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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 0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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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辩2 Q/ e' W! _7 d! J, o8 D: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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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二人又见了面,而且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是以旅欧支部代表身份从广东来出席大会的。参加大会的人当中唯有尹宽、周恩来和我三个人是从法国来的,因此关系特别密切(不错,还有利瓦伊汉,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们一道玩。)。周恩来住在二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宽住在大会会场三楼,我住在宣传部,但每日散会之后周恩来就邀我们二人到他的旅馆去,请我们吃饭,饭后闲谈,或在马路上玩,夜深我们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们二人没有钱,玩的钱都是周恩来出的。我们绝口不谈工作,也不谈正经话。我记得周恩来告诉我们二人,他已经约邓颖超从天津来上海会面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邓颖超来信说不来上海了。* _1 j& K9 Q4 s3 N ^' ~& w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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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没有同我谈起山东工作,我也不问他。他在大会上自然报告了山东工作;我也记录下来,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他报告了甚么,大会记录也已丧失了。不过,我在中央似乎听人说山东工作做得好。' W. j9 T' F2 ]7 w+ }# {
g- k9 m) E' |$ r& @' o0 f. o 尹宽不是中央派去山东主持工作的第一个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山东党史的材料,知道从北京派去的第一个人是湖南人陈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吴容沧化名吴慧铭去负责山东「地方会」工作,以扶轮学校教员为掩护。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济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闹出一个笑话:持手枪去某银行找经理,要借一千元做共产党经费,结果被捕,判了四年十个月徒刑。此事影响极坏,「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党的工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可以知道尹宽就是派去恢复山东组织的。马保三一九五一年说:「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来山东协助党务工作,当时的书记是王烬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又选举尹宽为书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宽离山东回上海」。马保三不是亲知,是从王翔千知道的。应当可信,其中说尹宽初到山东时不是省委书记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后》书中收了三篇有关山东早期党史的材料,两篇系老党员所写都抹煞了尹宽姓名,惟有这篇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宽。王翔千是不会抹煞尹宽姓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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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宽在法国和苏联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他能写文章,能演说,在芜湖做学生运动时又有领导群众的本领;他很注意群众心理,研究群众运动方法,初到法国略能阅读法文书后便买来法国人列朋写的《群众心理学》,并介绍我去读。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兴趣,读不下去。王烬美、陈为人都曾出国,到苏联去,又都不久就回来了,在那里没有学到甚么。尹宽则是学习了很久、很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他对内进行了思想教育,训练的工作;对外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特别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当时报纸新闻常称为「青沪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东则是尹宽一个人领导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罢工高潮中,中央派刚回国的李慰农去山东协助尹宽,尹宽派李慰农坐镇青岛。李慰农与尹宽同是芜湖二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跟着尹宽闹学潮的。他跟着尹宽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工学世界社,参加少年共产党,又一路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但比尹宽后半年多才回国。他在青岛工作没有多少时候,还在拟订工作计划,就被捕了。当时山东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地盘,李慰农不久被张宗昌枪毙了。5 E7 V, t6 B. ~$ b7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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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慰农死后,尹宽继续领导山东工作。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山东群众同其它各省一样蜂起反对。自然,这是客观革命形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尹宽,但尹宽个人是发挥了作用。. u1 k9 L( v' Q" j
9 r! X% M) k# \ 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见一个党史资料,据上海区委组织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五卅前上海全区党员为295人,五卅后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个支部党员人数,换一句话说,经过这次大运动后上海党员人数猛增3.7倍。负责上海地方工作的庄文恭,忠实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强可以对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上海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像北方赵世炎,南方陈延年那样的人来领导工作。哪里去找那样的人呢?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谁向他推荐呢?当时,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陈独秀之外只有二个中央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他们不熟悉尹宽,同陈独秀一样。相当知道尹宽的彭述之此时还在宝隆医院养病。无疑,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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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市委发表的一个史料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张佐臣负责对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这个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宽已经来到上海。1 k, R4 z- v& b7 c3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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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发现我参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史料的记载和我个人的回忆相差很远。照此史料说,我是尹宽做上海区委书记时候起才参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忆说,则我早已参加了上海地方工作,庄文恭任书记时候,我就参加了,到尹宽任书记时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忆则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忆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3 H5 U6 }4 }& Q/ U
5 O8 ~# Z" q# F 无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参加了以庄文恭为首的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地委设在闸北香山路一个弄堂内,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吃饭,我常在那里吃饭。我奉庄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层支部会议。但五卅惨案前后地委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则我毫无印象。这怎么解释呢?大概我那时不是正式参加地委,而是帮忙的性质,中央宣传部工作忙时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间,《热血日报》早已停刊,运动趋于低潮,我又应当去地委兼职了。地委改组为区委,尹宽代替庄文恭,我无疑被任命为区委七个委员之一的,但我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客串」的观念,尹宽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为未曾同尹宽在区委工作上合作过。但我记得,我正式脱离上海地方工作是在这年深秋靠瞿秋白说情才达到的,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还是在上海区委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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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Q8 t3 g+ a. n0 u" [9 P 不论如何,尹宽来上海后我还是时常去看他,不仅在区委机关见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从山东来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时,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二十岁,生的并不漂亮。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王辩同志」,但未介绍二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待别人传说,我已经猜准二人之间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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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不久,从中央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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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不会对这种落后意识让步。——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邹鲁礼义之邦的封建意识。——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看见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王翔千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和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中央也没有答应。问题挂在那里。最后,尹宽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结果,中央这样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没有开除尹宽党籍,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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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只知道山东有二个老同志,王烬美和邓恩铭,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党大会;此时,我才知道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邓二人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在济南一家甚么报纸当编辑,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从中国古代学问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阅有关山东的早期党史材料,看见贾乃甫回忆说:「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又说:在山东早期活动中,「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马馥塘回忆说:王翔千是中学的国文教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参加。那时已有三十多岁(按如此他不会是清朝秀才),自称为「特别团员」。, {- [7 F: y, @$ Z- r4 f* x2 f: E
$ n0 S, Q0 r- k4 X+ u% w 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王翔千为甚么给女儿取名为「辩」了。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就是逻辑学,我们有「墨辩」。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条理,做出结论要有根据。父亲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宽骗走了她!王翔千气愤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有甚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气愤,不能够说与邹鲁礼义之邦的旧意识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顾气愤,却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密语就跟着坏人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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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F. W7 T/ s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发挥了自己的意志,对尹宽个人对革命对政治作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决定的。她以后的行动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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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6 E% o. _2 B; Y3 m2 h, C 据尹宽说,他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十分佩服的神气。当时,她一定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生出了个人崇拜。这一切尹宽都知道,当他奉了中央调来上海的命令,临走前夕,才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姑娘随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来了。后来发生的风浪,她预先应当能够想到的。尹宽吐血以后,她尽力服待。尹宽想到会由此一病不起的。有一天,他问王辩:「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中央派她去莫斯科读书,我不知道她如何反应。是不是为了服从命令,解决由她引起的纠纷,才勉强同意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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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l2 ^5 Z% ` B# Y; Z' `" p" @5 _+ p 我和尹宽在莫斯科的时候,东方大学没有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们回来以后,那一年秋天就有好几个女同志去莫斯科读书了。她们都有爱人在国内,她们都在莫斯科另找爱人。那时正在冯玉祥举行军事政变以后,我们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为叫做「倒戈」。尹宽为此寝食不安,他同王辩是经常有书信往来的,我当然不知道通信的内容。可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有人去莫斯科开会回来后,都说尹宽不对:「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宽,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会。」事实上也是这样。似乎当时,在莫斯科,王辩是未曾「倒戈」的唯一女同志。6 f# c& @0 U"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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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秋末,王辩才从莫斯科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尹宽已经离开广州来上海了,王辩到广州恰逢「广暴」,暴动的军队在马路上站岗,她和另一个女同志从小旅馆出来拿介绍信及其它证件给站岗的兵看,说要找「党」,当时战斗正紧张,那些兵没有理她们。暴动失败后,她们才回到上海。此时,尹宽已经离开上海去芜湖作安徽省委书记了。尹宽在上海等待派遣工作时,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我常去看他。他不知道听谁说,王辩已经来到上海,但找不到党的线索,他于是在甚么报纸上登载一个寻人广告,男女双方都用两人知道的化名。几日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你登报寻的女人已给某某商店的小开骗去做小老婆了。他拿这封信给我看,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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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终于派王辩同另一个女同志去安徽工作,受尹宽指挥。那时工作很忙,两人虽同居一处。没有工夫回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瑕,尹宽才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同王辩两人享受一下生活。% {* D' P/ |) s
$ _' `' |) |2 G; S 不久之后,安徽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被捕,尹宽似乎还支持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来了。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判了短期的徒刑,关在安庆或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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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b6 o$ P* z# I; r 一九二九年秋,王辩出狱,来到上海,找到中央。那时尹宽和我们一起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中央不放王辩去找尹宽,告诉了她理由,王辩坚持要同尹宽见面,于是放她来了。我不能肯定二人重新见面的时间,但我想总是在我们这些反对派被正式开除以前;如果在开除以后,中央决不会放王辩来的,那时尹宽住在虹口公园前面一个弄堂房子,我听说王辩来了,便同我的爱人去看他们。那时我也有爱人了,我的爱人也要看看有名的王辩。我们去时,尹宽和王辩正在争吵。四年不见,王辩完全变了,更大,更老,特别失去少女羞涩的神气。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看见我去,就拉着我同我辩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她还要鼓动我的爱人去拥护中央,反对我们。次日或二三日后,王辩便抛弃尹宽回中央去了。据尹宽说,那天有甚么人来通知,说反对派某同志被捕,大家恐慌起来。王辩说:「我当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于是走了。尹宽估计中央机关设在某个菜场附近,于是天天去那个菜场周围徘徊,希望能遇着王辩。我们都嘲笑尹宽。直至解放后,尹宽关在监狱内,也没有忘记王辩。他碰到犯人中有山东籍老干部的,总要打听王辩的下落。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市监狱内遇着他,闲谈中也提起王辩。他告诉我,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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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Y$ d- c5 D$ Z& z) F 以上所写,我是以自己的见闻和尹宽的谈话为根据的。五十多年前的记忆难免有失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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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尹宽是不是错误呢?我没有听到当时同志中间议论尹宽的错误。也许听到了,但已经忘记。我想,总有人指责尹宽的错误,但放在心里不肯说出来。我就是这样。我并未当面或背后批评尹宽,但不以尹宽为然。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私事,但不能妨害政治,不能妨害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如果处于尹宽的地位,我不会做出这件事情来。在山东做了几个月领导工作,多少知道当地落后的意识,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预先看到的。当时,我也有一个「对象」,但由尹宽的遭遇(以及当时别人的事情)取得教训,做出了恋爱不可妨害政治的结论,我就毅然终止进行了。我始终遵循这个结论,一生中未曾为这种个人私事闹出任何政治纠纷。& h4 y3 a, w Z6 r0 c. @
7 {# x3 M, K5 [) Z# l 现在回到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尹宽就任新改组的上海区委书记的时候来。上面所引的史料又说:「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主任会议研究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为:『尹宽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会上决定,遵照中央局的决议执行。」由此可以确定知道,尹宽就任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不到一个月,九月十八日就卸任了。编年记事总是简单的。平淡无奇的,而事实上这二十八日中发生了惊涛骇浪:一个省的同志蜂起要求中央开除上海区委书记的党籍,中央为了平息党内群众的不合理的气愤,不得不趁尹宽吐血的机会事实上撤销他的书记职责,并事实上拆散他的婚姻关系。# a/ Z6 ` Z)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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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辩走后,尹宽继续养病,我不记得他甚么时候才出来工作。在王一飞任上,他没有出来工作,即使他完全恢复健康也不能出来工作。王一飞也是过渡性的。他是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不能长久兼职。中央不断地考虑适当的人选,最后选中了罗亦农。早就应当调罗亦农来担任上海区委书记了。我不能解释为甚么到这个时候才调来。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罗亦农在北京个人办一个党校,训练北方几省的本地干部,很有成绩。但这不是不调他来上海的适当理由。7 l& Q) K4 L* l. i* ?
, l$ _3 z6 u1 ^2 N/ Z3 m3 o6 N( n3 X 上引那个编年记事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区委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该通告的内容为:『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四月,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庄文恭、尹宽、何今亮、陈比难、沈雁冰、顾顺章、林仲楠、郑覆他、谢文锦等十人,候补委员张佐臣、陈竹山、朱阿毛三人,以罗亦农为书记,庄文恭为组织部主任,尹宽为宣传部主任,何今亮负责工人工作,陈比难负责妇女工作,沈雁冰负责民校工作。」四月六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各部会议由何松林、尹硕夫分别担任。」六月四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尹宽、罗亦农多到下面去跑,——尹宽多注重宣传方面,罗亦农注重接洽及市党部,学生的事」。「六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正式委员为: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等九人;候补委员为:郑覆他、丁郁、梅电龙、沈雁冰、余泽鸿五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上海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区委委员,「计正式委员十三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泊之、尹宽、何松林、张之甫、谢文锦、郑覆他、畲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七人:张叔平、余泽鸿、江元清、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十六日新区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任组织,尹宽任宣传,何松林任职工,由以上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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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就进入第三次暴动时期了。关于尹宽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后再说。以上我是从最近发表的一份党史资料中摘录有关尹宽的记载的,从他到上海就任区委书记起到第三次起义前夜为止。我不能系统而具体地写出尹宽此一年半内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实上(不是形式上,形式上当他作区委书记那一个月前后,我是区委委员,一道工作),我没有同他一道工作。我们还是密切来往的,我去他家的时间比他来我家的时间更多。但我们见面都是「言不及义」的,即我们绝口不谈各人的工作。以上所引有关尹宽的记载,当然是不完全的,尽管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仍可作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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