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下）

吴砺

   

                               《天国之秋》（下）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于一八六四年七月抵达南京接管该城，不只是胜利的一刻，也是恐惧的一刻，因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叛军京城已灭，他的军队兵力元人可以抗衡。华中和华东实质上在他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而且他始终未完全听命于朝廷。他的湘军为保住清朝的国脉而战，但他控制的地区大抵上位于清廷直接影响范围之外。尽管清廷几乎完全靠他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但清廷无时无刻不是带着强烈的忧惧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事实表明，卜鲁斯的忧心——曾国藩将成为“中国中心地带厉害的权力角逐者”——只道出真相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几十年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曾国藩底下的数名高级将领——包括他弟弟曾国荃——曾劝他放弃摇摇欲坠的清朝，在南京自登大位，当中国的新皇帝。

但他没有那么做。事实上，就在他进攻南京之役开始进人最后阶段时，他就已经准备解散湘军，交出兵权。他要在平乱之后继续担任两江总督这个封疆大吏，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府——他命人在天王宫废墟遗址兴建的宏伟官署——督导华东的重建。但就在中外观察家紧张等着看这位平乱将军是否会挥师北上推翻满清皇帝，扫平群雄，一统中国时，他决定交出权力，把湘军士兵送回家乡，在清朝官僚体系里单纯当个文官，如此度过余生——那的确是最有权力的文官，但仍只是个官，仍是效忠于幼皇帝与其摄政慈禧太后的子民。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人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 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对于自己可能死于战场，他同样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他令清廷不放心，因为多年来清廷控制不了他，要不要听朝廷命令，大抵上看他高不高兴。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他的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曾国藩抱有宗教般的忠诚心态，坚信上天已选定帝国的统治者，不管朝中大臣说什么或做什么，为人臣子就必须遵守上天的  357选择。

此外，那些后来不解于他为何不夺取大位的人——这样的人还不少——认为，中国皇帝之位值得争取。但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忧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令人可怜。

曾国藩湘军的解散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即攻陷南京不到一个月后，但在拿下该城之前，他就已经朝这个方向准备。五月，他向朝廷请病假——他向弟弟曾国荃解释，那其实只是个借口，好让他于战争结束后归隐，好杜绝对他的权势猜忌日深的政敌对他的批评。他建议曾国荃也这么做。他写道，如果“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但曾国荃不接受哥哥的建议，曾国藩随之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要曾国荃照他的话做。曾国藩已见过户部上的奏折，折中推测他弟弟想扩大财政权。他劝诫其弟勿招人嫉。他写道：“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尽管他努力退到台下，不久后仍招来朝中官员的抨击，先是指控曾国藩弟弟曾国荃及其下属劫掠和管理无方，指责他58  们腐败、擅权，未能管好辖下部队的纪律。然后北京的批评者把矛头指向曾国藩本人，指责他为了中饱私囊让华东人民受苦，说他爬上高位不是凭才华，而是全靠运气。他已完成任务，朝廷不再需要他，因此他们要他为自己的专横与傲慢受到教训。在他剩下的八年岁月里，在他胡子转白，眼力慢慢退化到看不见这期间，他们不让他休息，不准他退休或暂时卸下宫职。他在这场战争后所写的日记，充斥着遗憾之语。他梦想回到书堆、回到老家，重过静心沉思的生活，但一再遭到阻拦，最后只能再度哀怨地期盼至死才能得到的解脱。他在一八六七年的某封家书写道：“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p387

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这个数据必然不够客观，因为没有可靠的当时人口普查数据可供比较，因此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根据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后来应该会有多少人口推测出来。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O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国境内一组学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项更晚近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间，人口共少掉约八千七百万：其中五千七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他人则是因为降低的出生率而无缘出世。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直I这些较高的数据，晚近传播更广，但引发争议，批评者主张后人无从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战争、疾病和饥饿，有多少人移居他地过活。但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所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 村所蒙受的深深伤创——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是人类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  359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见。

由于混乱与暴力程度惊人，这场战争最令人惊愕的结果，或许是清朝在乎乱后仍继续保住江山一事——而且不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苟延残喘几年，而是又存世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汉人民族主义革命推翻。但不能说是清朝打赢了反太平天国的战争，而应该说是清朝获救——靠曾国藩的省级民兵队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而获救。这两股势力——一一来自内部，一来自外部——彼此猜疑甚深，但他们各自的攻打太平天国行动，事后来看，似乎像是在协同作战。这两者都为拯救清朝而战，因为他们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深信清朝的存续比较有利于他们各自的未来：对曾国藩来说，那将保住在战前就让他受到许多好处，那由高位、肯定、道德和学术成就组成的体系。至于英国人，则是因为某些英国人——整体来讲影响力颇大的一群人——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国主宰中国，乃是确保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成长，从而弥补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之严重损失的唯一办法。P388

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到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他写道：但如果要我说说南京真正的主流秩序，那的确很像华沙条款，但仍有其秩序——天王的军官里有一位特別厉害的将领……在未沦为战场的地方，土地得到充分耕种——太平天国部队的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 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p390

一九一一年清朝终于覆灭时，中国将落人新一代反满革命人士之手。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反清前辈的作为，其中有些人剪掉辫子，留起长发，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太平天国分子。还有些人写宣传小册，痛斥曾国藩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汉奸，为了保住满清异族王朝杀了不计其数的汉人同胞。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最著名的领袖是广东人孙逸仙。他从小听人讲述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朋友还替他取了绰号“洪秀全”。

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在消灭太平天国后又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一如一八五o年代日本政府选择不与外国冲突，而是与外国签订条约，借此免于一场日本版的鸦片战争，一八六o年代具影响力的年轻武士，则把打完内战的中国视为前车之鉴，认为若没有彻底改革，日本可能也会沦为和中国一样的处境。一八六o年代更晚时的一场革命，让位给一场如火如荼展开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计划，这项计划与洪仁玕为衰弱不振的中国提出的振兴构想，，尽管在宗教上无相似之处，在精神上却出奇类似。到了一八九o年代，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将彻底击溃清朝舰队，日本将从中国取得台湾，作为其第一个重要殖民统治区。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将把日本视为中国救亡图存必须效法的榜样。

但或许中国不必走到这样的境地。一九O九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四任总理大臣和十九世纪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最后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且说那其实老早就该发生。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于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而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扰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他告诉那位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伊藤博文的说法和战时主张保持中立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辙。那些观察家主张英国不该插手，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而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若听到他这个看法，大概会迅即表示认同。

从一百多年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的预测一满清遭推翻时，“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访两年后，满清覆灭。由中华民国取而代之，而中华民国几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国受苦于数十年内战，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几乎束手无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里，竭力恢复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与世界舞台上曾长期占有的显赫强势地位。一九一二年，当这个遭延搁的彻底改造过程终于如火如荼展开时，这个国家已远远落后于竞争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

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土的助理洪仁玕。在香港与  364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r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

洪仁玕与卜鲁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自认对于对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认识的事物有他人所没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错得离谱。因此，外国介人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 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P394“

吴砺

2016.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