，怕钩得不好，惹史家说道”
早就申明过的事情，别说道我哟。

清芬阁 · 发表于 2009-9-22 17:01:00

“所以他判方孝标一门有罪，但必定就真有其罪了。”
我不以为是罪！！！！所以我要“遐想”并“浮想联翩”
再次申明，我本就是作家，不是史家，因此我不接受商榷。[/b]但我同时接受楼主的观点，我都当资料看。
& E6 Y3 V$ A1 n7 A; l) w楼主所说的都是史家争论的事，各方资料我都知道大概，但我就是要如此想象，因为我不是考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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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史] 不可以小说手段证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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