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四）

吴砺

                        

                        《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四）

“一些统计学家想要强调，普鲁士从19世纪20 年代开始强制7岁到 14岁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英国的孩子直到1880 年才被强制送人学校）。19世纪90 年代时，普鲁士在校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之比是英格兰的2.5倍之多。本书第二十二章已经说明了，在19世纪晚期，德国军队中的文盲率要比意大利或者奥匈帝国军队少很多。德国军队的文盲率是1： 1000，相对而言意大利的是330： 1000，奥匈帝国是68： 1000。本书有一章还展示了，在1785 年的德意志，有1225种公开发行的期刊杂志，而法兰西只有260种。德国在1900 年有4221家报纸，法国大约有3000家（俄国才125家）。在19世纪早期，英格兰才只有四所大学，德国则有50多所。詹姆斯·鲍恩在其三卷本的《西方教育史》中指出，德意志于19世纪早期在科学社团方面独领风骚，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发行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期刊，使德语成为科学与学术在当时的引领性语言。1900 年，德国的文盲率是o． 5%，英国是1%，法国是4%。1913 年，德国当 年出版的图书（31051种新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

不妨说，德国人在很多相关领域依旧处于领先位置，即便很多德国人自己不这么认为（参见迪特里希·施瓦尼茨的评论，原书第815 页）。2006 年的一份调查表明，研究发现北欧人和中欧人的平均脑容量要比南欧人的大（1320毫升对比1312毫升）。而这反映830出了更高的智商，德国和荷兰的数值最高(智商为107)，奥地利和瑞士是1()1，英国（作为此研究的主导）是100，法国是94。

在19世纪后半叶，正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做出了学术领域内令人振奋的进展，正是他们吸引了海外的学者（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正是他们使还在凝聚成形过程中的德意志官僚体系变得如此高效与具有创造力，也正是他们开拓出石破惊天的科学成就，从而在经济领域改造了德意志。现代世界的繁荣——不仅对德国而言——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此。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的兴起与衰落是在德国所发生一切的核心，而他们仍旧具有当代意义。

现代学术的发展，教化( Bildung)的概念，还有以研究为基础的大学创新，它们在19世纪初的德意志被视为道德进步的一种方式。教育不是简单地获取知识，它在当时被仰视为人格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的过程中，一个人学到如何形成批评性的判断，做出一项具有创造力的原创贡献，并且认识到自身（无论是他或者她）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相应的责任、权利、义务。教育作为教化的一部分，包含了一个形成的过程，它是一种人世间的完美形式，抑或是一种救赎——这对于生活在怀疑论与达尔文之间那个时期的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而言，正是其人生的支点。

在1775-1871 年之间的德意志，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所完成的重要角色是，他们先是接手而且拓展了此前 由神职人员所占据的位置，而后保持住自己作为最重要且最具开创性的社会成分的地位。但在该时代的末期变化开始出现，而且如本书所言，情况越来越复杂。P335

看上去显而易见的是，德国人曾经（或许依旧）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注重“内在”——例如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虽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认为，启蒙在英国也是“伴随着虔信而兴盛起来的”）。在这方面，德国人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是这么认识自己的，就如同本书结论部分开篇所引用的托马斯·曼的文字。P335

卡尔·雅斯贝尔斯与君特·格拉斯都援引了赫尔德的“另一个、更伟大的、更深邃的德国”——文化型国家( Kulturnation)。马丁·瓦尔泽宣称，由于德国人具有“宗教性的、审视内在的虔信”，他们很难“像英国人那样去采取政治行动”．卡尔·海因茨。博雷尔(Karl Heinz Bohrer)认为，两德统一之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将德国恢复成“一个精神与思想的可能性”。在扬—维尔纳。米勒看来，就连1968 年的事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一个混合体。P338

当然，内在性像所有事物一样也会产生后果。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嘲笑“新教的内在性”是“权力保护之下的内在性”。他认为，它导致了地方主义的一种形式，一种对国家身份的忽视，由此“可能滋生了国家主义者的暴力”，并助长了民族国家产生的“延后性”。或许，内在性的最重大结果在于“教化”这个概念自身。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是少数几位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诈”之间相似性做出过解释的历史学家之一。截然相反的是，“看不见的手”使人能够拥抱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理性”则在德国被植入了教化之中。教化使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成为了理想国度的化身，最终，又由教化之中生成了文化悲观主义的顽疾。然而，人们越是热盼高深的学术和理想中产生无所不能的人，教化最后在德国投下的阴影就会成为更强大的力量。

人们对其他人的成见往往是粗鄙的，几乎可以定义为过分浅薄，这只会增加麻烦而不是简化问题。就德国人而言，他们对自己的成见也是他们的麻烦之一。P339

从某些方面看，教养是受过教育的内在性的基本成就——确实，它可以被视为其天然的最终结果。这里要再次引述歌德。他特别指出了，当上帝不再存在的时候（他在1788 年的夏天丧失了信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形成，形成对自身的超越。“人性之最终意义在于，人在自己身上发展出了更高级的人类……”（参见原书第120 页）。康德认为，动物与人的区别是，人能为自己设定目标，“还能培养人性中不成熟的潜力”。康德创造了人的内在意义的观念。在此期间，他感受到了人对自身的“释放”和对周围环境的扩展。这是内在性、教养和共同体（参见原书第836 页）的统一。P339

科学研究并不是德国人的发明。早在12世纪，林肯主教兼牛津大学名誉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 R_obert Grosseteste)就坚信，实验在未来是通向知识的路径。然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意志大学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成就乃是将科学研究)大学都以此为标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的博士学位概念是个德意志观念一可以想象，在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之后，它是近现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项德意志创举，但它远被低估了。P341

科学研究的制度化造就了世界上的一种全新的行为实践，很多人尽管不是天才，却也精于此道。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来自各种全新的产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才俊——这些领域包括广告与市场、导演影片、体育竞技、新闻时事等。科学研究是其中最早的之一，也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有更多的领域是以它为基础的。P342

这肯定会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带来潜台词和新语境。1914 年，“九十三人宣言”曾经宣称，即将打响的战争是为了捍卫德国文化的理想。而后，战争失败了，胆气与意志也都投降了。斯宾格勒在1918 年的著作、莫勒。范登布鲁克在1922 年的著作中，都延续了他们对文化悲观主义的看法，强调了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923-1924 年的恶行通胀好像又确证了他们的担忧。放纵文化开始流行—一灯红酒绿中的莺歌燕舞、表现主义（尤其体现在电影的新形式当中）、超现实主义，还有布莱希特、勋伯格、理查德。施特劳斯等人所颠覆的世界，以及泡利不相容原理之下的平滑世界、海森伯格的不确定原则、哥德尔的认知有限论，所有这一切瓦解了传统的观念，也将热爱古典的教化阶层越来越推向边缘。正如马克斯，韦伯告诫过他们的那样，新兴科学永远无法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沃尔夫冈。席维尔布施在对被他称为“挫败的文化”的研究中指出，众多德国战后的观察家都将（战争失败的）灾难起源确定在帝国建立之年，他们想要返回的世界并不是战前时代，而是1871 年之前的时代—一由教养阶层所开辟的时代。而他们感到，那个以“精神实质”为普遍性的时代被物质主义、重商主义以及科学摧毁了，这使德国“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的语境。她的主张是，在德国于20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所发生的不过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与暴民结成了临时联盟。她解释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身才是“新世界秩序的真正鼻祖”，“持续而致命的独裁”成为了“巨大的平衡器”，瓦解了各个阶层，把它们都装进了“大众”之中。阿伦特感到，这造就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其目标就是一往无前，其导致的行为“要么是英雄式的要么是犯罪”，而暴民与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参与其中，藉此可以表达他们的“挫败感、愤怒和无端的仇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表现主义……”她认为，这种集体的痛苦是“前极权主义时期的氛围”，其最终结果就是使“体面”二字死掉了，真与假之间的区别“不再具有客观性，而沦为权力与取巧的玩偶”。朱利安·邦达和尼尔·弗格森都对此表示赞同。邦达认为，野蛮的国家主义在德国被点燃了，其始作俑者就是知识分子。而在《世界的战争》中，弗格森写道：“学术性的教育远不能使人对纳粹主义免疫，反而可能把人推向它。”

在上述内容中，没有任何一点会导致1933：-1945 年恐怖时代的必然性。然而，人们现在可以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之前的那些年里，最失败的，首先是也最初始于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独占了可以用来怀疑的教育，可以在暴民的行为与举动之前先发制人的教育。汉娜，阿伦特在那之后很久提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拥有私人生活。这与埃利奥特关于怀疑才是教育最大目的论点相当契合。人们一定不能忘记，教育为人提供了足够的私人空间，就是为了使人能够发展出一种健康的怀疑精神。没有私人空间的人马上会沦为暴民，一遇到问题或者遇到看似问题的问题，就会上街去解决。

上述均已成为过往。我想要陈述的，不仅仅是德国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在七十年前发生的背叛；我还想说，这样的背叛不会再发生了。何以如此肯定呢？原因就在于，德国造就了它自己的民主革命，虽然说它——令人惊讶地一一被外界大大地低估了。P351

1945 年，德国又经历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亦如1848 年和1871 年。然而这一次革命不仅仅源自上层，还来自外部。占领国给战后的德国强加了一套政治—法律结构。但是，关键性的节点在于一很多德国以外的人仍旧无法领会该要点（而德国人自己也没能理解外人为何没有认识到这个深刻真相的价值）：1968 年的社会革命，它对于西德而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更为重大的事件。

康拉德·胡戈·雅劳施为这次巨变书写了编年史，并在书中将此描绘为不亚于一次“大分野”。①他主张，虽然民主制度在战后的德国得以成功建立，但极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有残存的倾向”，而直到 20世纪60 年代（援引拉尔夫·达伦多夫的用词）“现代化的亏空”依旧没有被填补。雅劳施认为，这里面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发生在1968 年的一代人的反叛”，年轻一代将矛头对准了父辈们在第三帝国（“褐色的过去”）中对恐怖的默许，对准了父辈们对罪行的无能；只是在1 968 年，德国人才开始在内心中接受民主价值，并发展出了“反对派精英”以及对自治和“对抗权”的需求。扬一维尔纳·米勒在本质上也同意此观点，他将1968 年的事件描述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混合物。

本书的第41章探究了这次巨变的实质，这里只需要再补充两个要点。其一，德国自那时起拥有了一群具有批判精神的、善于质疑的公众，这样的实体在例如英国、法国、美国自几代人以来已经司空见惯，而最后终于降临德国。其二，人们开始关心生活的质量、关心文化，尤为关心环境。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绿党成立了，由此引起了西德的政治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③德国人的注意力已经从内在性上移开了——也许并不是坏事。用海因里希，温克勒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完成了它“漫长的西行之路”。在本书的前言和第41章中提及的迪尔克·莫西斯以及波茨坦军事史研究所的研究，均认可了上述分析的正确性，也就是德国的西化过程完成了。德国战后的第四代人已经矫正了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态度，他们有勇气面对如下事实，即第三帝国时期的“几乎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或许我们还无法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怎么会上台，不过，考虑到对罪行的认知已经是如此普遍，这明显是一项极其重大的进步。P352

德国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国度。从某些方面看，这个国家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途，甚至时而是虚幻的——或者说它自己感觉如此。P354

所以，本书将以一段同样会引发争议的说明作为结尾，下面将要考察的对象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看看人们能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不错，他是一个纳粹分子；无疑，他背叛了自己犹太裔的爱人汉娜。阿伦特，而且是以很卑怯的方式；也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如阿伦特所言，海德格尔“谋杀”了他的犹太裔同事埃德蒙德·胡塞尔。然而，进人 21世纪以来，德国的哲学传统——法国学者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至少）在两个领域?受益。很多非德国人认为，唯心主义者的思想不但难解而且含糊——即便康德不是如此，费希特、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肯定是这样。他们使用的是一套对经验传统而言既陌生又不顺畅的语言（例如“存在”、“真实”、“释放”等）；这使人们想起了威克汉姆·斯蒂德( Wickham Steed)的高论，即德国人可以潜得很深，但依旧能够满身泥藻地浮上来。与此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下针对科技以及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反感，可能（对持经验主义的英美学人的思想而言）全都是虚幻的，是一个针对“进步”的必然性持悲观态度的、过于理论化的、空疏抽象的对立面。

然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哲学天才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言，近来在生物技术领域中所取得的发展反映出，海德格尔虽然口是心非、图谋私利、对于自己加人纳粹一事拒不认错，但他在一点上或许是对的，即敏锐洞察到了科技最终将会导致的威胁，而且，他还把这些都表达了出来。人们如果想严肃对待人在当下所为，就需要关注一下海德格尔所言。P356

哈贝马斯在其《人性的未来》（Die Zukun／c der menschlichenNatur，2003 年）一书中，不但反思了人们或许会加害于自身的“破损的生活”（阿多诺语），还加入了他自己预见的新形式。他解释说，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允许，或者说很快就会允许产前的基因干预。这就给予了父母们机会，不但可以排除掉他们不希望孩子具有的某些特征（例如严重的生理障碍，也就是“消极优生学”），还可以加入他们确实希望孩子具有的某些特征（例如眼睛颜色、头846发颜色、性别、高智商、音乐天赋等）——所谓“积极的优生学”。哈贝马斯警告人们，有一条界线或许正在被打破———他称之为卢比孔线(Rubicon)，这对人如何理解自由具有深刻的含义。他认为，现在需要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分析，而不是技术一科学一精神病学意义上的。P356

海德格尔沉湎于将民族社会主义视作救赎的力量，但他在这一点上大错而特错了。然而，虽然科学与资本拥有着毋庸赘言的优越，现如今它们对自己带来的毁坏看起来已无力回天了。汉娜·阿伦特劝告人们要成熟起来，她自己走向成熟的其中一步就体现在她原谅了海德格尔，在这层意义上也使后者获得了救赎。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么，不计前嫌，仍旧向他（或者她）求教？

就此而言，德国自身永远都无法获得救赎么？或许，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说法是对的，他认为，除非对希特勒的上台给出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否则德国是无法前行的。而海德格尔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与德国的思想家们自康德开始至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一脉相承，他们都对现代性持怀疑的态度（再次强调“怀疑主义”这个词），他们提醒人们，人之本性——生命自身——乃是关乎自尊、廉耻、独立、凝聚、尊重等，它们既施于他人也针对自身，它们适用于道德、人的“内在环境”、自治、直觉以及厌恶——因为它事关金钱、市场、谋利动机和技术的硬性驱使。德国不仅是—。个在现代性方面“迟延了的”国家，还是一个对现代性不太情愿的国家，然而这种不情愿或许是有教益的。如果科学和资本——或者说市场——无法阻止人们的生存环境乃至人类世界的退化，如果它们现在反而是造成荒芜的首要因素，那么只有人做出改变、做出意志的转变，才能停止这一切。德国人告诉了人们，脱离这种两难境地的道路并非是技术性抑或科学性的问题，而是哲学性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的情况是，当人们总结德国的过去时，将8491933-1945 年的历史另当别论，将其置之为历史链条上的一次灾难而不理。格哈德，施罗德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德国人难以从我们的过去中摆脱出来。或许我们不该对此有所奢望。”

德国不该冀图或者寻求置自己的过去于身后。然而针对这一点，博伊于斯、君特，德米希和他的“绊脚石”理论、哈贝马斯、拉青格都表达过，德国人不需要永远把自己束缚在过去当中。正如史蒂夫·克劳肖所言，所有德国人都不具有与希特勒“自娘胎里带来的联系”。德意志的历史组成远不是只有第三帝国，本书就旨在说明，它还包含了很多值得人们学习的东西。

德国所处的困境并不易破解，而本书的论点也不会取悦所有人。这本《德国天才》就献给那些难以跨越希特勒而勇往直前的人。P361

吴砺

2017．2．25