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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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3 M) }8 S$ @7 m+ l# X. S  J1 Q    啖椒堂与左忠毅公祠，紧邻桐城中学，居北大街西端。始建于崇祯时，三进，前进门楼、中进大殿和后进，均为木构建筑，青砖墙壁，小瓦屋盖。桐城中学的前身系桐城中学堂，为吴汝纶先生（1840-1903）所创办。同样为教书育人机构，与民办的东林书院和桐川会馆所不同的是，桐城中学堂是官学。
    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1864年25岁时为乡试举人，翌年会试得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吴汝纶不仅熟悉国内教育，还远赴日本作过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撰有极为详尽阐明学堂的各段次和讲授内容及方法的《学堂课程》。对世界他国教育也颇有研究，多次接待过日本来访者，如伊藤博文。谈及教育之法时，伊藤称，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吴先生说：“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
# v% b5 m+ o; y+ x    “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吴汝纶不愧为清末倾向西学、主张革新的幕吏，热心公益、循循善诱的教育家，而作为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的吴汝纶，却一向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学之道，由训古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贤方苞、姚鼐诸公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子集，评点校勘用力。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天演论》作序。
. v! w, Y1 G: j# K9 C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为官，他热衷的是教育事业。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于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均受其教益。时住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清史稿》在《吴汝纶传》中这样记道：“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藉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两州文教斐然冠畿铺。”
无独有偶，桐城派众多作家，均与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人生路径，求学，为官，执教，著书。且节选吴鸣震《桐城派的教育足迹》一文并存照：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
    方苞，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
    刘大櫆，康熙五十七年许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
    姚鼐，被荐为《四库》馆纂修官。因与总纂纪昀等见解不合，于四十四岁乞养而归。两年后，两淮盐运使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又两年，其夫人张氏殁于书院，遂扶柩回桐。未及两载，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长达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八，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返桐。两年后复赴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直至古稀之年。嘉庆六年，先生七十一岁，改主敬敷书院。嘉庆十年，又主钟山书院。嘉庆二十年，卒于钟山书院。先生入官场刚满十年，便激流勇退，投身教育，弟子遍布苏皖二省，其中佼佼者为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姚椿、毛岳生、鲍桂星、吴德旋等。
    方东树，年二十二，入县学，补弟子生员，后补增广生。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其著名弟子有戴存庄、方宗诚、陈澹然、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刘宅俊、郑福照等。
  L6 Q* a5 W9 |- J3 M    戴钧衡，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举。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
    马其昶，1895年，授经于安庆，1897年，主讲庐江潜川书院，1902年，授经合肥李仲仙家。1904年，任桐城县公立中学堂总理八年，秉承学校创始人吴汝纶先生办学宗旨，以“养成济世人材”为己任。1908年，任安徽学部主事，辛亥革命辞归。民国初元，曾主安庆高等学堂。越三年，赴北京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并备员参政院。
    姚永朴，年二十一，授经于湖口，年二十六，执教于天津，年三十二，执教于旅顺。年三十四，在顺天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售，遂殚心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客游广东信宜县，受聘为起凤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聘为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后皖省高等学堂监督教聘为伦理教习。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大臣荐先生为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聘先生为国文教习。1914年，先生应北京大学聘，任文科教授。
姚永概，字叔节，1903年，安徽高等学堂创立，延叔节充教务长，兼任桐城中学堂监督。1906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次年赴日本考察学制。1912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聘叔节为文科学长。

    桐城文派的传播与繁衍，正是巧借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从东南传到广西，又传到河北，由点及面，由独木逐渐繁衍成林。使其在地域上达到一种平衡，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流派；而在时间上，又一脉相承，弟子频出，薪火不绝。真正做到了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道统与朝廷所倡导的政教又相一致，因此，桐城文派的发展，获得了一种非常适宜的条件。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流派形成，有讲授、唱和、集会等多种传播方式，但都不及桐城文派所主讲的书院那样，有规模，有保障，而且，桐城文派的多数作家，长时间主讲书院，这对培育弟子，形成文风至关重要。
/ m! _1 v* v* E6 L5 S2 T    除姚莹等少数从政者外，桐城派作家多先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或失意官场，或为迫于生计，或胸怀天下存匡世济民之心。尽管动因或有不同，但对教育均怀有同样的殷殷之情。由此可见，“穷不丢书”的传统，在乡土桐城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了。
教育，反哺，如此的良性循环，正是这样良好的地域传统，才造就了一批批影响华夏乃至世界的旷世人才。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桐城文庙是桐城传统文化的象征，也可以说，是重视读书进阶的象征。

王者风范

我还以为是武汉，汉阳-北大街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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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风范 发表于 2011-7-11 16:27
. ?! t/ t1 K  }6 \1 t我还以为是武汉，汉阳-北大街咧

9 _4 ]. e3 t1 l! t# z历史文化古城大都有北大街。题目应该是：永远的桐城北大街

王者风范

呵呵---你别误会啊---我在武汉，以为是我们这边

艺峰画室

拆北大街的与当年炸毁张英墓的红卫兵差不离，
可能还有过之而不及

烟花不寂寞

怀念北大街，怀念在北大街没长大的那些日子，怀念北大街那曾经的玩伴

小溪狗

为了躲交警  我昨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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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寺巷和毗邻讲学园巷的五显巷，为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北大街呈十字形状。可谓北大街的左臂右膀。寺巷居南，五显巷和讲学园居北。姚莹故居，与潇洒园同位于寺巷内。旧时，院落间有竹梅点辍，环境清丽雅洁。故居为木构架抬梁建筑，两坡屋面，撑拱承檐，青灰小瓦，“井”字形大方格木窗，饰以菱形图案。12间瓦房，前后进各5间，东西厢房各1间，前后左右，对称排列。真所谓回廊小院，深巷古屋。后裔姚永概曾辟此为“慎宜轩”。前轩有联云：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
    相比于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的政治功名，身为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实在微不足道。兵备道，又称兵备副使，兵宪。负责监督军事，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如果说，左光斗的政治作为是拯救晚明朝政的内忧，那么，姚莹倾力对抗的便是满清政府的外患。
姚莹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走向衰落的黑暗年代，西方列强争相侵略、欺凌中国。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姚莹紧紧依靠当地军民，起而奋战，并取得了抗击英军的重大胜利。实在难能可贵。这是姚莹深处逆境，守土保民、爱国爱台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外侵，扬我民族正气的体现。其间，面对投降派的种种谬论，姚莹深怀义愤，慷慨抨击“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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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 G8 o& z' F, L6 G. K' v! c6 S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

. z. {1 h6 M# m3 U; g/ l( X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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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 ~7 q2 z- {! m1 `4 J    其实，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侵之策。姚莹，不过是满清政府无数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个。与台湾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保卫和发展台湾，付出血汗无数。台湾与大陆，血脉与祸福相连，爱台和爱国从来就是统一的，这在姚莹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实地考察西南各地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专门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从《康輶纪行》这部传世之作中，不难发现，姚莹经世致用思想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尽管他对西方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但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夏燮等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在睁眼看世界这一点上，姚莹与吴汝纶的倾向西学，如出一辙。也可以说，是桐城学派主张“中学与西学相会通”精神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光大。
, F5 G4 X4 _9 ?& ^5 y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著有《中复堂全集》。他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政声颇佳。
    他的论文继承了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 姚浚昌言称“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 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称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外，还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方东树称，“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尽管，他的文章中，不乏琐碎粗糙、缺乏剪裁与锤炼之处，但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对自身遭遇的感慨和深切忧愤，情绪激昂豪宕，文辞骏利而包含深情。
    他还是个诗人，且以“风之过箫”自喻己诗，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他的诗作大多写自身感受，或吟咏山水风物，或抒发宦海沉浮之叹，或畅表忧天悯人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在为官和为文的双重角色身份上，姚莹跟前辈乡贤左光斗，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才华出众，经世致用，爱国为民。或者说，从学问文章，到身体力行，再到人品性情，都似乎一脉相承。这不能不说，乡土桐城给了他们相同的成长土壤，北大街的风水滋养并锻造了他们的灵魂。正如姚莹自己所说，道义宦绩，渊源有自。

sansan

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san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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