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二）

吴砺

                   《中国简史》（二）

“从秦国崛起到秦始皇统治结束的这段时期内，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从前叫做“秦代工艺”，现在叫做“战国工艺”。就像我们现藏卢浮宫著名的鲤鱼瓮所表现的那样，这种风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器皿侧面的动物表现“从浮雕中解放了出来”。首先它以一种全新的装饰形式为特征，饰有隔行而重叠的线条、环圈、钩子、编织、螺旋和波浪形纹饰，表现出生机蓬勃或在永恒运动中舞蹈的风格。蜥蜴形状的龙，已由周代青铜器装饰上的缓慢运动，转变成为颤动的韵律，并狂热地舞动起来。在绘有打猎场景的器皿上也有类似的活力风格表现，后来向汉代艺术转变的那段时期的青铜器上，这些场景同样被装饰着。这种风格既是周代艺术的逻辑发展，也可能受到了同一时期相邻地域艺术发展的影响最早出现在中国北部边境的草原艺术。P042

它使我们看到，中原艺术不仅与匈奴艺术及米努辛斯克地区的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有着某种联系，还与俄罗斯南部的斯基泰艺术有着间接的联系。而俄罗斯南部的斯基泰艺术，又与希腊艺术有着联系，它后来也正是因此而闻名于世。P043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乐于比较这一时期权力斗争中两位主要首领的个性。项羽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鲁莽之士，做派带有老一辈军人的特点；刘邦则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政客，老谋深算，机敏过人，又自命不凡，敢于冒险。P044

再也没有能与刘邦抗衡的人了，这位军事冒险家就这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似乎是凭借着运气，秦国37代君王的劳动成果被这位农民的儿子攫取。秦始皇最后为自己的利益而创立的君主专制制度，被这位冒险家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就收为己有，成为了那些狂妄自大的诸侯们漫长世系的继承人。对刘邦来说，统治的开端是谨慎的，甚至一度非常艰难。那些帮助他登上皇位的功臣拥兵自重，刘邦为讨他们的欢心，恢复被秦始皇废除的旧的封建制度，不得不拿出大片的封地和王位来犒赏他们。刘邦并不甘于被这些功臣威胁，他采取一手予、一手取的策略，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调动那些分封的地方王侯，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只不过如地方长官一样。地方王侯被他一个接一个地逼反，然后他再把这些人除掉，最后这些新兴的汉代诸侯全部被剥夺了管理权，沦为纯粹的宫廷贵族，皇帝的绝对权力再也不会受到威胁了。

刘邦幸运地成为了一个王朝的创立者，他的子孙将这个帝国维持了400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逐渐得到稳固。从公元前 202 年到公元 220 年，中原一直被刘氏家族统治着。汉王朝在中国人的命运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以至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自豪地把自己称为“汉人”。P047

这几位皇帝的道德言说，是有一些客观意义的。这些言说的反复出现，表明了由秦始皇创立、被刘邦维持的残酷专制政治——皇帝专制主义，正在被文人学士所接受。他们穿过几百年的战乱时光，将自己与“黄金时代”的古圣先贤们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此，他们的传统的忠君思想，使得他们开始支持现在的这个政体。P050

汉武帝是汉王朝最杰出的人物。他16岁继位后便开始了极其漫长的统治时期，前后共 53 年（公元前140-前 87 年）。他天生精力充沛，活力过人，神勇无比。像从前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曾在高原牧场上冒着生命危险，不顾随从们的惊慌失措，把野兽逼人绝境。他智力超群，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些大胆而新奇的想法。他对独裁专制充满了喜爱，但同时也善于听取和采纳其他人明智的观点。因此，在统治初期时，他就任用了大批儒士，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建议。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独裁政治，文人学士们长期以来以沉默超然的姿态持有反对的态度。正是这种姿态，导致了秦始皇“禁书”，也激起了刘邦的讽刺挖苦。汉武帝为何要慷慨给予儒士们这样的偏爱呢？因为他既有秦始皇的那种专制主义者的强权心理，也有汉高祖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理念。而文入学士持久捍卫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毫无疑问地会吸引所有人。于是，这些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他反对贵族的政策效力。未来官僚阶级在文人学士阶层中开始初具雏形。在皇帝针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他们使皇帝有可能占上风。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由皇室子弟所组成，并得到了不断发展。汉武帝有意把这些贵族降级到只具纯粹的荣誉位置，由文人政府来取代他们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政府由那些以知识渊博而著称的人的子弟组成。同样，他让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皇室子弟在军队中的位置。通过这些变革，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专制政体能够完成其“平天下”的任务。汉武帝另一个激进措施便是削弱封地的重要性。他假借维护幼子的利益，强迫亲王们把自己的封地不分长幼地传给所有的孩子，取消对长子特殊照顾的权利。像《拿破仑法典》一样，这种平均主义继承法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汉朝只经过两三代的时间，就将那些大的封建领地彻底瓦解了。P052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文人学士们发表的这些雄辩说辞随处可见。它们是官僚阶层不变的信条的反应，这些信条最终战胜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戎马生涯被文人们视为下等职业，由于这样的轻视，当文人们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到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提出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P057

总结汉武帝的功绩，可以概括如下：对内，通过文人的支持和封建领主的最后没落，为中国的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边界得以定义，南边扩展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海港。对外，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门户。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以“汉人”这个称谓而无比自豪的话，那无疑要感谢这位从公元前 140至公元前 87年一直统治着中国的伟大皇帝。汉武帝在中国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为“汉人”带来了一个足以与“罗马盛世”比肩的“华夏盛世”。同时，在罗马也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人物——马略和苏拉，他们成功地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称霸的地位。P059

篡位成功后，王莽就不再只是一个野心家了，虽然后来的官方历史谴责了他，但这些历史本身是为了颂扬汉代子孙复辟所写的，而且他们在其中还对一些事实有所掩盖，至少是没有直接说出来。那就是，从公元 9 年至22 年，在王莽统治的这段时期内，是文人无比辉煌的时期。王莽是一个对儒家教义颇有造诣的人，在家长统治方面与儒士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他的这种统治，与传说中的最早的统治者以及周代天子们的统治方式相同，是一种类似于卢梭极其赞赏的“自然状态”的统治。在这种统治思想的影响下，王莽先后颁布了很多意义非常深远的改革法令。这些法令的重要性，无异于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P062

公元 9 年，王莽仿效哲学家孟子的远古乌托邦，规定每八日之家只允许拥有5 顷田地．，强令领地多于此数的人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亲戚和邻居。他还宣布了一项原则：国家是土地唯一的经营者。P062

公元 10 年，王莽创立了一个管制国家经济的朝廷机构。其中负责监管市场的官员会按照季度规定所有日用品的最高价格，那些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如谷、绢、布匹等，就被“市官”们按照市价买下来，然后储藏起来。等到市场上货物匮乏或者不得不涨价的时候，他们再把那些货物拿出来卖掉。官方以三厘的月息放贷。另一方面，课税全部按所有利润的十分之一征收。在课税方面，不只是农民要按照每个收获季节上缴，其他的如猎人、渔夫、家畜养殖者、蚕农、纺织者、金属制造者、商人、大夫、巫师和术士等，也都要上缴，不过其方式和数目都与农民的课税不同，他们要上缴的是自己所得利润的十分之一。P063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显示了王莽不仅精力充沛，全心想寻求解决当时危机的激进办法，还表明他自身更多乌托邦知识分子的特点，即他只是一个理论家，而非人性的裁判者。P063

在本质上，佛教自创立大约600 年来一直只存在于印度。它的创立者释迦牟尼在公元前 563 年至公元前 483 年间，生活在恒河的东部流域，最终成了“佛”（意为“大觉大悟者”）。他原本是尼泊尔丛林里的一位年轻贵族，后来弃绝红尘，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经过漫长的禁欲苦修后，他认识到这样只是徒劳，最终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树下，获得了彻悟。他认识到了众生皆苦的普遍规律，认为俗世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湍流，最终将沦为悲痛。这种悲观、主义源自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种信念——灵魂的转生轮回。西方宗教提出了来世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来世却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生、老、病、苦、死，所有这些轮回的机会都是为了永恒的苦难而再生的，这就好像是宣判了来生的苦役。

为此，佛提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噩梦般的轮回。他提出首先必须消灭导致了转世的“对生的渴望”，要消灭自我，才能逃出轮回世界的永恒转生循环。这种消灭是真正的涅槃或者至福。然而，佛并不提倡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去自杀，因为自杀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中，而是倡导人们与激情相搏，提倡为一切生命而牺牲个体，把普遍的善推行到为了众生（包括人和动物）而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佛的教义，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消极，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克己、贞洁、慈悲和温顺的处世准则的形成。P080

在以后500 年时间里，佛教信条自然也得到了修改。在创立者稍显冷漠的道德信条基础上，增加了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信仰。历史上的佛陀达到了涅槃（又称“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变得神圣而不可接近。后来的佛教创造出许多未来的佛（菩萨）避免了这种困难。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里道成肉身的时刻，而这段等待的时间，就被用来拯救俗世苍生。其中有些菩萨最终会赢得历史上佛陀的热爱。弥勒菩萨就是其一，他道成肉身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还有观音菩萨，她的梵文名字表明她是“佛教的神”，相当于“佛教的圣母玛利亚”，这位“女神”观音，将要在中国佛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观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佛”），他在中日几个虔信教派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一点不逊于观音菩萨。于公元 1世纪在印度北方建立起来的万神殿，恰好处于佛教准备承担起在远东传播任务的时候。

像观音菩萨等这些被新创造出来的神，对这次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高高在上的属灵造像，都是无限怜悯和慈悲的，使人不由地信赖并爱上他们，这是一种虔诚的、私人化的宗教，东亚还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特别是中国，无论儒教还是道教，都没有任何相似物。因而，从佛教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的启示，这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是有吸引力的。拜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所赐，丰富的思想资源使得印度佛教在近公元 1世纪时达到顶峰。一般而言，如此精心构建起来的体系，其所宣扬的通常是绝对理想主义，它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非现实的基础上。宇宙成了一个“纯粹的思想”王国，一个“理想之海”，这样的信条与古代的中国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此外，关于每位菩萨的无数传说，为了让人们崇拜而设的慈爱亲切、令人惊叹的佛像，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以及天堂和地狱的缤纷色彩，尤其是佛教艺术本身，都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人们。P083

直到公元纪年之后，印度佛教才产生出富有魅力的、深受印度永恒自然主义启示的艺术。就像穆斯林不敢描画安拉或穆罕默德的画像一样，这些最早的、纯粹的印度雕塑流派的艺术家们，也从来不敢描绘佛陀的肖像。这不仅是出于他们对佛陀的敬仰之心，还另有其他逻辑上的原因。因为一个人已经最终实现涅槃，或者说已经去人格化之后，其他人希望通过肖像使他复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此一来，即使只是佛陀的生活场景被还原，他的像也会被人们用许多传统符号来取代。然而，当希腊的一些思想传人印度西北部并在那里产生影响后，这种心理发生了改变。统治印度西北部的，最初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后来是印度—斯基泰人的国王们。这些人都是希腊文明的坚定支持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认为写实地表现佛陀是很有必要的，他们还从阿波罗神那里得到了灵感。于是，公元初期时，他们在白沙瓦地区（古代的犍陀罗）塑造的最早的佛像，其样貌简直就是阿波罗的翻版，只不过在其基础上简单地添加了一些佛陀的特征：双目之间的智慧标志，长长的耳垂（这是由于佛陀还是王子的时候佩戴沉重的耳环而导致的），以及用来承载花饰头巾的假髻。当这种假髻的样式逐渐被人们遗忘后，就变成了佛陀头顶的一个个隆起。P083

从宗教的层面上看，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意义之重，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征服也就是佛教在东亚传播的第二个历史因素。汉代“天下”帝国的形成（其范围直到帕米尔高原，也就是印度的门户），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与印度—斯基泰帝国毗邻而居。在空前便利的地理条件下，作为一种普世宗教，佛教便得以传播。同样，约在同一时期，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也是因为罗马人的征服而得以成行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华夏盛世”对于宗教在远东的传播，与“罗马盛世”对于宗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其作用和重要性是很相似的。P085

汉代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对我们来说有着独特的意味。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标准被外来的佛教思想彻底颠覆之前。

我们在前面探讨过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主要阶段，首先是商代。在这一时期，青铜器作品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它浑身散发着朝气蓬勃的力量，主题也拥有着自发性和多样性。这种艺术成就是之后的任何年代都无法匹敌的。商朝之后便是周朝初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态笨重，装饰简单。然后是战国时期和秦代，在这一时期，艺术的创造力起死回生，这些青铜器由于具有节奏明快的装饰而显得生机勃勃。到了汉代，青铜器的形态变得极为简单。虽然它们的线条都很简练，但偶尔会带有希腊花瓶的那种节制。在装饰方面（除了带环把的饕餮之外，这些青铜器上保留了一些装饰），引人注目的简练取代了战国青铜器的繁复。所有过度的装饰（这些装饰曾在某些古代青铜器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全部消失不见了。P090

相比于河南和山东的石雕和浅浮雕，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尤其是著名的“神柱”，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这些柱子的装饰风格更接近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无论风格如何，这些柱子显然并不只是工匠们的作坊产品，而是艺术家们的高级创作。另外，汉代的其他一些浮雕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陕西的那些描绘狮子（中国并没有发现过狮子）的浮雕。这些浮雕的创作灵感，若不是完全来自波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来自希腊—波斯。它们大概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原地区影响的又一种表现。P092

在公元 2世纪的整个下半叶，中原地区的边境，尤其是今天中国东北的南部，一直断断续续地被这些鲜卑人袭扰着，但无一例外每次扰乱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汉代的中国与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汉帝国从不会向外部力量低头。导致它衰落的从来不是外部力量的威胁。而是它的内部危机。这些危机包括政治危机，也包括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P094

经历了60 年的分裂后，司马家族的统治——新生的晋朝重新统一了分裂的土地，似乎汉朝的荣光又回来了，但事实上晋朝很快就衰败了，而且衰败速度之快竟然超出了其他几乎所有朝代。晋朝的这段历史，充满了同族相残的血腥，期间没有任何政治理念或伟大的迹象来平衡这些单调重复的残杀，也没有任何重要人物出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突厥人的游牧部落大举进人中华帝国。P106

事实上，正是蛮族的入侵，才使佛教迅速地发展壮大。在野性盛行的时代，那些饱受精神摧残的人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佛教的精神慰藉。而且。相对于固执的儒家人士而言，这些粗野的匈奴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宗教。P110

在这里，我们无需逐一讲述这些野蛮的部落在这令人恐惧的几十年中，为了争夺黄河流域和北京地区的统治权所发动的残酷战争，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场大的战争，大体上是在匈奴人（多半是“原始突厥”民族）与鲜卑人（多半是“原始蒙古”民族）之间展开的。这些竞争者，前者来自鄂尔多斯草原，后者来自东北地区靠近北京方向的边境，中国北方的政权被轮流掌控在他们手里。P111

残酷的统治时代往往也是人们更加追求信仰的时代。中国伟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452-512 年）和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自公元 494 年起）的那些佛像，就与拓跋魏有着莫大的关系。

北魏的雕塑，被称为远东的罗马式和哥特式雕塑，不过，相对于北魏而言，它们在欧洲的发展成型，要分别晚了600年和800 年。北魏的雕塑是中国和希腊的佛教风格，罗马式和哥特式雕塑是欧洲的高卢和罗马风格，这两种风格是相似的。北魏时期的雕塑通过犍陀罗的装饰技法和阿波罗样的面貌特征，完美地表达了佛教的精神特性。同样，哥特式或罗马式雕塑也通过希腊—罗马的传统造型艺术，表达了自己纯粹的精神思想。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典原型（当时还没有彻底消失）、服饰（当时还没有成为程式化的大角褶或小圆波），以及面貌特征的人性化魅力—一一所有这些都从属于玄学思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虔诚、热情和纯粹的信仰。云冈石窟中有一尊佛像，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佛教思想。石窟里还有一尊佛像，像兰斯的天使那样，带着一丝动人的微笑。从它的笑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尘世事物的超然，还有一种神秘的嘲讽（多半是无心的）。不过，在这种嘲讽中，却充满了对世间凡人的愚蠢和虚荣的包容。而且，这种超然的讽刺感觉，似乎在逐渐减弱。如此，我们从它意味深长的冥思中所看到的，便是看透世间万物后的一种平静。

云冈艺术风格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它先是受到了来自阿富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这种风格是大量聚集在拓跋皇宫里的犍陀罗传教僧侣们带来的，因此，我们看这两座石窟中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巨型佛像，它们朴素的处理方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另外，壁龛中那些小佛像还另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从它们的处理方式看，我们已经找不到很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与相对“刻板”的犍陀罗雕像而言，这些雕像有着一些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它们纤瘦的、被拉长的、几乎是瘦骨嶙峋的形象，它们刚健褶皱的服饰，以及展现出的那种能使人安静的简朴并富有朝气的优雅。显然，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艺术。正如约瑟夫‧哈金…所写的：“这些以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的形式，佐证了艺术对信仰事件的迅速适应。他们预示着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们的造型外观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么引人注意，温柔慈爱的微笑，残留着‘赐福者’对这个世界的唯一妥协。”这是一种从未能同时实现的和谐。喜龙仁认为，云冈艺术是从一种极端神秘的贫乏向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在达到成熟的时候，似乎达到了某种背离其早期风格化的程度。形态更圆、更满，衣服的褶皱不那么僵硬了，线条的相互作用更柔和流畅。不过，形象依然保持着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和超然的气氛，这让它们在宗教雕塑 当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吴砺

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